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会陷入空前危机

2005年8月底，日本全国中学选用初中教科书的结果揭晓，据扶桑社统计，在11035所公立和私立初级中学内，只有48所初中学校采用修订版《新历史教科书》，总共5000册，占教科书市场份额的0.4%；《新公民教科书》的选用率为0.2%，[29]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占领市场10%的目标，与2001年0.038%的选用率相比，历史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增加了8.3倍。[30]在583个教科书选用区内，新增加枥木县大田原市公立中学、滋贺县立初中高中一贯制和私立中学等几所中学。2005年7月13日，枥木县大田原市公立中学公布选用决定后，编撰会会长八木秀次与副会长藤冈信胜，立即在文科省会见记者发表声明：“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步”，“期待全国的教育委员会都作出妥当的判断”。韩国外交通商部表态说：“深表遗憾”，“期待在其他自治政府中阻止选用”。[31]实际上，编撰会在教科书选用过程中步履维艰，各地教委在公开审议时，往往赞赏他们的教科书，但却在表决时把票投给其他教科书。编撰会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日本教育界、教科书出版界、来自韩国的外压、教育委员会不履行“职责”等等。编撰会谴责说：“教育界脱离普通社会常识，大大落后于日本社会的动向”，“日教组依然持续着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教科书公司的利权根深蒂固……除了杀人什么都干”；来自韩国的外压主要表现在“引进韩国政府和民间力量进行妨碍选用的活动”，“让韩国中学生写信，把韩国的地方议员招到可能选用扶桑社教科书的地区，在日本报纸上刊登意见广告”等等；教育委员会不履行“职责”的原因是，尽管“教委拥有选用教科书的权力和责任并且形成了制度”，但仍然不断有教委或教委委员提出“应该选用多数一线教师推荐的教科书”。编撰会提出，今后应该从整体上重新修改教育委员会制度和教科书选用制度，修改《无偿教科书措施法》，进一步研究制定教科书法。在吸取上述教训的基础上，编撰会宣布，把已经选用扶桑社教科书的地区及学校，作为今后实现飞跃发展的“桥头堡”，4年后再向教科书选用发起第三回合的挑战。不但要开辟出版发行初中地理教科书的新领域，还要编写国语等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彻底改变“长期形成的日教组统治教科书、外国统治历史教科书的坚固体制。”[32]在编撰会罗列的诸多因素中，既不包括教科书本身的谬误，也没有言及其2005年送审教科书发生了三次违规泄密行为，[33]只字不提编撰会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

遭遇两次选用失败的打击后，编撰会内部矛盾激化。主要成员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手法上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明目张胆地表述日本“值得自豪的历史”，另一派则主张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模糊表述其美化历史的思想主张。第1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手法表明，前者的主张占了上风，结果在2001年的选用中惨败，事实证明前者的手法行不通。于是，修订版采用后者的主张编写，但仍然未能如愿。因此，在今后是否继续编撰历史教科书，用哪种手法编书等问题上，编撰会及扶桑社“江郎才尽”。另一方面，编撰会的领导班子也陷入了混乱状态。编撰会成立初期，作者比较熟悉的几位东京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该会的理事职务，为这一右翼团体的“学术水平”增色不少。首次选用失败后，几位教授悄无声息地从编撰会的领导名单上消失了。作者曾就此事询问一位东大教授，获知他们认为这个团体“感情用事”，与其拉开了距离。

2001年8月，东北大学教授田中英道担任会长后，编撰会财政支出不透明等丑闻迭出，内讧愈演愈烈，领导班子几经改组不断换人。2006年2月28日，编撰会通过“第165号传真”发表声明，解除八木会长、藤冈副会长、宫崎事务局长、西尾名誉会长及4位副会长的职务。事隔一日，编撰会又撤销了“第165号传真”，重新发送上述人物“辞职”的传真。[34]这次“辞职”的几名人士，是继几名大学教授脱离编撰会之后，再次出局的“学识者”。西尾等编撰会创始元老的退出（藤冈经劝说留任副会长），进一步弱化了影响力。新会长由原副会长、曾经担任宝马公司东京分公司董事长的种子岛经出任，[35]此人既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教育界人士，编撰会更无“学术性”可言，煽动和迷惑民众的“言论能力”骤减。此后，不到4个月，编撰会内讧再起。在2006年6月20日召开的第92次理事会上，选举担任理事的“评论家、前参议员”小林正为新任会长，律师高池胜彦、大正大学教授福地惇、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3人担任副会长，“评论家”石井昌浩等11人担任理事，曾经与名誉会长西尾等一起宣布辞职的前副会长远藤浩一、福田逸担当理事，该团体的创始人之一工藤美代子、田久保忠卫等人改任顾问，[36]这次领导班子调整刻意弥合组织分裂，不过，小林会长在就任致辞中不得不承认，2005年秋季以来，“国内外因素使编撰会面临各种困难”，编撰会发生“能否存在下去的危机”，“4月30日，有6名执行部干部和理事脱离本会”，因此不得不重整编撰会体制，“修复关系重建组织”。[37]

