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思想之爱

2．爱民思想之爱

爱国与爱民是密不可分的。有民方有国，爱国必爱民。“爱民”之说，古已有之。《晏子春秋》有言：“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孔子家语》说道：“古之为政，爱民为大”；《贾谊新书》亦言：“民者，弗爱则弗附”。孟子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更是旗帜鲜明，也不怕得罪君主把民作为大写的“人”字摆上了国家最高的位置。民是国之本，这就是陈寿所说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注：陈寿，字承祚，古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三国志》作者。）

陶行知本就出身于贫苦之家庭，有与生俱来的平民思想意识；在困苦的生活中艰难求学的经历，在他思想深处深植了惜贫爱民的根由。与生俱来的平民思想和惜贫爱民的根由，由传统教育而来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的爱民观念，再加上在西方接受的人权思想、尊重个性和公民意识，这样一个陶行知，焉能不爱民。这样一个陶行知，焉能不以爱民为行动宗旨。因此，在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和德育思想中，爱民与爱国是并行一致的。

对民众，尤其是对劳苦大众，陶行知从来心怀一种深刻而强烈的爱的情结。他曾说：“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为了他深沉爱着的百姓大众，陶行知视荣华为浮云，视高官如敝屐。他坚决辞掉大学教授之职，毅然放弃每月数百大洋的高薪和城市优裕的生活，走进农村，走进社会最底层，把整个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1924年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聘请他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他婉言谢辞；1928年他的母校金陵大学又欲聘他为校长，他再次婉言谢辞；1927年，冯玉祥将军诚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邀请他做省教育厅厅长，陶行知仍然婉辞不受；1938年10月间，他赴亚、非、欧、美宣传抗日归来，蒋介石接见了他，宋美龄为他举办了接风宴，对这样的荣光，陶行知淡然视之。宋美龄再三请他留下担任三青团总干事，对这样的高官，陶行知仍是坚辞不受。高官厚禄打动不了陶行知，因为陶行知来自平民，一心想要归于平民，为平民百姓做点好事，办点实事。他说：“我本来是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为了他所爱的民众，陶行知“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奔流回来的陶行知“不做书生的教育家”，要做平民的“亲人”；不要社会名流的风光，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为中国平民百姓传播知识之光。他说：“不普及人民大众的教育，谈振兴中华那是一句空话。”陶行知认为，振兴中华的要点，在于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对民众之爱的根本，在于不仅使大众能读书认字，还要使大众拥有良好的道德水准。振兴中华之要，对广大民众之爱，创造社会之平等，这就是陶行知大力推行平民教育的初衷。陶行知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教育。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如贫富、贵贱、老爷小的、太太丫头等等，素来是不通声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打通。纵阶级的最昭著的是三教九流七十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是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打通横向阶级，打通纵向阶级，出入天堂地狱，打通痛苦幸福，建立一个平等、科学、民主的新社会，这是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理想境界。

为了他所爱的民众，陶行知在推行平民教育的路上一步步走着。他对现有平民教育情况作了调查，他感到“平民教育这个问题之大，实可令人惊讶”。“中国没有正确统计，暂且以传说之四万万人估计”，“十二岁以上之粗识字义的人数只有八千万人，再除开二十岁以下的小孩子约计一万万二千万人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其余之二万万人都是我们的平民教育应当为他们负责的。”他说：“这二万万人有一人不会读书看报，就是我们有一份责任未尽。”这是陶行知对推行平民教育必要性的阐述。平民教育的好处在哪里呢？为了更多人参与到平民教育中来，陶行知细细解说：“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他们读了书，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漠不关心，若是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至于顺带学些写信、记账的法子，于个人很有莫大的便利，自然是不消说了。”为平民教育的推行，陶行知编写了教材《千字课》，在这个为普及文字而编写的课本中，陶行知也注重了德育思想的贯通，课本内容具备四个特点，用陶行知的话来说：（1）是自主的精神；（2）是互助的精神；（3）是涵养的精神；（5）是改进的精神。《千字课》不仅注重德育思想的传播，同时具有科学性，注意有计划地进行教育，避免贪多嚼不烂，“全书九十六课，用九十六天，每天一个钟点就可以教完”。还具有趣味性，避免学习的枯燥，“我们的方针是要求其易懂而有趣味，使他们读了第一课就想读第二课，用他们自然的兴味来维持他们的恒心和努力。现在仍旧照这个方针在这里修改，总希望愈改愈适用。”对于平民教育的目的，陶行知说：“我们的希望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如照现在国人对于此事的合作和热度观察，十年之内当有相当的成效。但我们不能以普及四个月一千字的教育为满足，我们应当随国民经济能力之改进，将他们所应受之教育继长增高到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时，才能安心。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也是我们今后共同努力的方向。”

