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上海，传播“活教育”

一、重返上海，传播“活教育”

陈鹤琴提倡“活教育”，是不满于传统教育的固陋和偏枯，立意要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他早就希望着能够完善这一理论并付诸实施。但是，上海租界区的环境，危机四伏的战乱，使他不可能顺利地推行“活教育”实验。1940年初，陈鹤琴在江西泰和创办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系统的“活教育”实验，同时也为实现培养中国化的幼教师资的夙愿，建立起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训练机构。战时江西的幼师、幼专，作为中国幼稚师范教育的开始，作为“活教育”的实验基地，聚集着为共同理想奋斗的师生们，推动了中国化幼教事业的兴起发展。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应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之请，陈鹤琴由江西重返上海，原受邀担任国民教育处长一职有变，坦然接受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之职，负责接管外国人办的中小学30多所。热望移师上海再图中国幼教事业新发展的陈鹤琴，一方面继续为创办于江西的国立幼师迁沪之事奔波，一方面于11月着手创办市立幼稚师范学校，被委任校长，兼办幼师附小及附属幼稚园。12月24日，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在愚园路404号正式开学。而迁校事宜经一再向教育部据理力争，仅国立幼师专科部得以保留，于1946年7月迁往上海续办，改称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设在迪化北路（现乌鲁木齐北路66号，即幼师校园后方，是一批原日军关押外侨的集中营旧木板房），陈鹤琴兼任两校校长。恢复重建南京鼓楼幼稚园，聘园主任，自兼园长。受聘任上海私立省吾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兼名誉校长，华模中学校董会主席。1946年9月，又兼任上海省吾中学校长，指导、支持两校实施进步的教育主张。

1945年，筹办市立幼师之初，陈鹤琴便袒露心扉：我在抗战时期艰苦的岁月中，曾办起幼专、幼儿师范、幼师附小、幼儿园一整套幼教体系，并且创造了一整套新的教育理论与新的教学方法，即“活教育”，它在江西已经生根发芽。我现在回到上海，也要办一所幼儿师范、师范附小、幼儿园，我将把在江西办的学校搬来上海，仍然办一整套幼教体制，试行“活教育”，让“活教育”在上海开花结果。我们过去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时候，也想在教材上有所研究，教法上有些改进，但还都是零碎的，在江西我们经过艰苦奋斗，现在总算有了一整套东西了，我们“活教育”的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活教育”的原则主要是：儿童自己能想的让他自己想，儿童自己能做的让他自己做；不要死啃书本，要从做中学到一切。“活教育”的教学方法是：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究。这样我们的教学方法，不再采取呆板的课堂教学了。这一整套“活教育”还在试验阶段，我希望在上海能更好地改进发展。^[45]

按照理想，陈鹤琴开始实施推广、完善、发展“活教育”在江西的实验成果。新创办的幼师以“服务创造”为校训，以“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为办学宗旨。陈鹤琴根据活教育“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目标，提出训练师范生的具体要求：“（1）锻炼强健身体；（2）陶冶道德品格；（3）培养民族文化；（4）充实科学知能；（5）养成勤劳习惯；（6）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7）培养终生服务教育之精神。”体现了全面素养和谐发展的人格追求。

1947年2月，幼师被市教育局“鉴于女子师范有充实的必要”，更名为女师，分设幼师、普师两科。陈鹤琴继续将女师作为“活教育”的主要实验基地，并在上海女师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划，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措施。

陈鹤琴为女师制定的“训导目标”是：“（1）培养能服务创造的模范学生；（2）培养学不厌、教不倦的优秀师资；（3）培养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的良好公民。”

在实施原则上，着重“以身作则，潜移黙化”，即“活教育”的十三条训导原则；在做人的态度上，以陈鹤琴的《写给青年的12封信》作为“青年怎样做人”的教育方向。在训导细则上，第一，制定教师手则，即评定学生操行成绩的标准。如思想态度方面：（1）处理问题应用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根据客观事实）；（2）要有远大的理想——为大众谋利益；（3）要有实干苦干的精神。又如服务方面：（1）负责任；（2）有牺牲精神——任劳任怨为公服务；（3）有民主作风；（4）始终如一。第二，制定强调自律的“学生公约”。^[46]

陈鹤琴以“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引导学生，并以亲自作词的校歌陶冶学生：“女师，女师，前进的女师。做中教，做中学，随作随习，活教材，活学生，活的教师；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还要有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教导我们的小天使；女师，女师，前进的女师！”学生在激情澎湃的歌声中培植起女师的精神。

