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格长城，培养高尚的私德

2．建筑人格长城，培养高尚的私德

何谓私德？简言之，私德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包括情操、修养、作风、习性、行为等。对于一个人来说，私德是最紧要的，是做人的根本，亦是公德的基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曾说：“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认为私德醇美的人，公德必定无亏，私德浊下的人就根本谈不上公德。所以，梁启超说：“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梁启超认为私德等同于人的粮食，不可或缺，强调私德于人的重要。梁启超还有言道：“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把养成私德看做德育之大事。梁启超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深究梁启超的这句名言，其中大有强调私德与个人的密切联系、道德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德育与人才的紧密联系之意。因少年之智、少年之富、少年之强、少年之独立、少年之自由、少年之进步皆由教育而来，而其中的少年之强、少年之独立、少年之自由、少年之进步则必须由德育而来，经由道德教育树立高尚的私德，方可达至“强大”“独立”“自由”“进步”，而少年之强大、独立、自由、进步又与国家的强大、独立、自由、进步有着必然联系。

无独有偶，继梁启超之后，陶行知同样看到了私德于个人是否成才的必然联系，看到了私德于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培养高尚的私德这一德育理论。在私德培养方面，陶行知与梁启超观点基本一致，但他的阐述更为直白，他说：“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要本。”因此，他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私德建立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

陶行知要求建立的私德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培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人之生于世间，无论是生活于学习，无论是社会与学校，无论是成才与立业，其中过程必然有曲折坎坷，有高潮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要胜不骄，败不馁，于曲折中坚韧前行，于逆境中奋发图强，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于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作了通俗地解说，他说人的成长有两种力量，“一是助力。自然界的光线、空气、食物、饮料在常态之下都是扶助人类生长的东西。社会里的语言，文字，真知、灼见，以及别人的互相提携也都有扶助我们生长的作用。二是阻力。例如狂风、暴雨、水患、旱灾、虫害种种都是自然界与人为难的东西。社会方面的贪官、污吏、劣绅、土棍、盗贼以及一切不良的制度风俗也是我们生长的挡路物。”助力且不说了，人人皆可接受；阻力就不同了，对阻力的态度可决定人的成败。在阻力面前稍作抵挡便败下阵来，那将一事无成。若是正确面对阻力，可以化阻力为助力。“逆境令人奋斗。生长历程中发生了困难才能触动思想，引起进步。人的脑袋就是这样长大的，文明也是这样进化的。我们应当运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助力阻力去培植幼年人的生活力，使他可以做个健全分子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追求新境界，追求新事物，追求新知识，追求新进步，要永不懈怠，永不停息。社会在不断变化、革故鼎新、发展进步，人生须不断学习、自我更新、奋发进取，须坚忍不屈、忍辱负重、百折不回、不畏艰险，向那理想的境界不懈前行，达到更加完善和高尚的境界。在追求的过程中，不必畏惧失败，只需努力奋斗。陶行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失败必经患难，奋斗收获欢乐，在患难中成长，在奋斗中前行，这便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要义所在。所以，陶行知说：“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唐僧向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乐而忘苦。总之，人生与患难有不解之缘。患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战胜之智慧。”“有了战斗之情绪与战胜之智慧，还必须有战到底之意志，才能克服大难，以至于成。一个人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是永远不会被患难压倒，那他成亦成，败亦成，而不是世俗所谓之成败了。”

对于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自己作出了最好的榜样。若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作为芸芸众生中一个贫穷家庭的苦孩子，怎能学业大成乃至留洋博士？若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怎能在旧教育的一片荒芜中开拓出一派新教育的欣荣，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若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怎能在荆棘丛中，由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战时教育、国难教育向着自己的理想境界一步步坚持前行？若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怎能在荒地上创办晓庄、在战乱中创办育才、在白色恐怖中创办社会大学，终于成就了至今仍堪称珍贵精神财富的教育理论和德育思想？若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陶行知怎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仍不遗余力为和平与民主而战斗？陶行知的一生，就是自强不息的一生。陶行知用最真实的行动最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自强不息，应该怎样做到自强不息。陶行知自强不息的一生，就是道德教育的最好教材。

