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日本媒体报道7家出版社提交审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无一例外表述随军慰安妇之后，各路右翼团体互相配合掀起攻击浪潮。5月16日，右翼团体“防共挺身队”向文部省请愿，文部省立即在教科书科与法令审议室之间进行协调。5月21日，西尾干二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声援藤冈信胜。6月4日，自民党组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形成自民党的发信中心，会长奥野诚亮会见记者称：“慰安妇属于商业行为”，否认日本官宪通过欺骗和强制手段强征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罪行，谴责教科书表述这一史实。6月22日，日本舆论之会大阪支部对大阪和平中心展览日军加害罪行提出抗议，将这股逆流引向历史教育普及领域。6月28日，右翼组织“大行社”向文部省施加压力企图影响教科书审定。7月16日，自民党举行总务会议，召来文部省官员说明教科书审定经过，斥责教科书记载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缺乏根据片面表述”，“现行教科书审定问题是政治问题”，面对面地施加压力。1996年入夏以后，以出动宣传车在街头喧嚣、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为生的街头暴力性团体，与借助右翼媒体放大活动能量的极少数右翼学者文武并用猖狂活动，起到政界和财界右翼难以发挥的破坏作用，上自审定教科书合格的文部相小衫隆，下至发行教科书的出版社负责人，不但受到来自新闻、电视等媒体的社会舆论压力，还遭到街头暴力性团体的宣传车围攻、闯入出版社骚扰、打电话发传真、投掷文件等手段的恐吓威胁。7月间，大日本生产党、新生日本协议会等闯入文部省，抗议教科书记载随军慰安妇、卢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等事实；连续数日将大型宣传车停在文部省门前叫嚣“要求即刻回收反日教科书”，并将宣传车停在文部相小衫隆的住宅旁，发出高分贝噪声进行围攻、骚扰。7月3日，署名维新军法务班的一份恐吓文件，掷入教科书协会会长、教育出版社长谷口隆的家中。7月25日至8月9日，大阪府吹田市一个名曰皇诚社的右翼团体，以纠正偏向教科书之会的名义，向发行初中社会科教科书的7家出版社发出“公开质问信”。8月14日，村山内阁设立的“为了妇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首次向4名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每人支付200万日元的“补偿金”。8月27日，初中社会科教科书出版社及其社长家中无一例外收到恐吓信，就连教科书撰写者也收到拍摄自己住宅的照片和恐吓信，信中写到：“出版偏向的自虐教科书，构成颠覆国家阴谋罪”。[1]9月13日，右翼团体组织全国游行活动，叫嚷从教科书删除随军慰安妇等内容。29日正午，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关东协议会等街头右翼团体出动40多辆宣传车，首先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结示威，然后，一路喧嚣从文部省前面驶过进行抗议，最后分六路闯入东京的教科书出版社，将伴随暴力威胁的攻击活动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极少数右翼文人奔赴朝野右翼组织的各种集会发表演讲；为《产经新闻》、《正论》等右翼媒体撰写文章；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扰乱视听，蛊惑人心。1996年7月20日，藤冈信胜领导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从初中教科书内删除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决定在全国开展批判历史教科书运动。此举立即得到《产经新闻》的积极响应，不久，污蔑教科书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9月3日，日本昭和史研究所要求文部省从7种历史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卢沟桥事变等11个表述史实的章节。5日，藤冈在自民党参议员政策研究会上演讲，与政界右翼交流互动。在民间右翼的激励下，13日，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召开全体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文部相删除教科书中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自虐性表述，要求自民党把“教科书正常化”写入众议院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央政局的变化很快传到各地，9月间冈山县大原町等3个町议会通过删除教科书慰安妇表述的意见书。10月3日，“自由新闻工作者”樱井良子在横滨市教育委员会教文中心举办的研修会上声称：教科书表述强征朝鲜妇女为慰安妇是错误的。11月5日，藤冈前往偕行社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讲“近现代史的偏向与教科书问题”。
日本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密切关注。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日本面临严重抉择》，同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联合国总部会见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表示希望日方“言而有信”，不要在历史问题上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两国关系基础的事。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禁止慰安妇政策负责人”等入境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报告》中重点介绍了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和强制劳工的态度，以及联合国机构对日本政府提出的相关要求。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12月2日、4日，有人要求冈山县议会和鹿儿岛县议会通过删除教科书慰安妇表述的决议。11日，自民党参议员、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的副会长板垣正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次发难：强征慰安妇并非事实，但却记载在教科书内，文部大臣应该用职权删除。此举愈发鼓舞了右翼分子。19日，冈山县议会、青森县黑石市议会和金木町议会、山形县南阳市议会等纷纷通过从教科书删除慰安妇一词的意见书，自下而上施加压力。25日，曾经代表日本政府承认“强征慰安妇”事实并进行道歉的前外相、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正式表明态度说：坚决反对“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等内容。”
