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与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许多知名教育家如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期间，曾受教于其门下，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及朋友情谊。这种情谊传诸久远，并惠及中国教育。克伯屈创立的设计教学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东南地区中小学广为实验、流传、推广，对当时的教学改革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还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两次来华讲学，宣传进步主义教育的观点，为中国教育改革出谋献策，继杜威、孟禄之后再次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来华缘起
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异常迅猛。作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自由知识分子引进了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对抗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价值。这一在精神、价值层面新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引进，使得中国教育的面貌得以更新。而一大批从西方尤其是从美国回国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新教育的建设并积极邀请当时享誉世界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人来华访问演讲。
以“杜威声音”著称的克伯屈也在被邀之列。克伯屈本人一直对中国有喜爱之情，在接到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以该社名义向其发出的访华邀请函后，作了认真的准备。1926年5月27日，即克伯屈来华前夕，纽约中华教育会特别为其举办了欢送会。席间，克伯屈说:“谓中国现教育制度，吾当竭吾力之所能，助中国适应此巨变。”[1]他还细心征集中国留学生的意见，以求达到善用其留华短促时间，收最大之效果。
克伯屈1927年3月14日抵达上海。来华后，分地讲演、讨论约3个月。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克伯屈风尘仆仆，其足迹遍及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汉口、杭州等地，所做大小演讲和讨论百余起。
时隔两年，即1929年的9月28日，作为太平洋协会的一员，在卡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克伯屈得以再次访华。这次访问时间较为仓促，在华的时间只有21天。[2]但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他仍尽可能地与中国教育界的人士接触，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参观有实验精神的学校；在旧日学生的陪同下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以期对中国的形势有更好的了解与把握，并做大小演讲20余场。
（二）演讲的主要内容
克伯屈演讲的基本观点主要出自他的著作：《设计教学法》（1918）、《教学方法原理》（1925）、《为文化中的文明服务的教育》（1926）、《我们怎样学习》（1928）等。其演讲涉及以下内容：
1.文化与教育
在克伯屈的演讲中，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现存冲突之根源所在。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变迁极为迅速，其原因就在于科学思想亦即试验的思想的发达。经过试验后，人们便会有很多的发明。现代的物质文明都表明经过试验的思想如何应用于人生，而使人生发生变化。
要适应变迁的世界，就需要有新的教育。克伯屈主张，新的教育应教青年捐除成见，养成正常的批评态度；改革社会上不良的风俗习惯，要有计划及秩序；教青年养成正当的社会观念和世界观念；还应养成正确的道德观念。[3]这是克伯屈从总的方面对中国的新教育提出的几点要求，实际上也是他要求教育适应新形势的观点的影射。
2.教育与进步
克伯屈首先肯定人类所取得的进步均是靠着自由的结果。对于教育与进步，一般人有两种观念：（1）旧的观念：凡属旧的东西都是好的。教育有没有效果，即观青年人能否模仿、承受、实行古人的学说。（2）新的观念：既然处于巨变的世界，那么教育应当养成学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态度，不能以食古不化的知识传授学生，使他们不能应付将来的未知的事变。
克伯屈对新观念表示赞同，认为教育应养成儿童有思想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目前和将来所要面临的问题。如果仍固守原有的观念，主张教授固定的沿袭的课程，学生必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生存。[4]这实际上就是克伯屈主张的教育即生活的观点之反映。
