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教科书整体恶化及其原因

编撰会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为促销右翼教科书，向各地教育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大量邮寄、散发西尾干二的著作《国民的历史》、《国民的疏忽》（西尾与藤冈合著）及有关资料，得到部分地方教委和PTA协议会或PTA联络会[20]的支持，与此同时也遭到各地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民众团体、教职员工会、学生家长及市民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6月至2000年初，编撰会出版图书100种以上；在全国各地举行讲演会和研讨会560次；仅1999年一年间，以历史认识、教育、教科书问题为题的讲演会和研讨会就召开了250次，约为1998年的1.4倍。[21]在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选用教科书的关键时期，编撰会在全国各地共举办158次讲演会、议员学习会、教育委员会学习会、“重要人物”学习会共71次，与“重要人物”和议员面谈38次。[22]其间，各地方基层议会呼应编撰会等右翼团体，审议通过与教科书问题相关的请愿书或要求书，进一步恶化了教科书问题的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右翼媒体充当“舆论打手”，《产经新闻》及产经新闻社发行的《正论》月刊等肆意攻击污蔑敢于讲真话的各界人士，捏造某些地区的教委对编撰会的教科书“评价很高”，注重“爱国心”、“爱国家的历史之心”等言论，极力向各所中学选用教科书施加影响。主流媒体反而很少报道攻击教科书的动向，或者基本不予报道。2001年8月初，编撰会事务所发生了一起人为的放火事件。8月9日，《产经新闻》晚刊用大字标题“妨碍选用最后进行游击战”，登载恶毒诽谤反对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市民团体的新闻报道，指名攻击“妨碍选用”的“教科书信息资料中心”、“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和“旅日大韩民国民团”，影射这三个市民团体与“放火犯”有关。当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事务局长俵义文发表谈话：“严重抗议《产经新闻》关于‘编撰会’事务所火灾的谋略报道”，指出这是在编撰会教科书面临极其不利的选用局面时，用新闻报道影射参加抵制运动的市民组织与犯罪集团有关，“配合东京都教委决定养护学校选用编撰会教科书，企图一举挽回劣势。”“如果容许实现政治目的的谣言和谋略，就是打开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教训。”[23]

“街头右翼”也不甘落后，威胁敢于讲真话的市民助攻历史教科书。这些团体既区别于右翼学者，也与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暴力团”不同，是以出动宣传车、使用高分贝扩音器在街头游行喧嚣、投掷匿名信等骚扰手段，用“反共”价值观诽谤攻击个人或团体的右翼政治团体，作者将它们称为街头右翼。早在80年代，街头右翼就配合政界右翼对学界人士进行恐吓。早稻田大学的安在邦夫教授曾因支援家永教科书诉讼，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由井正臣教授（已故）等也由于在研究和著述中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受到右翼分子的威胁。冷战后，大多叫嚣“反苏”“反共”口号的街头右翼团体迷失了方向，90年代中期终于找到了“新敌人”———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进步力量。为了一扫几年的沉寂唤起人们的注意，它们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竞相显示存在：阻止上映揭露随军慰安妇的韩国影片，恐吓有关教师；[24]对批判编撰会教科书的有识之士进行骚扰和围攻；向其他出版社的中学教科书撰写者寄恐吓信；蜂拥至文科省和教科书出版社施加压力；闯进市民有关教科书问题的集会场所扰乱；对集会发言者采取闯进工作场所恐吓、向家中不间断地打电话威胁等手段进行报复。2000年11月18日，千叶县的一位中学教师仅仅因为批评“某报社和一家出版社在预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存在问题”，竟然遭到全国各地右翼分子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围攻和恐吓。在市民举办电影放映会时，右翼团体先是威胁公共设施的管理者不许租借会场，然后出动宣传车发出刺耳噪声进行骚扰；最后，冲进放映会主持人的工作单位进行威吓。街头右翼团体的恐吓活动遍及日本全国，严重妨害民间团体的活动及许多人的正常生活。

编撰会耗费大量资金开展种种违规活动，竭力张扬自己诽谤他人，不但得到自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机构的有力支持，还有街头右翼助其打压反对派的侧面支援，但是，这本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最终在选用中惨败。2001年8月初中学校选用历史教科书的结果揭晓，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选用率仅为0.039%，在2002年学校所需初中历史教科书总量132万余册中占521册，《新公民教科书》的选用率为0.055%。[25]至2003年3月，编撰会总共发行《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76万册，[26]绝大部分用于赠送或开展学习宣传运动，真正流入课堂的教科书数量极少，未对教育领域产生多少影响。2001年9月11日，文科省公布教科书选用结果后，编撰会随即举行新闻发布会，会长西尾发表一份声明，将选用惨败的责任归咎于教委委员：“把绳子套在教委委员的脖子上拉到水边，可他们就是不喝水”。[27]一语道破其联合政界势力修改教科书制度、千方百计向教委展开种种违法活动的真实用意。

