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道以仁”到“教人做人”

2．从“修道以仁”到“教人做人”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认为道德修养应以“仁”为根本，即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德教育应“学为仁”。那么什么才是“仁”？孔子的看法是：“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提倡的“恭”，就是恭敬待人，恭敬以事。要想做到“仁”，首先要秉持内心的恭敬。小到一己之心，大到处世为人，均须存恭敬之念，行恭敬之举。若心中未存恭敬之念，与人不易相处常有纷争；行为若无恭敬之举，则易显现轻狂浮躁倨傲。所以，恭则不侮，敬事而信，方能迈出通往“仁”之路的第一步。

儒家提倡的“宽”，是指处世要宽松，存心要宽厚，待人要宽容。其真谛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恕乎”。一个简单的“恕”字，内涵却是无比深厚。恕人之过，恕人之误，甚至恕人之恶，能“恕”才能“宽”，能“宽”才能包容，唯宽方能得众。做到宽厚包容，就可以得到众人的信赖，就可以拥有众多的朋友。心宽则路宽，心宽则天地宽。宽容不仅是一种心胸宽广的境界，更是一种明达事理的智慧。由恭敬而至宽容，便可达到内心自然的成长。

儒家提倡的“信”，是指诚信，守信，自信，信人。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视“信”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既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更是处世之道。诚信是以诚相待取信于人，守信是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自信是对自己充满信心、有不屈的精神和不怕失败的勇气和信念，信人是相信他人和被人信赖。由诚信、守信到自信、信人，四者合一，方能达到“信”的境界。唯守信方赢得认知，“信”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升华。

儒家提倡的“敏”，由孔子的“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脱胎而来。“敏”之一字，内涵也极深厚，其间包含对智慧的要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并不等同于聪明。智慧乃上智，智者明悟豁达内敛，有大智若愚之说。聪明乃下智，聪明人往往一味卖弄聪明误人误己，故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典。“敏”同时包含对行动的要求。有了智慧，虽是“慎于言”“讷于言”，但却须“敏于事”“敏于行”，即是要发挥才智、勤奋敏捷，用最好的方式成就一番事业，以最佳的状态完善自我德行。“敏则有功”，勤能补拙，天道酬勤，敏于勤奋的人，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一定会有收获。

儒家提倡的“惠”，即仁惠，惠泽。“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分人以财谓之惠”“心省恤人谓之惠”，就是要以恩惠之心，宽爱他人。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修仁蕴德，给予付出，济贫拔苦，施惠于人，常怀拯救之心，常行济民之举。对人慈惠，不仅仅是提供实惠、恩惠等惠人之行为，更是一种尊重他人、关爱苍生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惠人必得人惠，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惠，仁也”，是仁的最高层次。

“恭宽信敏惠”“能行于天下为仁矣”。即是孔子认为若是五者均能做到，人的内心道德修养便可达至仁的境界，便是所谓“修道以仁”。

儒家“修道以仁”的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而且非常明确的要求，无论从历史还是到现代都有其积极的甚至优秀的因素。然而，“修道以仁”依旧未能脱离个人修养的窠臼，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所谓“为仁由己不由人”，这就对人的道德养成产生了局限。

陶行知吸取“修道以仁”的精华内涵，打破其个人、主观的局限，提出道德教育应该是针对人的教育，是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他的主张是：“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他认为，学习美德不应该从什么是美德开始，“我们所要开拓的是感情，而不是感情的知识；我们所要拓展的是意志和意愿，而不是意志和意愿的知识。”

对于道德的培养，陶行知认为不是坐在书斋捧着书本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要从实践中，从生活中，从社会中，在行动中求知。“有了觉悟才起信仰而生出力量。但觉悟又从何而来？从研究而来，研究是追求真理即求知之行，那么觉悟是从行而来，从求知之行而来。”实践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实践的收获。“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如是说。

对于如何求知，如何走行知知行之路，陶行知认为症结在于如何教人做人。教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陶行知从五个方面提出教人做人、如何做人的要求。