1997年新春来临，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工作接近尾声，右翼势力加紧活动。元旦，藤冈与樱井联袂出镜发表“新春讲话”，把攻击目标锁定在教科书表述慰安妇问题上。21日，西尾干二等6名编撰会代表与小衫隆文部相面谈，要求删除教科书关于慰安妇的表述。24日，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会见记者批判初中教科书：“不讲授当时的公娼制度等社会背景，只讲慰安妇问题不可思议”，明目张胆地洗刷历史罪行。30日，西尾在编撰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任会长，当晚参加朝日电视台举行的现场直播节目———彻夜讨论“随军慰安妇问题与历史教育”。2月3日，藤冈在新进党“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全体大会上讲演，描绘1997年以后日本儿童受到“被歪曲的、自虐的历史教育”的前景；4日又赶往自民党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发表演讲，为政界右翼传递“理论”。右翼团体大行社出动宣传车，一周内三次闯入教科书出版社骚扰。12日，新进党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向小衫隆递交“历史教科书问题声明”。27日，自民党少壮实力派议员从老一代议员的右倾团体中脱颖而出，当选5次以内的107名众参两院议员，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2至4月间，除《产经新闻》外，《诸君》、《正论》、Voice、《阳光》、《文艺春秋》、《周刊新潮》、SAPIC、《女性扫描》、《邮报周刊》等杂志竞相刊登批判慰安妇问题和教科书的文章；编撰会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翼学术团体竭力诽谤史学界反省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错误。3月31日，编撰会召开“超越自虐史观”座谈会，在文部省公布审定结果前夜进行最后的努力。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历史教科书表述慰安妇问题，牵动日本社会的政治神经，被各界右翼势力作为逆转战后日本和平民主教育路线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面对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污蔑战后日本历史教育“遵循东京审判史观”，号召“改造”历史教育与和平教育，日本学界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首先追究藤冈的学术根据，论述现行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的表述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上，对藤冈等人的观点展开全面批判，撰写出《什么是真实的近现代史》———由著名学者藤原彰、和平与国际教育研究会长森田俊男共同编辑的论文集（1996年1月出版）。[2]两年后，右翼媒体、街头右翼、修宪团体等右翼力量相互配合，将随军慰安妇问题作为突破口，向教科书发动来势凶猛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势的紧要关头，1997年12月，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委员长松岛荣一、千叶大学名誉教授城丸章夫编辑出版了论文集《“自由主义史观”的病理———什么是真实的近现代史续集》，东京大学副教授石田勇治、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岩井忠熊、法政大学教授佐贯浩、琉球大学教授高嶋伸欣、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员藤原彰等，包括新生代学者在内的12位学界骨干，从如何正确认识日本近现代史的历史观出发，从不同角度对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进行“病理”解剖，批判藤冈等人用赞美殖民侵略的历史观攻击和平教育，混淆视听误导学生。例如，东京都立短期大学教授大日方纯夫用犀利的文笔解剖藤冈的成名作之一《教科书不教的历史》，批判藤冈等右翼学者鼓吹“本国”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观，轻视本国民众的人权、无视他国民众的人权，否定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美化日本对外殖民侵略的历史错误：例如，赞美日俄战争是“日本人的国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舰队的活跃令世界惊叹”，妄称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是“日本军队要建立非共产主义地带”，九一八事变是“没有意图的军事行动”，引发日中战争的原因是“阴影下的共产国际”。又如，藤冈为了美化“大东亚战争”，强调泰国总理“高度赞美日本的战争”，不仅用“日军想要帮助印度独立”、“为印尼独立而战的日本兵”、“韩国的恩人”等表述战争中发生的“勇气与友谊的故事”，而且重提东条英机的“自卫战争”论，甚至全然不顾日军占领中国台湾的战争，赞美日本统治者用教育使中国台湾“归顺”，污蔑东京审判为战胜国的“复仇剧”，南京大屠杀是“虚报”，把南京屠城的罪魁松井石根解说成“日中友好论者”！[3]日本学界主流的反击切中要害，尖锐深刻，发挥了以正视听的重要作用。
1997年文部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绝大部分表述了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罪行。有6种教科书用“随军慰安妇”或“随军”、“慰安妇”表述了史实，只有1种教科书记载“在朝鲜和台湾等地的妇女当中，也有人在战地的慰安设施内劳动，”劳动一词使用了日文语法上表达被动的“使役态”，但并没有说明“被命令”还是“被强迫”。因此，可以认为仅有1种历史教科书表述暧昧。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6种教科书直接使用了“南京大屠杀”或“南京屠杀事件”一词，有1种教科书表述为“南京事件”：“据说包括屠杀妇女、儿童、俘虏在内，至少屠杀了15万到20万中国人（南京事件）”。但不能因此认为，其“南京事件”的具体内容与其他教科书表述之间存在本质区别。7种教科书表述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各不相同：
（1）“包括妇女儿童在内，据说杀害了20万中国人”。
