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教育响应者

一、国难教育响应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战争的阴霾继续扩散。上海和全国各地先后爆发抗日救亡的群众爱国运动。12月3日，陈鹤琴邀请张恪惟博士到中华儿童教育社举办的读书会上讲演“东三省问题”，陈鹤琴主持发言，勉励大家“在儿童身上努力做功夫，积极引导儿童走救国之途径。”^[17]为增进教育精神，引起学生兴趣，陈鹤琴指导工部局小学在正课外，计划讲授多种中心教材，在这一年开始实施教学，题目有“上海”、“东北各省”、“中国全部”、“日本”等。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陈鹤琴为音乐家胡周淑安创作的《儿童歌曲》作序，序中写到，音乐要“激发民气，唤醒国魂”，要“为儿童谋幸福，为民族争光荣”^[18]。在工部局小学，陈鹤琴安排各校的音乐教师，根据他印发的革命歌曲小册子，在课上教学生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旗正飘飘》等歌曲，教师也逢会必唱。1932年5月，陶行知的著名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上开始连载。关于这部小说的寓意，陈鹤琴曾作过阐释：“古庙代表中国的老大帝国，敲钟的钟儿代表爱国的指示，要唤醒全中国人民大众”。^[19]

国难当头的1935年，《教育杂志》曾开展一场“全国专家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主张读经者认为，四书五经是国粹，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国纲不振”，因此，读经应从儿童开始；反对读经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经书的内容已经过时，显得陈腐，儿童不必要读经。对此，陈鹤琴以《小学生应当读经么》一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我先要问一句，为什么要读经？如果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起见，那么这许多经书，大学专科里才有读的必要。如果读经的问题专为人格的培养的话，那么先问这些经书的文字和包含的意义，如何可以使儿童领会。”他继而写道：“现在有人主张不必问小学生能否了解，只须叫他们读经就是，大概是说学生把经书熟读在肚里，将来自然就会应用。这种‘反刍式的教育’我实在不敢苟同。”^[20]他主张，如果要教小学生领略经书的精义，首先要将经书的文字和编制加以选择和改造，变成明白浅显、饶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读经一课在学校中才可以有利无弊。

陈鹤琴十分赞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主张，支持陶行知发起的劳工幼稚园、乡村幼稚园、“小先生制”等。“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倡导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他的一项发明，在国内广泛开展，陈鹤琴对此予以积极支持。1934年6月，在陈鹤琴主持下，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发布《小学生服务试行办法十五条》，用“即知即传”的方法，发动小学生做小先生；《办法》中写明：小学生要从事社会服务。教人的小学生称为小先生，小学生所教的对象被称为校外学生。每位小学生至少要找两名“校外学生”受他的指导。《办法》规定在小学中高年级试行，再行推广。1936年，陶行知在《民族解放中小先生之使命》一文中要求小先生为解救国难作贡献，这也深得陈鹤琴的赞赏。在这一阶段，陈鹤琴响应国难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陶行知的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配合和帮助。如为工人识字学校沈家滩小学发动募捐办学，将该校冠以余日章小学之名再行扩建，并开办了第二、第三所。

1936年5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寄托了两位爱国人士在日寇进逼，国难当头时的共同心声。（见附图）

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

两个月后，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庐山举行第六届年会，讨论中国儿童教育的改进问题。参加主席团的陈鹤琴，就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发言说：“我们知道，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是破产，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的改革一下”。在罗列诸项改革要点中，关于课程、教材、教学法的改革，实际上已在上海工部局小学实行，故尤引人瞩目。陈鹤琴主张和推行的是：改变平时课程，“如抗战意义和我国民族的地位，以及防毒避险、救护警备等活动，均应列为主要的课程”；选择适用教材，“如中日国力的比较，中国和国际间的关系，《消灭我们后方的敌人——汉奸外国间谍》（见《抗战三日刊》第一号），《黄梅兴之死》等”；“采用整个教学法，从一个非常时期的战事问题做中心，把各科打成一片，混合教学，这样，教材既能适合社会的需要，教学时，亦易引起儿童学习的兴味。”^[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