一是要教人学做“真人”。陶行知深刻指出：“中国误就误在伪教育造就了伪君子身上。这个伪知识阶级是特殊阶层，其总代表是皇帝。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通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迷惑，故意把人引向歧途，很多读书人为赶考而上学，为做官而读书，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人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陶行知批判了旧文化、旧教育只能制造“伪君子”、“伪知识阶级”、“假人”的状况，提出了新教育必须教会学生“追求真理”，培养有真知灼见、有真实本领、真正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的“真人”。

二是要教人学做“人中人”。陶行知深刻指出：“中国几千年是以少爷小姐为主人的小众教育，在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名利引诱下，不仅陷入了造就伪君子的伪教育的歧途，而且成了制造骑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人上人’和避世、出世或不知世事的‘人外人’的贵族教育。所谓‘人上人’是指那班做坏事，吃好饭而常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而‘人下人’就是那群身受压迫剥削而不加觉悟，为奴性窒息，失去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劳苦大众。”陶行知认为，新的时代不需要所谓“人上人”“人下人”“人外人”，“在公平合理的社会里，不应该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只有人中人。”他指出，新的教育必须培养“具备为国家民族，尤其要为广大农民谋福利的品格”的人，必须要培养能够艰苦奋斗，为国家民族为广大民众做实事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人”。陶行知说：“人当为人中人，不可仅为‘人上人’，这句话是我们共和国民的指南针”，也是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培养目标。

三是要教人学做“主人”。陶行知认为，旧文化、旧教育只能造就人一味唯上不敢唯实的“奴性人格”，培养出来的是只有“奴隶性”，没有创造性，不懂做自己的主人，只知一味服从的奴隶。这样的教育继续下去，中国的未来堪忧，民族的前途堪忧。针对这一现状，陶行知提出了培养“主人觉悟”的主人教育，“主人教育的目的是教民众联合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做大自然的主人。”指出新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主人”，“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公民”。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公民之后，教人学做“主人”的教育才算有所小成，才能由做“自己的主人”继续向做“国家的主人，世界的主人”更高远的目标进步。

四是教人学做“自由人”。陶行知认为，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旧教育的为虎作伥，国人已经习惯服从，做惯顺民，既不懂如何做自己的主人，更不懂何为自由人。如何学做一个自由人？陶行知说，自由人就是“要捣碎一切枷镣锁铐”，“要撕去加在我们头上的裹头布”；自由人就是“要有做人的自由”，主宰自己生活的自由；自由人就是“要有创造的自由：创造新的自己，创造新的中国，创造新的世界”。陶行知热情洋溢地鼓舞所有的人，“做人只做自由人，敲钟只敲自由钟，众生共走自由路，海阔天空路路通。”

教人做人，这便产生了教与学的问题。教为师，学为生，陶行知特别注重倡导和建立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师生关系。他提倡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无高下尊卑之分，教师须要革除“岸然道貌，故自矜持”之弊端，学生亦要改变唯师是从，唯唯诺诺之旧习；教师与学生在学习上是共学的，以期教学相长，“教员所经历之世故人情，足以补学生之不足，而学生之无量热忱，足以补教员之不足。分则两失，合则两得。”他还说：“人只知教师教授，学生学习；不晓得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好多的教训”。教师与学生在道德修养上是相互感化的，可达共同提高，“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教育总是互相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人们只知先生感化学生，其实，学生也在感化先生。”“在晓庄，凡是同志一律平等。共同立法的时候，师生工友都只有一权。违法时处分也不因人而异。”这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实施道德教育提供了温暖信赖的心理基础，为教人做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育才、山海工学团等教育机构，因陶行知的大力提倡，都推行了教师与学生共学、共事、共修养的德育实践。这种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证明，由于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师生之间“把人格拿出来互相磨擦，以灵魂相见”“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渐渐的发生相亲相爱的关系”“建立起优美高尚的人际关系”“造成和乐的境界。”有了这样的师生关系，“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有了这样的师生关系，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方能再次实现对儒家“修道以仁”传统德育思想框架的突破，其“教人做人”的新型德育思想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