3.中国面临的教育问题
任何一个教育家在述及其教育思想时，无不希望能对本国或他国有所启迪。克伯屈自然也不例外。克伯屈第一次来华时，中国尚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教育，因而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即在于实现统一。欲实现统一，克伯屈认为首要前提是使交通发达，教育普及。这两者的实现必须要有雄厚的财力做保证，而雄厚的财力靠机器的使用。这就必须靠新教育来培养出相应的人才，利用科学知识去开辟富源，领导85%的中国农夫去过比较美满的生活。
以克伯屈本人对中国形势的考察和先前学生的详细告知，他认为要实现统一，还要养成一种合作的精神。他说，中国以前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同乡会等合作的成绩都很好。但是一到政府与公共事情上，就不能合作，是由于缺乏公德心和一种为国服务的精神所致。1929年虽已实现统一，但刚趋于稳定状态，合作的精神尤需加强。
4.对教育方法的批评
克伯屈提出在中国欲实现新教育，必然要先对旧教育中的各种方法予以改革。他以儿童学习是否明了学习的目的和方法，与联带的学习为标准，对旧方法提出批评。
克伯屈首先肯定了学习的意义在于怎样将学习应用到生活中去。学习与兴趣和生活两方面均有关系，尤其是学习的完全与否与生活很有密切的关系。他援引了桑代克的心理学成果——有关学习的定律作为改进现实教育的方法原则。克伯屈认为儿童在学一种东西的时候，能同时联带地学习许多东西。只有这种学习，才算是真正的学习。因为这种学习使儿童向前发展，不仅使他有良好的知识、技能，并且还使儿童形成良好的习惯。
克伯屈还对现实中流行的几种著名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讨论，并比较了它们与自己倡导的设计教学法的优劣。
5.道德教育
基于教育即生活的观点，克伯屈认为，道德是人类生活的一方面，不能脱离生活而分立。无生活即无所谓道德。道德应贯彻生活全体，所以讨论道德问题不能遗实际生活而不问。
依旧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克伯屈认为道德生活的成分有四：道德的信念、好善的倾向、意志的选择、意旨的实践。在这四者之间，第一与第三之间关系最为重要，两者顺同，则收知行合一之效，两者歧异，则收知行相悖之恶果，而养成种种不道德的习惯。
在道德教育上若要收正确效果，就应遵循这四部分，即第一要培养正当的道德观念，第二要培养向上的趋势，第三要培养行善的果断力，久而久之成了坚强的习惯，所有的行为自然也就趋入道德的正轨。克伯屈主张应使儿童理解其一切行为之理由，即如何行为方为合理。他指出，因兴趣以求养成道德生活的习惯，更进而求道德行为的理解，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5]
6.中国需要何种教育制度
克伯屈认为，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产生不过有30年的历史，要想在这短期内建设很好的制度，决非易事。其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抄自日本，日本的教育制度又抄自普鲁士。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所培养出来的人民皆是服从的，不适应中国建立共和国家的需要。
他对中国制定教育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1）中国的教育制度万万不可采取集权制。
（2）不应使教育的目的是为考试。
（3）要创造适合中国特殊需要的课程体系。[6]
（三）讨论会的主要内容
除演讲外，开办形式活泼、你问我答的讨论会亦为克伯屈访华期间喜爱采用的一种交流形式。在讨论会上，克伯屈亦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
克伯屈1927年来华后，中国教育界曾分别为其组织大学教育讨论会、中等教育讨论会和初等教育讨论会，总计讨论问题达40问之多。比较重要的兹介绍如下：
1.学校校内活动和校外活动的比例搭配。克伯屈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校内工作上面，同时用一部分时间将所学的东西到社会去练习。对于课外作业中真正有教育上的价值的，尽可排在正式课程里去。[7]
2.师生和谐关系的养成。欲养成和谐的师生关系，克伯屈认为最好的方法是：（1）教师多注重受教育者本身而不必专门注重教材；（2）编制课程时须倍加选择，使学生感到课程是适合他们的。他指出，师生合作精神的养成需教员丢弃监督学生的态度，学生方面也应该自己随处检验，养成互相监督、互相劝告的风气。[8]
3.对灌输训导法的看法。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学生的教导基本采用的是一种灌输训条法。克伯屈认为这不是好的方法。要想使学生有端正的品行，应该先使他们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即应使他们过道德的、合乎情理的生活。解决方法有二：（1）偶然可以举行几次伦理性的演讲以鼓励学生。（2）随时仔细观察学生的思想行为。在学生犯错误时，惩罚也非好方法，教师可私下与之谈话劝其改过自新，而不应在大庭广众之中横加羞辱。[9]
4.学生能否参与政治？克伯屈指出：学生参政有利有弊，应该想法去得到利益而避免弊端——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从教育的立足点看来，学生对于政治发生兴趣而在能力范围之内参预是很应该的，但是必以不妨碍学校及他人为限。[10]