然而，编撰会的猖狂活动却结出了历史教科书“整体性恶化”的恶果。模糊、折中表述加害史实的教科书，在前述“左”“右”力量的斗争中渔利，使表述日本侵略史实较多的出版社蒙受巨大损失。整体性恶化指日本7家初中教科书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在历史表述特别是与日本侵略战争有关的表述上全面恶化。这与编撰会教科书进入学校相比性质更严重。究其原因，有两个关键环节在2001年前后发生重大转变：第一，教科书出版社及编撰者，在“左”“右”教科书截然对立的加害史实表述之间，选择了“中道”表述方式；第二，掌握教科书选用权者为了免遭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攻击批判，在行使权力时选择了去左右而取其中的“中道道路”，造成淡化或模糊表述加害史实的中间派教科书销量大增，左翼教科书蒙受市场份额锐减的损失，朝野右翼特别是以编撰会为首的民间右翼势力的全面攻势，是导致这一整体性恶化的关键。

首先，从编撰教科书的环节分析。1999年春，扶桑社加入教科书协会，受协会规章制约，不能在审定阶段公开宣传自己编写的教科书或诽谤其他出版社。于是，编撰会通过匿名方式诋毁其他教科书。编撰会在第三次全体大会上向每位成员发放了一本小册子《根据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检查中学历史教科书资料》。这本小册子衍生出《检查中学历史教科书（东京书籍编）》等四份资料，直接攻击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四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与《产经新闻》连载并汇编成单行本的“小学社会科教科书通讯簿”和“中学社会科教科书通讯簿”相比，这些资料更为详细。东京书籍等四大教科书出版社在教科书市场排行中占据前四位，被编撰会视为“最恶劣的四家出版社”。这些资料没有发行者和地址，均署名为“教师志愿者之会”，从2000年6月开始在各地散发，编撰会的会员利用它们宣传造势。在千叶县，编撰会会员还把资料交给学校校长，当面施加压力说：“你的学校正在使用这样恶劣的教科书”。[28]匿名攻击不仅对教科书出版社形成巨大压力，而且直接影响教科书选用。1999年是编撰教科书的重要时期，2002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必须在2000年春由各出版社撰写出原稿并提交文科省审定。在右翼媒体、议员或民间团体、自民党、街头右翼等多方压力下，教科书出版社转为“骑墙”表述史实，既不像右翼教科书那样歪曲历史，也不再继续如实记载日本加害他国的历史，而是采取折中表述方式，大幅修改现用教科书内日本战争犯罪的内容，重点修改90年代中期以后改善的、接近史实的部分。2000年7月1日，各主要报纸一齐报道说：提交审定的7种初中社会科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史实的表述出现全面倒退：原有7种教科书全部记载了慰安妇问题，现在，表述慰安妇的教科书不但从7种减至3种，市场占有率降至20%，而且其中只有1种教科书使用了慰安妇一词；表述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教科书从6种减至1种，其他教科书都把人数改为“大量”或“多数”，其中2种甚至用“南京事件”取代了南京大屠杀；记载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教科书也从5种减至1种；731部队等表明日军残暴罪行的事实均被淡化。就这样，2001年4月3日通过审定的8种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除编撰会的右翼教科书外，其他7种教科书中关于对外侵略历史的表述严重倒退，相关照片或被删除或被篡改。[29]

其次，从选用教科书的环节考察。在政界、民间各类右翼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掌握教科书选用权的教委成员不愿承受政界的压力、民间的抗议压力，为了免遭匿名恐吓信、街头右翼宣传车的骚扰，选择了“中间道路”，基本没有投票选用编撰会教科书，但也没有选用那些表述日本侵略史实相对多一些的教科书。还有部分委员担心受到支持编撰会的政界议员的追究，参照《产经新闻》公布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讯簿”的排行榜，[30]将至关重要的一票投给紧跟编撰会教科书、模糊表述加害史实的教科书。这两种做法造成右翼惨败、左翼重创、偏右教科书从中渔利的恶果，致使走“中间道路”的教科书出版社坐收“渔人之利”。东京书籍出版的教科书，由于在史实表述上凸显“中道”创下最高选用率，市场份额猛增10.8%，一举夺得教科书市场份额的51.2%，共销售教科书约12万册；帝国书院的教科书也因走“中间道路”增加市场份额9%，售出约11万册教科书，市场份额排行从第7位提升至第4位。[31]日本书籍等5家出版社由于较多表述日本侵略史实，倍受右翼媒体的诽谤攻击，市场份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日本书籍等3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失去了大部分市场，这3种教科书由于表述侵略史实多于另外4种教科书，被《产经新闻》污蔑为“最坏的3种”。与1997年的选用结果相比，日本书籍的市场份额减少7.8%约11万册，教育出版减少5%约7.4万册，大阪书籍减少4.8%约7.7万册。教师和学校方面选用呼声最高的日本书籍的教科书，根本没有进入教委的选用范围，其教科书在东京地区的选用区骤减，从21区猛跌至2区，在全国范围从占有43区减至15区。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历史教科书市场份额重新分配，将对今后的编纂和出版起到导向作用———出版社将不得不按照这一市场需求，委托教科书编撰者写“畅销书”获利。因此，关于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不能用右翼教科书的选用率不到0.1%的结果进行评估。著者必须指出，教科书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事实上启动了淡化、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的扩大再生产。市民运动虽然取得阻止编撰会教科书进学校的巨大胜利，但却不得不面对正确表述历史的教科书在选用中惨败、历史教科书出现整体恶化的严峻局面，这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因素所决定的。

