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

3．“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

“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是陶行知独创的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方法论，陶行知曾用“教学做合一”作为晓庄师范的校训。

何谓教？陶行知说，“对人之影响说是教”，即是说以己之长影响他人，或以人之长影响自己；何谓学？陶行知说，“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即是说在外力作用下自己有所进步，获得新知识、新认知或新思想；何谓做？陶行知说，“对事说是做”，即是说“做”是一定有对象的，对某事、或对某人、或要达到某种目的。对于道德教育来说，教、学、做三者的关系是一体三面，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就是“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陶行知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陶行知之所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是有渊源且有针对性的。其缘由一，陶行知有一段自述：“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这种只管教和只管受教的教育，“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的教育方法，陶行知认为已经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非进行改革不可。其缘由二，在于对知与行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王阳明首倡的“知是行之始”一直奉为中国教育之圭臬，形成传统沿袭下来，就是陶行知批评的“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而陶行知则主张“行是知之始”。他提出，“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重知必先重行，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则必然选择“教学做合一”的道路。其缘由三，是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完全脱节的教育现状，先生教死书，学生死读书，“教自教，学自学”，不知教了何用，更不知学了何用；或者书本知识教了学了会了，临了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却乱了阵脚，不知该干什么怎么干，甚至是非黑白也分辨得不甚分明，是“知之为不知也”。陶行知认为旧教育要求学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反对那种整天抱着书本的书呆子教育，只有“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才能教出能够学用结合，懂得真理，讲究道德，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大众的学生。

“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打破了传统教育师生间严格划分的界限，陶行知这样说：“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这是相师相学，互学互长的观点；陶行知又说：“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这是不拘成法，能者为师的观点。陶行知的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沿革而言，是一种站在传统教育之上的标新立异；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出路来说，则是高瞻远瞩的振聋发聩之真知灼见。

“教学做”合一德育理论中，“做”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教与学的中心，教与学都围绕“做”来开展。陶行知说：“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如何实施这个“做”字，陶行知也是有要求的，并非随便的做、盲目的做。陶行知要求的“做”具有三大内涵，一是要有行动，二是要有思想，三是要产生新价值。陶行知要求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行动是劳力，在行动中必须遵循思考、总结、改进的轨迹周而复始，这是劳心，一面行，一面想，不断总结改进，必然产生新价值，收获新成果。陶行知以种稻为例，生动而形象地阐明“教学做合一”理论中“做”乃关键的道理。他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的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陶行知鼓励人们去做，他说：“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陶行知深刻地指出：“活一天，做一天；活到老，做到老。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中国的教育不能再容忍这些假学校、假书本、假教育，实施“教学做合一”的德育理论就可以消灭这些种种的假，建设种种的真。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我们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很有些共通之处；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有殊途同归的痕迹。于是，我们不得不感佩陶行知头脑之睿智、思想之犀利，在一个世纪以前便具备了超越时代的大智慧，他的理论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小先生制”就是“ 教学做合一”德育理论成功实施的范例。

推行“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德育理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小先生制”之新就新在前无古人，新就新在由民众创造，新就新在由新的“教学做合一”德育理论实践中得来。陶行知批评旧教育“在从前甚至现在是被少数有钱人把它当作私有财产占住了，就如同占取金钱一样，非但把它占有，而且还要存在银行的铁柜里牢牢保护，不轻易传给别人”，这是其劣一；“把教育当作商品做买卖，只被少数有钱人霸占，使大多数人像坐牢一般受限在一个‘愚者之群’的圈子里”，这是其劣二。陶行知说道：“有了空气人才活，没有空气人便活不成。空气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少。教育也是人人需要，人人不可少。”办教育的人，从事教育改造的人，“便是要把教育、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要达到以把教育、知识化做新鲜空气，普遍的广及于大众，增加大众新的生命活力，推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理论是有效途径，而“小先生制”是最便捷的方法，“小先生便能把知识变成空气”。

