引进纳粹翻案理论否定德国反省历史

9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中出现了一个新动向———极少数右翼文人引进欧美否定德国纳粹罪行的“先进经验”，提高开脱日本侵略罪责的“理论水平”。有人还深入德国调查，“戳穿德国反省过去历史的神话”，用贬低德国抬高日本的手法，为日本否定战争责任进行辩护，粉饰日本的国际形象。

1995年1月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社发行的月刊《马可波罗》，登载了一篇报道《战后世界史上的最大禁区———纳粹毒气室并不存在》，宣传否定屠杀犹太人的观点，遭到犹太人社团的强烈抗议。虽然抗议事件迫使《马可波罗》停刊、文艺春秋杂志社的社长换人，但却将欧美绵绵不断的纳粹大屠杀否定论引进日本。这一大屠杀否定论把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说成是“捏造的谎言”，因此被国际社会视为恶意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憎恶的言论，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尤其被作为与反犹主义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在历史学界毫无学术意义可言。

自二战结束，否定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就在欧美国家中长期渗透扩散，发展成以美国“修改历史研究所”（IHR）为中心开展各种歪曲历史的宣传活动的国际网络。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威达尔这样概括否定论：（1）不存在“屠杀犹太人”，也没有象征种族灭绝战争的集中营毒气室；（2）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不是种族灭绝，只不过是向东方移送犹太人或者驱逐他们；（3）纳粹主义的犹太牺牲者不是600万或500万，而是远远少于这个数字的20万、100万等，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屠杀的牺牲者，只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者；（4）德国不对二战负责，如果说德国有二战责任，犹太人也有；（5）20世纪30、40年代，人类重要的敌人不是纳粹德国，而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6）屠杀犹太人是盟军、主要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

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将上述否定屠杀犹太人的观点，与日本学界右倾文人否定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等6项“宣传纲领”进行研究比对，发现两者否定历史事实的逻辑如出一辙———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与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在他们合著的《国民的疏忽》（PHP研究所出版）一书中提出的主张，几乎原封不动地套用了欧美否定论的逻辑：（1）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也没有被视为性奴隶制的日军慰安所制度；（2）所谓随军慰安妇不是性奴隶，而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只不过是卖淫妇；（3）南京事件中国牺牲者的人数不是中方所说的30万，也不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采用的10余万，“最大限度是1万人”，至于普通市民的死者人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即使全部正确，也不过47人”；（4）日本不存在把朝鲜殖民地化和发动日中战争的责任，责任在于朝鲜和中国对苏联和欧美的威胁不具有危机意识，近代化落后；（5）“在日本进出亚洲的时代”，对东亚各国的真正威胁不是日本，而是苏联及欧美列强；（6）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问题，“是国内外的反日势力的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不难看出，藤冈和西尾等人竭力鼓吹的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否定论，不过是70年代初期《文艺春秋》、《诸君》等杂志反复宣传的内容。在详实的学术研究成果面前，南京大屠杀否定论难以立足，于是，否定论者转为采取低估屠杀人数的战术，藤冈自称：我曾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罪行罄竹难书”，“从读到和听到的数字中，相信了最大的数字”———南京大屠杀的遇害人数为50万人。如今，藤冈将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三光”作战、马来半岛的屠杀等历史事件统统断定为“捏造”，与其说他从“左翼”变成“右翼”，判若两人，不如说他“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14]这类否定论既无新意可言，也无真实可信。

形形色色的否定历史的荒谬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想象在“捏造”史实的背后存在着“阴谋”。藤冈和西尾等人认为，“阴谋”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憎恶日本繁荣的诸外国”———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列强，中国和朝鲜，都有针对日本的“敌意”。二是通过历史教科书表述，帮助外国“间接侵略日本”的“反日的日本人”，他们由“左翼共产国际”和“市民左翼”构成，特别是“日本的反日媒体”。藤冈在《“自虐史观”的病理》一文中，以慰安妇问题为例分析说：“这个问题正是来自国内外的反日势力的决定性的打击，要在精神上瓦解日本国家。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与国际势力相勾结的宏大的毁灭日本的阴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崛起后，针对这一新动向的反动也变得猛烈起来，其中包含着各种谋略。他们一定会与外国势力勾结，接连设下破坏日本国家的圈套。如果这一风潮得胜，21世纪内就不会有日本国存在了。”[15]对此，高桥哲哉批判说：无论“犹太人阴谋”论，还是“反日势力阴谋”论，“带有普遍性的阴谋论的特征，就是不明确到底是‘受害妄想’，还是出于盘算私利的谣言。总之，是颠倒的受害者意识、对他人的恶意影射、不可救药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支撑着这个观点。”右倾文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日本国家的“救世主”，不惜用编造来自外部的阴谋与威胁的手法彰显自己，如此荒谬的理论和极端的自我美化，不能不令人质疑其政治常识和社会心理是否健全。

1995年以后，日本还出现了贬低为纳粹“赎罪”受到国际社会肯定的德国，美化日本国际形象的新动向，《读卖新闻》原驻柏林特派员木佐芳男的作品《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堪称其代表。木佐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德国、波兰、捷克三国进行了“庞大的询问调查”，“证实德国在冷战结构中巧妙地偷换逻辑”，“戳穿了德国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的神话”。该书2001年7月25日发行，至9月5日在40天内连印3版。是什么原因使这本分量不大的“文库本”小书如此热销？木佐在“前言”中写道：“在迎来新世纪的今天，日本仍然拖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去。战争受害者要求‘清算过去’，谢罪、补偿的呼声不断”，包括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内，国际社会动辄以德国为样板，责难日本没有“规规矩矩地清算过去”。“为什么德国得到外部这样的评价，德国人自己也挺起胸来了呢？”木佐主张：“最大的理由在于德国首脑高尚而周到的语言。这与日本恰恰相反。特别是1985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终战40周年纪念日的讲演，决定性地提高了德国的评价。”“可是，旧德军就没有进行过大屠杀，没有慰安妇制度吗？假如有的话，战后是如何对待和清算的呢？德国也有过首脑讲演中所提到的道歉与赔偿吗？答案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意外的。人们很清楚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除此之外，德国国防军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也有与日军完全相同的慰安妇制度。但是，在战后半个世纪内，那些事实被从人们的眼前隐藏起来，当事者也忘记了，或者一直装作忘记的样子。对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也没有诚意。”木佐宣称，他在几乎全世界都认为德国彻底反省了历史错误的情况下戳穿了德国的骗局，他选取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审判战犯、战后赔偿、反省历史等“与日本相关问题”与德国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提出德国的反省和赔偿不过是“依靠骗局的表面上的东西”。木佐的“重大发现”立即成为热门话题，右翼分子对此兴奋不已，更多的日本人为找到世界各国“不公正”地评判日本的证据而感到快慰。木佐与其他否定历史的右倾文人不同，《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通篇上下借用多名德国人士的谈话，作为“证据”和结论。所以，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藤冈等人否定史实的主观臆测有余、证据资料全无的缺失。木佐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 德国没有全面追查战争犯罪，而是将少量臭名昭著的纳粹作为“替罪羊”，成功实施了“DE骗局”