5.教师有无了解教育哲学的必要？作为一个教育哲学家，克伯屈认为教员有掌握教育哲学的必要。因为教育哲学的功能在使“教什么”与“为什么教”两者联成一片。教员只有先知“为什么教”，然后才能知“教什么”。如果教师不知道“为什么教”、“为什么如此教”，那么教师和机械的工匠没什么两样，而教育事业也仅为工艺而已。因此，良好的教师均须了解教育哲学。
6.教育方针是否应有年限的限制？克伯屈认为应随教育宗旨的变动而有所变动，教育者应随时想着“教什么”、“为什么教”，故国家的教育宗旨应随时改进，而学校的教育方针作相应改变，教授方法亦应随之改良。[11]
7.如何看待学潮？克伯屈认为学生有极端行动的原因在于文化的变迁。具体来讲是生活与行为不能并驾齐驱造成青年学生活动过分。欲平息学潮，克伯屈主张，急需推翻旧的、抄袭的教育制度，建设新的、平民主义的教育制度。如此才能满足青少年学生改造社会的雄心，而所谓的过激行动亦可因之减少。[12]
8.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教育关系之处理。克伯屈认为，从中国需要平民主义的教育观点而论，中国应有国家主义的教育，另一方面，合作的精神的养成非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不可。而从为全人类设想这一角度看，也应有世界主义教育。不过这种世界主义教育应以造成完美的中国为限。[13]
9.党化教育。1927年蒋介石政权建立。为巩固其统治，在统辖区内实施党化教育。克伯屈认为从道理上讲，教育不应当党化，因为它是对思想自由的一种束缚。他认为中国教育应注意：（1）使学生消灭自私自利之念，而爱护中国，赞扬中国；（2）使学生能独立思想，而不依赖教员。就大学教育论，真正之大学，当任教员与学生自由思想。
10.道尔顿制与设计教学法孰优孰劣？对于这两种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教育实践影响甚大的教学制度，克伯屈认为二者仅有程度上的不同，道尔顿制实为设计教学法的中点。道尔顿制仅让学生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负责支配工作，设计教学法则不然，学生不仅有什么时候学的自由，而且可以与教员共同决定“学什么”。道尔顿制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传授知识与技能。设计教学法则不但注重学问，亦顾及习惯、态度等。在道尔顿制下，学生无团体讨论的机会，而设计教学法则有。在设计教学法下学生须分组工作，然后合组报告。此种分组合作的精神为中国目前所急需。就此点来讲，后者显然要优于前者。
那么如何实施设计教学法呢？克伯屈承认，在实施设计教学法之初确有困难，因大部分学生在旧学制下习惯已成，而教师又无良好的设计与建设的方案，故必须有相当时期的练习。克伯屈指出，实施设计教学法最好先以每周1个小时为尝试，若成绩不良则不如舍弃不用。如学生觉得时间不足，则不妨逐渐增加时间，但其增加的速度应以学生的能力为限。教师对于全部工作不必拘泥于设计教学法，如有重要教材不能顾及情形，仅可运用其他教授法补救。[14]
（四）反响与评价
克伯屈20年代的两次来华，其演讲及讨论会的内容极为丰富，将教育上的宏观与微观问题悉行涉及。主要包括：
（1）宣传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理念；
（2）讲解、阐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3）宣传他自己的教育理念，尤其是设计教学法；
（4）宣传科学、民主和进步，抨击教育上的保守观念；
（5）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并提出系列修改建议；
（6）宣传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方面的科研成果，用以改进中国的教育；
（7）宣传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成果，并结合相关理论予以应用性的建议；
（8）以世界的眼光对中国教育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9）宣传教师教育哲学素质具备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克伯屈的上述观点绝大多数是极有意义的，对于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然而，毋庸讳言，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所宣传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正确。例如他主张教育宗旨应随时变动，而其时中国一直未得到实际效果，最大的毛病即在于教育宗旨的不确定，忽而实利主义教育，忽而国家主义教育，一种主张，实行不到5年，即推倒之而另换一新花样。需知，教育乃百年大计，其收效往往在短期内显现不出。如果真如克伯屈所说，以学校为试验之地，以学生为试验之物，朝秦暮楚，又怎能期望有效力呢？
再如克伯屈希望通过新教育培养的人才去领导中国85%的农民过上比较美满的生活。这种看法令人深思，从理论上看，确实比较完美，但现实是，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和温饱问题，其次才会想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国要统一，实现途径远非克伯屈所说的那样，靠教育的力量来完成，教育固然对政治有重要作用，但教育也要受到政治的制约。
