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选用教科书斗争的另一个高潮是，日本各地的“左”“右”翼教科书团体及双方的支持者之间展开攻防战。2001年4月，日本全国初中学校开始选用今后4年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其间，执政党、国会议员团体、教师、学生家长、各地教委、地方议会及地方行政首脑、教育界和历史学界的学术团体、市民运动团体等诸多因素，都在影响学校选用教科书。其中，自民党及支持美化侵略历史的国会议员团体，通过地方议会及地方行政首脑施加压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编撰会企图实现占领教科书市场10%的选用目标，为每个地方支部划定了重点促销地区。按照日本相关法律规定，为达到争取高额定单的目的，教科书编撰者在学校选用教科书之前开展“事先宣传”活动，违反《禁止垄断法》。编撰会既要抢占市场，又要规避法律制裁，因此用“思考教育家长之会”等市民团体的名称掩人耳目。[43]2000年4月，编撰会向文部省申请审定历史和公民教科书后，立即投入力量进行宣传，会长西尾在东京电视台等电视媒体频频出镜，向公众介绍教科书的内容，扶桑社特别制作小册子《招待你到历史中来》（《产经新闻》社发行），抢在其他出版社之前大力促销，编撰会还专门出版《新教科书诞生！！》一书（PHP研究所发行），宣传《新历史教科书》的特色。[44]
另一方面，日本各界民众为维护和平与民主教育、阻击编撰会教科书选用展开顽强抗争。参加这场斗争的有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学生家长以及反对篡改历史活动的普通民众。2000年9月19日，历史学界团体“‘给教科书真实与自由’联络会”、“儿童与教科书网络21”等民间团体在东京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自民党与文科省官员对编写教科书施加政治压力；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发表文章，谴责审定中的历史教科书在历史认识上倒退；12月5日，鹿野政直、江口圭一、安丸良夫、吉见义明、永原庆二、佐佐木润之介等60位历史学和教育界的权威学者，联名发出紧急呼吁：“不能把历史教育交给歪曲史实的教科书”。这些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毕生追求真理、学识渊博的教授，严厉批判编撰会的教科书：将有关天皇的神话混同于史实，把日本近现代史中的对外侵略战争“正当化”，将“大东亚战争”描绘成“解放亚洲”的战争，这是“对祈求和平与民主的世界特别是亚洲舆论的挑战，是使日本陷入国际孤立的极其危险的图谋。”[45]至2001年2月15日，60位权威学者的紧急呼吁已经得到889位学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赞同与支持。3月15日，日本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会见记者，发出呼吁：日本的年轻人无论到美国、欧洲还是到亚洲，都不得不就改写教科书问题与他们争论，结果注定失败，“因为这里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历史事实，就不能切合事实超越事实，不能超越自己而陷入无知或错误，真正的痛苦在等待着他们。”与此同时，在日本高等学府任教的来自台海两岸的中国学者也奋起反击，宫崎公立大学教授王智新、千叶商科大学教授赵军和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胜等11位教授、学者、作家等编辑出版了日文论文集《在日中国学者批判“编撰会”历史教科书》，[46]发出了在日中国学者的声音，从不同视角用历史事实驳斥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谬论，表明对历史问题的看法。
为了在选用阶段挫败右翼势力的进攻，阻止《新历史教科书》进入学校，全国各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教师、市民、青年、学生、研究人员、律师、基督教徒、旅日韩国和朝鲜人、旅日华人等为数众多的正义人士，奋起投身捍卫历史尊严、维护和平与民主的运动之中。反对篡改教科书的市民团体在运动中发展壮大，在“不能把危险的教科书交给孩子”的口号下，他们创建了松散的全国性组织———“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将各地松散的活动联合起来，各都道府县全部成立了以“教科书网络”和“地区网络”为代表的市民组织，团体总数多达200个以上。在拒绝《新历史教科书》的斗争目标下，市民团体与各种学术团体、宗教团体、教职员工会和企业工会联合行动，7个月内共在1000多个地区举行了学习会和讲演会，“教科书网络”等12个市民团体开展批判《新历史教科书》、要求教委拒绝选用的签名运动，刊登“意见广告”发表诉求，旁听地方议会和教委会议，通过“人筑锁链”活动进行呼吁，在每个教科书选用区内，编写并散发了大量的传单，还利用因特网开展宣传活动。2001年5月1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发行了一本通俗易懂、售价只有10日元（折合人民币7角）的小册子《这就是危险的教科书》，用16开8页的版面批判右翼教科书的谬误及其政治立场，揭露编撰会仰仗政界压力和财界的经济支持开展违法活动的手段，记载各界人士的呼声及媒体的评论，号召广大市民不要走“国际孤立道路”，号召学生家长和广大市民在每个选用区都要向教委提出要求，并向有关选用者认真表明：“不要选用这本教科书。用大家的力量在全日本停止选用危险的教科书，向世界显示我们的良知！”[47]这本小册子三个月内销售25万本，充分显示出市民“草根”串联活动的巨大作用。不仅日本国内的历史学者及学术团体、“日教组”等教育界工会组织抨击《新历史教科书》的谬误，日本有识之士还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学者和市民团体联合举行各种活动，并且得到欧美国家360余位学者的声援，他们纷纷发表批判声明，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48]市民团体的发展壮大与编撰会的萎缩形成鲜明对比，1年间，“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会员增加2000名，编撰会会员减少了904人，截至2001年9月18日编撰会会员有9541人。此外，针对编撰会公开诽谤其他教科书的恶劣行径，琉球大学教授高嶋伸欣与上衫聪一起，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以违反公平竞争法为由，把编撰会和扶桑社推上被告席，[49]有效限制了编撰会理事的宣传活动。