据木佐介绍，德国历史学者劳路夫·休太宁朵在《德国史1945—1961》（1983年出版）一书中提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占领德国西部时期实施的“非纳粹化”政策，由于人数众多难以调查，特别是冷战加剧等原因，转变为“尽早恢复许多有关者的名誉并使其复职。”柏林的威帕曼教授还谈道：“战犯、很有名的纳粹也复归社会接受了补偿。德国当局按照盟国的新政策，不但没有给予处罚，反而支付了补偿金。”只有纳粹中特别残暴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成员被排除在外。在1951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外交部中，66%的公务员为原纳粹党员。加上非公务员，复归社会的原纳粹成员多达数百万。[16]木佐愤愤不平地写道：从前那样心醉于纳粹的德国人，战后却争先恐后地装作“好德国人”。“非纳粹化”政策竟然变成用德国人自己的手洗刷“被纳粹主义玷污的过去”的手段。直至1983年出版《德意志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卷，几乎无人触及德国陆军的战争罪行；在1995年左翼民间机构汉布尔克社会研究所举办震惊德国的展览《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犯罪（1941—1944）》之前，这些事实的传播没有超出历史学家的范围，[17]木佐认为这个展览“戳穿了国防军清白的神话”，此前它蒙骗了德国乃至整个世界。

为什么要实施骗局呢？木佐认为这使德国绝大部分人受益，因为几乎德国所有家庭都把亲人送进了国防军。1942年至1943年德国国防军的兵力达到1200万人，包括军中勤杂人员合计约1800万至1900万，其中有50万名妇女。按照当时的人口6400万到6500万推算，在希特勒执政的12年间总计有8000万人参加了国防军。与此相比，纳粹党员大约800万人，其中臭名昭著的一小部分———纳粹近卫队和管理集中营的骷髅部队约有22万人，[18]纳粹首领希特勒已经在战争结束前自杀无需审判，由谁来承担责任？德国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帮助下，通过“非纳粹化”政策，将纳粹近卫队和骷髅部队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的“替罪羊”，从而使国防军摆脱了包括命令屠杀犹太人和处决俘虏在内的、“有组织地参与战争犯罪”的责任。因此，木佐用“非纳粹化”的英文（Denazification）、德文（Entnazifizierung）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将这一德国全是“好德国人”的骗局称为“DE骗局”：“冷战容忍了这个骗局，这或许是20世纪历史上最大的讽刺。”[19]

2. 德国设置“ABC骗局”，掩盖了三分之二的战争犯罪行为

木佐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量刑标准，将“战争罪”区分为三项罪责。第一项是根据1945年8月美英法苏四国签订的“伦敦宪章”的第6条设立的（A）对和平的犯罪：共同策划、执行侵略战争的罪行；第二项是国际法所禁止的（B）常规战争犯罪：虐待、杀害俘虏，掠夺，破坏军事上不必要的城市等；第三项是针对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罪行，纽伦堡法庭新增加的（C）对人道的犯罪：基于政治或宗教、人种原因的迫害行为等。木佐提出：在上述3项战争犯罪中，德国用（C）对人道的犯罪，掩盖了（A）对和平的犯罪和（B）常规战争犯罪的真相，用“犹太人大屠杀”抵消“对人道的犯罪”，以此替代了对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常规战争犯罪的事实及其法律责任的追究，木佐将此称为“ABC骗局”；如果叠加把纳粹近卫队和骷髅部队作为犹太人大屠杀替罪羊的“DE骗局”，可以为德国反省和清算战争责任的活动定性，即，“用ABC·DE骗局粉饰了国家形象”。[20]

3. 德国否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与日本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观点一致

冷战开始，德国重新武装问题提上日程，否定纽伦堡审判的声浪高涨起来，列举主要观点：第一，包括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内，德国人都认为纽伦堡审判是战胜者的单方面判决，应该由德国人来审判。第二，1952年9月17日联邦德国联邦议会的会议记录表明，除德国共产党议员（在401个议席中占有15个议席）持肯定态度外，其他各党一律批判纽伦堡审判。司法部长芬·梅尔卡茨提出，审判的“法律根据、审判方法、判决理由还有执行方面都不合理”。因此，民主德国直到1986年前后仍在谴责“反动的联邦德国赦免战争罪行”。1956年，德共被判“违反宪法”取消合法政党地位后，联邦德国议会不再存在肯定审判合法的党派。第三，冷战使德国由敌人变成了盟友。第四，纽伦堡审判“禁区化”，审判的详细内容被掩盖起来。联邦德国医生会、联邦德国历史学会等似乎都对参与纳粹犯罪的同行的责任及其判决，采取了积极或消极的回避态度。第五，艾尔兰根大学的苏尔亘教授指出，纽伦堡审判以后，德国人普遍以为，只有经过战犯法庭审判的才是战争犯罪，而战争犯罪是因为战争才发生的。当时德国人没有特别思考犹太人大屠杀对人道的犯罪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日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的看法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主张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单方面的判决，所以，“应该审判‘东京审判’”，“否则难以恢复我国民族独立精神”。二是在肯定东京审判的意义并引以为鉴的前提下，提出“事后法”问题。三是毫不关心审判状态和战胜国方面的问题，仅关心和批判日本的战争责任。这部分人的观点被称为“东京审判史观”，受到否定东京审判者的批判。四是在这场审判中，日本人首先认为自己受到被告的欺骗，产生受害者意识，并没有从中思考自己的战争责任。木佐总结说，日德两国都有人批判战犯审判“不合理”，否定审判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事后法”和“胜者审判”上。东京法庭与纽伦堡法庭都按照A、B、C三项量刑标准进行审判，除（B）常规战争犯罪外，（A）对和平的犯罪，（C）对人道的犯罪都是新增加的罪责，两者是否属于在某一时刻制定法律、适用于过去的“事后法”？“一般来说‘事后法’不被承认。……如果站在把（A）、（C）作为‘事后法’的立场上，被告是无罪的。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尽管是少数派，有法官认为是‘事后法’”。“胜者审判”即战胜国单方面审判战败国。木佐主张说：“盟军在二战中也有犯罪嫌疑极大的事例，例如，对德国德累斯顿发动空袭、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等，都属于‘杀害平民、破坏军事上不必要的城市’，司法界也存在根深蒂固的看法———相当于（B）常规战争犯罪。可是，在纽伦堡和东京，盟国一方的罪行毫不过问，仅追究战败国的罪责。法官和检察官都限定在盟国或第三方国家的人。所以，关于审判具有‘事后法’与‘胜者审判’一面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木佐竭力证明，不仅战败国，即使当时参加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中，也有人认为用“事后法”来审判德日战犯的罪责不妥当，只惩罚战败国，对“战胜国的战争犯罪嫌疑”不予追究是不公正的，时至今日，关于这两次审判的合法性的争论仍在持续，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4. 德日两国战犯遭到的惩罚不同，纽伦堡法庭的量刑比东京审判要轻得多

