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学校关系变化的社会背景

（一）政府与学校关系变化的社会背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力量崛起，政府简政放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基本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化，强调公有制度；经济决策高度集中，强调中央集权；在经济调节方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在分配方面倾向平均主义；在经济管理方面，行政化、条块分割与封闭化。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在城市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逐步建立。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所进行的改革使得农民对自己和自己的产品拥有了所有权。尽管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而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但农民获得了完整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不再是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而是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而且他赚钱的多少不再由上级领导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支配他的动机、决策、行动和收益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迅速改变了农村经济面貌，这就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深刻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行动纲领。指出这次全面改革的性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决定精神，在80年代，我国对城市原有经济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使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第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这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达到此目的，注重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改变企业经营方式，改革企业工资制度。第二，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第三，宏观控制方式的改革。第四，所有制改革，即建立“一体多元、一元多层”的所有制结构。

至此，政府独家垄断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这就迫使政府探索和发展新的经济管理方式，并调整自己的经济管理目标，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制作为自身改革的基本原则。

2.简政放权，打破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性的文件，并拉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篇讲话主要是探讨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第一，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第二，讲话深刻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旧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问题。第三，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四，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最后，讲话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坚决铲除“以党治国”这个“国民党的遗毒”。

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这篇讲话，深刻地揭示了我国长期以来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问题的根源、实质，揭示出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面对着社会的大变迁，学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受冲击。因此，围绕着政府与学校之间权力的重新定位与配置以及学校如何应对市场等问题展开的教育改革也提上了国家和政府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