在这种情形下，编撰会财源锐减。从前面列举的1999年至2000年的赞助者名单，可见鼎盛时期共有18个财团、116家企业提供捐款，每年活动经费高达4.2亿日元。自中国媒体公开部分赞助者的名单后，榜上有名的一些在华日本企业，或给报社发送传真，声明“从未提供经济支持”，或将赞助归咎为“董事长个人行为”，唯恐累及企业名声，加之，人们很快就认清了编撰会的本质，致使许多财团和企业采取了疏远态度。编撰会的教科书严重滞销，也使其支持者丧失了信心，直接影响到经费的另一来源———会员交纳的会费，会员大量退出导致会费减少，编撰会的经济来源今非昔比。教科书出版社赤字发行与赢利的分水岭是能否确保10%的市场份额。5年来，编撰会费尽心机动用一切手段，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上极力促销迅速蹿红。然而，在学界主流及市民团体的反对批判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本历史教科书的独到之处，恰恰是误导学生的危害所在，作出了不接受、不支持的选择。2005年9月1日，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建设性别平等社会网络、战争与对妇女施暴日本网络、全国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支援高嶋教科书诉讼之会、地理教育研究会、阻止选用编撰会教科书东京网络、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委员会、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和平之舟、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正视历史事实之会共15个各界民间团体联合发表声明：“编撰会教科书再次不被国民支持，是市民良知与民主主义的胜利”。声明指出，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发出通知，指示自民党本部与地方组织、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采取联合行动，发动“纠正教科书偏向”的运动，自民党议员在各地议会反复发表言论，诽谤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支持编撰会教科书，强行通过有利于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请愿书。自民党还在各地召开县级组织举办的推进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研讨会，并且通过国会议员致信给选区的教育委员长施加压力，肆无忌惮地开展种种违反教育基本法第10条规定的活动。“为了阻止选用编撰会教科书，全国各地的市民、监护人、教员、研究者、律师、工人、学生等各界人士积极活动，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战胜了自民党、编撰会和日本会议等右派的联合阵营，选用结果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者的良知的胜利，是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联合声明谴责东京都、衫并区、大田原市、滋贺县、爱媛县教育委员会接受知事、区长、市长的政治干预，以极其不正当的政治意图选用编撰会的教科书，要求撤销选用决定。上述团体一致认定，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蔑视亚洲，将对韩国的殖民地统治正当化，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肯定、美化为解放亚洲的战争，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是‘为了声讨日本而捏造出来的谎言’，几乎不写加害与被害的事实，缺乏民众观点，灌输以国家和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歪曲历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公民教科书歪曲宪法规定并主张修宪，强调限制基本人权、义务重于权利，强加给儿童“国防义务”，敌视性别平等。因此，历史和公民教科书是“政治运动的工具———塑造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的国民”。[38]

编撰会在战后首次炮制出反科学、反民主、美化战争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企图推翻日本史学界的定论，用“天皇神话”取代科学考证，用“战前史观”否定战后和平民主教育，既缺乏科学性也背离主流价值观，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开脱责任、歌功颂德，被各界人士视为“危险的教科书”，实现了政界、财界右翼无法达到的目的，但是，5年来在两个审定和选用初中教科书的周期中，市场占有率始终未能突破0.4%。编撰会教科书的滞销，与2005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共同编撰、用三国语言出版的辅助教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供不应求的热销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日本广大民众爱好和平、民主、维护国际正义的精神。