纽伦堡法庭判决了22名德国战犯，其中12人判处绞刑，3人无罪。远东法庭引进、但实际并未按（C）项标准量刑，而是将（B）（C）项犯罪一并审理，在被起诉的28名日本主要战犯中，除判决前死亡3人外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木佐列举以下两个实例，证明德国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从阿根廷抓获屠杀犹太人的重要纳粹战犯艾希曼，带回本国审判并于1962年处死。然而，艾希曼的得力助手欧特·芬协，则是将44万犹太人送进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核心人物之一。芬协在德国的“非纳粹化审判”中曾经被处以较轻的刑罚。直到1964至1969年才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对芬协进行第二次审判，即“奥斯维辛审判”。芬协的严重罪行虽然受到应得的惩罚，但这“未必是联邦德国主动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开始后，犹太人国际社团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称为“犹太人大屠杀”，并把它作为国际通用语传到德国。[21]木佐欲言又止，纽伦堡审判量刑之轻，不抵纳粹大屠杀之罪；“漏网之鱼”之大，难雪犹太人之恨；比对两个国际法庭，对日本岂有公平可言？

5. 德国没有真诚地进行赔偿并为纳粹赎罪

木佐用很大篇幅介绍德国战后进行“赔偿”与“补偿”[22]的情况：二战结束后，民主德国除苏联外未向其他国家进行赔偿；联邦德国也由于侵略的国家太多、赔偿金额巨大，向战胜国请求暂缓赔偿。联邦德国首先进行制度建设，救济国内的战争受害者及从东方或原德国领土上被驱逐回国的德国人，从没有遭受战灾或部分受灾的国民征税，重新分配给受灾者。在德国被分割占领时期，美国指导联邦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制定赔偿纳粹牺牲者的法律。1949年联邦德国独立时，美英法三国仿照美国占领区的例子，与联邦德国缔结协定，赋予其制定《联邦赔偿法》的义务。即，联邦德国获得独立是与对外赔偿义务捆绑在一起的。联邦德国的赔偿制度源于美国的要求，是美英法迫使其承担了赔偿义务，因此不是联邦德国主动制定的。从1952年起德国对最大的纳粹受害者犹太人进行补偿，与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以及跨国组织“对德要求赔偿犹太人会议”达成协议，支付了补偿金。1956年联邦德国颁布《联邦赔偿法》，向纳粹犯罪受害者本人及遗属用一次性支付或承担养老金的方式作出个人赔偿。最初，赔偿对象原则上必须是联邦德国居民，或者是自1937年在原德国领土上的居住者（这与日本赔偿时的“国籍条款”规定相同）。后来，法国、荷兰等国也与联邦德国缔结了协定，这才将赔偿对象扩展到“西方国家”。1964年德国与第12个国家签订了赔偿协定。70年代初，联邦德国向东欧四国支付了1亿多马克，用来赔偿纳粹人体实验的波兰受害者，但是，赔偿金进了政府金库而没有支付给个人。“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的赔偿问题是其加入西方同盟的手续。”之所以特别优待犹太人完全是国际犹太人社团施加巨大压力的结果。德国的上述赔偿集中于“C”项战争犯罪———纳粹人道主义犯罪的受害者，军需产业等使用的强制性劳工，则被作为战争“连带”的受害者排除在外。与西方国家的纳粹受害者相比，东方国家的受害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赔偿。按照盟军协商的结果，“波兰有权向德国的苏联占领区要求赔偿”，“捷克斯洛伐克有权向西方占领区要求赔偿”。但是，苏联占领区变成了民主德国，波兰不得不对属于同一阵营的“兄弟国家”放弃了赔偿要求。

德国统一后没有同任何国家缔结和平条约，还有若干国家没有结束赔偿。于是，德波之间的个人补偿问题凸显。德方主张，德国《联邦补偿法》已于1969年到期作废不能实行赔偿，但可以用成立财团的方法向受害者个人进行“财政援助”。1991年德波两国政府成立了“和解财团”，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遭到纳粹德国迫害的波兰人进行货币补偿，补偿对象是集中营囚禁者和战俘等战争幸存者，德国政府为此支付了5亿马克。当时，波兰为了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虽然对德国单方面提出的金额不满，也只好宣布“解决”补偿问题。据波兰外交部“和解财团”秘书处说，申请补偿者须提交证明迫害事实的文件或两位以上的证人，受迫害的300万波兰人中多数已经死亡，至1998年大约有72万人申请，其中约52万人为补偿对象。补偿金一次性支付，补偿金额按迫害程度及时间各不相同。经常笼罩在死亡恐怖中的犹太人较高，最高约3100马克（折合155000日元），人均约500马克（25000日元），波兰平均月收入为700马克以下。“从1939年9月至1945年5月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强制劳动者，也不过得到700到800马克。”1997年“和解财团”用银行存款的利息又向申请人支付了一次追加补偿，约合首次赔偿款的70%。德波政府之间关于财团金额的交涉至今仍在进行当中。因此，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平民受害补偿问题不能说“已经结束”———木佐如是评论说。

与波兰放弃对德赔偿要求不同，捷克从未放弃赔偿要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吞并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领有的苏台德地区，驱逐了许多捷克人，余下的捷克领土也必须接受德国“保护”，德国迫害以犹太人为首的捷克国民。战后，捷克把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几乎全部强制驱逐出去，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根据德方提供的数据，被驱逐的人数超过300万人，在遭驱逐时，被杀害和因衰弱、饥饿而死亡的德国人多达24万以上。这个问题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瓶颈。捷克外交部担任对德谈判的第一部门局的部长伊利·西透勒尔说：事实上，冷战期间，尽管联邦德国承担国际法义务，但一贯拒绝赔偿对包括捷克在内的东中欧国家的纳粹受害者。德国的理由是，对与民主德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不支付赔偿。冷战后，德国也不想改变对捷克的态度。在1990年以后的对德交涉中，德国以《联邦赔偿法》到期为由加以拒绝。由于德国在捷克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问题上赞成与否至关重要，所以，德国对捷交涉的态度比对波兰还要强硬。鉴于受害者高龄化，捷克政府不能再等下去，自1994年开始从国家税收中向犹太人等支付补偿金。受害国政府自己对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进行补偿，在“东方”阵营仅此一例。[23]直到1997年1月，德国才与捷克在布拉格签订“和解宣言”，实现了战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德国支付1.4亿马克、捷克支付2500万马克共同创设“未来基金”，用于建设纳粹迫害者的养老院、德捷对话论坛和青少年交流中心等等。在纳粹集中营内被杀害的捷克人约有13万，其中8万以上是犹太人。大约7000名（其中有2000名犹太人）幸存者，1998年从“未来基金”获得2.7万至4.7万捷克克朗（约合7.5万至13万日元）的补偿金。德国主张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赔偿是“财政援助”。

