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教育公平
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不公平现象突出地体现在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失衡上。以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比较,2003年全国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普通高中为264.83元,较2000年增长24.87%,职业中学为239.23元,则增长11.32%。可以看出,职教经费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是增幅不大。从教育成本来看,两类教育近几年都保持在1000元以上。而培养一个普通高中学生的教育成本要比培养一个职业高中学生的成本低得多。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生均成本通常比普通中学要高153%。国内有关研究证实,1993年我国职业教育的预算内生均成本是普通高中的4.77倍。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同样的教育成本既不合理,也欠公平。再以中部省份湖南为例,2000年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支出为865.85元,2003年增长到l004.25元,2000年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支出为1293.37元,2003年下降到1242.77元,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3.76%;2000年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65.50元,2003年增长为103.96元,2000年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支出为138.95元,2003年下降到90.57元,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7.86%。普教经费的年年上涨和职教经费的逐年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中国台湾省以外,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没有按要求制定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各地教育费附加中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经费很少;全国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利用银行贷款举办职业学校政策,没有建立专项经费或利用助学贷款资助职校学生;近些年,地方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一些地方把职业学校学杂费当成财政预算外收入,甚至要统筹调控学杂费的15%~20%用于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使本来经费不足的职业学校举步维艰。
国家财政经费投入和教育政策的不公平,使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地位明显偏低。首先,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师资配备上,职业教育不能与其他教育一样享受同等待遇。有专家对湖南、辽宁、河北、贵州四省l7所职业学校教学设备和教职工结构状况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显示,这l7所职业学校专业教学设备生均为1372.9元,比湖南省制定的示范性职业学校B级标准还低227.1元,17所职业学校设备差额总值达582多万元。在158个专业中,有28个专业没有专职对口专业教师,17个专业仅1名专业课教师。其次,在教师工资待遇上,相比普通高中,同地区职业中学教师明显偏低。一些县(市)还以职业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为由,没有把职业学校教师工资纳入县级财政统筹范围,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甚至得不到保证。这些原因直接加重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据有关专家对初三教师调查发现,有27%的教师认为职业学校不利于学生发展。河北省对2898名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家长如何看待职业教育作用的调查也发现,有56%的人认为职业教育没有用处或作用不大。
我国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有80%乃至更多都来自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等社会弱势阶层,相比其他类型教育,职业教育是真正的“平民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对促进教育公平意义更大,作用更明显,黄炎培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主张职业教育应“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可见职业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重要意义。杨金土在《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职业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指出,职业教育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子女,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这些家庭的利益,关系这些平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关系他们的就业生计和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发展职业教育有助于改善“平民百姓” 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给学习者带来眼前的实惠和未来的发展机会。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职业教育绝对不可能有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公平需要职业教育的参与,职业教育也能在促进教育公平上大有作为。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调整发展思路,拓展发展空间,使其真正成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面向“人人” 的教育。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降低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门槛。在我国的1.2亿进城务工农民中,85%的人员基本都是因为经费原因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培训,其中50%左右有明确的技术要求。据《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15日报道,2002年秋季,青岛市将全市职业学校全部向农民工开放,并通过一年多次招生、放宽年龄限制、单独编班开设专业分段完成学业等灵活的入学形式,为农民工上学培训开通“绿色通道”。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争相进行了广泛宣传报道,可是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报名工作结束时,青岛市整座城市中最终只有6名农民工报名参加学习。青岛市有流动人口68万,其中18~25岁之间的占35%,有23.8万人。生源不成问题,为何农民工却不买账呢?其中,求学需要交纳一定数目的学费是阻止农民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因此,要降低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门槛。关键是要解决职业教育经费上的困难,让更多平民能够享受到职业教育。在政策选择上重点是要以政府为主对经济困难又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给予资助。如在职业学校建立类似高校的专业奖学金、定向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制度;建立职业学校学生延期支付学费制度;建立以生产实习为核心的助学制度,让学生通过在用人单位的实用性生产劳动,获取一定的报酬;建立资金来源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扶贫资金为主的就学补助制度;鼓励和支持有关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设立职业教育基金;建立学费减免制度等。要降低平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门槛,除了在经费上要广开财路外,职业教育还必须扩大其结构范畴,开放办学体制,扩大教育对象和办学的时间与空间,最大化地向社会开放。如举办短训班、讲座、各种技术成果展览、竞技活动,向社会提供各种教育资源、培训力量、实验设备等;支持一些营业机构,如企业、咨询与文化服务业成为从事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新生力量;拓宽职业教育功能,努力使职业教育成为“认证”的考核、检查与发证机构。
第二,要从根本上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心态,树立职业教育的新形象。鄙薄职业教育,矮化、弱化职业教育是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不难看出,这几年职业教育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来自于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来自于教育内部的认识偏颇。我国现在已被誉为“世界工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制造业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而熟练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将人口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首先要靠教育,尤其是要靠职业教育。所以,要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心态,首先是要从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高度来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方面的经验,通过在基础教育中渗透职业技术课程,使技术、技能和人文要素、思想品德、科学知识等得到均衡发展。另外,在教育政策上,要坚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步发展。如在招生政策上,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批录取;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保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水平;在人才选拔上,不人为地强化某一类教育在人的发展上的优越性;在劳动报酬上,努力健全社会分配机制,使技能型人才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等。
第三,要完善职业教育人才评估标准。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还是简单的从业需要,让接受职业教育者掌握一门技能。这种教育思想忽视了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迫切性。国外发达国家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倾向不仅使受教育者从中学到了技能,而且突出地发展了自我,提高了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了工作责任感。我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在尊重受教育者、服务受教育者、满足受教育者个体要求方面形成着力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要彻底转变传统的职业教育思想,首要任务是采用国际惯例调整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人才评估标准。在指导思想上,既要重视技术的成分,又不可唯技术至上;既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实用性,又要避免把职业教育“近视”地理解为“就业教育”。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视为等级、智力上的区别,而将其理解为分工的不同和人才规格、人才类型的区别的时候,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才能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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