（2）“据说屠杀了20万民众”（注：“中国主张的屠杀人数超过30万”）。
（3）“事件牺牲者据说有20万人，但在中国，与战死者合计为30万以上”。
（4）“据说包括屠杀妇女、儿童、俘虏在内，至少屠杀了15万到20万中国人（南京事件）”。
（5）“俘虏和普通市民合在一起推测为十几万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说成二十几万人，中国为三十万人以上”。
（6）“据说有十几万人，中国推测为三十万人以上”。
（7）“在南京，包括妇女儿童，杀害了许多中国人，被外国人谴责为‘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4]
事实证明，1997年审定合格的所有历史教科书的相关表述相对接近历史事实，绝大部分表述得较为详细，基本代表了日本学界主流的观点。从教科书原稿提交审定到审定结束的一年间，各路右翼势力相继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以失败告终。文科省之所以没有在审定中删除随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有多方面的原因：（1）90年代初期，历届首相表明的历史认识奠定的政治基础尚未动摇。（2）80年代在日本教科书外交风波中增加的“邻国条款”继续发挥制约作用；小衫文部相执行了既有法律法规，没有屈服于右翼的强大压力。（3）史学界形成的“定论”不易摇撼。（4）中韩等受害邻国要求正确表述史实的正义呼声，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5）日本各界有良知的民众，既不为右翼学者的言论所惑，也未被街头暴力团体的气焰压倒。归根结底，日本政治与外交的政策取向，在教科书问题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代表正义和民族良知的和平民主主义教育，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的第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右翼势力的进攻并未因此罢休。4月3日，以日本昭和史研究所所长中村灿为“诉讼代表”，347名中学生和监护人组成“违法教科书诉讼团”，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历史教科书必修诉讼”，起诉国家与88个地方自治政府及7家教科书出版社，声称学生对使用侵略、殖民地统治、强行带走、大屠杀、军国主义、随军慰安妇等词句的教科书没有必修的义务，要求法院修正这些内容。12日，大阪地区的街头暴力团体从全国各地集结了150辆宣传车，闯进大阪书籍出版社、朝日新闻社等进行“抗议”。[5]5月29日，200名众参两院超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宣告成立。30日，活跃于80年代的两个民间右翼团体重组为“日本会议”，要求桥本龙太郎首相删除教科书内有关慰安妇的内容。
如前所述，文部省在与家永阵营的教科书诉讼斗争中，始终在社会舆论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政界、少数右翼团体与历史学界、教育界及众多市民团体的史实之争的层次上，后者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右翼势力不得不考虑改换其他手段。不出一年，一贯攻击和诽谤历史教科书的关键人物町村信孝出任桥本内阁的文部相，文部省“气象一新”。町村虽未加入否定历史的团体，但却有着坚定的否定侵略历史的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1998年6月8日，町村在参议院行政财政改革与税制改革特别委员会上答辩，文部省的“新战术”初见端倪。町村说：历史教科书整体上欠缺平衡，特别是有很多表述明治以后历史的否定因素，“今后能否通过审定教科书或在教科书编写阶段，要求各位编辑把握好平衡？然后，在选用阶段也应该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6]这预示着文部省今后应该在教科书的编写阶段，向教科书出版社及编撰者施加压力，表述历史事实要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掌握好“平衡”，如果仍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应该在教科书选用阶段，拦截表述“否定因素”多的教科书阻止其进入学校，最终依靠市场规律的作用，让它们不堪赤字发行的重负自行消亡。这样一来，自然可以回避文部省通过审定意见删改教科书的政治风险。
1998年12月，文部省下发《新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在初中历史领域增添“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育国民的觉悟”的规定。编撰会等右翼团体如获至宝，以此作为美化历史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依据。1999年1月，文部省教科书科长与初中社会科教科书出版社负责人面谈，“非正式”地提出：在近现代史的表述上要进一步保持平衡，希望考虑作者结构等要求。对于这些遭到右翼恐吓骚扰的出版商来说，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比暴力恐吓更难违抗。1999年8月，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3家出版社，决定按照上述要求向文部省申请“自主订正”，从教科书关于“随军慰安妇”的表述中删除“随军”和“强制”二词，12月获得批准。还有的出版社在编写新教科书时，更换了原来撰写“随军慰安妇”部分的作者以体现“作者结构”变化。但仍有3家出版社没有采取此类措施。在此情形下，一个来自“上面”的电话彻底扭转了局面。1999年12月，所有出版社的最高负责人统统接到自称“首相官邸方面”的电话，来电人要求他们“慎重对待‘随军慰安妇’”的表述。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不得不屈服于能够推动“首相官邸”的政治力量。各出版社立即决定，从教科书原稿中“自主”删除相关表述，有的出版社在一周内结束修改，还有的出版社派编辑部长单独走访作者，说服他们理解“出版社的方针”，从教科书内删除随军慰安妇的正文、取消南京大屠杀的脚注，一切都在提交文部省审定之前完成，某教科书出版社毫不讳言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因：按照来自“上天的意见”办事。[7]4个月后，文部省正式开始2000年度的教科书审定工作，大部分送审教科书原稿已经压缩或删除了慰安妇等加害史实的表述，审定工作异常轻松、顺利。至此，政界、财界、学界、媒体、街头暴力性团体五股右翼势力，围绕1996年度的教科书审定展开的联合攻势，终于在2000年开始的新教科书审定周期到来之前，在“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加害史实的表述上打开了突破口，文部省采用新战术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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