德国对波、捷两国的补偿，集中在（C）项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基本沿袭了联邦德国时期的赔偿模式。但是，捷克还有在德国军需企业被强制劳动的大约5万名幸存者。他们成立团体与东欧各国的强制劳工一道，向德国政府展开长期交涉。1998年秋，科尔率领的保守中立联合政府下台，施罗德领导下的左派联合政府执政，索赔交涉出现转机。与此同时，在美国，1998年以后强制劳工受害者接连不断地向德国企业提出集体诉讼。德国政府用“财政援助”方式，与曾经使用强制劳工的德国企业一起，各出资50亿马克，建立总额100亿马克（约合5000亿日元）的基金“救济受害者”。2000年7月又设立“记忆、责任、未来”财团管理基金，有关各国的政府与受害者团体代表在设立财团的文件上签字，正式启动德国对强制劳工的个人赔偿。赔偿对象是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中总计800万强制劳工中的100万名幸存者，他们分别属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包括居住在美国的幸存者。被关进集中营强迫劳动者最高获得1.5万马克（约合75万日元）、其余的人得到最多5000马克（约合25万日元）的一次性赔偿。此外，基金还对被掠夺土地和财产的犹太人加以补偿，对受害者的精神创伤进行医治等。

木佐罗列上述事实用来论证三点结论：第一，冷战时期，联邦德国迫于美国等西方占领国的压力赔偿西方国家的受害者，是为了加入西方阵营而“履行手续”，通过缔结12个双边条约至1964年基本结束赔偿。1969年《联邦补偿法》到期作废，德国改用“财政援助”进行补偿，70年代初联邦德国向东欧四国政府支付了赔偿金，补偿纳粹人体实验的波兰受害者。由于冷战原因，波兰放弃对民主德国的赔偿要求。第二，冷战结束后德国实现统一，1991年德波两国政府成立“和解财团”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但金额太少；波兰因加入北约和欧共体需要德国支持，违心地宣布解决补偿问题，至今仍未放弃交涉。这就是说，德国对波兰的补偿不无问题。第三，由于战时与战后的领土，以及驱逐对方国民等历史原因，德国一直拒绝赔偿捷克。捷克政府不得不自行对纳粹受害者进行补偿，直到1997年1月，捷克才与德国和解并创设“未来基金”，但只有部分幸存者得到补偿，所以说，德国对捷克的补偿是极其滞后和有限的。第四，对居住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美国的强制劳工受害者的补偿，是在各国政府、强制劳工受害者团体的长期要求及诉讼的压力下，才于2000年7月由德国政府和企业出资设立基金得以实现。此外，木佐特别强调，德国是在美国及犹太人团体的巨大压力下，出于“商业上的原因”，而不是道义理由实行补偿的———德国当时的谈判代表、原经济部长拉姆斯德尔夫访日时曾经谈道：“如果不补偿受害者，德国企业很可能失去在美国的活动基地……对方如果不是美国就不会这样。”[24]因为，1998年德国最大的民间银行“德意志银行”准备收购美国银行“银行家联合企业”，掌握德意志银行向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建设资金证据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JC）向德方施加压力：如果在补偿问题上看不到结果，将反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活动，克林顿政府也积极干预了补偿问题。木佐认为，捷克等国的受害者团体与德国展开长期谈判毫无进展，“但德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立即作出回应，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莫如说是‘商业上的理由’”。既然战后德国的赔偿和补偿都不是主动、无条件、及时、充分而且是令受害者满意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肯定德国出于“道义”和反省为纳粹“赎罪”？德国之所以获得世人称赞，不靠骗局又靠什么呢？这就是木佐“深入调查研究”的用意。

德国的实际情况如此，为何德日两国的战后赔偿与补偿“在国际社会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有损于日本国际形象的问题”？木佐归纳出两个原因：其一是德国的赔偿与补偿金额巨大，所以才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但这并非是德国真诚赎罪的体现，这是纳粹德国战争犯罪的规模大、程度严重的必然结果。其二是日本采用了“国家赔偿方式”，受益者是对方国家的政府，没有送给受害者个人。相反，联邦德国万般无奈之下实行的“个人补偿”，受害者个人是直接受益者，所以才会产生不同效果。“德日两国的战后处理，无论哪一方都有问题，但却得到不同的评价，其理由亦在于此。”更何况，德国的上述基金“与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设立的‘为了妇女的亚洲国民基金’非常相似，属于半官半民性质”，[25]木佐极力主张日本也实行与德国同等性质的补偿，不比德国逊色。

6. “随军慰安妇”并非日军独有，德军也有“慰安妇”和“慰安所”

据木佐介绍，希特勒时代约有3.4万名以上的德国及波兰等国的妇女被强制在集中营内卖淫，只不过她们不被称为“慰安妇”，而是“强制卖淫妇”；她们并不“随军”，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特殊设施内；她们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对象不仅有党卫军，还有集中营内劳动表现突出、奉命监督犯人或得到纳粹“奖励”的囚犯；她们受到的迫害在战后同样没有得到国家补偿。德国专门研究纳粹强制本国人卖淫问题的斯特·波尔女士，在《纳粹与强制卖淫》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一历史事实能够在德国发表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亚洲各国妇女运动中被强制卖淫的妇女们将事实公布于众的勇气”。[26]除了纳粹集中营内设立的“强制卖淫所”外，德国国防军也有在占领区设立“卖淫所”（即“慰安所”）的制度，仅1940年至1942年就设立500所以上，在其中被强制卖淫的有波兰、苏联、希腊、法国、南斯拉夫等非犹太民族的妇女。战地指挥官下令强掳妇女的情况在东线战场最常见。[27]更有甚者，德国国防军从1940年10月10日起实行“亲自告发军人强奸罪”的规定———在德军占领地区被强奸的妇女，必须亲自向占领军当局报案并提供事实证据，否则，德军士兵无罪———这意味着事实上默认了强奸。[28]木佐对此愤愤不平：“原日军为了防止发生士兵强奸事件参与设立了慰安所。原德国国防军事实上允许了强奸。”[29]木佐既要用日军设立慰安所来否定日军在战争中的强奸罪行；又想证明日本的随军慰安妇制度，要比德军事实上默认强奸要好得多，不外乎旨在辩解随军慰安妇并非日本独有的“国耻”。木佐还在书中披露，德军不但强制波兰妇女卖淫，把她们变成“慰安妇”，还在占领区犯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波兰一家报纸的评论员说：“德国人无论怎样残酷的事都干了。就连德国兵在杀害孕妇前，脚踩其腹部看胎儿是否能出来的记录都有。不是一个月或一年，而是6年间每天都在持续这样残暴的行为。波兰人不仅仅被强奸，被强制卖淫只是德国人迫害波兰人的冰山一角。”[30]德军也有与日军同样的暴行记录，甚至比日本还要恶劣，这才是木佐强调的重点。