克伯屈访华比较突出的成果是推动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使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学者统计，其时及之后我国出版发行的教育学理论著作主要有79种。其中如吴俊升、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孟宪承主编的《教育概论》等著作不仅发行量大且影响面广，它们多把儿童专列为一章，加强了对儿童的研究，把儿童作为整个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在论述儿童的发展中注意运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论述学习时注意到三个学习律的使用。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纷纷发表相关文章。如陈科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一文中，提到教师的专业准备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教师仅仅做一文化的传播者，那么学生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面对问题时，往往会手足无措。”[15]显然这与克伯屈所演讲的《文化与教育》中的观点——应使学生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出一辙。当然，基于克伯屈对设计教学法优点及实施方法的进一步阐释，当时实施设计教学法的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更是克伯屈访华的直接成果之一。
克伯屈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设计教学法的实行。
（一）设计教学法的提出及理论
“设计”起源于16世纪意大利的建筑和工程教育运动。1765—1880年，设计被移植到美国的建筑业及工程专业等领域； 1880—1915年，体力训练学校和多数公立学校开始采用设计。[16]为使儿童能全心全意地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完成在生活中学习生活的目的，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和桑代克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克伯屈在1918年提出了设计教学法。
克伯屈在《教学方法原理》中对设计教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设计教学法是以有目的的方式对待儿童，以便激发儿童身上最好的东西，然后尽可能放手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17]。他认为，设计教学法的主要内容应囊括这几个方面：必须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必须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单元活动；必须由学生负责计划和实行；包括一种有始有终、可以增长经验的活动，使学生通过设计获得重要的发展和良好的生长。
设计教学法分四个步骤：（1）决定目的。克伯屈认为，在设计教学法中，目的性这点非常重要。学生有了明确的目的，才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设计教学活动也才能开始。目的最好由学生自己确定，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选定目的，但不能强制他们接受目的。（2）拟订计划。是四个步骤中最难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项工作也应由学生自己承担，教师不应包办代替。计划项目包括材料问题、工作分配问题、实施的步骤和方法问题等等。（3）实行。把计划付诸实行是设计教学过程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步。克伯屈认为学生总是喜欢参加实际的工作活动，因而他们会热情洋溢地、兴趣盎然地去实行计划。学生在实行的过程中，教师应随时提醒他们，还要通过暗示、建议、鼓励等方法，使他们备足材料，采用正确的方法克服困难，把设计活动进行到底。（4）评定结果。教师提出评定的标准和方法，由学生自己进行评定。评定工作的内容应包括：整个过程是否按照原计划进行了；预定的目的是否实现了；从设计教学法中学到了什么；计划和实行办法有什么缺点。[18]
当然，这些步骤的秩序不是固定的，教学可以从任何步骤开始，但不管教师从何种步骤开始，每一种设计都应具备这样一些特征：（1）是一种合作计划的活动。每一个有目的的活动都不是出自教师的头脑，而是出自学生的兴趣，由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制定出实现目的的计划。（2）以某一个问题为中心，考察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设计的关键。（3）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活动。在活动中可以培养其观念、技能与智谋，设计完成时，要对最终结果进行评价，以确定是否与最初的目的相符。（4）是一种有评价和有目的的练习。学生就是通过每一项设计来选择目的与成功地实现目的，从而进行学习的。[19]
