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生爱才济难解困之爱

3．爱生爱才济难解困之爱

作为平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深知教育为立国之本，深知教育的功能除了教人化人，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要为国家培养可堪大任之人才，所以陶行知始终注重人才培养，始终关注人才成长，对于有才华的人，哪怕仅是才华初现，也予以倾情的呵护与关爱。所谓大爱无疆，陶行知博大的爱，不仅属于国家，属于民众，也属于他的学生，属于每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陶行知爱才，有口皆碑，被陶行知所成就、所关爱的人才，不知几何。在这里，笔者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来展示和诠释行知之至爱。

先讲爱生爱才的故事。爱生，当然是关爱学生，爱才，自然是爱惜人才。

陶行知与未来的音乐家

1938年，抗战烽烟四起，日寇铁蹄进逼。炮火、杀戮、抢劫、轰炸，多少中国人死于鬼子的屠刀，多少中国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其中，境况最凄惨的莫过于失去父母失去家园的难童。政府当时办了一些战时保育院，运气好的难童可在保育院内求得起码的生存，不幸的则只好流落四方冻饿待毙。陶行知到保育院考察时听说常有达官贵人、大学教授到保育院中挑选养子，当着难童的面就说，这个秃子不要，这个麻子不要，这个嘴唇缺的不要，那个长得好我要。陶行知感到非常愤慨，当时就表示“我若来选，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是秃子、麻子、缺嘴都要。我不要他们做干儿子，只是为民族培养人才之幼苗。”陈贻鑫就是无数难童中的一个，他虽在战时儿童保育院中保全了性命，但也是饥寒交迫，面黄肌瘦，还长了一头癞痢，所以属于没人要的那种。

但陈贻鑫却是非常幸运的那种，因为他碰到了陶行知。

一次，陶行知和著名音乐家任光来到汉口一所保育院看望难童，保育院的孩子们高兴地为客人表演节目，其中的合唱就是陈贻鑫指挥的，表现非常出色。接着任光教孩子们唱了他谱写的新歌《打回老家去》，又唱了他新写的歌曲《高粱红了》的开始两个乐句，他问小朋友们：“谁能用简谱把它们在黑板上记下来？”孩子们一阵沉默，这时陈贻鑫举了手，走到黑板前把两句歌曲的旋律准确地写了下来，陈贻鑫显示出的音乐才能使任光感到惊喜，而陶行知先生则说：“如果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天才的人，学三年也不见得能学会的。”陈贻鑫的出现使陶行知想到，难童中，确实有许多天才儿童，只是这些幼苗缺少阳光、雨露，因而面临夭折的危险。不让天才埋没，不让幼苗夭折，这成了陶行知后来创办育才学校的一个动因。

1939年7月育才学校创办了。育才学校开办后，陶行知发现那个具有音乐天才的难童没有选上，便找来负责招生的常学墉老师，向他介绍这个难童的特征，叮咛常老师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到。后来，常老师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位小朋友叫陈贻鑫，育才学校招生时，陈贻鑫正患疟疾，所以错过了机会。陶行知知此情况后，即刻写信给该院院长罗叔章，请他派人把这个难童送到育才学校来上学。罗叔章派一位姓袁的老师带着陈贻鑫翻过金剑雪山，渡过嘉陵江，经北碚到北泉，交由一位育才学校的老师护送到育才学校。陶行知见到他十分高兴，安排他到音乐组学习，还写信告诉远在新加坡的作曲家任光：“你在汉口赏识的秃头小朋友已经由我们迎接来了。”