木佐认为，德日两国虽然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但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日本的慰安妇问题并非始于慰安妇受害者的“勇气”和诉讼，“首先，各种团体和新闻媒体把它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然后，找到符合慰安妇身份的原告或者由其主动报名，才把这个问题提上法院和联合国。”另一方面，德国少数有识之士从1990年开始关注这些妇女的人权问题。木佐引用斯特·波尔的话说：德国“完全没有市民团体和行政机构接近‘强制卖淫’问题”，“没有对受害妇女的救济运动，没有支援小组。”她本人虽然接受过几次记者采访，只有一家报纸刊登了很短的一段报道。这些涉及性丑闻的事实都被隐藏在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的背后，“国防军清白的神话”至今依旧完好无缺。木佐试图使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对本国及占领国妇女的性奴役事实的认定、重视、反省而言，日本要比德国深刻和先进得多，就犯罪程度而言，德军较之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市民团体和行政机构对“慰安妇”受害者的关注与补偿来看，德国更不能与“先进的日本”相提并论。

7. 德国的“历史认识”和教科书比日本落后

木佐以德国某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为例，说明德国教科书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比日本落后得多。他援引汉布尔克高级军官学校前教官、1993年退役的海军中校汉布鲁克的话介绍说，德国海军内部开始研究“战争犯罪”始于70年代，但属于教官的个人兴趣。史料几乎都被英美没收，到60年代末才归还德国。学校讲座从80年代后半期起提出战争犯罪问题，此前学院的教科书都在表述“勇敢的士兵和成功的军事行动”。教科书内有关历史的表述是，敌人过于强大导致德国失败，按照人道主义采取所有行动。“当时军人的精神就是不想道什么歉。要按照海军军令部的指令鼓舞精神。”“现在，我们把这件事理解为现代不应发生的负面的事例。”[31]木佐仅用德国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军事学院截至80年代前半期的教科书，证明德国教科书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事实，作为德国反省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不如日本深刻的证据，只字不提普通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本书第十四章详细阐述德国教科书问题）。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介绍，不无一叶障目之嫌。

加害者德国与日本同样存在着“受害者意识”，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历史认识方面问题更多。与日本人念念不忘遭受原子弹打击以及东京大空袭的受害者意识相同，德国人也对其在战败时受到的驱逐、强奸等暴力牢记在心，认为自己是战争的牺牲者，站在“无视德国是侵略者的立场上”。反过来，德国人的遭遇也使他们身受感同，也能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思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为犹太人几乎没有抵抗，德国是单方面的加害者。除此之外，德国人在其他问题上不具有同等程度的“加害者意识”。木佐强调：“在德国，（A）对和平的犯罪———侵略战争的罪责、（B）常规战争犯罪的罪责，几乎都被忘记了”。日本盛行比较德日两国反省战争责任的异同，在大部分情况下把日本对（A）（B）罪责的认识态度，与德国对（C）对人道的犯罪一项的认识进行简单比较并肯定德国，如果注意到德国对（A）（B）罪责的反省状况，得出的结论就截然不同了。[32]所以，不能肯定德国深刻反省了战争罪责，因为德国用（C）掩盖了（A）（B）———这就是木佐一再强调的德国用来掩盖三分之二战争罪行的“ABC骗局”。

事实上，东京审判没有全部、彻底审判日本法西斯的人道主义犯罪。1981年美国新闻记者琼·巴乌艾鲁在芝加哥发行的美国科学工作者旬刊杂志《布莱丁·欧布·原子科学家》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解开了“被掩盖的一页历史”。美国国务院1947年9月8日发给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绝密电报表明：美国认为，日本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上的价值，远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重要；如果审判战犯，“731”的情报将被公开，从石井等人那里得到的细菌战情报将不得不作为追究战犯罪的证据。因此，答复石井等人提供研究资料换取保全性命的要求如下：不许诺免除战犯罪，继续收集细菌战的情报，美国无意追究战犯罪，“直到用这些方法不能继续掩饰下去，直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查明证据。”[33]美国无视（C）项量刑标准，出于本国安全与细菌战研究的需要，隐藏了731部队石井等人对人道主义的重大犯罪。按照木佐的逻辑，可以说，美国政府与石井等人进行“交易”，掩盖了日军在中国的重大战争罪行，在东京审判中使其免于（C）项罪责的追究与审判，共同设置了“ABC骗局”。

8. 德国“拒绝战争爱好和平”纯属假象

德国拒绝战争爱好和平纯属假象。“与日本比，德国很少使用‘和平’一词。取代和平的关键词是‘宽容’和‘人权’。”因为民主德国曾经把“和平教育”用于政治，所以，德国学校根本没有进行和平教育。1995年《明镜》杂志在战后50周年之际，委托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EMNID研究所进行调查，问卷包括“和平主义者拒绝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器、行使任何暴力，你怎么看？”在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中有22%回答“极其赞成”，但在18岁至34岁的德国人中，只有12%表示赞同。“这就是没有进行和平教育的结果”，木佐说：德国教育出于对纳粹统治历史的反省，注重培养人权意识和对不同人种及宗教的宽容之心，即使与其他欧美各国比较，似乎也不能说，德国总体上对和平运动特别热心。许多人把德国禁止生产玩具武器作为反省历史的事例，但在另一方面，德国有欧洲顶级的真正的军队和征兵制。[34]德国军队能否称为“欧洲顶级”，“征兵制”的实况如何？他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实：目前德国医院里有9万名青年，他们用选择自愿到福利机构工作而不是穿军装服兵役来度过服役期。美国媒体这样评价德国军队：“由于多年来军费不足，装备老化和拥有过多的没有受过全面训练的部队，所以联邦国防军现在无法完成属于冷战时期使命的领土防御任务。……要真正地保卫本土，德国现在将依赖能够部署重型力量的友邦和盟国。这意味着北约组织，而后者又意味着美国。尽管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德国在外交方面狙击伦敦和华盛顿，但今后德国本土（就像冷战期间一样）将依赖继续为欧洲的安全付款的美国纳税人。”[35]相比之下，日本拥有高效、精干、有着世界顶级武器装备的陆海空军事力量，不仅开赴伊拉克支援美军，2011年还在非洲海上交通要冲吉布提建立了二战后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日本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重负之下，保障军费开支仍被列为重中之重，不惜用天价购买美国第五代F35隐形战机……不能仅仅因为日军名不符实、自称“自卫队”而不是“军队”，断定自卫队不如德军，不是“真正的军队”，由此衍生德国“拒绝战争爱好和平”纯属假象的结论。