由此可见，克伯屈特别强调的是设计者和实行者都是学生而非教师。当有人询问由谁提供计划时，克伯屈的回答是学生自己。但是这并不表明克伯屈只注重儿童，看不到社会的需要。相反，和杜威一样，克伯屈也试图努力保持个体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使个体积极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在不断改进中朝向文明的方向前进。在设计教学法中，学生是自由的，学生实践了行为的自由，克伯屈认为其独立性、判断力和做事能力会极大地得到提高，而这些品质有利于民主的保持和进一步提高，这样，社会进步的步伐就会得到加强。
另外，设计教学法包含了教师和学生共享的一般目标，而且目标延续时间极长，这也就充分说明了发展的连续性是真正进步所必备的条件之一。设计教学法还根据学生能力和娱乐的需要，将教室外的生活状况也囊括进来，真实的进步教育运动之最合理而最有价值的一个特征即在于它尽力摧毁那堵将教室与学校之外的世界相隔离的墙，而设计教学法主张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学生正在或将来也将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环境中去，这样势必使那堵耸立于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轰然坍塌。我们如将克伯屈倡导的设计教学法与杜威的思维五步骤或教学五阶段或做中学理论相比较，即可以看出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处，但克伯屈的匠心独具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理论堪称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应用。
经过克伯屈的系统阐释，美国社会掀起实施设计教学法的浪潮，而随着中国也开始教学改革，民主和科学的思潮成为主流，设计教学法由此涌入中国。
（二）设计教学法在中国
设计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是渐进式的，大致经过了试行模仿、正式实施（包括高潮期）和低潮三个阶段。
1.试行模仿（1914—1919年夏）
这一时期，设计教学法只是在少数地方如上海万竹小学及南京高师附小实行，而且也基本处于模仿阶段。
此期的效果当时有人这样认为：“儿童作业因教材悉由教师提供，没有参加意见的余地，所以一切活动，漫无目的”。[20]毕竟开始试行，试行者总是会有所懵懂，而且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也不可能一下就领略到设计教学法的真义所在。
2.正式实行阶段（1919—1924年）
始于1919年秋，由俞子夷主持的南京高师附小启其端，次年沈百英和顾西林在江苏第一师范附小一年级也开始实施。
因为有前期的试行，再加上此时的实行者对设计教学法理论展开较为深刻的探究，这时期的设计教学法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如南京高师附小开始试行“分系设计法”，把学科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几门学科组成混合科，如语言、文字、故事等合成一科，史地、公民、社会常识等合成一系，美术、劳作合成一系，便于儿童提出问题。儿童所学功课，由他们自己决定，自由选择，自由支配时间。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研究和试行，南京高师附小在全校包括幼稚园在内的13个班全面铺开，在当时小学教育界引起很大轰动，参观访问学习者络绎不绝。1921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召开，会上提出的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该决议案说：
教育先进国对于小学实施设计教学法，教材教法纯取活动的，准儿童心理发达之程序，取社会环境接触之事物，因势利导，以发展其固有之本能，学者既饶兴味，教育亦无标格，法良意美，无逾于此；现在吾国试用其法者，渐见成绩，宜指定各省区师范学校将设计教学法加以研究，并由师范附属小学及城市规模较大之小学先行实施，作为模范，傅资仿效;庶教学良法，可逐渐推及全国矣。[21]
这一决议案的颁布使设计教学法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小学界兴盛起来，并在2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主要表现为：（1）试行设计教学法的学校日益增多。这从当时教育刊物所载各地试行情况中可得以说明。（2）教育界对设计教学法的学习、观摩活动更趋热衷，一些学校在组织参观的同时，将设计教学法列为各种演讲会、暑假讲习会、暑假学校的重要内容，甚至出现了推行中的狂热情绪。“设计教学法是预备人得到完全的生活法子的好方法，应该早早实现，免得一误再误”；[22]“这种教学法是哥伦比亚师范教授的发明。能为儿童创造幸福，为教育界放异彩，是决无可疑的……所以近两年来，设计教学法为改进旧教法之唯一入门，已为教育界所公认”。[23]（3）理论研究取得进展，出现了大量有关总结、研究、介绍设计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及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1924年，国人撰著的有关专著就有13种，论文达118篇。
