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

一、“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

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教育家陈鹤琴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教育的前提首先是儿童的生存状态，以及全社会对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儿童工作者都应成为儿童权利和福祉的保护者。

（一）中国的“儿童权利宣言”

1930年5月，《儿童教育》上刊登了陈鹤琴的重要文章，介绍爱格兰登女士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儿童所受的苦况，为增进儿童幸福，组织了国际儿童保育会，提出提倡保育、保障、教育儿童的宣言五条，令各国舆论家大为感动，1924年9月，该项宣言在第五届国际联盟大会上通过，诞生了著名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陈鹤琴感慨而言：“现爱格兰登女士已死，而是项宣言已通行世界。各国译文有40余种之多，影响所及，概可想见。”^[9]致力于改变中国儿童生存、教育现状的陈鹤琴，特将该宣言译成中文，成为《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推荐介绍给中国教育界的第一人。

1935年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中国实施“儿童年”，当日《新闻报》上，教育家陈鹤琴发表了为庆祝“儿童年”所作《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同时发文介绍《儿童年的始创者——美国儿童年的缘起及其成绩》。

陈鹤琴感到，过去国内也曾实施过“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等，但实施后的结果，往往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儿童年”里，当局搞一些青少年参加的庆典活动，是遮掩不住中国儿童身处水深火热的严峻现实。陈鹤琴介绍，美国的“儿童年”是在大战后的1918开始的，由美国劳工部发起，特设儿童局主持，妇女部妇女界两千万人参加，全国学界名流、教育界人士、新闻记者、社会事业界、实业家、图书馆人员都一致赞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出宣言：“保护我们的儿童，也就是保护我们未来的国家……我们举行儿童年，救助百万美国儿童，更使全国儿童臻于健康、教育、劳动的标准。”^[10]陈鹤琴认为：美国儿童年创始时的广泛参与，政府的发起、重视和步步落实，是良好结果的原因。因此，什么叫做“儿童年”？为什么要实行“儿童年”？“儿童年”的目的是什么？在“儿童年”开始时，教育家的一连串的发问，及对美国“儿童年”的缘起及其成绩的介绍，实际上是强烈希望引起中国当局、全社会及儿童工作者格外的重视。

有鉴于此，陈鹤琴在“儿童年”实施的首日特别提出教育家的九条宏愿，不仅进一步阐发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更成为一份中国化的宣言：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三）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四）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五）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六）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七）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八）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九）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11]

陈鹤琴的九条“宏愿”，是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的宏愿，表达了教育家陈鹤琴“一切为儿童”、“为儿童的一切”和“为一切儿童”的挚爱情怀；是倡导全民族、全社会关爱和教育儿童、维护儿童权益的宣言，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和宏大的心愿。

（二）中国教育家与禁贩妇孺

陈鹤琴反对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呼吁全社会重视禁贩儿童和救助被拐卖的儿童，并在一切可能的场合身体力行而为之。

上世纪初期，贩卖妇孺的问题在远东各国极为严重，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尤为突出，无助贫困的妇孺被贩至各地甚至南洋，其中许多女孩沦为奴婢或娼妓。

1937年，国际联盟会发起禁贩妇孺会，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妇孺禁贩问题，希望相关各国能分工合作，以实施较切实的解决办法。除了各国政府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以外，热心服务的私立慈善团体也派代表参与。

是年2月，“远东禁贩妇孺大会”在印尼爪哇召开。在中国参加的4大慈善团体中，陈鹤琴代表中华慈幼协会出席。禁贩妇孺中的很大部分是救助被拐卖的儿童，是陈鹤琴救助、保育儿童的宏愿的重要方面，而中华慈幼协会在上海的工作范围很广，分别负责开展儿童工作、儿童福利和保护儿童工作。其主要对象是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救助和保教的许多女孩都是从贩卖者手中抢救出来的奴婢。

在参加国际联盟“远东禁贩妇孺大会”的国际活动中，陈鹤琴以其爱国情操、教育家的社会职责、对妇女儿童命运的深层关切，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维护争取中国的权益。据代表北京香山慈幼院出席的关瑞悟回忆，当时中国向大会所作的《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报告，是陈鹤琴起草供中国政府代表宣读的，专题讨论多半亦由他代表中国发言，同去的代表皆称他为中国的“大脑”。他在发言中建言：当局警方和各方的合作，以及普及教育的发展、妇女的解放、救灾救济、查禁贩毒、抢救奴婢等，均有助于逐步减少贩卖妇孺。他还发起倡议在禁贩妇孺的同时，由国联在有关国家发动一场教育运动。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中，英属新加坡代表极力主张禁贩局设于新加坡，陈鹤琴力主设在上海，因为中国的妇孺被贩卖的数目最多，上海是“出口”的渊薮。经过他的力争，在上海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决获得通过。^[12]

回国后，陈鹤琴又立即奔走联络，与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成立禁贩妇孺问题的研究会，同时又把儿童保护会组织起来，调查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抢救被拐贩的儿童，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唤起社会对保护救助儿童的持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