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专业化标准运动”的延续

一、“教学专业化标准运动”的延续

1957年，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在美国引起了舆论对教育，尤其是对教师教育的批评，同时也引起了教育学专家和学术专家对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为此，美国全国教师教育和专业标准委员会（NCTEPS）于1958～1960年连续召开了三次有重大影响的全美教师教育研讨会，教育学专家和学术专家共同商讨教师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是“教学专业化标准运动”的高潮时期。

1958年的鲍灵格林会议（Bowling Green Conference，Ohio）形成了以下认识：教师教育必须改进；教师不仅需要懂得所教的内容，而且还需要懂得如何去教；教师教育必须是学院或大学各个部门的共同责任。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在美国教师教育历史上，教育学专家和学术专家第一次在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这一重大问题上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根据这一培养目标，会议建议把教师培养的年限延长到5年。大多数学者主张采取“4+1”模式，前4年主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任教学科教育，最后1年主要进行专业教育训练。这一方案与20世纪30年代科南特在哈佛大学创建的教学文硕士计划类似。延长修业年限的建议为后来五年制教师教育计划的发展建立了框架，也促进了MAT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的普遍推广。

1959年的堪萨斯会议（Kansas Conference）根据鲍灵格林会议确定的一些基本目标，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教师教育新计划，取得了重要进展。会议认为：对未来教师的培养要增加一年的修业年限。在整个教师教育计划中，普通教育应该是主要内容，这包括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数学；未来教师应该接受具有深度的任教学科教育；会议还提出了专业教育的模式。

1960年的圣地亚哥会议（San Diego Conference）主要讨论教师证书制度。认为应严格实施教师证书制度，对于非教育专业毕业生进入教学岗位，应采取特殊的考试、试教和短期的专业教育训练，经考察后才能决定是否颁发教师证书。^[7]

如果说鲍灵格林会议提出了教师培养的目标，可以认为堪萨斯会议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而圣地亚哥会议提出了教师质量控制的要求。总之，这三次全美教师教育研讨会为20世纪60年代的教师教育改革从理论上做好了准备。

从1962年开始，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AFT）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首先在大城市中取代了全美教育委员会（NEA）的势力。由于NEA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师培养和专业化过程中的决策权力，导致NEA的一些行动带有攻击性倾向，引发了教师与学校及其他力量之间的对立矛盾。^[8]NEA的不利处境直接影响到教学专业化标准运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学专业化标准运动逐渐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另一种呼吁改革教师教育的声音又传遍美国，科南特、克尔那的思想和主张对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