3.低潮阶段（1924年后）
1924年后，因为社会动乱诸原因，设计教学法进入低潮期，不过对设计教学法在理论上仍有研究，实践上还有少数学校在继续试验，如东南大学附属小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等。另外虽然这时不再明确提设计教学法，但其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仍然带有设计教学法的烙印，如30年代的“大单元设计”，在照顾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校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选择设计的原则，如时令、节日；儿童的需要；学校生活；课程标准；联系校外环境等。又如1942年国民党教育部颁行的《修正小学课程标准》中规定：“教材的组织应尽量采用大单元的计划。各科界限也不必严格区分，以便互相联络，而减少割裂重复等弊端”等。
总的来说，设计教学法试行以来，传统的教育观念有所改变，教师的行为、教学及其思想都大为改观。许多中小学明显有较多的生趣与愉快的气氛，有较多的自由与独创精神，师生之间有较多的合作，有较多的实际的创造性的活动，在团体中有较多的民主方式。
由前文可知，克伯屈通过各种途径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1.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层次发生了转变。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的蹂躏后，追寻挨打的原因，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是列强的器物要优于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层面的提升，将注意的焦点渐移至西方的制度等方面，之后又悟到心理的转变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特别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中国学生从事教育后，很容易地将在国外接受的教育观念移植过来，而克伯屈教育理论中蕴涵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更使他们为之欣喜，故易于接受。
2.克伯屈的教学艺术魅力。1927年陶行知在接获克伯屈来华日期的函告后，在拟定的“招待克伯屈博士筹备会”函约中这样说： “克伯屈本人之教课，已达艺术化之境界。故聆博士之言论，不但能领略其推阐之基本原理，并对于本人之艺术化教学，亦可得一亲切之观感。”[24]陈鹤琴则回忆说：“他的思想有魔力，教学有魔力。”[25]另一方面，克伯屈很善于结合事例来说明问题。据笔者所收集到的克伯屈在沪演讲的内容看，在系统演讲的5篇中，所举事例就达25处之多，而且所举例子均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可谓是信手拈来，却令人心悦诚服。
3.克伯屈的中国弟子推波助澜。除前文所提及的陶行知外，克伯屈的学生都给予昔日的老师以热情的招待，包括日常生活的安排，陪同参观中国的名胜古迹，及时告诉中国时局的变化。如克伯屈来华时，蒋梦麟居教育部长之位，两人曾详细讨论中国教育方针。当得知中国教育宗旨以10年为限时，克伯屈认为，教育宗旨应随时订正。教育者应随时想“教什么”，“为什么教”。教育者的知识程度愈高，则教育宗旨的修正亦愈频。[26]凌冰博士则以他自己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危险经历及《进步教育》杂志的查封，[27]使克伯屈认识到其时政府对人们自由的种种限制。所以克伯屈在教育与进步的讲演中，特别强调欲求社会进步，一定要给予人们以思想的自由；在讨论中提到党化教育时，也要求其以不束缚人们的思想自由为前提，正是针对此而提出来的。
克伯屈堪称是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中的又一个亮点。这不仅因为克伯屈其时享有世界声誉及当时的中国为其思想的传入提供了较丰厚的土壤，更重要的是克伯屈看到了其理论所代表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性所在。作为教育哲学家的他，深知当两种异质文化相碰撞时，器物层次的交流最易也往往最先，典章制度的模仿也相对容易，而文化心理的问题则最难，因而往往最后。所以无论在与中国学生的交往还是来华的演讲中，都注重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谈，而且着重提出观念的转变对于教育的兴旺、国家的发达至为重要。对于作为一个拥有80%以上农民的大国来说，欲寻求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在乡村教育上大动手笔。克伯屈看到了这一事实，所以在演讲中几乎随处可见教育即生活的观点闪烁其中；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了中国的乡村教育问题。
