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人性思想的发展
在人猿揖别人之为人之初,人类便开始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但在古希腊以前,人类认识的重点还在于对自然界的认识。到了古希腊时期,先哲们首先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由此而起,“人是什么”的问题绵延千年不绝。那么,人究竟是什么?对于西方思想家们来说,追问人性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理智上的好奇,而主要是受到人类固有的现实生存矛盾的刺激和推动。人类一直面对的生存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诸如肉体和灵魂的分合,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本能和道德的对立,利己和利他的碰撞,个体和社会的矛盾以及现实和理想的脱节等。这些对立和冲突让人类始终不得安宁,从而产生出种种人性问题的思考。人类必须弄清楚自己的来历身世问题(即人从哪里来),还要弄清楚自己死了以后的归宿问题(即人要到哪里去);人类必须弄清楚自己在宇宙中所占有的位置,弄清楚人与其他存在者(如各种哺乳动物)之间的异同;人类必须弄清楚人为了什么而活着的问题,必须弄清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让我们跟随先哲们的足迹作一番探寻,也许会给我们的学校德育一些启示。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人在古希腊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了古希腊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人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范畴。了解古希腊时期人性思想,当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性思想谈起。
(一)苏格拉底的人性论
苏格拉底(Socratēs,前469—前399)
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出身贫寒,父亲是一名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士。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一生未曾著述,其言论和思想多见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如《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称“希腊三贤”。
要说关于人性研究的真正起点,当属苏格拉底。诚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在人的问题上……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卡西尔,1985)是的,苏格拉底“对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没有什么兴趣,很少去思考万物本原和宇宙生成等问题”(欧阳谦,2002)。首先,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行为不是受欲望支配的,而是受理智控制的。理智是人的基本属性。因为人有理智,所以人可以辨别好坏,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其次,他认为善、公正、节制、勇敢是人的品质。由于人是理智的存在物,所以,它就如同每一个人心中的守护神一样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趋善逐恶,保持节制、正义和勇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再次,他认为,尽管人的本性是理智,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感官欲求不断袭扰着人,有可能使人作出错误的选择,因此,人要不断追求知识,拨雾云而见明日,来发现善。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自称知道一件事是善的但又不去实现这件事,就说明他没有真正知道这件事是善的,所以他说:“知识即美德。”因此,他倡导“助产术”,通过追问和对话的方式剔除错觉,获得善的真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把人的形象定位在求知和求善相结合的德性之上”(欧阳谦,2002)。
(二)柏拉图的人性论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
古希腊的哲学家。出身于雅典贵族家庭,早年丧父。受过良好教育,热衷于政治。20岁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一生景仰其师的思想与人格。因政治原因触怒国王而被当作奴隶拍卖,幸被赎身。后在雅典建立学园讲授哲学,也讲授数学、天文学、声学以及植物学等。一生著述颇丰,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理想国》等。著名的观点有理念论和灵魂学说等。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思想传人,他的人性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念论,二是回忆说。首先,他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他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表象。在他看来,理念世界永恒不变和绝对真实,现象世界变幻无常而不真实。所以,对应于对人的研究,理念犹如灵魂,现象有如肉体。灵魂是不死的和恒常的,肉体是短暂的和虚幻的。所以,灵魂才规定了人的本质。其次,他认为,理念虽然不死,但它在投胎于肉体的时候会被遗忘,因此,必须通过现象世界的刺激才能捡回来。柏拉图认为,人性由三个等级不同部分构成:情欲、意志和理性。三个部分的功能和作用不同。情欲是最低等的成分,属于人性中的本能成分,它支配肉体趋乐避苦;意志居于中间部分,它控制着合乎情理的情感;理性处于最高层次,控制着人的全部思想活动。柏拉图认为,人的本质规定是理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所以,人完全可以运用理性通过意志来统辖情欲。“在一个人的身上,理智的品德代表着理性的主宰作用,勇敢的品德代表着意志的维护作用,节制的品德代表着受制约的情欲,当理性能够主宰意志和情欲的时候,当智慧、勇敢和节制达到和谐一致的时候,作为第四种品德的正义就会出现在这个人身上。显然,这是最完美的人,同时是最理想化的人。”(欧阳谦,2002)