二是培养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

人世沉浮，盛衰变幻；人生世间，应有作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有所作为，想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世界前进的动力中的一分子，除了要拥有自强不息的勤奋、毅力和恒心，还必须要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厚德载物的本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一个人要有高尚的道德，能够关心他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完善自我；另一方面是要求做人要增加内涵，做事要贡献社会。天资卓越、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没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便难免陷于狭隘，不是夜郎自大的固步自封，就是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资质平常、智能一般的人，如果拥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便可以虚心向学、海纳百川，变平庸为睿智，改愚钝为聪慧，化腐朽为神奇。真正的智慧是宽容和包纳，容纳万事万物，关爱万事万物，博采众长以化作己用。大写的人是胸怀博大、虚怀若谷，如大地般广阔承载新事物、新生活的成长、茁壮，如大地般厚重接纳新思想、新知识的植入、再生，这便是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陶行知德育思想把培养厚德载物的私德作为德育目标之一，对于“厚德载物”的理解和认知已经超越了《易经》的本意，他说：“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世间万物总是要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需要发明之力来创造新的，若无厚德载物之博大胸怀，则发明之力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前进，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对未来中国的充满希望，对未来中国创造者充满希望，他曾对人们说道：“你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科学的中国要谁去创造呢？要小孩子去创造！等到中国的孩子都成了科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的中国便自然而然地变成科学的中国了。”而这个美好的希望也必须要有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去接纳，去兼容，去将传统优良的文化作为成长所需的养分，将世界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我们的中国才有可能变成先进的、科学的中国。所以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希望自己的学生们都能够养成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博大情怀，才能做到“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纵观陶行知一生，中国古代先贤推崇的“厚德载物”之境界，他是当之无愧者。他心中容纳的不是个人，而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他心中所爱的不是个人，而是天下苍生百姓民主；他心中所关注的，不单是一所两所学校，而是救国救民的“教育为公”大计；他心中所看重的，不单是知识的传授，而是育人成才最紧要的道德教育。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陶行知则是穷也要行济天下之大事，白手兴家创晓庄，国难之时建育才；王勃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陶行知正是怀抱青云之志，从教育救国到救国教育虽千难万难矢志不悔。诸葛亮曾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陶行知正是为了教育，为了唤醒大众，为了争取民主，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不仅是陶行知德育思想之亮点，同时也是陶行知高尚人格的写照。

三是培养“智、仁、勇”的优秀品质。

“智、仁、勇”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三种重要品质，合称“三达德”。“仁”是指宽仁慈爱。所谓“仁者爱人”，是指从心底里欣然地去爱别人，是一种从心中生起的情感，是不求回报的情感。智乃是指聪明、智力、智慧、智谋，是人的一种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是文化进程中独创的执行力。勇则是指处事决断，有勇气，有胆量，敢作敢为敢当，是一种敢为人先的气度或气质，是一种做正义的事而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依旧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品格。在儒家传统道德观里，“智”是最基本的德目之一（德目：把人类道德经验概括为德育内容，一一罗列而成，即为德目，有道德纲目之意）。“仁”是最理想的品质之一，“勇”是最重要的人格之一，孔子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将“智”、“仁”、“勇”三大道德规范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

懂得“仁者爱人”的道理是容易的，但这仅仅是获得了杜威所说的“关于道德观念的知识”，真正要在生活中履行这种道德观念，做到宽仁慈爱则是不易的，这是把道理用于实践的问题，而任何时候，实践都是高于理论的。要将理论落实为行动，必须有相当的智慧和勇气。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即是说具备仁德的人是有大智大勇的，宁求一死也不愿苟活。“智、仁、勇”从何而来？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虚心好学才能达到有知识、有智慧，努力行动才能实践仁德，遭受磨难与打击困境才能激发奋发进取、迎难而上的勇气。孔子又说：“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智、仁、勇”三者兼备，才能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强调“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陶行知继承了传统道德教育的精髓，提出培养“智、仁、勇”三种优秀品质的德育思想，但在继承的同时有所突破和超越。陶行知说：“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陶行知看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丰富的知识足以使人不会困惑，能够坚定前进的方向；在多变的世间百态面前，充盈着坚定的道德足以使人不会颓丧，能够保持信心和正确行为；在纷繁的时代变迁面前，具备实践的勇气足以使人不会畏惧，能够激扬斗志、奋发图强。所以他强调：“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这就比孔孟先贤提出的君子之智、君子之仁、君子之勇要高明得多了。

我们可以说，陶行知本人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楷模。

他是一个智者，他有一颗充溢着大智慧的心灵。他秉持这种大智慧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将旧教育的沉寂搅动得风生水起。他秉持这种大智慧应对种种困境难关，将新教育的种子遍播中华大地。他秉持这种大智慧，将西方和东方的教育思想精髓加以扬弃，创造出属于他自己、属于中国的崭新教育思想和德育理论。陶行知的大智慧，在他教育实践的一生中已经彰显无遗。这里讲两则陶行知的小故事，从小故事中也可品出大智慧来。

招生广告

这是陶行知初创晓庄师范时的故事。那时他正努力推行乡村教育，而他认为乡村教育的重要关键在于要有好的教师，要有与旧教育中的旧先生完全不同的新教师，晓庄师范便是为此而创办。