与目标明确、策略多变、资金充足的编撰会相比，日本广大民众反对编撰会篡改历史活动的组织及经费状况差距极大。正如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小森阳一指出：近年来，图谋篡改历史的一方，按照精心制定的战略，在丰富的资金和权力的支援下攻入了教育第一线。对此，捍卫历史事实、保卫战后教育理念的进步力量迟迟没有觉察，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开展有组织的运动。直至2000年夏，编撰会与其反对者———教科书市民运动的核心“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力量对比，如同“大象与水蚤”，这种状况直到2001年编撰会教科书审定合格，书中宣扬的危险观点被普通民众了解后才发生改变。特别是当市民认识到，从前强大的日教组已经弱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教育交给教职员工会的时候，市民运动才从学校外部开始介入教育一线。此外，选用教科书的“学校票”被废除、教师无法参与选用教科书也使市民感到绝望———教职员工会已经没有办法，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市民介入教科书问题促成教育斗争的结构性变革，打破了校长对教职员、教委对教职员工会的斗争格局。“涉及教育的运动，从日教组主导的、教职员在学校中开展的斗争，扩大到学校之外，变成了与学校没有直接关系的市民参加的运动。”市民参加运动增强了教委选用教科书的民主压力。市民要求没有透明度的教委公开有关会议的信息，结果，教委会议记录暴露出选用教科书讨论草率、流于形式的现状，其不负责任的做法激起市民的愤怒。以已经决定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枥木县小山地区的市民运动为例，许多市民通过公开教委会议记录才知道，在该地区的30所学校中，只有3所学校希望使用编撰会的教科书，他们奋起斗争，最终用民意推翻了教委决议。参加反篡改运动的市民，大致有以下几个群体：（1）有着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民众运动经验的群体；（2）在选用教科书中无法发挥作用的教师；（3）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编撰会教科书的内容，对自己的孩子接受伪科学的教育抱有危机感的监护人特别是母亲，从正在养育这些孩子的一代人，到已经结束养育的一代人（祖母一代），都成为市民运动的一员。妇女对抹杀随军慰安妇问题感到极其愤怒。（4）1999年实施国旗国歌法以来，在各地都产生了保卫学校教师和孩子们“内心自由”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年轻一代也加入了反对篡改历史的运动。他们有可能克服以往民众运动残存的党派对立的弊端，重新统一市民运动。以上四大群体超越了个人的关注、年龄和人生经验的差异，在“国旗国歌”问题发展到教科书问题的过程中携起手来。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那些过去消极地依赖职业团体解决教育问题的人，在不能再坐视不问的危机感的驱使下，开始承担起自己的主体责任。[39]

然而，必须看到，反对编撰会的市民运动虽然取得了选用教科书的阶段性胜利，但却是包括一票之差在内的“险胜”。教委惧怕来自右翼势力与市民运动的压力，去左右而取其中的做法，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表决选用教科书的力量对比十分接近，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赞成与反对人数相同，以微弱差距胜出的局面，只要编撰会再推进一步也许就会取得成功，并且带动其他地区，全线突破市民运动的防线。这就是编撰会阵营通过草根串联方式开展活动的成功之处。所以，市民运动对右翼势力的胜利是一个令人回味苦涩的结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加害历史记述的整体性后退冲淡了胜利的喜悦。从正确表述随军慰安妇、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历史教科书（日本书籍出版社）在选用中遭受重创的结果来看，编撰会已经实现了一个主要目标。所以，今后市民运动的发展有两条道路：第一，反省加害历史，保卫战后和平民主教育，将市民运动深入至阻止历史事实表述后退的层面；第二，继续阻止严重歪曲事实的教科书进入课堂，集中力量打击编撰会、“日本会议”编写的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同时扩大重视加害历史的教科书的选用。很明显，第一条道路对于组织松散的市民运动来说难度极大。涉及教科书内容的斗争，专业性强且牵涉法律法规，历史学界、教育界奋战32年最终“部分胜诉”的家永教科书诉讼运动，已经充分证明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90年代以来，市民支持高嶋伸欣教科书诉讼运动的规模明显萎缩，与其说普通民众关注教育不够，莫如说多数日本人对当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态度冷漠，市民团体捍卫正义与真理的运动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