(三)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ēs,前384—前322)
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柏拉图的学生。17岁入雅典学园,师从柏拉图20年。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办吕克昂学校,在散步中与学生讨论哲学问题,因此,被称为逍遥学派。他敬重柏拉图但不苟同其思想,因此,有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著作有《政治学》、《形而上学》等。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更为成熟、更加实际的人性观。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理性论。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按理性原则行事。人能够用理智来支配自己的欲望,因理性而使人能够辨别善恶,分清正邪。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属于人的本性。二是群性论。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他认为,理性是人独有的品性,而非理性表现为人和动物都有的嗜欲。正是人受理性支配,人才能克服非理性的各种欲求建立共同的社会生活,所以,他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合群性。三是中道论。他认为,人类要实现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就意味着人要遵守“中道”,“中道”就是适度或适中,表现为“无过无不及”。就如同体力会因为锻炼过度或不足而出现问题,健康会因为暴饮暴食或缺乏食物而遭到伤害一样。“中道”不是线段的二分之一上的那个点,不是圆的中心,不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墙头草”原则或和稀泥以及追求一团和气,它是适合,是实际,是一种实事求是。四是完人论。他的“完人”思想与他的“中道”思想是一致的,就是指人人要做恪守其“中道”的有等级、有差异的理想的人。在他看来,统治者有统治者的道,平民有平民的道。只有各守其道,无过无不及,才是“完人”。对平民百姓来说,道意味着理智和冷静、节制和成熟;对统治者和上层阶级来说意味着神圣和权威、高贵和地位。
从古希腊三位先哲的人性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人性分析的最大特点是理性至上,人被定位在了理性的控制之中,被定位在了社会的等级之中。他们普遍重精神轻肉体,重理性轻感性,重社会轻个人,重德性轻利欲,构成了他们关于人性的基本看法。(欧阳谦,2002)
学术研究
古希腊人性观念的三重假设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有关人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依时间先后,形成了神性人、理性人和自由人三重假设。
神性的人的观点是把人看成是神的附庸,是神实现自我意志的根据。首先,人是神的产物,是神用泥土仿照神的模样造了人。其次,人与神同形同性。人和神的身体结构、比例甚至性情等也基本一致,希腊众神与人一样具有情欲,会高兴、会生气。再次,人是神实现自我意志的工具。人的行为要听从神谕、神发出的旨意,人按照神的意志行动,人被完全看成了神的工具。
理性的人的观点是人的地位得到普遍的承认,把人看成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关键:一是承认客观理性的存在,他们承认客观世界背后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认为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具有规律性,这个规律就是逻格斯(logos)。二是承认人有认识理性的能力。他们认为人具有思维的能力,思想是人人共有的,人不仅能认识世界还能认识自己。
自由人的观点是他们认为,人不必受神的摆布和控制,表现出人要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藐视一切外在规范的特征,既然人是神的产物,而神是自由的,神的自由又在于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可以不受制约地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么,人也是自由的。
(祝宏俊,2006)
二、中世纪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中世纪(Middle Ages)(约476—1453),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由西罗马帝国灭亡(476)数百年后,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453)之后,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为止。中世纪是一种宗教人学的时期,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人学经历了“教父哲学时期”和“经院哲学时期”。(欧阳谦,2002)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后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这个阶段人学的主要特点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审视人性,强调上帝对人的绝对支配,强调人要服从上帝意志,强调人要用灵魂统辖肉体,灵魂被看成是人性的本质规定和行为规范。
(一)奥古斯丁的救赎人性论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
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圣孟尼迦的幼子,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接受洗礼。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他是奥斯丁会的发起人。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著作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等。