1927年1月中旬，一张招生广告贴到了南京晓庄的村头。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踮着脚的，指指点点的，喜笑颜开的，疑惑不解的，各种人等，各样表情。

这张晓庄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出自陶行知手笔，内容如下：

培养目标：（1）农夫的身手；（2）科学的头脑；（3）改造社会的精神。

考试科目：（1）农务或木工操作一日；（2）智慧测验；（3）常识测验；（4）作文一篇；（5）五分钟演说。

本校准备：（1）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2）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3）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4）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5）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

投考资格：初中、高中、大学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报考。

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1927年3月15日，南京劳山脚下，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陶行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就这样，一个带着崭新办学理念的学校诞生了。“教学做合一”，晓庄师范的办学成功地把美国杜威的教育观点和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的观点结合了起来。

趣联妙对

晓庄师范是在远离城市的南京乡下，在一片荒地上建立的。刚开始可以说是幕天席地，直到日后师生们共同修建了茅舍，才以茅舍为校舍，学校的师生宿舍、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大礼堂等都是茅屋，陶行知自己的居所也是一间小茅屋。陶行知亲自为图书馆、大礼堂、办公室等题写了这样的楹联：

“以宇宙为教室 奉自然做宗师”。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算学生”。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

陶行知撰写的招生广告和楹联，其实是一种生动形象的宣言和告白，晓庄师范的办学宗旨、方法、目标都一目了然，对外宣传了民众，对内教育了师生，既可造势，又可解惑，可谓一举多得。凡此种种，莫不是大智慧之举。

陶行知智答蒋梦麟

这是晓庄师范办学已至小成时的故事。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因其新颖和生动的教学模式以及革新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影响日益扩大，慕名前往者日益增加，隐隐然有进步、革命发源地之势。国民党当局开始为这所学校的存在头痛。不准办吧，已经办起了，而且影响颇大。查封吧，师出无名。当局决定先对学校的创办者洗脑，让学校沿他们的规定和要求去办。

于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在政府当局授意下，请陶行知前往教育部，说是咨询有关办学事宜，其实是想挑挑毛病，敲打敲打，让陶行知知难而退。所以蒋梦麟在一番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问晓庄办得怎么样，有什么毛病。

“晓庄是根据五种生活施行五种教育。”陶行知回答：“我们的五种生活是：一、健康的生活；二、劳动的生活；三、科学的生活；四、艺术的生活；五、社会改造的生活。前三种我可以担保不会出毛病。”但是后两种就不同了，“你如果要过艺术的生活，便难免有‘浪漫曲’混进来，叫你伤心。你若想改造社会，处处会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帝国主义短兵相接。有时咳几声就完了，有时会受重伤，甚至于吐血。”

蒋梦麟闻言立即建议陶行知把后两种生活除掉，后两种就是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施行的教育，一个涉及先进的文化，一个涉及社会的革命，正是当局最为忌惮的。

陶行知回答说：“五官齐备才像一个人，谁愿因怕伤风而把鼻子割掉？”“嘴也不能封起来啊！”陶行知的回答很是幽默风趣，在幽默风趣中针锋相对却又比较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办学意向，使得同是文人又同是师从杜威的蒋梦麟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之境。

此次谈话以蒋梦麟的败北而告终。

此则故事名为“陶行知智答蒋梦麟”，智答，非智者不能为。

陶行知同时是个仁者。陶行知之仁，非一日一时之仁，而是一生一世之仁；陶行知之仁，非一事一地之仁，而是“爱满天下”之仁；陶行知之仁，非表面文章之仁，而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深刻厚重之仁。陶行知一生，将“仁者爱人”四个字彰显得真切深透。

这里也有几个小故事，事情虽小，蕴含大仁。

“吝啬”的陶行知

一次，陶行知拿到了一万多元稿费，在当时，这可算得是一笔巨款了。他拿着钱回家，立刻锁进了柜子里。那时他妹妹文渼主理家中大小事务，深知家中经济拮据，生活实在简陋，日常开支常常捉襟见肘。文渼时常想，多一点点钱就好了。看到哥哥拿回那么多钱，文渼很高兴，去与陶行知商量说，家里有老有小，能不能留四分之一作家用，让老人和孩子过得好一些？陶行知其实也很想让家里人过上好点的日子，但他还是断然拒绝了妹妹的请求。因为这笔钱他早已经决定用作办晓庄师范的经费，他觉得办学校比让家里改善生活更重要。他对妹妹说：我们家虽穷，但粗茶淡饭还是能维持，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省着点用，也算是帮我办大事了。结果可想而知，这笔钱陶行知硬是没拿出一分作家用，全部投入晓庄师范的建设中了。其实何止这一笔钱，陶行知著作颇丰，稿费不少；陶行知写得一手好字，索求其墨宝之人不在少数，润笔之金所得也不菲。但是，所有的稿费与润笔，陶行知统统用于办学办教育。对办学办教育，陶行知可以千金散尽。对自己以及自己家人，陶行知的确很是“吝啬”。