当时育才学校条件很艰苦，全校仅有三架钢琴、五架风琴、一把小提琴要供音乐组20几名学生和老师使用，乐谱全是自己动手抄写，但难童们都学得很起劲。尤其是陈贻鑫，天赋既高，学习又认真，进步很大。12岁进育才，15岁便能登台表演钢琴独奏，并谱写出处女作——儿童歌曲《月光光》，唱出了“我们虽然年纪小，也能卫国保家乡”的高远志向。1940年冬天，育才学校首次在重庆举行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爱国将领冯玉祥、张治中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音乐会，陈贻鑫的钢琴独奏，得到了一致好评。育才学校在战难时期坚持为国培育人才的成效令人欣喜，周恩来为此题写了“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邓颖超同志的题词是“以歌声唤起大众”。这题词既表现了共产党对育才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也表现了党对陶行知育才实践的高度评价。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音乐造诣的进步，确立了自己理想目标就是做一名“以歌声唤起大众”的音乐工作者的陈贻鑫，开始为自己的癞痢头苦恼不堪。这种不好与人言说的烦恼却被一直关注他的陶行知看在眼里，陶行知对陈贻鑫的苦恼非常理解，多方为他求医问药。后来，陶行知听说距重庆一百多里的荣昌县，有一位刘医生擅治此病，于是就拜托冯玉祥将军与青年会干事黄次咸邀请刘医生来校为陈贻鑫治疗。治疗期间，陶行知亲自为陈贻鑫熬药。在陶行知的关怀和精心照顾下，陈贻鑫头上的癞痢终于治愈了，渐渐长满了一头黑发，成为一位身材颀长、充满自信和音乐才华的英俊少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贻鑫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家。创作有四部合唱《谷子在仓里叫》，独唱《我爱天安门广场》《啊，心帆》，管弦乐曲《抗战随想曲》，交响诗《抗洪凯歌》等，并改编有管弦乐曲20余首，还为舞剧《雨夜》、歌舞《战海啸》等谱曲，指挥演出了数十部交响乐、歌剧与舞剧作品，并与瑞典皇家芭蕾舞团合作演出《天鹅湖》选场等。他的指挥风格严谨，线条清晰，层次分明，有激情而不失理智。

陈贻鑫是陶行知之至爱造就出来的人才。没有陶行知，也就没有今天的陈贻鑫，中国乐坛上就会少了一点星光。

活跃在乐坛上的我国享有盛名的作曲家杜鸣心也是在陶行知的关爱下，在育才学校成长起来的。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杜鸣心的父亲在著名的苏州河保卫战的炮火中英勇牺牲。当时他和母亲正在湖北乡下，杜鸣心上乡村小学，母亲做家务事农作，母子二人苦度光阴。父亲阵亡的消息传来，母子俩抱头痛哭，既哭家中顶梁柱的坍塌，又哭日后孤儿寡母何以为生。迫于生计，母亲割舍了恋子之情，把他送到当时由宋庆龄主办的战时难童收容所，因为只有这样，母子俩才能继续生存，杜鸣心才能继续求学。之后杜鸣心随着大撤退的人马辗转来到四川永川县的战时儿童第二保健院。

1939年，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专为难童而办的学校、专为浇灌战难之中艺术幼苗而办的学校，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这些目光有赞叹，有兴奋，有跃跃欲试；有观望，有怀疑，有不以为然。对于赞叹者、兴奋者、跃跃欲试者，如有才能，陶行知欢迎他们参加学校工作；对于观望者、怀疑者、不以为然者，陶行知则不屑一顾。当然，也没时间去顾，因为建校诸事，百废待兴，何况陶行知正忙着代领专家和老师们分别到各个保育院去考察，准备选拔一批具有一定艺术天赋的儿童作为育才的第一批学员。为此，当时杜鸣心所在的第二保健院举行了一次文艺演出，在那次演出中，杜鸣心平生第一次登台演出，在大合唱《流亡三部曲》中担任了独唱和领唱。那时的中国，谁没有经历过流浪的颠沛流离？这首歌就是杜鸣心亲身经历的写照，于是，他唱得深情，动情，“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含着热泪唱，唱得听众眼里也闪着泪光。

这是棵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陶行知慧眼当然不会错过。于是，杜鸣心走进了育才的大门，成了育才的学生。校长陶行知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为他指派了最好的老师，贺绿汀直接教授杜鸣心弹钢琴和视唱练耳，《渔光曲》的作曲者任光亲自教杜鸣心乐理、作曲、和声理论等课程。虽然学校环境很艰苦，学校生活同样艰苦，但是有陶行知时时的关爱，有良师谆谆的教诲，有那么多同龄的伙伴，杜鸣心觉得很幸福。

不负陶行知之期望，杜鸣心后来果然成了知名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颇丰，器乐作品尤其为人称道。其成名作中国舞剧《鱼美人》（与吴祖强合作）、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集体创作）在保持和发展民族音乐特色，吸收外国舞剧音乐创作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均被选入“20世纪中国音乐经典”，其中主要音乐片段改编后成为音乐会保留曲目。《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曾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并被选为1987年首届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比赛决赛曲目。其他代表曲目有交响音画《祖国的南海》，交响幻想曲《洛神》《青年交响曲》《第一钢琴协奏曲》《节日序曲》芭蕾舞剧《玄凤》《1997序曲》等。20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曾先后为《原野》、《伤逝》、《李四光》等十余部电影作曲。