奥古斯丁结合西方传统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救赎人性论。(斯普罗,2006)柏拉图主义认为,灵魂对肉体具有绝对的统领权,灵魂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肉体只是灵魂利用的工具。基督教教义强调灵魂和肉体不可分,灵魂以肉体为依托。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人只有净化灵魂才能接近上帝,获得永生。由此,奥古斯丁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点。他认为,灵魂是形式,肉体是质料,两者结合才构成了人这样一个生命体。这就是说,作为人的这个生命体,首先它是由两个实体构成,一是灵魂,二是肉体,两者不可分离;其次,这两个实体存在着主从关系,即灵魂对肉体的统治。由此,他认为,人的本质还是由理性的灵魂来决定的。他认为,上帝是善的,上帝创造的万物是善的,因此,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其本性自然也是善的。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人为什么有恶呢?他认为,恶源于人的一种欲求关系。“当意志抛弃了比自己优越的事物而转向到低下的事物时,才变成恶。”(周辅成,1964)因为,人是上帝造物中的最优秀者,人若追求其他造物,沉沦就变成必然。因此,人要摆脱罪恶,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救赎灵魂。而救赎灵魂的途径一是皈依上帝,二是自我忏悔。皈依上帝就是要笃信上帝,热爱上帝以获得宽恕。自我忏悔就是要摆脱物欲和享乐,听从上帝的要求广行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丁的人性观是:人是由灵魂和肉体两个实体构成的存在,人的灵魂对肉体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理性灵魂决定的;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因为人追求物欲使人变得沉沦与作恶;救赎灵魂的途径是皈依上帝和自我忏悔,依上帝旨意施爱行善。
(二)阿奎那的双重人性论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最知名的著作是《神学大全》。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
托马斯·阿奎那结合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他的双重人性论。(斯普罗,2006)首先,他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万事万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观点。他认为,就人而言,人也是由质料和形式所构成。肉体是质料,灵魂是形式。但他认为,在构成人的两个实体的肉体和灵魂中,作为实体存在的人的灵魂,与其他构成物的灵魂不同,那就是人的灵魂具有神性。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其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既然人具有人性,那么,他可以过世俗的生活,追求现世的快乐与幸福。但这跟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他认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认为,人按理性原则行事,用理智来支配自己的欲望,因理性而使人能够辨别善恶,分清正邪。但他又没有放弃上帝,认为人还有神性,所谓神性,就是人类绝不只追求身体上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感性的,它阻碍人接近上帝,使人脱离理性,人类的真正幸福在于遵从上帝的旨意,或以服从上帝为目的。由此,他来世才可以进入天国,得到上帝的赐福与厚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柏拉图的“唯灵论”,把人的感官欲求看成是人性的一种基本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双重人性论强调人在以上帝为依归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现世的感性生活和尘世幸福。
三、西方近代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近代西方哲学指15世纪中至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至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二是17至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中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哲学的兴趣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等问题上。真正的近代哲学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三是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这个时期人性论主要围绕理性和感性、善与恶、利他与利己展开分析。总体来看,一是部分哲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在“感性欲望”支配下的“利己”,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拉美特利和费尔巴哈;二是部分哲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在“理性”支配下的“利己”,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三是部分哲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在“利他”中的“利己”,代表人物是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
