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杜威德育思想之分析

4．陶行知与杜威德育思想之分析

陶行知引进、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德育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躬行实践，建立了自己的德育思想体系。

既言引进和继承，陶行知与杜威的德育思想必有相同或相通之处；既言发展，陶行知与杜威的德育思想亦有相异或相对之处。相同之处无须赘言，笔者主要落笔分析两者之相异之处，为下一步探索陶行知德育思想内涵预作铺垫。

陶行知与杜威的德育思想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种德育思想产生的背景不同。杜威的德育思想是在美国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追溯历史，美国其实是由欧洲若干国家的殖民者在美洲开拓的13个殖民地合并而成。这些殖民地长期属于英国管辖，在18世纪后期各个殖民地萌发了脱离英国殖民，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从1775～1783年，打了一场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美国最初是以农业和牧业为主要产业，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工业化，由工业化引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成果是废除了奴隶制，美国实现了大一统。内战之后的美国开始进入工业成熟阶段，数十年时间内，美国从一个农村化的共和国变成了城市化的国家。在杜威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阶段，美国工业跃居世界第一，机器工业开始广泛推广，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大工业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具有适应生产大变动的多方面的才能，同时具有与经济生活发展相适应的道德素养。然而，当时美国的教育体制仍是承袭欧洲的旧教育传统，以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为主，尤其是道德教育更是一味注重道德知识灌输，不重视人的道德行为的养成，这种教育机制显然不适应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脱颖而出，杜威的道德教育理论广泛传播，以进步教育代替旧的传统教育，以活的道德训练代替旧的道德训诫，以期培养新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才。杜威的教育思想猛烈冲击了欧洲传统教育，在整个教育和德育领域内，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杜威作为“现代教育派”的创始人，对美国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正值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化都如死水一潭。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死水掀起了大波巨澜，冲破了长期禁锢国民思想的封建牢笼，西风东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随西方种种思想尤其是现代教育思潮的大量涌入，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开始着眼中国教育的改革问题，这中间，陶行知便是一路披荆斩棘的先行者。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可谓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大批保守的人抱着“旧八股”不放，一批海归学者将“洋八股”照搬，中国教育到底向何处去，学者文人各执己见，争论得熙熙攘攘。但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各自的理论都高屋建瓴得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脱离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唯有陶行知，他是睁眼看了世界也睁眼看着中国，他留过洋，他崇尚杜威的学说，他感到杜威思想中的很多理论可以用来改造中国的教育和德育，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杜威教育思想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大众百姓却在生死线上挣扎，进入学校学习是绝对的空想和绝对的奢侈。杜威的教育思想总的指向是学校教育的变革，但当时中国学校极少，仅仅进行学校教育的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改革，更不可能改善广大民众无法接受教育的现状，所以陶行知提出了“大众教育”，把教育办到平民中去，办到农民中去，开启民智，大行德育，培养道德，培育新人。陶行知的“大众教育”与杜威的“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机会”的主张观念近似，做法迥异，那是因为各自的国情为其思想的成长和实践提供了相异的土壤，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令思想结出不同的果实。

其次，陶行知和杜威德育思想的培养目的不同。在杜威开始他的人生生活、开始教育研究、创立学说的时期，美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宪政立宪共和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正处于所谓“进步时期”，外无战争，内无割据，再加上这个由多个殖民地联合建立的国家向来不乏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精神，对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来说，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国情下，杜威以他的实验主义哲学与美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研究创立了他的德育思想体系。杜威的德育思想培养目的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着力点在于革除欧洲传统教育在道德育培养上直接的、灌输式、压制式、重知不重行的弊端，在尊重个体和尊重人性的前提下，达成教育的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培养的目的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杜威的德育目的是明确而单纯的，也是一成不变的。

而陶行知就不同了，陶行知德育思想要培养的不仅仅是“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那么简单，而且培养目的也随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而有所改进。就教育而言，陶行知的理想是“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之公共教育体系”，通过“高效之公共教育体系”来推动和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民主或民主社会，民主教育或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平生奋斗且不懈努力的教育理想和事业终极。就德育而言，在晓庄时期，陶行知主张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双全”的现代人，能够为劳苦大众服务、改造社会的人。他希望“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到育才学校时期，也是中国的抗战时期，他的德育目标是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到重庆社会大学时期，也是中国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的最关键时期，他的德育目标是培养为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战士。可以看出，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培养目标不仅与杜威大相径庭，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当然，这也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与中国坎坷曲折的前进道路有密切联系。陶行知根据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确定每个时期的德育目的，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放眼于中国的未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构建和发展他的德育思想体系。

其三，陶行知与杜威德育思想的教育方法不同

陶行知与杜威在道德教育上都主张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主张在行动中获得道德知识，培养道德品质，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内容却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

杜威德育方法谓之的“教育即生活”，即是在学校营造一种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中有的，学校都应基本具备，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一致，教育即与生活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在陶行知看来，这种方法仅仅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浓缩之后”引入学校之中，这样的“生活”其实不是真正的生活，只是一个狭隘的装饰品般的生活空间而已。这样的教育方法也不能算真正的开放式的教育。

陶行知的德育方法谓之“生活即教育”，刚好与杜威相反。陶行知的主张是“叫教育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用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这样才是生活和教育的有机统一，这样的道德教育才能达到开阔教育视野，开放内心观念，塑造自我道德的目的。

杜威主张采用间接教育的方法使儿童受到道德教育，学校环境、各科教材、各种教法都可以起到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作用。而最好的道德教育方法则是在行动中进行，学校提供富于活动性、兴趣化的种种条件，诸如农场、工场、厨房、实验室、图书馆等，努力将教育生活化，将学校社会化，不需要枯燥地去死记硬背一些信条或戒律，而是使儿童有实践道德理论的机会，有获得个人道德体验的行动，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培养目的。

陶行知的德育方法在前期与杜威有相似之处，即是在初创晓庄师范时，也同样建立了农场、工场、厨房、实验室、图书馆等，让儿童在实践中学习道德，在行动中履行道德。但到了后期，陶行知德育方法以及内容便与杜威毫无共同之处了。创办山海工学团时，陶行知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有机结合，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道德训练等；创办育才学校时，他多次邀请当时进步人士、名流学者到学校讲课，课程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美学、伦理学、艺术等等，极大地开阔了儿童视野。更值得一提的是，还专门开设了有关革命、形势、进步的课程，培养儿童革命的理想信念。组织学生演出革命戏剧和举办音乐会，走向社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创建重庆社会大学时，提出“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陶行知才是真正将道德教育活动扩展到了学校之外，读书之外，社会之中，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