“甘为骆驼”的陶行知

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燃遍了战火硝烟。大量难民从北到南、千里流徙来到当时大后方的四川，其中有大量在战火中失去父母的难童。这个时期，前方抗战战事吃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飙升。加之日寇没日没夜的大轰炸，生活是既艰难又恐慌。

为了不让流离失所的难童失学，也为了不让难童中的天才幼苗夭折，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合川县凤凰山中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办校经费全靠自筹所得。学校刚开始时还好，因为师生人数不多。但后来育才的影响越来越大，来育才的人越来越多，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经常面临无隔夜之粮的窘境，甚至断炊之忧，以至陶行知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由于育才影响日盛，口碑日佳，国民党政府有意揽为旗下，以示政绩，以高政声。于是向陶行知提出，政府可拨给全部办学经费，条件是政府要派人到育才担任训育主任。对于政府当局的意图，陶行知自然知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谢绝了政府欲染指育才的所谓“美意”。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陶行知依然坚持洁身自好，不屑与浊者为伍。最后全校师生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陶行知把乾隆朝大学士陈世馆的“煮粥诗”读给育才师生听：“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做羹汤。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在学校每日以两餐稀饭度日的困境中，校长的风趣和乐观给孩子们带来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陶行知提出要像武训那样“行乞兴学”，号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共渡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石头”与“爱人”

育才办在远离城市的大山之中，距重庆百里之遥。由于经费紧张，粮食短缺，学校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为了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学校能维持下去，陶行知成了募捐化缘的苦行僧。从学校到重庆有50多公里的水路山路，他往返奔波于其间，每次进城募捐筹资，他都只以两个烧饼充饥。募捐筹来的钱，他总想着怎样用最经济的开支给孩子们补充最需要的营养。他自己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平时一身旧衣敝裳或干脆赤膊，却惦记着要给孩子们每人置办一套“岀客之衣服，以为演出或集体行动之需”。

看他不辞辛苦，终日疲惫，风尘仆仆，四方奔走，他的朋友们或出于不理解，或出于关心，纷纷劝他放弃育才，说你这是抱着石头游泳啊，总有一天会沉下去的，你把育才舍弃了吧。陶行知却对他们说：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我是抱着心爱的人游泳，我们相互鼓励，我们一定会游到彼岸的。

在不同的人心中，看到同样的事物也是感受不同的。育才于陶行知的朋友是所谓“石头”，而对陶行知则是“爱人”，仁之高下、境界高低由此可见端倪。由于陶行知的仁心和宽爱，坚守和努力，育才学校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到了最后。

陶行知更是一个勇者。他有为追求真理一往无前、永不言退的勇气。从僻乡小镇到通衢都市，从中国乡村到跨出国门，当年的小小少年，贫苦无依、孑然一身，独闯天下、夷然不惧，终于学有大成、求得真知；他有为实现自己理想执著奋斗、始终不渝的勇气。留学回国后他在教育改革、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道路上屡屡受阻受挫，甚至学校被封、被迫流亡他国，但他痴心不改，越挫越勇，坚持为他倾心的教育事业奋斗不止；他有为开发民智敢为人先、敢于作为的勇气。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每一件事都是前人未曾有所为之事，他的办学方法、教育理念、德育思想，大多都突破前人的窠臼，开创了新教育的新天地；他有为国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勇气。为大众舍弃了自己的一切，爱国爱民爱生爱才唯独忘记爱自己；他有为正义事业战斗到底、死而后已的勇气。他曾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深刻而冷峻地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抗战中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国难教育社”，把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勇者无惧”，多一分勇敢少一分遗憾，在陶行知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几则小故事，勾勒陶行知以一介书生行大勇之事之剪影。

独自上路

17岁的少年陶行知，为求学要远离家乡和亲人了，他的父亲从歙县赶来送行。一叶孤舟，停靠在古城岩下、水南桥边。背着简单行囊的陶行知，登上帆船，与父亲挥手道别。父亲站在水南桥畔的水埠上，满心的担忧和期望，双眼含着热泪，凝视着渐渐远去的孤帆消失在碧空之尽头……

23年后，陶行知已是誉满天下的知名人士，但昔日父亲送别的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对父亲的思念如江水绵绵无尽，他写了一首小诗《献诗》抒发这种情思：“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得到当年的泪珠？”

独自上路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那个匪患迭起、战乱频仍、交通不便的年代；独自与亲人告别去坚持自己的追求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一个小小的乡下少年。有勇并非无情，有情更成大勇，为了亲人的爱和忧，陶行知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事业，以情倾天下的大爱回报亲人的厚爱。