(一)过渡时期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培根(Francis Bacon)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双重人性论,但他的双重人性论不同于阿奎那以神性人性为维度的双重人性论,他是从善恶的维度来说明人性的。他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倾向也有恶的倾向。他说:“世间不仅存在着为公道所引导的善习,而且在有些人身上,甚至天性上,还存在着一种向善的气质。”“‘善’与神学意义上的品德‘爱’相符”,“是人类心志上一切品德和尊贵中至高无上的”,“向善的倾向很深地烙印在人性中,以至于人若未将此施于人类,也会施于别的生物”。“如同另一方面存在着天性的恶一样。因为有些人其天性就不关心利人之事……这类人当别人处于灾难中时,可以说是幸灾乐祸的,且永远会对别人落井下石,他们还不如那些舔那个乞丐身上脓疮的狗,倒像是那总叮着伤口嗡嗡叫的苍蝇。”(培根,2001)
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自己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经验论人性论。霍布斯认为,世界是无数的物质实体的总和。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而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质是永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世界统一于物质,除了物质实体以外,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非物质的实体。他认为,物体占有空间。既然神学认为“灵魂”、“上帝”和“天使”等也是无形体的,不占有空间的东西,那它就不是物体,就是不存在,由此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他认为物体是能够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或被人们的理性所理解的。人不过是一架活动的机器,心脏好比是发动机,神经系统好比是传送带,骨骼关节犹如齿轮。在机械运动的支配下,人不断地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表现为财富欲、名誉欲、权力欲、知识欲等。正因为如此,才有竞争、欺诈甚至战争,为此,为了求得每个人的和平安宁,每个人都必须得放弃自己一部分自然权利,建立一定的组织,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以维护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由此,他得出结论,正是由于人的这本性才产生了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控制所有人的行为,这既是社会法律产生的人性条件,也是社会道德产生的必要条件。
(二)近代中期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
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幼丧母,在祖母抚养下长大,受过良好教育。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二元论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著有:《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等。
在西方哲学中,我们会常常看到一句话,那就把笛卡尔看成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称其为“近代哲学之父”。这是源于黑格尔的判断。但其他一些哲学家不同意这个判断,认为应把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尔并列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赵敦华,2001)前两个是经验论的代表,后者是唯理论的代表。笛卡尔的人性论是在其唯理论的二元论上提出的。首先,他认为,意识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延;物质不能思想,意识没有广延;两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因此,人的心灵和身体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认为,人是一个思想的东西,是由思想来规定的,离开了身体,精神自我依然存在。其次,他反对经验论,倡导唯理论,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与生俱来的理性能力和主体性。他说:“真正来说,我们只能通过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感官来领会物体,而且我们不是由于看见了它,而只是由于我们用思维领会了它。”(笛卡尔,1986)理性能够辨别真伪和发现真理,使人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不仅如此,人的主体性也使人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也完全能够驾驭外界刺激作用于我们使我们产生诸如惊恐、爱悦、憎恨、欢乐、痛苦、欲望等情感,成为情感的主人。
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us Spinoza)继承了笛卡尔开辟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他又克服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局限,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自然人性论。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斯宾诺莎,1963)所以自然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他认为,自然有广延和思维两种属性,相应地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有身体和心灵两个方面。人的身心变化都是由自然引起的,都服从自然的必然性,人世间本没有神,如果有,那么就是自然。由此,他也被犹太教开除教籍和永受诅咒。他认为,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就决定了人必然是追求自我保存,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人的自然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追求个人利益、趋利避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性普遍规律,是深入人性的永恒真理。追求自我利益就不能对外部自然事物毫无所需,这样人在追求外界所需物时就会产生情感。他把情感分为三种基本情感:苦感、乐感和欲望。这些基本情感又会派生出一些次级情感,如愉快情感中派生快乐、爱情、忠诚、希望和信心等;不快情感中派生痛苦、憎恨、绝望和悲伤等;欲望中派生勇敢、胆怯、虚荣、感激、淫荡等。正是人有这样一些情感,因此,人在与外界接交的过程中就难免为了一己之利而冲动起来,但是他说,人是有理性的。人完全可以通过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感,或者变外界引起的消极情感为积极情感。斯宾诺莎认为理性告诉人们完全孤独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必须在个人私利的基础上把利己与利他、个人私利和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他说,理性人,也是遵守国家的公共法令而生活的人。
