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考察与交流

四、中外考察与交流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曲折发展的典型之地，上海又是中国人看世界、世界新教育思潮最先登陆中国的窗口和门户。陈鹤琴等教育家一直将上海视为中外文化的荟萃之地、推动中国现代新教育发展的重镇。因此，凭借上海独特的地域和人文资源优势，扩大沪上教育界中西文化交融、教育理念探求，是主持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期间的陈鹤琴努力拓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中外教育的沟通与交流

20年代初期，陈鹤琴曾受陶行知的推荐，主持接待来华考察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教授。1931年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罗格及夫人来到上海讲学，他是继杜威、孟禄、克尔帕屈克等之后来华访问的又一位美国“新教育”和哥伦比亚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儿童中心教育”的倡导人之一。在陈鹤琴主持下，罗格夫妇分别向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工部局所属中小学教职员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陈鹤琴作即席翻译。罗格关于“新教育”的阐述，罗格夫人关于在纽约的实地试验的介绍，给与会者很大的启示。

在此前的2月中旬，上海特别市教育局、中华儿童教育社、沪江大学、寰球中国学生会等，联合本市各大学及文化学术团体，还隆重接待“文纳特卡制”的倡导人、美国教育专家华虚朋博士。在2月15日的欢迎公宴上，蔡元培致欢迎词。作为发起人之一，陈鹤琴“以华虚朋博士对于小学教育，有特殊心得，而于个别教育方法，大有研究，爰特编印，以介绍于我国教育界”为目的，适时主持出版了《文纳特卡制专刊》。此刊登载相关文章10余篇，对这一新教育法作了详尽的介绍，其中有陈鹤琴编译的《文纳特卡制中的读法》。2月16日，在陈鹤琴特邀下，华虚朋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工部局小学教师讲演“关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当晚，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和各地代表宴请华虚朋，华虚朋受邀再作演讲，两场均由陈鹤琴担任现场翻译。

上海教育团体欢迎华虚朋合影（前排右5、6分别为蔡元培、华虚朋）

1932年，陈鹤琴与志同道合的刘湛恩、韦悫、欧元怀等发起成立上海国际教育社。当时媒体报道：本埠中西教育界人士，前因租界内教育日渐发展，中外教育界关系日益密切，有组织“国际教育社”藉以联络感情、研究教育之举。兹闻该会于27日（注：1932年6月27日），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沪上各大中学校教职员及中外著名教育界到会者共50余人，公推韦捧丹为主席。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博士讲演，大意为国际教育社之工作有两种意义：一为上海教育界与外埠教育界及国际教育界之锁链；二为上海中外教育者联络感情、共同研究之机关，表示对于此次盛会具有非常兴趣云。到会者还推选中、英、美、德、法筹备委员，发起者之一的陈鹤琴为中国籍筹备委员。

据陈鹤琴回忆，这一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交流经验、相互观摩目的，特邀集在上海的各国教育人士，参加成员包括中、英、美、德、法五国大中学校长、教务主任和懂英文的教师。首任会长由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担任，以后刘湛恩、韦悫分别担任过会长，陈鹤琴担任书记。每学期，该组织都要组织二、三次常会，或参观学校，了解教育情况，或邀请教育专家作专题报告，曾请罗格等多位国内外名家演讲。

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学会宗旨为：研究教育理论及计划，解决中国教育上实际问题。陈鹤琴为该会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该总会监事、上海分会理事，负责主持教育学会下设的幼稚教育研究委员会。1936年10月，同时参加该会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的陈鹤琴、刘湛恩、欧元怀、舒新成、沈体兰等，为边疆建设培养人才，积极安排青海、西康、蒙古等地学生来沪就学。1937年后，该会与国内各教育学术团体，如中华儿童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等组成各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到1948年，中国教育学会下设的研究委员会达到48个，这一国内研究教育或从事教育者组织的学术团体，与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保持着联系。积极推进中外教育的沟通交流，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的局面，这也是当时教育界大批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考察欧洲教育新趋势

随着办学实践的深化，为进一步加深对世界教育发展情况的了解，到世界“新教育”的又一个发源地欧洲实地考察，成为陈鹤琴愈益强烈的愿望。1934年，他向工部局学务委员会提出以私人休假的方式，自费前往欧洲11国进行教育考察的请求。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鹤琴和马客谈、陈剑恒以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名义，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地，参观了许多新型学校，与多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讨论了教育问题，直接感受和了解世界“新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成果。

在英国的时间近3个月，陈鹤琴将考察重点放在教育制度上，参观了包括幼儿园、小学的初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特殊学校和职业学校等。陈鹤琴注意到，在英国学校里，课程设置并不由教育部统一规定，各小学所教课程中注重知识性和实用性。参观的大多数学校，都有良好的设备和图书馆、体育馆、艺术室、实验室，有足够的户外活动场所，体育教育进行得更有情趣、更见成效。英国专家型督学的重要工作，是在详细的视察外，与校长合作，并尽其所能从对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教材、教师等各方面提供建议与顾问。这种视导制度，保证了学校管理和教育的合理安排。