杜鸣心是育才培养出来的，是陶行知的爱心浇灌出来的。没有陶行知，就没有育才。没有育才，新中国就少了一个天才横溢的作曲家，“20世纪中国音乐经典”中就少了杜鸣心优美而悠远的旋律。

陶行知扶困救难的故事也同样口口相传，直至今天讲来仍能令人感受到他那颗滚烫的心，那颗心遍洒天下的是爱的温暖。

培育革命的后代

育才学校除了招收难童外，陶行知还义不容辞地收留、保护、精心培育革命志士的后代。

慕罗是一位越南革命者的女儿，一副天生清亮的嗓子，陶行知把她留在育才，让她学音乐。慕罗在育才接受革命思想和音乐专业知识的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越南吹响了解放斗争的号角时，陶行知送她回国，对她说：“你回去吧，用你的声音，为祖国的解放歌唱。你到育才学校，为的就是这一天！”朝鲜革命者的几个孩子，因父母抗击日本侵略者，战斗在中国的土地上，陶行知也让他们留在育才学校学习和生活，陶行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学社会科学吧，这是你们祖国最需要的。”

著名新闻记者萨空了被关押重庆期间，陶行知经过多方周折，将与萨空了一起关押的小女儿小苦荼接到了育才学校，又四处奔走，找回了与父亲失散的大女儿苦茶，也把她留在了育才学校。陶先生让小苦荼学习她最喜欢的音乐，让姐姐苦茶进社会组学习，使两个孩子能够在比较自由快乐的环境中生活。（注：萨空了，中国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新闻学家。擅长艺术理论。笔名了了、艾秋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至香港创办《立报》。1938年秋赴新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任《新疆日报》社社长。1940年到重庆任《新蜀报》总经理。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迫去香港，同年秋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194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于桂林和重庆的集中营。1945年6月经营救释放，在香港任《华商报》《光明报》总经理。1949年6月在北平协助胡愈之创办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秘书长，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人民政协报》总编辑等职。1988年10月16日，因病卒于北京。）

还有一个孩子李远芃，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孩子。陶行知把当时年仅12岁的李远芃接到育才学校，让他专攻社会科学，以继承父亲的遗志。一直到共产党做出安排，李远芃才告别陶校长，离开育才到了延安。李远芃就是后来曾担任共和国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1984年他曾写下一段怀念恩师陶行知的话：“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确给我当时少年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注：李硕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是上海1925年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是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委员长，上海反帝大同盟主席，全国学联总会党团书记，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书记，后到北伐军第四军第25师担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中共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是主力部队第25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0年春，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军委书记，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1931年7月7日赴海南岛主持军事会议，一上岛即被捕，9月16日在海口市被杀害。）

陶行知与“临时妇孺收容所”

1924～1927年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北伐战争时期。北伐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伐军铁流横扫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战争毕竟是战争，无论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终究是要流血牺牲的，终究是要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而在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始终是老百姓。

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溃不成军的直鲁联军在一路溃逃中大事抢劫，整个南京城混乱一片，城内大中小学皆停课疏散，败军四处乱窜，难民无处栖身。那个时候，政府要员忙于打仗，富绅贵贾忙于自保，城中居民只求保命，鲜有人顾及这些难民的生死。但陶行知是不同的，他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己念，时抱爱民济困之情怀。在他心中，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应该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别。对这些扶老携幼的难民，恐慌哭啼的妇孺，他是绝对不会坐视不顾的。那时他任南京安徽公学（现为南京六中）校长，立刻召集学校住校的十几个外地学生和几位教师，组织大家一边护校，一边在校内设置“临时妇孺收容所“，收容居民和难民，以防败军淫掠。于是，安徽公学的校门口挂上了红十字会旗帜和妇孺收容所的牌子，贴出通告，说明入所条件和手续。很快，大批妇女携带着儿童、衣物拥进学校，由学生登记编组，安排寝室，一切井井有条。夜里，陶行知带着师生轮流巡逻，以防不测。