9. 日本是远远超过德国的“和平先进国”

木佐说：“世界和平运动家认为，日本在和平教育和为此设立的和平博物馆方面是先进国。”和平教育一词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日本国民在二战时期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战争灾害是其主要的学习内容。1997年京都教育大学副教授村上司文进行了一次民调，有81%的中学生认为“日本今后不应该进行任何战争”，在和平教育的影响下，他们把战争视为“绝对罪恶”。与此同时，和平教育也被一部分人批判为“自虐偏向”。和平博物馆一词是从1995年开始普及的，1955年广岛和长崎最早建成“继承战争体验”的设施，至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兴起开设和平博物馆的热潮，公立、私立的博物馆有20处以上，和平纪念馆、和平祈祷馆、和平资料馆等称呼各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堪称世界之最。日本历届首相坚持“和平主义发展方向”，从“和平公园”、“和平之泉”、“和平之灯”等设施，到学校的和平教育，到处可见“和平”二字。2000年5月，日本NHK广播协会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多达51%的日本人认为，日本过去进行的是“侵略战争”，主张“不是侵略战争”者仅占15%。[36]诚然，日本是使用和平一词最多的国家。

在木佐看来，德国几乎没有不忘战争教训的和平教育，也没有国家设立的“和平纪念馆”。1965年建立的达豪纪念馆“决不是德国人积极建设的”，达豪集中营的各国受害者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向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施加压力，这才保存并公开了达豪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达豪纪念馆展示的主要内容是纳粹对犹太人和政治犯的虐待及杀害等人道犯罪，即（C）项罪行。因此不能说它是展示战争与和平主题的设施。德国的“反战博物馆”都是民间建立的。国立“德国苏联博物馆”是个例外，这座建筑物曾是德国国防军元帅凯特尔签字投降的地方，冷战时期常设宣传苏联红军光荣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展览进行思想教育。1995年以后，德国与俄罗斯政府根据“公平的历史观”，全面修改展览内容重新开馆，由德方出资成立财团负责管理。据馆长介绍，1941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对苏战争的目的是，不仅要获得领土还要杀光“劣等民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苏联有2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但这不过是牺牲的一小部分。有2500万至3000万苏联人死亡。一年内有200万战俘被饿死。战争长期化以后，德国改变了杀光政策，从苏联强行带走63万战俘和280万平民到德国做劳工。这是一个用（A）（B）（C）三项罪责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充分说明的综合性战争罪行。然而，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全面展示德国战争罪责的博物馆，“在1995年5月10日开馆时，德国内务部仅派一名低级官员出席。此后，总理、内阁成员、副部长都没来过。它几乎也被德国和苏联的媒体忽视了。每年只有一两个记者来采访。”德国《明镜》周刊专门负责战后赔偿问题的编辑“甚至不知道德国苏联博物馆的存在”。[37]

木佐所描述的日本和平资料馆等是真实的、外观的描述。以作者陪同中国访问团先后去过十余次的广岛和平资料馆为例，那里在展示日本遭受原子弹爆炸灾难的同时，也陈列着1937年广岛市民为庆祝日军攻陷南京挑灯游行庆祝的巨幅照片。对日本加害其他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忽略，还反映在绝大多数的日本各地和平资料馆的展览内容中，那里用实物和资料展现美军空袭东京、战争末期及战后初期的艰苦生活等等，和平教育设施成了“忆苦”教育场所。特别是，1996年以后，为数不多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等加害史实的展览内容，也在政界和民间右翼团体的压力和干扰下，不得不纠正“偏向”。号称“和平基地”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在1997年7月和1998年3月两次被迫修改日军残害其他国家民众的展览内容，[38]2000年1月23日，右翼还在此公然举行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80年代以后在日本各地相继设立的展示日本侵略历史、倡导和平运动的历史资料馆、和平资料馆等公共设施同样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1998年2月，“‘纠正全国偏向和平资料馆’地方议员网络”在东京宣告成立，它集结各地从事所谓纠偏运动的政界团体，利用县议会等地方权力机构，对面向公众的资料馆或纪念馆等“和平教育设施”反复进行攻击，或者把反省侵略倡导和平的展示内容，修改为日本在战争中“受害”的内容，地方议员参与篡改历史活动范围之广，贻害之大，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衡量和平教育效果的尺度，不是使用“和平”字样的次数；反省日本的加害责任，比回忆日本“受害”的痛苦更具有和平意义。木佐用来否定德国的论据，恰恰使人看到，日本虽然和平一词说得最多，但却未必说得真实、说得全面。事实证明，被称为“和平先进国”的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倒退。其中，反映历史事实和正确的历史认识的教科书，受到日本政府、政界和民间右翼势力的全面攻击和篡改，内容不断恶化，如果正视这个事实并与德国进行比较，不难得出客观的结论。

10. 勃兰特总理下跪是“错觉机关”