如前所述，文科省修改后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对编撰会十分有利。新制度禁止在选用过程中筛选教科书，无论教师和选用教科书的调查员提出怎样的评估意见，《新历史教科书》都能够列入“选用候补教科书”，全国各地区都有编撰会的支持者，各地教委都可能最后决定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此外，“选用协议会”和教委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公开，市民团体很难获取相关信息。在诸多不利情况下，市民团体对国会、地方议会、教委和教育委员的动向，地方政府首脑的态度，编撰会支部的活动及其在地方议会通过“请愿书”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排摸“危险地区”，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力量展开阻击。其中，北海道带广市选用区最早决定不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带广和十胜两个教科书选用区，是自民党“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的代表、超党派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代理会长中川昭一的“选举地盘”。中川昭一、北海道议会、带广市议会先后向当地教委施加压力，要求教委必须选用《新历史教科书》。但教委最终顶住了压力。当地报纸用“中川议员的地盘没有选用”的醒目标题进行报道，市民团体赢得初战胜利。东京都是市民团体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最大“险关”。编撰会把东京都各教科书选用区视为重点地区，在都内23个行政区内建立编撰会东京支部，在东京都西部多摩地区成立“西东京支部”，由编撰会理事、律师中岛修三兼任东京支部的支部长。支持编撰会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指示东京都教育长横山洋吉修改选用制度，并在都议会，市区町村长会议，东京都教委会议上屡屡表态，一再施加影响。市民团体最初判断，东京都衫并区属于危险地区，因为2000年11月衫并区的区长把编撰会的2名支持者塞进了区教委，取代了另外2名委员。千代田区和国立市在选用程序启动的前10天也暴露了险情。此外，在八王子市、调布市、大田区、丰岛区、荒川区，编撰会与市民团体都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在国立市、衫并区、八王子市、大田区、荒川区，市民们用“人筑锁链”将市区政府包围起来；在衫并区，市民团体“大家思考衫并教育之会”印制了10万张传单，一周内散发给全区居民，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征得3万个市民的支持签名，将反映市民呼声的“签名要求书”提交给教委……这场声势浩大的市民运动，终于在最后关头排除了险情，几个危险地区的教委最后投票表决，《新历史教科书》以1票之差落选。最后，市民团体终于取得东京都全部选用区拒绝使用编撰会教科书的辉煌战果。[50]千叶县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千叶县最早成立全国第一个“教科书议员联盟”，县教委特别制作了一份肯定《新历史教科书》的资料，因此，市民团体把千叶县视为“高危地区”。市民运动以“教科书网络”的分支机构“千叶网络”、“东葛网络”、千叶高教工会为中心，在县内所有选用区内多次举行学习会，数次向县教委提交要求书，同时展开不屈不挠的交涉。“东葛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将2万人署名的“签名要求书”提交给教委。一度左右选用局势的政治压力，终于被广大市民的反对运动挫败。
市民团体还通过新闻媒体发出正义呼声，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东京都、静冈县、大分县，教科书网络的会员纷纷刊登“意见广告”，收到良好效果，东京都地区的会员也向市民发出赞助刊登“意见广告”的呼吁，得到众多学生监护人、市民、教师及教职员工会的热烈响应，依靠募集的赞助费，他们在《朝日新闻》东京版、埼玉版、千叶版成功刊登整版广告：“保卫学校教科书”。广告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恐吓、骚扰、抗议的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信件纷纷而至，与此同时，赞扬、激励、感谢的回应更多。超出预期的反响甚至引来其他报社的人员，请求市民团体在其报纸上刊登广告。于是，“教科书网络”再次征集赞助，在以下各报相继刊载“意见广告”：《教育新闻》（2001年7月2日）、《读卖新闻》（7月3日东京版、埼玉版、千叶版）、《每日新闻》（7月4日东京本社管理版———青森县至静冈县）、《东洋经济日报》7月14日（旅日韩国人订购报纸）。此外，在韩国《东亚日报》（7月26日）、《朝鲜日报》（8月15日）也用朝语刊登了广告。其中，《东亚日报》的广告在韩国国内反响最大，韩国电视台也对此加以报道，韩国广播电台还播放了采访俵义文的录音，使许多韩国市民详细了解到日本国内也有反对编撰会的市民及团体，他们通过电话、传真和信件向教科书网络表示他们的激动心情。韩国超党派议员团体也发电报赞扬说：“致反对歪曲历史教科书的日本有良心的各位人士———你们是日本的希望”。[51]