陶行知并不满足仅仅为难民提供避难之所，他认为战乱之时更需要教育的力量，更需要道德的教养。他要在学校内办临时的学校，为逃避战乱的难民提供学习机会。他和学校的师生分别对难民文化情况进行了调查，针对年龄以及文化程度的不同分了班级，到附近的女师附小幼儿园借来桌椅、玩具、画片和图片，同时开放本校的阅览室，从收容的妇女中选出临时教师。很快，临时幼儿园、临时小学和识字班办起来了，开展了比较正常的教学活动。难民们在安徽公学有秩序地生活、学习、活动，暂时远离了战争和流亡。这种情形作为奇闻在战时的南京城流传一时。陶行知扶困救难的种种行动更是街谈巷议，传为美谈。

陶行知与翦伯赞

对于自己的朋友、同侪，陶行知也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关爱，从来都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仅以陶行知与翦伯赞的故事，再度写照陶行知爱的博大与真诚。

翦伯赞这个名字应该相当响亮，相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在史学研究上著有《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历史哲学教程》《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著作，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

翦伯赞基本算是陶行知的同龄人，略小几岁，当时便已经是国内的知名学者。

抗战期间的重庆号称陪都，其实在那时候只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先是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后改设为四川省代为管理的一等院辖市（即地区代管的直辖市），国民党迁都重庆后，才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规格是提高了，但城市规模基本保持原貌。成为陪都后，许多难民涌入重庆，许多文化人云集重庆，而重庆当时物资匮乏，百业凋敝，谋生实为不易。作为知名历史学家的翦伯赞也困居重庆，谋事不成，贫病交迫。既出于爱惜人才，也出于朋友之谊，更出于同胞之情，陶行知向翦伯赞伸出援助之手，请他到育才学校担任历史老师，解决了翦伯赞的生计问题。

翦伯赞除了授课，便是埋头写《中国史纲》，经常写到深夜。他需要香烟来提神和帮助思考，但经济实在拮据，只能买最便宜的劣质烟抽，呛得他不停地咳嗽。陶行知了解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地帮助翦伯赞。陶行知自己是从不抽烟的，也一向谢绝朋友敬烟。但为了翦伯赞，他开始接受别人的敬烟，收到的香烟都给了翦伯赞。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敬了陶行知一支烟，陶行知一看，是大名鼎鼎的骆驼牌香烟，他高兴极了，立即用白纸包好，并写了一首小诗，托人送给翦伯赞先生。这首诗写道：“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翦伯赞拿起这支骆驼牌香烟，看到陶行知的诗句，心里非常激动，他由衷地感激陶行知对他的关心和鼓励，无以回报，唯有更勤奋地写作，写出传世的好文章，《中国史纲》第一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先赴上海的陶行知邀翦伯赞也到上海，陶行知鼓励他说：“上海的民主气氛浓厚，上海的青年也富有朝气，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翦伯赞夫妇到达上海时，陶行知已为他们找好了住处，亲自到车站来接他们，带他们到住的地方。陶行知为他们找的住处房子宽敞舒适，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很好，翦伯赞很是满意。过了几天，翦伯赞夫妇去看望陶行知时，却见他住的那间屋子才十几平方米，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唯一张大铁床和一张方桌而已，加上窗户朝西，房间闷热难耐。但陶行知乐呵呵地没有丝毫不满，还一个劲问翦伯赞夫妇住的地方是否称心。陶行知永远是这样，心里只想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后来，翦伯赞病倒了，第一个打电话问候的是陶行知；住进医院后，第一个派人来看望的又是陶行知。住院期间，陶行知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病情，每隔两天，总要派人到医院看望。听说翦伯赞没有蚊帐，陶行知将自己用的旧蚊帐送去；当听说没有钱交医药费，又先后送去法币40万元（其中20万元是冯玉祥和一些朋友捐助的）。这段时期的陶行知正紧张地进行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每天奔走于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发表演讲，他自己也很累，身体也欠佳，但他仍挂念着朋友，挂念着作为史学家的翦伯赞。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时陶行知离他生命的尽头已经很近了。他派自己的二儿子陶晓光给翦伯赞送去十包“幸福牌”香烟之后两天，他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这是1946年7月。

陶行知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天下”四个字，唯有陶行知当得。

陶行知爱生爱才的无私情怀，爱国救民的民族精神，为民主奋斗的奉献精神都是他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德育理论的践履和躬行。“爱满天下”是陶行知一生作为的注脚，融汇于他的德育思想中并作了最生动的诠释，“爱满天下”的高尚情操为他的德育思想的理想化骨架充盈了丰满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