洛克(John Locke)是英国17世纪经验论的代表,他在反对天赋观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的白板论。在洛克看来,他以前人们研究的人性都是成人的人性,这种人性论是一种天赋观念论或预成论。即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总是相信儿童是作为一个制造好的小型成人而降生到这个世界的。儿童和成人的区别仅仅是身体大小的不同而已。其中一些人认为,儿童生来就带有人类的原罪,具有道德败坏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儿童是带着上帝给予的纯洁和天真无邪进入人世,只是由于受到尘世的污染才变得罪恶。他说:“理解中有一些天赋的原则,原始的意念和记号仿佛印在人的思想上似的,这些意念在心灵最初存在时就存在了,然后被带到世界上来的。”(洛克,2007)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人既不是天生的善良,也不具有天生的邪恶,他们天生什么也没有。他认为,人出生时犹如一块白板,一块未写一字的蜡板。他反驳说:“假如我们想象人的思想中有天赋的颜色观念,……,上帝又何必给人们视觉,让人拥有一个从外部对象中接受观念的能力呢?”所以他说:“人只要利用自己的自然才能,就可以得到他已有的所有知识。”(洛克,2007)既然人生来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的观念从何而来呢?他认为全凭环境和教育。他说:“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洛克,1976)他认为人的理想人格就是绅士,这种人必须是有理智、有才干,机敏又有预见力,态度优雅而善于处理任何事务。即他所谓的“有德性、有能耐而又具有礼貌与良好教养”(洛克,1976)的人。
伏尔泰(Voltaire)从善恶与快乐痛苦两个维度来说明人性。他认为,人是善与恶、快乐与痛苦的混合物。人的自爱心是人的本性。但是人对同类的爱和怜悯之心也是人生来具有的感情,这也是人的本性。他认为,爱自己衍生出爱他人,所以他断言,正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正是由于我们相互的需要,我们对人类才有贡献。相互需要乃是一切商业的基础,乃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联系。在伏尔泰看来,人既自爱又爱他人的这种双重本性中,自爱心占主要地位,利己心往往会压倒利他心,利他最终还得以利己为归宿。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作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人性论是建立在他的自然状态说的基础上的。卢梭把人类的生活分为“自然的状态”和“社会的状态”。所谓的自然状态,其实是他设想的一种状态。他说,这种状态“现在不再存在,也许过去也从未存在,而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卢梭,1980)但这种自然状态对解释人性很有用处。他设想,自然状态是一种平和的、人人平等的、自由的状态。自然人除了年龄、体质和力量上的差别外,没有任何财产、政治以及其他特权上的不平等。自然人的欲望来自肉体的需要,诸如食物、异性和休息。这些要求很低,因而也很容易得到满足。自然人的理智是简单的、有限的,情感是初级的、自然的。他们之间没有“你的”和“我的”这类观念,也不知道虚荣和对他人的奴役。他们彼此是独立的,无所谓相互义务,也无所谓道德规范。这样的自然人,其天性是淳朴而善良的,犹如一个人在童年时代那样天真无邪般的善良。人在自然状态中是道德的、自由的。在自然状态下,自然人有着自爱心和怜悯心两种道德情感,并且具有天生善良的良心,引导着人们向善的行为。但是进入社会状态后,人就开始了“异化”的过程。在卢梭看来,社会不平等的发生使人类摆脱了蒙昧无知状态而进入到文明生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同时也使人类由淳朴善良走向道德败坏,原始的自由、平等状态被打破,人们陷入了富贫、强弱、主奴等一系列对立中,结果导致了无尽的冲突和战争,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退步。他认为,人类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行社会改革,签订新的社会契约,建立自然宗教等方式使道德回归,从而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
休谟(David Hume)在西方近代人性研究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自己的巨著《人性论》中,从梳理人的知性和情感入手,建立了他的经验主义人性科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人性科学是其他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认为任何科学总是要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性科学,人类只有弄清了人性问题,才能探讨人类社会的其他问题。首先,休谟认为,情感是人性的根本所在。他认为,“人性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是它的一切活动所必需的,那就是感情和知性”(休谟,1983)。他反对理性主义的传统西方人学思想,因为他们排斥人的欲望和情感,把欲望和情感始终看成是理性驾驭的对象。他特别突出人性中的情感作用,认为在人的自然本性中,不是情感从属于理性,而是理性从属于情感。他说:“野心、贪心、自爱、虚荣、友谊、慷慨,为公精神,这些情感从世界开辟以来就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们所见到的人类一切行为和企图的源泉。”(休谟,1957)其次,为什么说情感是人的本性所在呢?他从分析人的基本心理成分知觉入手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两个部分。印象由直接的感觉和内省构成,包括感觉、情绪、情感等;观念是印象的摹本或再现,是继印象之后所产生的心理意向。这就是说,印象先于观念,由此他推出了感觉和情感先于思维推理。此其一。其二,就印象和观念的强度以及活跃程度来看,印象比之观念更为强烈与活跃,而观念则相对微弱与暗淡,因此他得出情感是人性的根本所在的结论。再次,他认为,在人的情感中,自私是一种最强烈、最持久的情感,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利害关系的影响,每个人爱自己胜于爱他人。对于财物的贪欲,几乎是每个人身上最原始的冲动,没有哪一种情感能够压倒利己的情感。因此,我们每个人总是更多考虑自己而少于考虑别人。如果说有一点考虑别人,那只可能是自己的子女亲属或自己相识的人。因此,他认为,正义感并非是人类心灵本身具有的,而是产生于人类认为的措施或人类的协议,所以道德教育和法律存在是必要的。