《新历史教科书》的惨败结局，对于朝野双管齐下、在全国范围内竭力开展促销运动的编撰会来说实在是个意外。事实雄辩证明，维护历史尊严的正义斗争得道多助。这是抵制伪科学、反和平、反民主的教科书的市民运动的胜利。2001年7月31日俵义文发表谈话：“抗议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在都立养护学校（地方自治政府设立的残障学生教育机构———作者）选用‘编撰会’教科书，要求撤回决定”，他指出，全国没有一个地区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这不仅因为其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公民教科书否定宪法等遭到国内外的批判，而且谬误极多，作为教科书是不相称的。“养护学校的学生们一面克服各种障碍一面学习，东京都教委决定强制这些学生学习这本负担过重、难懂的教科书，不是出于教育上的判断，首先是出于支援编撰会的极端的政治立场。”
在上述攻防战中，日本民众团体受到来自日本右翼的攻击诽谤，准确判断形势并敏锐作出反应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首当其冲。《产经新闻》污蔑这个团体“与共产党有着友好关系”，刊登毫无事实根据的报道，图谋分裂反对编撰会歪曲历史的市民运动。[52]编撰会污蔑市民运动是“有着特定的政治目的团体，展开越轨的抗议行动”和“异常的妨碍行动”。作者特别要介绍一位日本的“市民活动家”———俵义文。俵义文以《市民传媒》等刊物为阵地，连载文章揭露西尾干二等右翼学者否定其他历史教科书的阴谋伎俩，批判他们与政界和财界右翼势力互相勾结的活动，揭露编撰会将送审版教科书“违法外流”，大搞宣传促销的事实，[53]始终站在与编撰会斗争的前沿。在各主流报纸关于教科书问题报道不多或者几乎不加报道的状况下，市民团体的斗争揭穿了编撰会制造社会舆论进行诽谤欺骗的真相，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透过《市民传媒》这份朴素无华的刊物，作者与广大日本国民一道，不断获得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等市民运动的最新消息，也及时了解到编撰会等右翼团体的动向。小小的窗口向世界传递着日本民众的心声，表达了日本民族的良知。俵义文数十年如一日从事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活动，他没有能言善辩的口才，坚定、朴实。在经济长期萧条的日本，他已经提前退休离开了出版社，“儿童与教科书网络21”事务局的工作成了他唯一的“职业”。这间位于饭田桥JR线电车站不远的办公室并不宽敞，略显杂乱，桌子上摆满、墙上贴满了市民活动的书籍、资料介绍和号召市民参加各种活动的传单。“你们不像编撰会那样能得到许多企业和财团的资助，事务局的运营有困难吧？”作者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想想办法，还能干下去。”俵义文平静的语气中透着坚毅。一位日本在野党人士告诉作者：“右翼分子一直想要干掉这个目标”。
[1]［日］大日方纯夫：《“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教科书是怎样写的、写了些什么？》，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评论》第608期，2000年12月号，第68~72页。
[2]［日］西尾幹二ほか13名：市販本『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1年，第217頁。
[3]［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63、267頁。
[4]［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70頁。
[5]［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16、240頁。
[6]［日］《每日新闻》2001年4月4日社论。
[7]［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94~295頁。
[8]［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60~261、297、317頁。
[9]［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36頁。
[10]［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33、214~215頁。
[11]［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79頁。所谓“山丹部队”是1945年3月由冲绳师范学校女生部的120名学生和县立第一女子高中的98名学生组成的看护日军伤兵的学生护士队，最初在首里地区设在地道中的医院工作，后在美军进攻下与伤兵一起逃到冲绳南端的摩文仁丘附近的一处天然地道。绝大部分女学生或死于美军炮火，或被迫集体自杀，幸存者仅有十几人。
[12]［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65、196頁。
[13]［日］中内敏夫：《军国美谈与教科书》，第98~99页。
[14]《新历史教科书》（2001年扶桑社版）的执笔者是：小林善纪、坂本多加雄、高森明勅、田中英道、广田好信、藤冈信胜、八木哲、谷原茂生，执笔者代表西尾干二；监修者为伊藤隆、大石慎三郎、高桥史朗、田久保忠卫、芳贺彻。
[15]［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49、268頁。
[16]［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23、282、277、280頁。
[17]［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199、184~185、288頁。
[18]［日］『新しい歴史教科書』2001年，第288~289頁。
[19]［日］林房雄《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5年版，第44~58页。