何谓小先生？小先生就是小学生。“他早上学了两个字，晚上便可以把这两个字拿去教人，此刻学了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彼时即可以把这一件知识或一种技能去教别人。”这就叫“即知即传”，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知识或人生道理传播出去。小先生在学中教，在教中学，学和教都是在做，也就做到了真正的“教学做合一”。前文提到的方明、华菜根就是小先生之一。小先生“他不像大先生一样要领薪水。所以我们可以不花经费把教育普及出去”，于是，教育与知识“就变成空气一样，人人有得呼吸”。小先生遵循“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把教育过程变做一种教学做的良性循环，把文化知识和道德知识“化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一样，人人有得到沾施的机会。”陶行知认为：“‘天下为公’的基础，第一步便要知识公有”，无疑的，“教学做合一”的“小先生制”对知识公有可以作出常人难以预料的贡献。

小先生制在履行“教学做合一”的过程中，还可以产生连锁的良性社会效应。一是有利于女子教育的普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子受教育是有诸多制约的，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贫苦家庭的女子，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陶行知分析说：“乡下十七八岁大姑娘，或是二十几岁的大嫂子，一位年轻的男先生去教，乡下人是看不惯，不欢迎你去教的，即有较开通肯受教了，不多时，谣言来了，女学生不敢上学了，甚至把学堂封掉了，男先生失败了。女先生去教固然是很好，可是女先生太少了，而且女先生大都是些少奶奶、小姐，肯下乡的真是难得。有勇气下乡的怕蛇，怕鬼，怕小偷，又吓跑了。如果是男校长请女教员，那又有困难问题。”“现在小先生来了，女子教育就如雪团见太阳，一见冰消，问题一笔解决。广东百侯中学有三百小先生，教二千多民众，其中女人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由此可见小先生，对普及女子教育问题解决之一斑。”二是能够予衰老的中华民族以一种“新兴的少年精神”。陶行知生活的年代，中华民族的确暮气沉沉的衰老了。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衰老，便是社会教人变老，教小孩子做小老翁”，“六岁小孩子，大人就教他要‘少年老成’，美少年须变为美髯公才能受人敬重而成事”。“用小先生教人便不同了，大人跟小孩学，无形中得到一种少年精神，个个变为老少年。本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样一来，朝气必格外勃勃。”“中华民族可以因小先生而转老还童”。其三是能够更紧密地使学校与生活、与社会相联系。小先生联系学校与生活、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陶行知这样描述：“小先生是一根根流动的电线，这一根根电线四方八面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幅生活教育网、文化网，把学校与家庭构成一体，彼此可以来往，可以交通。它把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带回学校，再把学校里的知识技能带回社会去。”如此，社会、生活与学校就能彼此沟通，“打成一片”了，“教师不再孤立，学校也不再和社会隔膜，而能真实地通出教育的电流，碰出教育的火花，发出教育的力量。”

在那个贫弱而暮气沉重的年代，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推行遇到诸多诘难、质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要经过八十一道难关”，但毕竟是坚持下去了，成效显著了，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了，全国20几个省市都有人学习推行小先生制，甚至在国外也有仿效推广的。

其实，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不仅在那个教育落后、亟待普及的年代有存在的价值，在今天，同样存在不同的小先生，同样存在小先生贡献教育的事实。大学生做家教、子女教父母电脑知识、孙子教奶奶说普通话、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学习差的同学、学生纠正老师的错误等等，不管目的是什么，小先生仍然存在是事实。陶行知的创造，直至今天依然造福大众。

这里，讲几则“教学做合一”的真实故事。

“新安旅行团”

1935年的一天，上海大厦大学校园内，一群群大学生正向着大礼堂走去。他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今天将要举行的报告会：“听说是一些小孩子来演讲。”“是的，叫‘新安旅行团’，听说是苏北淮安新安小学的学生，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十二岁。”“小孩子来跟我们讲课，能讲什么呢？不是开开玩笑吧！”“去听听吧，听了再下结论嘛！”大学生们向礼堂走去，带着好奇、怀疑。