为了他深爱的民众，陶行知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跑遍半个中国，市井街巷，山沟乡村，连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都有他的身影；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去监狱教囚犯识字，在街头为流浪儿上识字课，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鳞家里，给帮佣老妈子们和车夫办了平民读书处。这些盼着识字的人，却大部分连买这本小书的钱都没有，陶行知就送给他们，条件是要答应教会身边的人，都认识书里的字。他在给妹妹陶文渼的信中说道：“我这一个多月来随便什么地方都去传平民教育。四天前，我到南昌监狱里去对四百个犯人演讲，我说人间也有天堂地狱。若存好的念头，心中愉快，那时就在天堂；若存坏的念头，心里难过，那时就在地狱。我说到这里，忽然得到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天堂地狱也得要把他们打通。”这也是他的一个理念，“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而且，他对平民教育的未来非常乐观，他说：“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

为了他深爱的民众，陶行知的目光关注到广阔的乡村和广大的农民。乡村从来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最缺乏教育的地方，文盲最多的地方。同时，乡村又是土地最广阔的地方，人口最多的地方。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其时也有乡村教育，但那是什么样的乡村教育呢？陶行知曾痛心地说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样的乡村教育自然是要不得的，是没出路的，陶行知大声疾呼：“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在哪里？陶行知指出：“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行知指出乡村教育对于乡村发展与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他认为乡村教育的使命在于：“（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遂民生而保民族。”他为人们勾画出乡村教育的理想蓝图，是要通过乡村教育的推行，调查村庄实况以创造自治的村庄；培养村庄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开展村庄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增进村庄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启发村庄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改良村庄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提倡村庄艺术以创造美的村庄；锻炼村庄武艺以创造自卫卫人的村庄；共济村庄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可以看出，陶行知乡村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而全面，涉及生产教育、科技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不仅以教化为主，还以德育为重。

陶行知立志要将教育种子遍洒广大乡村，立志要将文化知识和道德知识传进广大农民心中。他说：“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他认为改造乡村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底的改造社会。”乡村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彻底告别那种“为教育而教育，与社会需要完全脱节”的路子，实施“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该怎么做？对于人们的疑惑，陶行知回答：“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它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它其实要叫学生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上去运用环境的活势力，以培植他自己的活本领。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它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它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它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同时，陶行知看到，乡村教育要取得最好的效果，还必须要联合其他力量，他说：“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对于乡村教育，陶行知充满信心，他豪迈地说：“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热情地号召：“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全国同胞一齐出来，加入这个运动，赞助它发展，督促它进行，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陶行知于1928年创办的晓庄师范是他推行乡村教育的成功典范。晓庄师范是独一无二的，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它是“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因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怎样才算是活的乡村教师？陶行知说：“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这所“活的乡村师范”经费来自民间捐赠，校舍由师生自己参与建筑，陶行知为学校各个功能性校舍的命名颇为新颖，如犁宫（大礼堂）、书呆子莫来馆（图书馆）等，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看出他乡村教育与德育相结合的思想轨迹。教学内容则包括师生共同开荒种地、烧饭、盖草房、说书、演戏、办民校等等，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开创了乡村教育的新模式，陶行知一以贯之的道德教育很好地融入了乡村教育之中。这所新的活的学校当时一度声名大震，许多文化名流前往任教，许多达官贵人前往参观，冯玉祥、吴稚晖，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也曾慕名前往考察。1929年下半年，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也参观了晓庄，晓庄的一切令他非常感慨，克伯屈对晓庄模式大加褒扬，认为陶行知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们共同的老师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