[20]即家长会、监护人协议会或联络会。
[21]［日］《产经新闻》1999年10月28日；「教科書に真実と自由を」連絡会編：「徹底批判『国民の歴史』」、大月書店2000年，第296頁。
[22]［日］引自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23]［日］《市民传媒》2001年9月号，第64页。
[24]［韩］《日本还有良心吗？》，《朝鲜日报》2001年2月17日社论。
[25]新华社2001年9月11日东京电。［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9月12日。
[26]［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历程”，参见编撰会网站www.tsukurukai.com。
[27]编撰会会长西尾干二声明，引自俵义文：《“编撰会”教科书选用不到0.1是市民的良知、民主主义的胜利》，《市民传媒》2001年10月号，第65页。
[28]［日］俵義文：「徹底検証あぶない教科書———『戦争ができる国』をめざす『つくる会』の実態」，第59~60頁。
[29]［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4月4日。
[30]［日］《产经新闻》2000年6月18日。
[31]［日］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32]［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25页。
[33]［日］宫原竹夫等：《高中日本史A》，实教出版社1999年版；近藤孝弘：《日本教科书中的二次大战》，第10次国际历史教科书学术研讨会报告。
[34]［日］俵义文：《“编撰会”教科书选用0.1以下是市民的良知、民主主义的胜利》，《市民传媒》2001年10月号，第66~67页。
[35]［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报《史》2001年9月号，引自俵义文：《再看“编撰会”惨败的总结与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市民传媒》2002年2月号，第66~67页。
[36]［日］编撰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勅：《我们一定复仇》，编撰会会报《史》，2001年9月号，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37]［日］俵义文：《“编撰会”、“日本会议”等“修正”历史的新动向》，《市民传媒》2002年4月号，第61~64页。
[38]［日］立野水砂人：《缠绕审定与选用的深谋远虑》，《中央公论》2001年8月号，第121~122页。
[39]参考资料及其下载的网站如下：［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的同期报道；［日］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编撰编会网站www.tsukurukai.com；［日］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ット21：「あぶない教科書·高校版、徹底批判『最新日本史』」，学習の友社2002年，第114~115頁；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日本教科书问题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3~257页；《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的同期报道；［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编辑发行《这就是危险的教科书》，文久堂2001年。
[40]［日］《朝日新闻》2001年2月26日，3月1日，2月28日。
[41]［日］《朝日新闻》2001年3月1日晚刊，《每日新闻》2001年3月1日晚刊。
[42]［日］俵义文：《亚洲如何认识教科书问题？》，《市民传媒》2001年12月号，第60~61页。
[43]参见［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
[44]［日］大日方纯夫：《“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教科书写了什么、怎样写的？》，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评论》第608期，2000年12月号，第68页。
[45]［日］紧急呼吁：《不能把历史教育交给歪曲史实的教科书》，《历史评论》第608期，第109~110页。
[46]智新·趙軍·朱建栄編著：「『つくる会』の歴史教科書を斬る———在日中国人学者の視点から」，日本僑報社2001年。
[47]［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编辑发行：《这就是危险的教科书》文久堂2001年版，第7页。
[48]［日］俵义文：《从教科书问题看历史认识———尤其是最近日本的潮流和动向》，2001年10月中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49]王智新等：《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第235~238页。
[50]［日］《市民传媒》2001年9月号，第63页。
[51]［日］俵义文：《“编撰会”教科书选用0.1以下是市民的良知、民主主义的胜利》，《市民传媒》2001年10月号，第60~65页。
[52]［日］《市民传媒》2001年9月号，第64页。
[53]［日］俵义文：《森喜朗改造内阁与教科书问题的新动向》，《市民传媒》2001年2月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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