会场里渐渐坐满了人。讲台上出现了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中等身材，穿着学生装。有人认出来了：“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开始讲话：“诸位都是大学生，也许会说，叫他们听小孩子讲课，真是笑话。这七个小孩子从淮安一路演讲到上海。‘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靠演讲旅行，作抗日宣传。这个儿童旅行团的价值是新时代之无价宝，如果一定要定个价值，或者姑且定为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都为新安小朋友所得。而‘新安’不敢占为私有，愿公诸天下后世。讲得如何，请大家一试。”不同凡响的开场白，激起了会场上的一片掌声。

小玉站在讲台前，他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衣服，圆圆的小脸因紧张而涨得通红，两手十个手指下意识地搓来搓去。陶先生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在他耳畔说了几句话，就走下台去了。小玉定了定神，开始讲起来：“我的老家在凤阳，凤阳是个穷地方，十年倒有九年荒。妈妈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六个，只剩下我和姐姐。爹爹被抓去当壮丁，活活折磨死了。妈妈活不下去，流着眼泪把姐姐卖给了人贩子……”孩子的脸颊上滚动着泪珠，他抽泣了一下，悲愤地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这样苦？我们曾经问爷爷奶奶，我们曾经问爸爸妈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命苦啊！可是，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命苦，是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外有列强，内有国贼，生产落后，经济衰败，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造成的啊！”清脆的童声震动了每个大学生的心，一些人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附和：“说得好！”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另一个孩子小林走上讲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国家落后，列强就要欺侮。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苦难的中国人民身上又加上了侵略者的铁蹄，这样的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决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大家一致起来，要反抗万恶的侵略者，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全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带头高呼：“打倒侵略者！”“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陶行知先生走上台，把孩子们抱在一起，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他带着孩子们走下讲台，问身边的一位教授：“小孩子讲得如何？”教授风趣地说：“讲得比我们好，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陶先生哈哈大笑说：“小孩子能教大学生，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这虽然是千古奇闻，但却是事实啊！”

陶行知接连几天安排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去中小学演讲，去光华、沪江、震旦大学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引轰动。陶行知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是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他特意写诗称赞：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新安旅行团”一直辗转战斗，在抗日的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爱国，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市，行程数千里，足迹遍及城市、农村、草原、边疆，被人们称为“民族的小号手”。

小学生们教的是爱国精神，学的是爱国道理，做的是爱国之事，这就是“教学做合一”德育理论的真实再现。

活的生物课

晓庄一带草丛里蛇很多，经常有人被咬伤，不仅农民怕蛇，师生们也怕蛇，迷信的人还说是“蛇娘娘”作怪，碰不得的呢。

晓庄学校的生物指导员姚文采找到陶行知：“我想要进行一次蛇的教学做，让大家会辨别有毒无毒的蛇，懂得预防和救治的方法，打破恐惧和迷信的心理，你看怎样？”

陶先生很赞同：“好的。我想，师范生将来出去都要到乡村办学，乡村蛇多，怕蛇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交给师范生蛇的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捉蛇的本领。文采，你试试看吧！”

姚文采专程到夫子庙请了两位“蛇花子”来给大家上课。“蛇花子”把师生带到山里，只见他们仔细地观察草丛，一发现动静，飞快地扑上去用手按住“七寸”，然后一手抓住蛇尾，拎起来用力摔几下，没有几分钟，刚才还吐着血红舌头、狰狞可怕的蛇就散了架，成了软绵绵的一根绳子。反复几次以后，胆大的学生开始跟着学捉蛇，石俊同学学得很快，一个人就抓了几条蛇。原来，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把捉的蛇带回学校，“蛇花子”又接着讲了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别，讲了常见蛇的种类，什么青竹蛇、火赤链、眼镜蛇、蟒蛇、水蛇等，还讲了被毒蛇咬伤后怎样自救和急救，用哪些药来防治等。

许多人听得很有兴趣，提出不少问题：

“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

“蛇怎么能吞得下大老鼠呢？”

“蛇怎么生小蛇呢？”

……

“蛇花子”抱歉地说：“这些我们就说不清楚了，还是请教你们的先生吧。”