当然，我们在肯定克伯屈对中国教育所作贡献的同时，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应给予适当评价。克伯屈两次来华期间，都遇中国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经费大多被用到军备的扩充方面，政府几乎无暇顾及教育，教育经费接近匮乏之境，教师工资一再被拖欠。而中国的乡村，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又怎会去积极考虑教育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克伯屈来华，政府决定除国立大学可保留教育系外，其余所有大学均得废除教育系。教师培训被转移到中学进行，这足以表明政府对教育及教育理论（包括外来教育思想）的不信任、不重视在逐步加深。这一政策导向必然也会对克伯屈的访华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但克伯屈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仍在。时至今日，其理论仍有强劲的生命力。如问题性教学、活动性课程等力量，实际上都蕴涵了克伯屈尊重儿童，从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出发，注意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相联系的主张。在现代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继承或挖掘其中的宝贵财富，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果。
[1]陈科美.来华演讲之克伯屈教授［J］.教育杂志，1927，19（2）.
[2]The Diary of KilPatric，1929年旅行日志，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3]胡叔异，张铭鼎笔记.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J］；朱君毅译.赵演、宫成璧笔记.文化变迁与教育［J］； 克伯屈在沪演讲录，克伯屈在京演讲录. 原载：教育杂志，1927，19（5，6）.
[4]胡叔异，张铭鼎笔记.教育与进步［J］. 克伯屈在沪演讲录.原载：教育杂志，1927，19（5）.
[5]胡叔异，张铭鼎笔记.道德与教育［J］. 克伯屈在沪演讲录.克伯屈在京演讲录.原载：教育杂志，1927，19（5，6）.
[6]胡叔异，张铭鼎笔记.中国目前的教育问题［J］，公宴席上之留言［J］. 克伯屈在沪演讲录. 克伯屈在京演讲录.原载：教育杂志，1927，19（5，6）.
[7]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 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原载：教育杂志，1927，19（7，9）.
[8]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9）.
[9]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9）.
[10]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 （续）.教育杂志，1927，19（7，9）.
[11]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
[12]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9）.
[13]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9）.
[14]胡叔异，张铭鼎笔记.克氏之教育讨论会［J］.邱春译，邵振甫笔记.教育问题讨论［J］.原载：克伯屈在京演讲录（续）、克伯屈在沪演讲录（续）.教育杂志，1927，19（7，9）.
[15]陈科美.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J］.教育杂志，1940，30（11）.
[16]http://search.epnet.com/direct.asp?an=8905589&db=afh.
[17]威廉·赫德·克伯屈.教学方法原理—教育漫谈［M］. 王建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304.
[18]威廉·赫德·克伯屈.教学方法原理—教育漫谈［M］. 王建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5，16.
[19]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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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G］// 邰爽秋等.历届教育会议决案汇编.
[22]知我.设计教学法的研究［J］.教育杂志，1927，7（7）.
[23]陈宝良.对于设计教学法缉要的感想［J］. 新教育，1922，5（5）.
[24]函商约聘“招待克伯屈博士筹备会”委员致教育界名流［J］.原载：申报：教育界消息，1927-01-19.
[25]陈鹤琴.我的一生［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8：73.
[26]邵振甫，王政笔记. 邱春译.教育问题讨论［J］.教育杂志，1927，19（5）.
[27]The Diary of KilPatric，1929年旅行日志，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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