英国对身心残缺儿童，包括盲童、聋哑儿童、弱智儿童以及犯罪儿童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学校，使这些儿童在充足的设备条件下，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伦敦，所有学校的儿童每学期都由校医为他们进行体格检查，并有专科医生对各种疾病提供治疗。这些使陈鹤琴大为感慨，反观中国，无数儿童生活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即便在条件较好的上海租界里，沿街乞讨的流浪儿童也随处可见。

在伦敦期间，陈鹤琴应邀向英国“新教育”学会会员作了“中国教育之发展”的报告，受到欢迎和好评。

在比利时，陈鹤琴参观了著名的德克乐利学校。这所学校的方针是“从生活，为生活”，主张将儿童放在适当的环境中去发展自己的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去求知识，去求技能，去做人。在教学方面，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采取“分组教学”，德克乐利规定的学习三步骤，引起了陈鹤琴极大的兴趣。（1）直接观察。技能必须在生活中获得，知识亦不是单单从书本中可以得到，儿童可以运用自己的感官去发展知识技能；（2）间接联想。如观察了国内的牛，联想到其他国家生长的牛；（3）自己发表。儿童应有发表的机会，把观察和联想的结果，充分地表达出来。德克乐利博士的高尚人格和一生从事教育、为儿童造福的办学精神，使陈鹤琴由衷敬佩。陈鹤琴曾说过，他后来倡导“活教育”的学习四个步骤，即观察实验、参考阅读、发表创造、批评研讨，是借鉴了德可乐利的做法。

在阿姆斯特丹，陈鹤琴一行参观了当地的圣母蒙台梭利学校。学校的教育原则是基于学生自我教育，以期通过教育和心理的启发，作为引导学生自发行为的钥匙。对儿童潜力的探索发掘是以活动为起点，使活动与思考相结合。

在华沙，为在职教师提供服务的实验场所、讲座的教育学院（教育博物馆）和教师协会给陈鹤琴留下了印象。

奥地利以艺术教育著称，陈鹤琴在维也纳遇见西石克等4位著名艺术家，他们对儿童进行艺术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注重对儿童进行相当的了解，尊重儿童的自由，爱护儿童的个性，注重儿童的创作，因此，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此之前的1930年，陈鹤琴曾发表《创造的艺术》一文，比较、分析了新旧艺术教学的不同，对这4位艺术家的异同也作了特别的介绍，并提出自己关于儿童艺术教育的思想。此次陈鹤琴专程拜访了西石克，进一步实地感受起源于欧洲的“创造的艺术”之魅力。

与欧美实施“新教育”的国家不同，德、意两国奉行灌输式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而与德、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陈鹤琴在苏联感受到教育的伟大与力量。他说：这次考察受苏联“新教育”影响颇深，看到苏联在短短十三年间，就把70％的文盲扫除了，把幼儿教育运动普遍推动起来，把义务教育也建立起来。陈鹤琴了解到，十月革命以后，在莫斯科大街上有5万流浪儿童，当时还是青年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深信儿童是可以改造的，他将一些儿童组织起来进行典型实验，逐渐总结经验，使儿童教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在陈鹤琴的考察笔记中，还对苏联学校的义务教育制度、学校管理体制、教学组织和学生活动等作了详尽记述。

在长达7个月的欧洲之行参观访问中，陈鹤琴通过考察各国教育，归纳出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一些共同点。回国后通过报告、演讲、撰文积极介绍、宣传欧洲“新教育”，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育也予以特别关注和介绍：

第一，各国注重健康教育，注重体育，认为教育是在操场上进行的；在体育、游戏中可以培养人格，养成合作、牺牲、公正等好品德。陈鹤琴说：“身体是重要的基础，身体如不好，知识、道德都不容易建筑，这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第二，各国教育注重“做”，注意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的精神。在英国注重学生的劳作课，学校里的工厂设备很好，学生们身着工作服，男生学习木工、五金，女生学习烹饪、缝纫、洗衣；苏联建有“任何国家所不及”的两种机构：儿童科学研究所和儿童美术研究所，鼓励儿童实验、研究、创造，使陈鹤琴“甚为钦佩”。

第三，各国的教育都很普及，从幼稚园起，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育是为所有儿童的，有普通的学校，也有各种特殊的儿童的学校，不分其性别、智力、体格和社会地位，都能分别享受教育。

第四，教师教法好，有专业研究精神，学校对师资选择非常慎重，重视师资专业训练，提倡教师专业研究精神。艺术教学内容丰富，有的甚至在学中国的漆器、陶器、窑器。陈鹤琴说：“这种好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话很对，我们的教育亦要用手把中国固有的好的文化、好的艺术保存之，发扬光大之，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原有的陶、漆、窑器的工业很好，我们都应当学，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

实地感受欧洲教育的实验，使陈鹤琴愈益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新教育”探索实验离不开对世界先进教育潮流的吸收与借鉴，这也进一步促使陈鹤琴确立了在中国实行“新教育”运动的想法。在多次演讲中，陈鹤琴呼吁教育界同仁：

“大家快团结合作，一致努力新教育运动，使上海的教育兴盛起来，全中国的教育普及起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