姚文采忙叫大家安静下来：“刚才提的问题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来研究解决。关于‘蛇’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以后，他们又上山捉了好几十条蛇，并分别放在笼子里，写上名称、特点、有没有毒和被蛇咬伤后的防治方法，还举办了“蛇展览”供大家参观。

来看“蛇展”的农民很多，他们问：蛇是不是神怪？有没有“白蛇娘娘”？看见两头蛇会不会倒霉？师范生都做了回答。石俊同学还把蛇围在脖子上，缠在腰里戏耍，解除人们对蛇的恐惧心理，既破除了迷信，又普及了科学知识。

晓庄的生物课教学真是既丰富又有趣。陶先生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的生物课！”

“教学做合一”就是要在活的课堂学活的知识进行活的教育，养成活的人才。

《小先生游记》

1934年是陶行知“小先生制”广泛在全国各省推广的一年。广东大埔百侯中学也推行了“小先生制”，杨应彬是百侯中学众多小先生中出色的一个。这一年夏天，杨应彬来到上海，见到了他敬佩已久的陶行知。陶行知剃着平顶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拿着大葵扇，穿着背心，光着脚，亲切慈爱，不像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倒像一介普通平民，或是自己的叔伯。看到这样一个陶行知，觉得特别亲切。杨应彬本来还有点穷孩子见到大人物的紧张也消失殆尽，无拘束地和陶行知聊开了。

杨应彬对陶行知讲到从广州来上海一路的艰难。他是走了50里山路到码头，然后坐船。在海上又遇到台风，风高浪急，船在波峰浪谷中颠簸，摇荡得人都站不住，只好用绳子绑在床架上。晕船晕得一塌糊涂，吐得只剩一口气，还要吐，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他对陶行知说：“我想这回再见不到妈妈了。”同来的老师也说：“船摇来晃去，桅杆被吹断了，螺旋桨也坏了。我连遗书也写好了。”

陶行知想了一会对小杨说：“把你们与台风九死一生的搏斗经历写出来，我给你出版。”杨应彬吃惊地说：“我一个初中生，怎会写书？还能出版？”“你回忆一下每天在海上的生活，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写出来给我看，如有不妥，我会帮你改。”

杨应彬果真动手开始了写作，用写日记的形式回忆这次海上历险。每天一大早，他就坐在楼梯拐角处，把上格阶梯当桌面，下格阶梯当凳坐。下午太阳射进来，楼梯上热得像蒸笼，小杨天天汗流浃背，长了一身痱子，但他牢记陶行知对他的鼓励，咬着牙坚持写。

在写作的过程中，杨应彬一直很没自信，写一点出来就想要陶行知给改改，陶行知说：“文章要写得好，肚子里一定要有东西，这东西便是生活。这本书记录了你亲历的海上遇险生活，十分真实，当然是好文章。我没有经历海上生死搏斗，怎么帮你改？”就这样在陶行知的鼓励下，杨应彬连续写了两周，终于把要想叙述的话都写完了。

他把日记送给陶行知，还是一再要陶行知帮着改改，怕自己写得太差，让人笑话。陶先生看了非常满意，说：“写得很生动，一个字也不用改。”“小孩子的话充满童趣，又是亲身经历，很吸引人。大人绝对写不出你这样的文章。”结果，陶行知只题了一个书名《小先生游记》，拿走了书稿。

杨应彬不久就回了广东，也渐渐忘了此事。半年后，他收到了两只大包裹，拆开来看，里面是五本样书，《小先生游记》真的出版了！同时寄来的还有50元大洋，是稿费。

后来，杨应彬从事乡村教育，凡有学生怕写作文时，他总会说：“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好文章便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杨应彬终生难忘陶先生的提携和教育，他坚持学习，不断进步，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也是“教学做合一”的一个成功案例。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学生，在教着学着做着之中，居然写出了一本完整的书，这在当时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来讲，应该是一个奇迹了，这是“教学做合一”创造的奇迹，是陶行知创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