“剿匪”“造匪”语惊天下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寇已占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国民党当局抱所谓“不抵抗主义”，任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国土如入无人之境。然而，不抵抗日寇的国民党“剿匪”却不遗余力。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调集数十万精锐之师，在长江两岸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罪恶，陶行知在《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语惊天下：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

“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陶行知的时评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疯狂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本质，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皆显露于字里行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陶行知的时评如投枪匕首，刺到国民党的痛处。后果是《申报》险遭查封，陶行知被迫离开报社。而陶行知一无所惧，不久又在《涛声》杂志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卖艺启事》，全文如下：狐狸有洞鸟有食，乡下先生难度日。风高谁放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众谓我曾做书呆，便教出卖书呆艺。书呆之艺卖与谁？开张岂必有生意？女生卖艺被开除，先生卖艺可遭忌？哪里管得这许多，硬着头皮试一试！

（1）卖文。儿歌、故事、小品文等，登载权每篇10元。

（2）卖字。写《自立锄头歌》、《儿童之歌》、《手脑相长歌》、《夫妻学校歌》等，每幅10元。

（3）卖讲。每讲小学10元，中学20元，大学30元。外埠一天来往加倍。讲题：创造、教育、儿童科学、通俗天文等自选。

陶行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坚持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剿匪”行径进行讽刺和抨击。

最后的冲刺

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但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一二·一”流血惨案，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去参加公祭大会。

从1946年的4月到7月，三个月，100天，是陶行知生命的最后时日。在这些日子里，他依然做着为国为民的大事，他依然为他所爱的国家、民族、民众燃烧自己。在这最后100天里，他做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陶行知对这些跳梁小丑予以最高的轻蔑，特务们高喊口号时，他便略作休息，特务们喊累了不喊了，他又继续自己的演讲。就这样凭着一腔正气和勇气，他打赢了与特务们的持久战，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他的勇气和演讲赢得大众的拍手叫好，特务们则只好灰溜溜地一走了之。

陶行知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继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之后，陶行知是特务暗杀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的住所有特务监视，他的行踪被特务跟踪，但他毫无畏惧，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对于朋友们为他安危的担心和焦虑，他幽默地说：“我是黑榜探花”；对于国民党的恐怖手段，他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封信可能是陶行知有生之年留给世间最后的文字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白天四处奔走呼号演讲，晚上秉烛至深夜整理书稿，本已严重的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加上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刺激，7月25日深夜，他终于倒下了，终于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陶行知，是真正的勇者。

陶行知始终提倡人类的勇敢精神。他认为：“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他一直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患难与艰辛，他说：“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是要以与患难搏斗为乐。”他以自身兼备的“智、仁、勇”“三达德”，以自身活生生的言行举止来诠释 “智、仁、勇”“三达德”，这样的教育是最生动的，最具榜样效应的。己正正人，陶行知所行皆符合他的教育要求，师生们岂能不努力效仿？之所以在晓庄师范、在育才学校、在社会大学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共产党人，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与陶行知的道德教育有直接联系，陶行知本人的榜样力量更是居功至伟。

四是培养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

何谓廉洁奉公？廉洁是指不贪污，不苟取，有节操，品行端正。奉公则指以公众的利益为重，一心为公而无私心杂念。廉洁奉公合起来讲，就是品行端正，清白高洁，诚实无私。廉洁与奉公，两者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廉洁，所以奉公，不行廉洁，奉公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廉洁与奉公两者之中，廉洁是首要的关键，是每一个人更需要努力建立和追求的高尚情操。

讲到廉洁，历史上有一则有名的轶事。说的是东晋后期，濮阳鄄城人，曾任中书侍郎、左卫将军等职，官至度支尚书的著名廉吏吴隐之，到广州做官，听说那里有一“贪泉”，凡饮过“贪泉”之水者，便会贪欲大起。吴隐之很是好奇，便去看看。他看见所谓的“贪泉”实际上只是一道清浅山泉，就蹲下捧着泉水畅饮，随从见状赶紧上前阻拦：“这是贪泉，千万不能喝啊！”吴隐之哈哈大笑，说：“什么贪泉不贪泉的，我就不信这个邪。贪婪的人不喝也会贪，清廉的人就算喝了也能保持廉洁。”随后还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廉政的决心：“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这首诗的意思是：人们传说喝了“贪泉”的水便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但我认为，如果让品德高洁的伯夷、叔齐喝了它，一定不会改变廉洁之心的。吴隐之一语中的，廉洁与否，贪婪与否，其实本系于自己一念，在于自身品德的修持。