木佐在书中特别否定各国早已认同的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表示道歉，另一个是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道歉讲话。勃兰特下跪的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纪念1943年春天居住在犹太人街的大约57000名犹太人，在濒临死亡的绝望中举行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称为“犹太人区起义”，遭到德国占领军的彻底镇压，犹太街区全部被毁。第二年，华沙的非犹太民族———波兰市民与潜伏在国内的波兰军队发动起义，两个月后也被残酷镇压，有20万波兰人惨遭杀害，华沙市区被完全摧毁。这次起义称为“华沙起义”。1948年4月9日，波兰犹太人中央评议会为了纪念“犹太人区起义”建立了纪念碑。木佐提出：1970年12月6日勃兰特总理下跪之处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而不是波兰起义牺牲者纪念碑，但勃兰特下跪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被理解为德国向波兰悔过二战罪行并道歉。直到60年代末，德国还经常被邻国批判忘记了纳粹的历史，“仅仅一个镜头的照片带来的冲击就能完全改变形象”。勃兰特实际上没有反省德国侵略波兰的罪行，“如果勃兰特不用语言对战争罪责进行道歉，不是应该在无名战士墓前下跪吗？”非但如此，勃兰特反而将德国战败以后受到波兰等国的“报复”，与德国的侵略罪责对冲。勃兰特在下跪第二天的晚宴上提道：德国给对贵国国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国民也不能不体验沉重的牺牲”。这是指斯大林为了取得苏军占领的波兰领土，将大约四分之一的德国东部领土划归波兰，从原德国领土上强制移居德国人。据德国政府统计，二战结束后，从苏联和东欧地区共有1173万德国人被驱逐回现在的德国，在驱逐过程中，因报复而导致死亡和失踪者多达210万———“这哪里是道歉，勃兰特是要用德方的牺牲抵消侵略罪行。”[39]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下跪的动作也震撼了国内民众，甚至还有机构对是否应该下跪进行民意调查。有调查结果显示，80%的德国人赞成勃兰特的行动，[40]也有数据表明，41%的西德人认为“妥当”，48%认为“做得过分”。[41]不过，勃兰特下跪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益，“如果只向犹太人区起义纪念碑献花而没有演出下跪，勃兰特就不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德国真挚的姿态’就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评价”———木佐不无感慨地写道：尽管60年代德国在（A）（B）（C）三项战争罪责中，仅在犹太人国际社团和周围邻国的压力下，开始关注（C）项犹太人大屠杀问题，对另外两项罪责不但根本无人谈论甚至没有进行研究，但是，“在那个下跪动作以后，一个错觉机关就在德国内外固定下来：只要让人们看到德国在犹太人大屠杀问题上持道歉和补偿姿态，就会被理解为承担了战争责任，不是吗？”这个“错觉机关涉及宏大的社会心理，几乎是不可能证明的。但是，从下跪的冲击和国际社会对德国评价的结果来看，似乎能够这样推测，这就是ABC骗局”。可以认为，勃兰特成了这场骗局的“无意图布局人”。[42]如果按照上述推论，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下跪是一个骗局，人们很难理解，这一下跪之举为何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包括波兰总理在内，无数波兰人竟为之深深打动，第二年（1971年）勃兰特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下跪照片难道真有这等瞒天过海、蒙骗世界的功效？木佐在揭露“下跪骗局”的时候，忘记了他在书中另一处写到的事实———1964年联邦德国与12个西方国家解决了赔偿问题，70年代初，联邦德国向东欧4国政府支付了赔偿金……。

11. 魏茨泽克总统感人的“讲演”同样是“一场骗局”

木佐特别否定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1985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轰动世界”的道歉讲话。木佐提出：魏茨泽克的这次讲话同样是“一场骗局”。因为，1969年9月1日，德国第三届总统海纳曼在纪念二战爆发30周年的讲话中，虽然提到德国的侵略罪行，但仍将侵略战争归罪于希特勒个人，也没有向波兰道歉，这是以往德国政府的一贯表态。真正改变人们看法的是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著名讲话，对提高德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直到此时，德国才最后完成“DE骗局”，即，由原国防军将军阿第那阿等人设置、得到前盟军最高司令、北约军队最高司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帮助，通过冷战宣传机构推广的“非纳粹化”骗局。[43]魏茨泽克讲话中最著名的一段如下：“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44]“对历史紧闭双眼的人，对于现在也将是盲目的。”[45]在45分钟的讲话中爆发了13次盛大的掌声，讲演感动了人们，据说，德国总统府收到了3.5万封电报和来信。讲话稿被翻译成20国语言出版，一年间接到了150万册订单。如此引起善意反响的讲演大概在世界上没有前例。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讲话中的问题，木佐认为，魏茨泽克将德国纳粹覆灭的5月8日称为德国“解放日”，说德国人是“憎恶的工具”，在希特勒的暴政下迫害犹太人；还特别提到战后苏联“进驻”东欧国家，并把德国作为受害者———“战时，许多国家的人受到纳粹政府的折磨和侮辱……被折磨、虐待、侮辱的国民最后还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德国国民。”木佐对此忿忿不平：1982年日本教科书把“侵略”改成“进出”引发外交风波，但是，在日本，称赞魏茨泽克讲话的声音却压倒一切，苏军“进驻”完全未被视为问题。魏茨泽克，这个当年参加攻打列宁格勒战役的德国国防军军官的讲话“是冷战骗局的集大成”，是“所有政党为了抬高祖国形象而进行的超党派作战”。[46]魏茨泽克总统卸任后，通过德国FOCUS周刊（1995年11月27日出版），指责揭露国防军犯罪的展览说：“关于7年间我所属的国防军……不分青红皂白赞赏或者打上犯罪集团烙印的说法，都是不能忍受的”。[47]所以，不能说魏茨泽克真正反省了德国对外侵略的历史。

德国的骗局为何长期未被揭穿？木佐认为原因在于德国周围的邻国处于弱势，它们有求于强大的德国。德国的邻国对德国过去的侵略历史几乎不再追究的原因之一，是德国的政治地位强大，在欧盟内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东欧各国无论加入欧盟还是北约都需要德国投赞成票。因此不敢开罪这个昔日的侵略者。原因之二是拘泥于“犹太人大屠杀”，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和波兰都曾发生过激烈的反犹运动，有组织或个人帮助德国迫害犹太人。[48]相比之下，日本的邻国中、韩、朝等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民众，在日本政要频频否定过去的情况下不断追究日本侵略罪责，这一姿态至今仍无较大变化。换言之，日本的周边环境不如德国有利，日本的政治地位也不及德国强大，这是德国能够长期“行骗”的外因。

木佐用有限的篇幅写到，直到二战结束50周年，德国终于才与骗局诀别。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前发表的讲话，真正表明德国政府反省战争责任的诚意。华沙起义者不是犹太人而是波兰市民和部分军队。占领波兰的纳粹党卫军（SS）和德国国防军镇压了这场起义，犯下了二战中屈指可数的暴行。赫尔佐克总统在讲话中丝毫没有回避德国的战争责任：“8月1日这一天，令人想起德国人给波兰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痛苦。……但是，波兰国民的苦难并不是从这天开始的，而是1939年9月。没有其他国家比波兰牺牲者更多。在战壕、炸弹雨、毒气室和这条华沙的路上，数百万市民死去了。……今天，我在华沙起义的斗士和所有战争牺牲者的面前低下头。对德国人向他们所做的一切请求宽恕。”数百名参加华沙起义的战士出席了这个仪式，赫尔佐克讲话的波兰语翻译还未结束，爆发了长达数分钟的热烈掌声。人们的眼里噙满感动的泪水。[49]木佐认为，至此，德国真正“与ABC·DE骗局诀别了”。