在陈鹤琴民主办学和进步教育思想倡导影响下，幼师（女师）校风纯正，师生关系融洽，思想活跃，课内外活动丰富。在他提议和鼓励下，在受中共地下学委委派、协助陈鹤琴建校办学的青年教师蔡怡曾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大姐姐服务团”，成为全校性学生自治会的新形式，培养了一批“能服务、能创造”的好学生。通过“大姐姐服务团”的领导，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学生的生活由学生管理：成立膳食委员会、宿舍委员会、清寒同学互助会；还由学生组织学术股、康乐股、生活股、总务股，广泛开展学术、文娱、政治等活动；积极组织参加社会实践，使大批女青年进步成长。

在附设小学、幼稚园的幼师，陈鹤琴设立了小学教育信箱和幼儿教育信箱，沟通学校和家长的联系。在幼师还设立了由叶炳祥负责的幼教玩具工场。叶炳祥曾回忆说：抗战期间，在“孤岛”沪上最大的难民收容所，陈鹤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幼教玩具工场。1939年，陈鹤琴在被迫离沪时，曾叮嘱他保管好机械设备，抗日胜利后为发展儿童教育事业，一定会再办下去。

依据“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精神，陈鹤琴在上海办学中，继续推展其课程改革实验，施行“五指活动”（包括：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新课程方案。作为师范生实验及研究“活教育”的场所，女师附小、附属幼儿园全面实行“五指活动”教学，女师也曾试行将所有课目纳入五种整体关联的活动之中进行活动教学。陈鹤琴专门设立“五指活动”研究会，并在女师教务处和附小、附幼遴选任命“五指活动”主任教师，以主持各项活动、各科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研究改进事宜。陈鹤琴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教室，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书本；我们要为全人类服务而努力，我们也要为了创造下一代人类的幸福而学习，这样人生才有意义，这样学习才有价值。”^[47]

在“活教育”的实施中，常常围绕一个主题，以大单元教学形式开展活动，较著名的实例有幼师、幼专、附小协同开展的“研究大上海”大单元教学活动，有附小的“对日和约问题”时事座谈和“世界伟人”系列主题活动等。其中，“研究大上海”的主题也是为了扩大宣传“活教育”，回答持传统教育旧观念者的非议和责难。活动中，幼师部研究“过去之上海”，附小研究“现在之上海”，幼专研究“将来之上海”。大小学生按照“活教育”的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究展开活动，通过对行政机关、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公用企事业单位、交通枢纽、著名建筑等如市政局、教育局、报馆、盲童学校、自来水公司、火车站、轮渡站、菜场、造船厂、百老汇大厦、百乐门跳舞厅、国际饭店等参观访问，学生根据所获得的第一印象，参考阅读相关史料、常识，研究探讨来龙去脉，然后以各种丰富的形式展现过去、现在、将来不同的上海。“五指活动”和“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反传统意义自然也就彰显其中了。

1946年12月25日，上海幼师在庆祝建校周年之际，举办了面向全市教育界的“活教育”成绩展览会，主题就是“研究大上海”。据当年小学部主任教师俞振英的回忆：当时师范部、小学部、专科部的师生全都忙碌起来，从上海的历史、地理、设施等等出发，由观察实验到参考创作，制成的大沙盘、各种图表数字、图画、文字挂满大礼堂。报纸上发表了展览会的日期，参观的人流像潮水般涌进学校，社会反映很好，一再要求展览延期。^[48]

1946年12月，陈鹤琴获裴斯泰洛齐基金会荣誉会员证书

“活教育”的课程论把学生从狭隘的课堂和书本中引向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和大社会，在当时，其意义并非只限于教学改革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启迪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会进步事业，融入到伟大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之中。

1946年12月，早已获得世界关注的中国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欣然接受瑞士裴斯泰洛齐基金会授予的荣誉性会员证书。^[49]

当市立女师成立两周年来临时，陈鹤琴在纪念刊前言中写道：“女师的使命在培养新中国基层教育的优秀师资。一个优秀的教师，至少要对于所授的教材有充分的认识，与具备教学上应有的技能，才能指导儿童去认识大自然、大社会。‘活教育’不是标新立异，想自外于一般教育的主张，而是不满于旧的传统教育的固陋、呆板，以谋推动全民幸福的一种教育运动，是要大家如何去做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现代中国人，所以‘活教育’的方法就着重于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女子师范就是‘活教育’理论的实验场所。女师开办，先后不过两年，一切设施和我们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像一个旅人在旅程中所免不了要遭遇的许多阻碍，但我们的方向和意志是坚定的！”^[50]