廉洁是一种崇高的品质，对廉洁的道德要求其实古今同一。陶行知就非常重视培养“廉洁”品质，他在着力建立私德的德育过程中，就强调过“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人格的道德价值、崇尚节操的民族，所谓“名节重泰山”已经深入民族心灵深处，自然也深入陶行知心灵深处。若无廉洁，便有贪念，贪念一生，“一切坏心术坏行为”便源源而起，一发不可收拾，如此，还奢谈什么名节、操守？这样的人，于国于民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陶行知在进行德育理论教育，倡导“建筑人格长城”的时候，专门针对培养廉洁品质，提高人格操守，对师生苦口婆心，孜孜教诲。

为了唤起师生对廉洁自律优秀品质的向往，为了激励师生自觉养成廉洁自律、诚实做人、有错即改的优秀品质，为了使师生明白廉洁自律、诚实做人、有错即改的优秀品质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明白廉洁自律、诚实做人、有错即改的优秀品质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影响的深远，陶行知给师生们讲了几个与廉洁、诚实、操守相关的真实故事。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进行教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这也是他在长期道德教育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生动的事实与照本宣科的说教相比，所起到的教育作用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陶行知讲到了世界景仰的伟人圣雄甘地。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甘地如此伟大，小时候的一件事对他影响至深有间接因素。甘地15岁时，偷了哥哥手镯上的一小块金子，良心受到谴责。由于不敢当面认错，他写了一封悔过信交给父亲。他原以为会受到重罚，没想到病榻上的父亲读后泪流满面，竟原谅了他，对他说一个诚实、自力更生的人，才是一个有出息的人。这是甘地人生中第一堂“非暴力”课。他认为，父亲信任与慈爱的力量远远胜过责骂和棒打。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爱的眼泪洗涤了我的心灵，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亲自经历这种爱的人，才能认识它的价值……”甘地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终身奉行慈爱与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对印度的独立与进步作出了极大贡献。

陶行知还讲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年幼的华盛顿非常顽皮，对他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心和探究心理。一次，他为了要证实一把斧头是否锋利，拿着斧头，也没看清对象，手起斧落，结果把父亲最心爱的樱桃树砍坏了。这真是闯了大祸了，家里的人为此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都怕老爷知道了大发雷霆，众人遭殃，小小的华盛顿也很害怕。正在大家发愁商量怎么办时，忽听到咚咚作响的脚步声，那是皮鞋大力敲击地板的声音，从这声音中就能感到一种愤怒的力量。华盛顿的父亲在盛怒之中愤声质问：谁这么大胆，敢伤害我珍爱的樱桃树？众人不知道如何回答，华盛顿勇敢地站了出来，低头承认了错误。原以为免不了一顿严厉责罚，却不料父亲怒气顿时平息了，还亲昵地拍了拍华盛顿的小脑袋，赞扬他勇敢承认错误是一种英雄行为，说：诚实的行为，要比一千棵樱桃树更有价值。对于诚实与敢于认错勇气的赞美对华盛顿影响是深远的。到他后来长大成人、从军、任统帅直至美国总统，他都一直坦率真诚，忠诚效劳，廉洁奉公。他是一位坚定的领袖，他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无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创立了有条不紊的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范例，这个总统不超过两任的先例被看做是华盛顿对美国最重要的影响。华盛顿是被美国人民一直尊敬的“美国之父”。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拥有高尚的私德是重要原因之一。但高尚的私德不是伟人才应具备，普通的人，每一个人都应建立高尚的私德。所以除了以伟人为例，陶行知也讲了平常人因私德美而行为美的故事。他讲到了杨震的“四知”。杨震是汉代华阴人，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称关西孔子，做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不大不小的官。在荆州刺史任上，杨震曾推荐秀才王密做昌邑县县令。后来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下榻于馆驿。夜深人静之时，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之下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正声而说：“岂可暗室亏心（暗地里做些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地拿着银子回去了。后来杨震调任涿州郡担任太守。他本性公正廉洁，从来不肯接受私下的贿赂。他的子孙常常吃饭没有肉，出门没有车，他的老朋友中有年长者，要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答应，对他们说：“我要让后代被称作清白官吏的子孙，用这个来馈赠给他们，不也是很优厚的吗！”杨震“四知”后来传为美谈。可见德行高洁的小事也可流芳于世。因小事乃从大义而来，小事更可体现人的风骨德行，“清白”也是一种“优厚”的馈赠和财富。