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认为,人的肉体的感受性使人产生趋利避苦的自爱自保的本性。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利益的激流。没有利己心的人不是一个现实的充满活力的人。为社会公益而牺牲个人爱好、牺牲个人的强烈情欲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爱尔维修又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甚至为了社会利益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小集团或个人利益。他举例说,当一只船陷入长期漂泊中,饥饿会以一种不可违抗的声音下令抽签决定牺牲某一个人供大家食用,以挽救全船人的生命。这样一来,是否与人的利己本性相矛盾呢?他认为不矛盾,因为正确的个人利益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共幸福是由所有的个人幸福组成的;二是追求个人利益时不损害他人的和社会的利益。正确理解第一个方面,任何人都会以促进公共利益达到个人利益;正确理解第二个方面,人们就会大胆地去追求正当而合理的个人利益。在爱尔维修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能做到上述两点,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三)近代晚期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他的生活非常规律,以至于散步时间成为了小城市民对表的依据。他患有胸腔狭窄,并终身未娶。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康德是按照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来说明他的人性论思想的,至此,西方近代人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康德对人性作了双重划分,即认为人始终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人是感性的存在物,因而必须服从感性世界的自然生成规律,受动物生命本能的安排,服从于外在的机械因果性,这时,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受外界支配,是外在力量的玩物;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使人摆脱经验世界进入自由意志的天地,用理性约束和引导感性欲望。所以,他认为,人的本质最终是由理性来规定的。其次,既然人本质是理性的,那么,道德就是必然的。他说“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物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今生幸福和来生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的准则”。(康德,1960)再次,在康德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善恶的对抗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类历史自恶始至善终。“善与恶的对抗,社会化与非社会化倾向的斗争,本能欲望与理性法则的交锋,奏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交响乐章。”(欧阳谦,2002)人只有接受了善恶的洗礼,才可能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不自由人变成自由人,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霍尔巴赫(Paul Henri Dietrich d’Holbach)同爱尔维修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自保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人达到自爱自保的目的呢?他认为理性可以使人选择最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在霍尔巴赫看来,虽然人生的每一瞬间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理性告诉人们,最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东西就是他人,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因此,为了爱自己必须爱别人。
费希特关于人性的论述是以对一般人的人性论证和考察为出发点的。一般人是指从抽象的高度去考察的人,这种人是超现实的和没有任何结合的抽象本体。如同康德把人分为感性的现象方面和理性的本质方面一样,费希特把人分为精神的“自我”和肉体的“非我”的两个方面,他认为人是精神的“自我”和肉体的“非我”的统一。人作为精神的理性生物是不受外部事物决定的,是自由的;作为肉体的感性生物是由外部事物决定的,是不自由的。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使人不自由的“非我”,而是使人自由的“自我”。他认为,人的最高目的和使命就是实现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能够使外部事物与人的理性相一致,达到绝对自相统一。人达到了绝对自相统一,也就达到了“至善”。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亚特一个官吏家庭。1788年10月去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主修神学和哲学。当过家庭教师和八年中学校长。1816—1817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818年后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以及死后经人整理的演讲集《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