此时，虽然历经着各种阻力和坎坷，陈鹤琴和“活教育”的工作者们，在上海继续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幼儿教育师资体系，并兼普通师范教育。在这个包括幼专、幼师、普师、附属小学、附属幼稚园、国民教育实验区、幼教玩具工场在内的幼教和普教基地上，正全面实践、传播着“活教育”。其中，根据陈鹤琴倡导的国民教育实验区报童教育计划，上海市报童小学于1948年正式成立，成为陈鹤琴兼任校长的又一个学校。

在上海创办师范学校过程中，陈鹤琴拟定了各部的目标，幼专：培养幼稚师范师资和研究儿童教育人才；女师幼师科：培养幼稚园及托儿所的健全师资；女师普师科：培养小学师资及地方教育行政人才；附属小学：从各项活动（“五指活动”）中，发展儿童的活力，培养能想、能感、能做的活儿童，并作专科及师范员生之实验及研究活教育场所；幼稚园：增进幼稚儿童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谋家庭教育的改进，并作专科及师范员生实验及研究“活教育”的场所。

在幼专和女师，一贯重视人才和教学质量的陈鹤琴，除了延请江西的教授、老师返沪任教外，又“充实课程内容，敦聘知名教授，努力求进步，以贯彻创办的初衷”。如：在幼专三年制的教学计划中，学习36门课程（10门为选修课），并聘请名家授课：其中沈有乾博士担任心理学课程，朱家振（贺宜）和陈伯吹两位儿童文学家先后担任儿童文学课程，无线电专家曹仲渊教物理，教授美术课程的有国画家许士骐、著名西洋画家颜文樑，儿童木偶和美工专家虞哲光、儿童画家邢舜田担任美工课程，教授音乐课程的有作曲家胡周淑安（曾为陶行知、陈鹤琴作词的歌谱曲）、作曲家程懋筠，教授舞蹈课程的是舞蹈家戴爱莲的学生陈微亚。这些专家型的师资在教学中形成一支事业心强、专业素质高、凝聚力强、志同道合的教工队伍，成为推行“活教育”的有力保证。

根据儿童教育的实际方向，1948年，陈鹤琴还在“幼专”分设三个教育组：幼稚教育组、国民教育组和特殊教育组，分请兼职训育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秘书的教授级教师黄世明、刘于艮、张文郁担纲。陈鹤琴亲自为幼专各级同学上儿童心理与儿童教育课，讲《低能儿童之研究》；还常在幼专或女师作各种专题演讲，如“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原则、特殊儿童教育问题。尤其是亲自讲授“青年修养”，重视青年人格的塑造。

陈鹤琴认为要培养推动中国幼稚教育发展的优秀的师资，就一定要对旧传统下的师范教育进行改革，必须解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读书和做事分家等弊病。他主张“把教学与实习打成一片”，“要把教学的过程，看作是‘教学做’合一的过程”，“要使教学成为学生工作的指导，把学校的活动，与学生工作配合起来”。他提倡师范学校应当附有几个教育机构，如附属小学、幼稚园、托儿所、成人补习班等，“使学生随时都参加于教育的活动。这样，一般所谓实习的课程，根本就浸溶在平日的生活之中”^[51]。

在幼专、女师的教学中，陈鹤琴十分重视师范生的各种专业知识的掌握及实际能力的培养。实行的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贯彻“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活教法。如根据幼师专业的需要，制定学生必修学科课程，特别强调幼稚园教师应具有的基本功，如文学修养（讲故事、编故事）、弹琴、唱歌、美工（绘画、教具、玩具制作）、表演（舞蹈、游戏），要求到附小、幼稚园组织教学示范活动，进行讲评。

陈鹤琴特别支持学生走出校门，到实践中去锻炼。他经常亲自带领学生外出参观，并要求学生深入观察、体验生活。一方面参观上海社会的各种机关、行业，一方面参观各种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孤儿教养院、特殊儿童辅导院的聋哑、伤残儿童班。他要求学生到附幼实习，而后还分派学生到全市众多幼儿园、托儿所去实习。有一级幼专学生还在虹口办了一所“纪虞幼儿园”，同学轮流去实践。

1946年，陈鹤琴在上海《妇女》杂志上撰文介绍《苏联的托儿所》，指出“苏联幼儿所的发展在世界上可说是教育上的一个奇迹”。陈鹤琴总结说：“托儿所是职业妇女的解放机构，托儿所是培育民族幼苗的广大园地。中国若要培育一等的民族，建立一等的国家，必须注重幼稚教育，必须普设托儿所。”^[52]1947年初，陈鹤琴在《战后的中国幼稚教育》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了中国幼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服务方向：“我们要把幼稚园、托儿所从大都市带到小都市，从城镇带到乡村，从为少数贵妇官绅服务的到为农工劳动大众服务。”^[53]这些教育思想也直接影响着幼专、女师的学生们。