陶行知还讲了平老静“还金镯”的故事。平老静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了。平老静是保定人，开着一间包子铺维持生计。在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有个朋友借给平老静一对镯子，让他拿去典当了换回些做生意的本钱。这镯子是包金的，里面是银子，外面包了一层金子。一年下来，平老静的铺子生意好些了，挣回来了一些钱，于是在除夕之夜去当铺把朋友的这对镯子赎了回来。回到家中仔细一看，不对劲啊，原来的是包金镯子，拿回来却是赤金的，这不是原物，当铺老板是错拿了。平老静虽是一介平民，但不义之财不可取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于是，平老静夫妻在大年三十深夜把赤金镯子送还当铺，只拿回了原来的包金镯子，老板感动得几乎涕零，日后逢人便夸平老静的义行，还给包子铺悬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于是平老静的清白诚实就出名了，他的包子铺也出名了，在保定的几十家包子铺中生意最是红火。如果说杨震还是官身，应建树私德，那平老静就是彻底的平头百姓，能够具备如此高尚的私德更是可贵。可见清白正直、诚实无欺的高贵品质，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何等的重要。陶行知还专门把平老静的故事编成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谣，让师生传唱，让建立清廉正直、诚实无私、勇于改错的私德教育更深入人心。陶行知说：“甘地的漏夜‘还金’，华盛顿的勇敢承认错误，和冯焕章先生所讲的平老静‘还金镯’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私德上的好榜样。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效法这些榜样，把自己的私德建立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

说到清廉无私，勇于改错，陶行知自己从来都率先垂范，也是优秀的楷模。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笔者在这里，仍以小故事来描摹大楷模。

陶行知进反省室

陶行知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时，曾有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陶行知在晓庄，日常都着布衣草鞋，上课讲学，开荒种地，和师生们一般无异。空闲时候，也到晓庄四处走走，与农民聊聊家常，关心农民的稼穑农作和生活状况，很快和晓庄一带的农民熟悉起来。农民们觉得陶行知这个大知识分子和其他的就是不同，没有架子，说话随和，言谈风趣，都很尊敬他，愿意和他交朋友，于是，陶行知在晓庄就有了好多农民朋友。

晓庄的几个农友一直想请陶行知吃饭，但又顾虑乡下的粗茶淡饭陶校长吃不惯，不愿来。犹豫了很有一阵子，几个农友终于鼓起勇气，向陶行知发出了邀请。没想到陶行知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农友们都非常高兴。吃饭时，农友们向陶行知敬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觉得陶校长是真心的和自己做朋友。他们哪里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学校，便立即进自省室里了。其实陶行知并没有错，农友的酒是不能不喝的。但喝了酒，就违反了自己定下的规定。违反规定，那就一定要进自省室。所以，他主动地进了自省室。

陶行知经常讲：“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他以自己的行动为大家作出最好的表率。

陶行知向小学生认错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被迫停课。附小的同学们自发办起了“儿童自动学校”，由学习好的学生当老师，连校长、工友也由学生担任。整个学校秩序井然，书声琅琅。

消息传出，陶行知写了一首诗称赞说：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

受到赞扬，同学们都很高兴。可是有个年仅八九岁的小同学却找到陶行知，毫不客气提意见：“照先生的写法，我们学校算不上‘真奇怪’。”

陶行知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问：“小朋友你只管说，我的诗错在哪里呀？”那孩子指着第二行说：“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们学校里，就有年龄小的成绩好，做大龄同学老师的。要是像先生写的只是‘大孩自动教小孩’，有什么‘真奇怪？’”

“说得对，说得对。”陶行知诚恳地认错检讨说：“小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指正，我马上就改。”说完，把“大”字改作“小”字，成了“小孩自动教小孩”。然后又问：“这样改行不行？”

小孩咧嘴笑了：“先生改得真快真好！”

陶行知出计算题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十分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于是许多狡猾的商人便开始想出馊主意，他们首先在粮食上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在粮食里掺杂了大量的石子、砂粒、稗子和霉烂的米，这样的粮食卖出去，坑苦了广大老百姓，他们自己却大把大把地赚起了昧心钱。

这样的粮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育才学校师生的粮食。为了保证师生们的健康，陶行知不得不规定每天早晨用20分钟的时间上一堂“选米课”，全校师生人人动手，把掺在米里的石子、砂粒、稗子和霉米挑选出来。尽管如此，一些不易挑选的细碎小砂子仍混在米里，学生们吃饭时还时不时地硌牙，有的学生一嚼到砂子，立刻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食堂的餐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饭粒。这种不爱惜粮食的行为，使陶行知看到了浪费与散漫的思想苗头。怎样让大家自觉正视并改正这种错误？这是培养学生严格自律品质的大问题。陶行知想了很久。