赫尔佐克总统上述讲话包含了三重含义：第一，德国政府明确承认加害者为“德国人”，即德国全体国民承担战争责任，没有将罪责推给“纳粹”或“国防军”，也没有限定军队有罪、平民无责的区分；第二，德国政府承认的不单是镇压华沙起义的罪行，而是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直至战败的二战期间的责任；第三，德国明确表示这个时期给波兰全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痛苦和二战中最多的牺牲者，受害者不仅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战争牺牲者。应该说，这是德国政府最全面、最深刻、最诚恳的正式道歉，是请求宽恕的谢罪。赫尔佐克总统不仅表达了德国真诚的谢罪态度，还表明了德国未来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决心：“不要忘记历史，排斥历史，并且应该保持警惕”，“那些认为历史不会重演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谬论，历史可能以新的形式重复。”[50]警惕纳粹死灰复燃，不忘历史教训，正是德国政府这一坚定的政治立场，坦诚、谦虚、真挚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举世公认的德国深刻反省历史的国家形象不可置疑，这是德国付出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赫尔佐克总统的讲话是德国反省历史的“质变”的标识，此前的政府表态与行动，都是“量变”过程中的一部分，“质变”是“量变”的结果，舍去“量变”就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两者不能割裂开来。世纪之交，国际社会目睹了德国政府与企业设立“记忆、责任、未来”基金补偿强制劳工受害者的“赎罪”行动，也是这个过程的继续。这些言行使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断进步，尽管进步是缓慢的，不能令人充分满意的。这与多位日本首相否定侵略历史的讲话相比，与为冲破右翼阻力几经修改的“村山讲话”相比，不是更应该得到肯定吗？

遗憾的是，木佐把赫尔佐克的讲话说成是真正的反省，此前人们看到的德国政府首脑的言行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局”，归根结底，是割裂与孤立事物发展进程的认识论上的错误。木佐用“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的肯定，否定了德国半个世纪的进步过程，向读者展现了他对国际社会肯定德国批评日本的不满。或许，这就是木佐用“树木”遮盖“森林”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被世界作为日本的正面教材的“德国的战后处理”不过是个“神话”，德国对侵略和屠杀的反省，说到底是“优等生作弊的答卷”，[51]那么，日本有什么理由要以德国为榜样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和平先进国”日本为什么要向德国学习？《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的真实意图跃然纸上。

木佐在书中用不少篇幅描绘1995年3月以来德国各地巡回举办“国防军犯罪展”引起左右翼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每个举办展览的地区都有支持与反对者上街示威游行，有的城市还上演了警察逮捕激进示威者的一幕，警察遭到鸡蛋和西红柿的雨点般的攻击，甚至在示威者的攻击下受伤。[52]木佐用民众团体围绕展览活动对立，衬托德国一旦被触及“历史痛处”就难以接受，证实德国没有真正反省侵略罪责，仍然存在“未被清算的过去”。然而，透过木佐的视线，人们看到德国普通民众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恰恰证明了德国民众对战争责任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思与反省———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展览在35个城市举行，平均一个多月就更换一个地点，共有约75万人入场参观，至1998年秋还有80个城市要求举办展览，如此盛况空前、广受欢迎的展览会，并没有因右翼团体示威而改变展览内容或者改变日程，这恰恰表明德国民众直面历史错误的觉悟，与日本篡改战争资料展览的动向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不妨将同一时期日本的历史认识与德国进行一个宏观的比较：1994年德国政府的“历史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之际，正值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等有组织地美化侵略历史、打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号召为“新教科书而战”之时。1995年以后至今，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倒退，文科省审定右翼教科书“合格”，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表述出现整体性恶化；小泉首相力创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记录；参拜靖国神社破天荒地载入自民党2004年的“运动纲领”。德国政府与企业设立基金补偿强制劳工受害者之后，日本政府仍然不服本国司法机构的判决，上诉抵抗，一如既往拒不向细菌战、强制劳工、慰安妇等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原告道歉赔偿……显而易见，在历史认识与战后处理问题上，国际社会无法改变肯定德国否定日本的共识。

[1]参见紫水、效时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战后中日关系大事记”。

[2]简称“挺队协”，90年代初期韩国的有关研究曾认为，挺身队与慰安妇是同一事实。

[3]［日］吉见义明：《随军慰安妇》，岩波新书1999年版，第3~4页。

[4]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中央公论社2001年，第79~80页。

[5]［日］吉见义明：《随军慰安妇》，第5页。

[6]“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发表慰安妇调查结果的谈话”1993年8月4日，载自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area/kikin/kono.heml。

[7]［日］吉见义明：《随军慰安妇》，“后记”。

[8]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378页。

[9]［日］《朝日新闻》1993年8月11日。

[10]［日］《朝日新闻》1993年8月24日。

[11]［日］田中伸尚、田中宏等：《战后遗族》，岩波新书1995年，第236~239页。

[12]［日］俵义文：《小泉改组内阁的超鹰派大臣》（2003年11月20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网站，http://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

[13]《现代史中的日本·小学卷》汇编了三家日本教科书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市场占有率合计为70%。

[14]［日］高橋哲哉：『戦後責任論』、講談社1999年、第113~121，117~118頁。

[15]［日］藤冈信胜：《“自虐史观”的病理》，《文艺春秋》，第78、41页。引自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第119页。

[16]［日］望田幸男：《追究纳粹》，讲谈社1990年，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中央公论社2001年，第110~111页。

[17]引自［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36页。

[18]此外，还有作为战斗部队组建的武装近卫军，人数最多时有38个师团91万人。《纳粹第三帝国事典》三交社1993年，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31页。

[19]［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45、46、111~112页。

[20]［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97~224页。

[21]［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18~121、138、158页。

[22]依照法律用经济方式弥补受害人损失称为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用经济方式弥补受害人损失称为补偿。

[23]［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84~192页。

[24]［日］《产经新闻》2000年5月21日。

[25]［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89~190、194~196页。

[26]［德］斯特·波尔：《纳粹与强制卖淫》日译本，明石书店1996年版，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86~87页。

[27]［德］法兰茨·扎依德拉：《卖淫、同性恋、回避征兵的自我伤害———德军卫生管理问题1939—1945》，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92~93页。

[28]［德］苏珊·布拉温米拉：《违背我们的意志》1992年，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93页。

[29]［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93~94页。

[30]［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94页。

[31]引自［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87、97、135~136页。

[32]［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33~234、140、143页。

[33]［日］森村诚一：《食人魔窟———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战后秘史》，唐亚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6、82~83页。

[34]［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72~173页。

[35]［美］《新的德国军队》，《国家利益》网络周刊，2004年1月20日。

[36]［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68~169、130~131页。

[37]［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73~180页。

[38]［日］《朝日新闻》1998年5月4日。

[39]［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46、151~152页。

[40]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第178页。

[41]如［德］《明镜》周刊，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62页。

[42]［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65~166页。

[43]［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15~216页。

[44]引自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第178页。

[45]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07页。

[46]［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前言，第224、209、212、223页。

[47]［德］《FOCUS》周刊，1995年11月27日，引自［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70页。

[48]［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139页。

[49]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26~227页。

[50]引自紫水、效时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第93~94页。

[51]［日］山崎浩一：书评《日德探讨“复眼观察战后处理”》，《朝日新闻》2001年9月2日。

[52]［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3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