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的三次浪潮

一、基础教育改革的三次浪潮

(一)基础改革的第一次浪潮

我国基础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如何在政治上彻底拨乱反正，在经济上从根本上摆脱“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巨大危害，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向繁荣富强，促进社会进步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教育改革就是这课题的重要内容。这一年相继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第一次浪潮的到来。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高瞻远瞩，对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1978年3月16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从现代化的视角揭示了教育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强调：“我们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曲解，一直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推行反社会主义的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促进了包括教育本质在内的一系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提高了我国教育理论思维的水平。

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与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真正解决了在新的条件下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为正确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断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还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就为开展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1980年9月27日，国务院、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各地试行。该报告所涉及的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是指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其目的是使高中阶段的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小平同志这一思想为指导，中国开始了以中等教育结构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当时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十分薄弱，“文化大革命”又使仅有的职业教育学校摧残殆尽，造成了中等教育结构的单一化，职业教育成为教育领域里最薄弱的环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教育严重地脱离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中国新时期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内容。1983年5月9日，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颁发了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文件。自1978年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扩大职业技术教育比例以后，许多城市相继进行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试点。1983年9月8日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使之朝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1978年开始的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中，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是表现于教育系统，影响于生产力系统的跨系统的深刻改革，一大批中初级职业教育学校的诞生和发展便是这次改革的写实。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新时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动适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补偿。

(二)基础改革的第二次浪潮

第二次教育改革浪潮始于1985年。在1983年9月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中，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的三个面向不断推动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教育意义与作用的认识，使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得到空前的传播。

在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人们逐步认识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强烈要求教育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认识到只有逐步改革，使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进。同时，教育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使教育观念的发展，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为此，198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开始了第二次教育改革浪潮。教育体制改革是我们在教育问题上的重大决策，《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础较育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问题，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有计划地建设重点学科。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县教育能够主动地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在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引下，第二次教育改革浪潮极大地促进了教育观念的更新，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各级各类教育开始逐渐摆脱原有体制弊端的束缚，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把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是第一次把素质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突出视阈。素质教育开始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酝酿与探索阶段。

(三)基础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199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始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该文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制定了到20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确提高；城乡劳动者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上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纲要》还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即基本上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100所重点大学和大批重点学院。

以该文件公布开始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育质量(包括办学效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条件下人的质量问题，人才的质量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如何正确解决教育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克服传统教育的负面影响，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成为继第一、第二次改革浪潮中教育结构、教育体制之后合乎逻辑地教育改革的主题。这一时期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素质教育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素质教育的发展随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决策与实施阶段。围绕着素质教育问题，教育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和改革实践的再深入。经过几年来的讨论和争鸣，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重视素质的培养，是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迫切要求和国际上的挑战，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这是一种高质量的选择。从战略上看，素质教育的素质不应寻求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中，它存在于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这不仅仅是指教育实践，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整体实践)，存在于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尖锐挑战中。不论是美国的2000年教育目标，还是日本的教育目标，共同的都是着眼于适应本国利益的未来人素质的培养。我国教育改革所讲的“素质”，是指21世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形势、社会变化对作为中国历史主体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在质量上的急迫要求。所以这里谈的素质绝不仅是教育学、心理学的问题，而且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综合视野里的大问题。它不仅着眼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且是整个民族文明的提升，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素质教育应是对我国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已有宝贵经验的发展；是对存在问题与弊端的反思与检讨，更是主动回应新时代要求的、继往开来的教育创新。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二次南巡讲话大大推进了开放改革的步伐，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共15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不仅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为第三次教育改革健康开展创立了前所为有的优越条件和机遇。课程改革成为这一时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与发展基础教育的核心问题。我国高度重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从国家角度组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标准、方案、教科书的研制和实施。这是我国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99年召开。第三次全教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明确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该文件再次确认了教育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世纪之交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基本任务，强调要全力推进素质教育。第三次全教会以后，我国教育改革继续深入展开。高等教育产学研相结合，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也有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