一天，等大家吃完饭后，陶行知一个人留在饭厅里，走到每张桌子前，把米饭一颗一颗计了数，再按桌子分别包成小包，写上数字，带走了。第二天晨会上，陶行知很严肃地站到了讲台上，他扶了扶鼻梁上那副深灰色的眼镜，环视了一下台下的师生们，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抗战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国家混乱，加上奸商的捣乱，使我们衣食就更加困难了！”他不无内疚地说：“我这个校长没当好，让大家受苦了，请大家能够原谅！”接着，话锋一转，语气沉重地说道：“我们的粮食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学却还是不知道爱惜，吃到砂子就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我看了很痛心。昨天午饭之后，我数了一下每张饭桌上散落的饭粒，少的90多粒，最多的已经超过了600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低下头，有的涨红了脸。陶行知接着出了一道算术题，让大家一起来计算，他说：“我们吃饭时浪费的米粒每张饭桌上300粒计算，那么我们每顿饭浪费了多少粮食？如果把这些粮食算成钱以后，可以买多少发子弹？这些子弹又可以消灭多少个日本鬼子？请大家认真算一下。”同学们在下面算呀算呀，当他们算出答案时，都不禁伸了伸舌头，低下了头。陶先生又带着大家背起了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接着说：“同学们，现在粮食更是来之不易，是农民们冒着侵略者的炮火用生命种出来的，也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夺来的啊！我们怎么能随便浪费粮食呢？有米饭吃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样随便糟蹋粮食，那就太对不起前方的抗日战士和后方辛苦劳动的农民伯伯了！”听了陶行知的话，大家很是惭愧。而且同学们知道，校长和他们吃的是一样的米，但从没看到校长的碗里或桌子上有吐出的米粒。从那以后，同学们在吃饭时遇到砂子，总是特别小心翼翼地只把砂子吐出来，把米饭仍然吃下去。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饭粒了。

陶行知出的这道计算题，不仅仅是教育大家要有节约的好习惯，主要目的还在于学生培养严格自律与知错即改的良好行为。

公款和私款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一直坚持社会募集资金、自主办学的原则，不要国民政府一分钱，所以经费时常处于紧张状况。在育才学校最困难的时候，陶行知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宁愿自己倾尽财力和向社会募捐来解决办学经费，也不愿政府借提供经费之机插足学校管理。陶行知之所以坚持募捐办学、自主办学，是不愿自己的教育实践遭到掣肘，更不愿育才学校沦为当局的工具。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陶行知号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以“武训精神”来支撑学校的生存。他自己更是带头奔走募捐。同时他宣布一条纪律，募捐所得涓滴归公，任何人不得暂借或挪用，并率先垂范，严格遵行。

他的上衣有两个口袋，一个装公款，一个装私款，公私分明，绝不混淆。一次，他外出募捐，收获颇丰。等到天将向晚，欲购车票回校时，一摸私款口袋，却已空空如也。此时他不仅饥肠辘辘，更兼体乏力倦，真想马上坐下来好好歇息。但是，此地离学校还有十几里路，这十几里路对于饥乏交加的陶行知来说，不啻百里之遥。其实他身上不是没有钱，那只装公款的口袋是鼓鼓囊囊的满着，他完全可以买点食物充饥，买张车票舒舒服服地坐着，回到学校补上就是。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小额的、为公务的挪用，而且可以做到无人知晓。但陶行知一分钱也不肯挪用，硬是撑着疲乏的身体，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从傍晚时分一直到皓月中天才走回学校。这是什么样的私德？是清廉自持，是公而忘私，是比慎独还更高贵的慎独。

踏着月色回到学校，学生们都围拢过来，看到他们的校长又累又饿、风尘仆仆的样子，又是钦敬，又是感动，还止不住的埋怨，拿点点公家的钱买点吃的买张票有什么关系嘛。陶行知一边休息，一边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讲起韩非子在《喻志》中所说的一个比喻：“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千里大堤，因为有蝼蚁在打洞，可能会因此而塌掉决堤；百尺高楼，可能因为烟囱的缝隙冒出火星引起火灾而焚毁。在现实生活中更是这样，不重视小事、细节这样的“蝼蚁之穴”和“突隙之烟”，我们的生活之“千里大堤”、我们的事业之“百尺之室”就可能毁于一旦。陶行知就是这样“以教人者教已”，同时以严格自律的精神垂范教人。

陶行知提出“建筑人格长城”的德育理论，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良好道德建树，须同时具备良好的公德与高尚的私德。公德是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他人的责任、义务，私德是个人的自我修养，是个体理想、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公德与私德实质上是道德的一体两面。所以他在《教育改进》一文中强调指出所谓健全人格须包含私德和公德两个方面，“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不难看出，陶行知的私德指向人的个性化品质，公德指向人的社会化品质，而陶行知“建筑人格长城”的德育思想是私德与公德的统一，就是要“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这个集体，从小处讲，是他艰苦创建、呕心沥血护持的学校，所以他强调：“平时要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对于他的学校、他的师生能够“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充满希望。从大处着眼，则是他心爱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有道德的人。所以陶行知提出：“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使每个人都能够“建筑人格长城”，自立助人、自律律人、自爱爱人，成为中华之未来所需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