黑格尔与康德和费希特一样,也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人是世界历史一个“富有活力的点”,“人靠自己是注定要成为自由的”。(黑格尔,1956)人类历史就是人的活动,他把人看成是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个人。个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目标可言,各自的利益、愿望是互相冲突的。个人兴趣和自私愿望的满足是一切行动最有实力的源泉。自保自爱是合乎理性的,是人的合法权利。在黑格尔眼里,“生活并不是什么可鄙的事,除了生命以外,再也没有人们可以在其中生存的更高的精神生活了”。(黑格尔,1961)在这里,黑格尔肯定了人的本性中的“恶”在历史中的作用。
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因此,他所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身所“同化”的东西。人所吃喝的东西就是人的“第二个自我”,人的另一半、人的本质。比如可喝的水,即能够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的性质的水,是人的本质。这就是说,自然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从人的自然本质出发,费尔巴哈认为,人必然都是追求自我保存,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人的这种本质决定了人必然是利己的。在费尔巴哈的眼里,利己主义虽然是一切祸患的基础原因,但也是一切善良的原因。“若不是利己主义,那么,是什么东西产生农业、商业、艺术和科学呢?诚然它是一切恶行的原因,然而它也是一种德行的原因,因为若不是利己主义来禁止偷窃,那么是什么东西创造出廉洁的美德呢?”(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作选读,1981)总之,费尔巴哈认为,利己主义是人对自己存在的爱,是满足自己一切本能的需要;利己主义就是爱自己,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个人幸福,就是感官的享乐和一切本能所需要的满足。
四、西方现代哲学家的人性思想
进入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工业文明的缺陷和弊端凸显,现代时期哲学家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首先,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是人性需要的全部,功利主义不能同人性原则画等号。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们,物质欲求的满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于是,在他们看来,人不光有物质欲求,而且还有精神欲求。其次,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按照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人虽然是利己的,但通过具有契约作用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完全可以平衡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哲学家中,有人完全推翻了这种观点,把人性定位于非理性的个人主义上。随着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传统的人学研究的思维定势被打破,人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的残酷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平复的痛苦和内心创伤,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物欲横流和精神空虚,致使人性扭曲,人格异化,道德沦丧,自我中心,反社会倾向产生,于是,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性问题,提出了他们新的人性思想。理性主义的普遍人性论受到质疑,非理性主义的人性观成为了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理论。
(一)叔本华的人性论思想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开创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近代西方哲学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叔本华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是意志,意志的基本特点是求生存,即生存意志。人就是在这种生存意志的推动下去追求无止境的满足,或者说生存意志不可遏制、永不满足。所以,首先,叔本华认为,“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李瑾青,2006)在叔本华看来,由于“人作为这种意志最完善的客体化,相应地也就是一切生物中需要最多的生物了。人,彻底是具体的欲求和需要,是千百种需要的聚集体”。(李瑾青,2006)因为欲求和挣扎是出于欠缺和不满足,即使某些欲望能满足,也是有限的,新的欲望又会随之而来。欲望无止境,产生一切痛苦,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有些欲望能暂时满足,又会引发无聊感,人生也是无聊的,“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李瑾青,2006)正因为如此,人生不是处于痛苦之中就是陷入无聊。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部生活史就是一部痛苦史”。(李瑾青,2006)其次,既然人的本质是生存意志支配下的无尽的欲求,那么,人就没有了超越之道而甘愿在痛苦中走向死亡吗?在叔本华看来,超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即“幸福基于精神”。(李瑾青,2006)他说,人有三种幸福的源泉:一是为满足“生命力”而得到的快乐,即饮食、睡眠等,人人皆有,属于最基本的;二是满足“体力”而得到的快乐,如散步、奔跑、角力、舞蹈等,军旅生涯和战争战斗当属此列;三是满足“怡情”而得到的快乐,其表现在观察、思考、阅读、音乐、学习、发明等之中。他认为,前两种快乐同时也为兽类部分具有,唯有人才应该追求第三类快乐。因此,在他看来,人如果自愿节制欲望,抛弃功名利禄,不受世俗左右,不断丰富内在品性,完全可以摆脱生存意志带来的痛苦而获得生命的自保。