历史教科书的整体性恶化，不仅涉及教育理念和教育权等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教科书如同一块巨大的“利润蛋糕”，市场规律在其中发挥着4年一度的洗牌、淘汰作用。2001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小学与初中同时选用教科书的关键年份，100万名中小学生总共使用1.2亿册教科书，购书款高达1000亿日元，教科书一旦在选用区得到选用将连续使用4年，购买教科书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支付。[32]如果教科书样书在选用阶段中被淘汰出局，该出版社便无法收回教科书编写费及样书制作成本，在教科书出版界的地位随之下降。如果教科书的选用率极低，该出版社今后4年内只能销售少量教科书，很可能不得不亏本经营；如出版社无力在4年后东山再起，将被竞争者彻底排挤出教科书市场。所以，文科省审定教科书能否进入市场，选用者决定是否使用则是市场洗牌、淘汰的关键，两者掌握着教科书及其出版社的“生杀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不得不在正确反映史实与“图生存”之间进行选择。为了“生存”而抛弃原则与道义，走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之路，这种教科书的扩大再生产极有可能会延续下去。上述人为因素和市场因素与意识形态、政党政治、社会思潮等诸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促进教科书右倾化的恶性循环：如实表述史实的教科书市场份额缩小———利润下降———教科书出版社被迫“向右转”扩大市场占有———市场竞争在“向右转”的教科书之间加剧，导致教科书进一步的右倾化……在8种历史教科书抢夺2001年教科书市场的情况下，“中道”这一貌似超脱政治的价值取向，成为教科书问题的最大变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教科书市场格局的作用。当然，历史教科书的恶化主要在初中教科书范围内。高中教科书由于各所学校自行选用基本未受影响。例如宫原竹夫等编纂的《高中日本史A》就比家永三郎更多地顾及到日本与邻国的关系，[33]虽然使用数量有限，但至少对历史教科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编撰会并不甘心失败，2001年8月24日，编撰会理事会调整班子，西尾卸任会长、理事，担任名誉会长一职，新会长由东北大学教授田中英道担任，副会长高桥史朗、藤冈信胜、种子岛经。原事务局长高森明勅担任理事，新事务局长由“改善教科书对策室长”宫崎正治担任，新增一个副局长柚原正敬。担任新理事的还有高崎经济大学副教授、公民教科书的执笔者八木秀次。[34]副会长藤冈这样总结“第一回合”的战果：从以往的自虐史观中，诞生了全新的、自由的教科书，在日本社会中构筑了坚实的桥头堡，在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的议员中，也产生了抓教科书问题的核心力量；存在以编撰会为首的市民组织。东京都等地的教委掌握了选用教科书的实权。只不过由于“以左翼为中心的势力”“恳求中国和韩国进行干涉”，并且使用“针对教委委员的恐怖主义———恫吓”，这才凭借非合法的手段获得险胜。事务局长高森明勅在题为“我们一定复仇”的文章中提出：尽管编撰会的教科书在市面热销75万册———至8月末历史教科书销售585000册，公民课教科书17万册，“选用率几乎等于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原因是恐怖主义、威胁、有组织的压力干扰了选用”。[35]编撰会还总结出选用失败的13个原因，如“为外国通风报信的势力”使“供内部审阅的教科书外流”、“媒体偏向报道”等，决定重整旗鼓4年后再战，并且制定了“第二回合”的活动目标，不但要对“批判、诽谤和中伤”编撰会教科书的活动进行反击，还要从根本上批判“中间派”在教科书选用中渔利；开展推进“教科书立法”的国民运动等。[36]编撰会为扭转会员一年内减至不足1万人的颓势，将旅游与“文化”结合，组织教师及市民到古都奈良、京都“探访日本之美”，“与田中会长一起重新发现奈良、京都之旅”，举办“历史文化塾”，努力扩大影响。9月29日，编撰会通过媒体募集赞助费，在《产经新闻》上刊登整版广告：“‘编撰会’冲进第二回合。历史新生———新的挑战！”[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