支持幼专学生兴办大场农忙托儿所

与女儿秀云访问大场农友和农忙托儿所

为了充实幼稚教育内容，扩展乡村托儿事业，1947年夏，陈鹤琴热情支持幼专高班的十余位学生，利用暑假去大场兴办免费农忙托儿所，为农民和儿童服务。在山海工学团和农友们的帮助下，在教师张文郁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办了4所农忙季节托儿所，以后又合并为2所长期的托儿所，入托孩子有132个。参加实习的学生们在托儿所教养儿童，主要采取单元教学，预定计划，通过常识、故事、儿歌、音乐、游戏来进行。不仅注意儿童的卫生习惯培养和身体锻炼，还常带孩子们观察自然，观察社会，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幼专学生还向家长宣传形势和进步思想，介绍养育孩子的知识和经验，深受农友们的欢迎，自己也得到了锻炼。之前，为了更好的建设这个实习基地，16位进步学生成立了大场托儿所计划委员会，下设：1.组织组，负责组织全校自愿报名的同学参加实习；2.宣传组，创办了《大场农村托儿所通讯》半月刊，宣传教育儿童、贯彻“活教育”、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的意义，宣传中国第一个乡村托儿所的诞生，影响较广；3.募捐组，筹措扩建经费；4.秘书组，负责日常事务。学生还成立了董事会，由陈鹤琴担任董事长，负责筹办新的长期化的乡村托儿所。在集资建屋时期，陈鹤琴和张文郁同去菲律宾演讲，在介绍“活教育”中，陈鹤琴专门提到了大场托儿所，获得爱国华侨的主动捐款。陈鹤琴和张文郁回国后，将讲学报酬及华侨的捐款一并交给了托儿所。幼专几位同学还参加了当时上海市托幼事业联合会。大场托儿所是幼教实践的重要成果，在幼儿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54]1948年7月，陈鹤琴派幼专学生贺一欧、杨毅等去江苏金坛县创办了4所农村托儿所，还办了农民识字班。先后派去实习的幼专学生达20人。

1947年2月，陈鹤琴创办儿童福利促进会，以解决难童教养问题，任理事长。开办一所难童义务小学，派幼专学生轮流执教。还支持学生兴办民众夜校，在实践中学习。

1948年，幼专成立了“儿童研究实验站”，对1岁半到3岁的幼儿进行身心发展的研究和保教工作的试验，并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

1948年6月，在《国立幼专第四届毕业纪念册》序言中，陈鹤琴深情地写下勉励学生的话语：

我们同学应自许是中国幼稚教育的播种者，

陈鹤琴及教职员与幼专第四届毕业学生

我们同学应自信是“活教育”运动的开拓者，

我们同学应自勉着永远作一个教育工作者。^[55]

“活教育”的部分理论著作

1947年1月，由陈鹤琴担任主编的《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这份象征着“活教育”诞生的杂志，创刊于1941年的江西。陈鹤琴在复刊词中提出，要继续推行“活教育”，批判传统教育，为建设中国新教育而努力。《活教育》杂志自此移师上海幼师（女师）这个“活教育”基地出版，成为“活教育”在上海总结、发展、传播的渠道。在女师和幼专全面推行“活教育”的基础上，陈鹤琴和“活教育”工作者们边知、边行、边总结、边发展，在1946年和1948年，先后正式出版了《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及《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两部专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四个步骤”、“五指活动”、“十大区别”、“十七条教学原则”和“十三条训育原则”等，标志着活教育的理论渐趋成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出版仅两个月即迅速再版，陈鹤琴在再版卷头语中说，这“证明中国社会是怎样迫切的需要一种新教育的主张”。相比于之前一些直接抄袭的外国教育理论和主张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的现象，陈鹤琴指出：“今天，‘活教育’的主张，其所以异于以往教育运动者，即在于‘活教育’的理论，是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他希望“本书不仅是提供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更主要的是“能借此以展开一个‘新教育’的实验运动，把‘活教育’的主张，实地的付诸施行，使其成为真正的时代产物。”在这一阶段，“活教育”实验在全面推广中继续扩展，辐射到上海及外地的小学、农村托幼机构以及特殊教育等其他领域，还辐射到到国外一些地区。

1947年，陈鹤琴发起成立中国新教育社

为了凝聚更多的志同道合者，1947年8月，他发起成立中国新教育社；1948年11月，他又相续发起成立了中国幼稚教育社和活教育社，被公推为三个组织的理事长。陈鹤琴坚信：“只要我们所走的方向能吻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那么，继续耕耘，必获丰硕的成果。”^[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