(二)尼采的人性论思想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人性观深受叔本华痛苦观的影响。首先,和叔本华一样,尼采也肯定生命本能的冲动,肯定人的需求和欲望。他也将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原,看成是人的本质。但是,尼采认为意志不是一种消极的自我生存欲望,而是一种求发展和求强大的他认为的所谓的“权力意志”。他的权力意志,不是叔本华所讲的追求生命自保和生命延续的生存意志,而是求发展和求强大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的核心是扩展生命,超越自身。他认可叔本华关于人生痛苦的观点,认为这是真实深刻的,并强调叔本华所提出的痛苦对人生的重大意义,强调痛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痛苦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他以“人生悲剧”这一概念来代表痛苦的含义。他认为人生本质上是受意志控制的,这必然地表现为人生的悲剧性。从总体上看,悲剧性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更改的,但这并不能排除个体通过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给予人生某种意义。因此,人生是痛苦的,但人生不能回避痛苦,我们能在痛苦中感受到生命的欢快。其次,既然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在如何超越意志带来的痛苦的问题上他与叔本华有不同的回答。尼采认为权力意志不仅求生存,还要求权力、求征服、求侵占,以充分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自我超越。于是,尼采创造了“超人论”,“超人”是overman不是superman,超人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要努力胜过自己。那么,什么是超人呢?尼采通过与“末人”的比较来回答这一问题。它认为“末人”与“超人”性质相反,末人个性泯灭,缺乏创造性和自主性,庸庸碌碌、忍辱负重、艰辛劳作、谨小慎微,而“超人”就是权力意志得到充分张扬的人,能冲破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具有鲜明个性和创造性,他生龙活虎、快快活活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三)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
马克思(Karl Marx)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的活动本身,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同时在这个创造活动中也塑造了自身。人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属性,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地、科学地规定了人性。马克思对人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并且人的本质属性取决于其社会属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研究人性,首先要认识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就是物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来源于自然。人不是精神的产物,是大自然进化的结果。自然界的各种东西被人理解,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机的。其次,人依赖于自然。人通过对自然的加工、吸取、改造等方法利用自然,使自然能够为自我服务。最后,人包含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在人身上,自然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社会属性通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人是在社会当中产生的,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人只有经过社会化的教育、学习,才具有社会性。其次,人是在社会当中存在的。人在学校、社会交往中接受教育、学习,从而成为社会化的人,人之根本不在身体,而在精神。最后,人是在社会中发展的。人在社会中通过学习,得到提高,从而不断发展。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发展出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能力,从而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成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1956)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因为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且人与人的联系和关系也是多方面的。除了生产关系外,还有家庭中的亲属关系,有社会生活中的同事、朋友关系,有政治上的党派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化、宗教、习惯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人的本质包含着很多方面和层次。当然,这些关系都不是平等的,对确定人的本质不是都有同等的意义。在所有的这些关系中,物质经济关系是基础,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由他在实践活动中的物质经济关系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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