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走来的诗歌教育

一、从远古走来的诗歌教育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化底蕴之深厚，传承之悠久，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能比肩者。诗歌是中国文化中华彩的篇章。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也是善于运用诗歌用作教育的国度。诗歌一经创作出来，在人们相传、读诵、理解的过程中，随其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而生成的教化性，在情感和思想上作用于人，便是诗歌教育的体现。中国诗歌的历史有多久远，诗歌教育的历史也同样久远。

远在上古时代，西方尚未开化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诞生了诗歌，当然，因为尚无文字记载，都是口口相传，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且字句简洁、质朴凝练到极致。《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注：《吴越春秋》成书较晚，为东汉赵晔所著，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全诗八个字，“断竹”是砍伐竹子，“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注：“宍”为古“肉”字）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原始社会狩猎全过程便跃然生动了。可以说，从远古流传而来的古老的《弹歌》是教育的活化石，我们通过它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这样的诗歌几乎可以算是最早诗歌教育了。远古原始时代的诗歌教育是综合化、部落化、全员化的，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

原始时代之后，中国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开始至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情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上演着改朝换代的史实。这固然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是诗歌和诗歌教育发展的进程。

从夏、商、周直至清代，诗歌教育的轨迹沿着贵族化、双轨化、骚体化、经典化、清流化、主流化、经院化、边缘化的趋向迂回曲折地行进。

诗歌教育的贵族化主要表现在夏、商、周时代，彼时痒、序、校、学宫、辟雍等教育机构都为王室和贵族而设，诗歌教育的对象也是王室成员、贵族子弟、奴隶主阶层，史称“学在官府”。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可以看到，《风》诗是从不同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这部分诗多为口传，作者均不详。《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诗多为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求神酬神之乐诗，也应是朝堂之人所作。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颂》《雅》均不如《风》，但却是所谓正声雅乐，其时诗歌教育的贵族化可见一斑。

《周颂·丰年》就是一首求神酬神的乐诗，诗中写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翻译过来就是：

丰收年谷物车载斗量，

谷场边有高耸的粮仓，

亿万斛粮食好好储藏。

酿成美酒千杯万觞，

在祖先的灵前献上。

各种祭典一一隆重举行，

齐天洪福在万户普降。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周王率领下，一众王公重臣向天地顶礼膜拜，隆重而端肃的场景，当然，这中间绝对见不到奴隶或平民的身影。

《小雅·北风》：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翻译过来是：

普天之下每寸泥，没有不是王的地。

四海之内每个人，没有不是王的臣。

大夫分派总不公，我的差事多又重。

这可以说是一个对周王室事以忠诚，勤劳于王事的贵族贤士的画像。他对王的威仪予以赞美，以一种埋怨的口吻诉说自己的劳累，其实，这种抱怨何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受到重用的炫耀呢？以致到了后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被帝王或其亲贵、重臣屡屡引用，其引用频率之高，引用时代延续之长，大约是可以从周开始直到清代亡。这可以说是贵族化的诗歌教育的效应之一了。

诗歌教育的双轨化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激烈争霸的时期，为了成就霸业，各诸侯国竞相招揽人才，在文化上道、儒、墨等百家争鸣，孔子、孟子诸子相继，私学大兴，有教无类。这个时期，一方面是“学在官府”，官办贵族教育继续为王室培养士大夫，进行正统的学宫诗歌教育；另一方面民间教育渐呈繁盛之势，诗歌教育也开始民间化、普世化。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首推诗歌教育，形成了包括内容、方法的诗歌教育理论。《诗》就是当时最主要的诗歌教材。（注：《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西汉后才称为《诗经》。）“学在官府”的学宫诗歌教育和“有教无类”的私学诗歌教育同时并行，是诗歌教育双轨化的特征。

诗歌教育的骚体化于战国末期、秦将逐鹿中原之时逐渐形成。诗歌骚体化的根由在于曾经富饶而强盛的楚国渐次衰微，秦国崛起国力大盛呈欲扫六合的强势。国势兴衰之际，时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的屈原主张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先是屡遭排挤，后被逐流放到沅、湘一带，一生郁郁不得志，兼哀时伤国，所以“发愤以抒情”而做《离骚》。《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在体裁上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离骚》大量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离骚》一出，即开创了一种新诗体，因《离骚》而得名“骚体”。继屈原之后的宋玉堪称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宋玉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他的《九辩》虽多模仿《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九辩》长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描写秋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寂漻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的滥觞。《离骚》《九辩》对当时的文化影响颇大，时人竞相诵读，文人士子纷纷仿效，以写“骚体”为雅为荣，并以“骚客”“骚人”自诩，以致出现了一个骚体诗人群体。这本身就是诗歌的一种教育效应，这种效应于是形成了诗歌教育的骚体化。至秦一统天下后，文人士子更是以写“骚体”抒发丧国之痛，寄托故国之思，骚体诗的教育效应进一步得到显现。

诗歌教育的经典化是从西汉开始形成的。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在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正统，使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正是因为独尊儒术，使一些有才华的儒学者，能够有重拾《诗经》、深研《诗经》的条件和环境。也正因为独尊儒术，在重拾和深研《诗经》的过程中，将儒家思想灌注于其中，称之为讲《诗》或“笺注”、“正义”，其中居功至伟者首推汉代大儒毛亨、毛苌，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汉学大儒毛亨、毛苌注释的“毛诗”。（注：孔子删定《诗经》后，《诗经》经由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荀卿一路传承下来，荀卿传给毛亨，随即遇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携带家眷一路仓皇逃亡，最后来到相对荒僻的武垣县即今河间市，当初属赵国的北部，装成本地人，隐姓埋名居住下来。直到汉代初叶，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即所谓“毛诗”，并亲口传授给毛苌。）在这些汉代大儒的讲解、“笺注”“正义”之下，《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有了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意在重教化，重在培养忠君柔顺之臣民，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便是此意。如《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笺注之后变为“意存讽刺”，以“后妃之德”解之。至此，《诗经》便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教化工具而登堂入室，由庙堂之高奉为经典而遍播朝野，为士不可不读之书，诗歌教育由此开始经典化发展，而且影响深远

诗歌教育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表现出一种清流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段改朝换代频繁，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正由于朝代更替，战祸绵延，士大夫阶层无力襄助国事，为寄托理想，陷于清流玄学之中，时人均重清流，尚玄学，而少作为。在诗歌创作上，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风骨遒劲，慷慨悲凉，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其诗称为“建安体”。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清静无为，洒脱倜傥，史称“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注：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诗作莫不是清峻通脱，精神超俗，表现出一派“烟云水气”散淡，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之前后相继，以清流之人作清流之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朝在野，在官在民，吟诵习作之人所在不少，“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的名士风范为世人尊崇、仿效，诗歌教育的清流化有盛行于一时。

诗歌教育走到隋唐时代，便表现出一种主流化态势。大隋一统，天下靖宁，为消除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之弊，大隋首开科举，于黎庶中选拔人才入朝为官。高高在上的朝堂不再遥不可及，黎庶之民莫不寒窗苦读，以博功名而入仕。隋朝文化呈现空前繁荣，诗歌创作也尽去清流之散淡、清逸，以隋炀帝所做《饮马长城窟行》为例：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具有引人奋发、昂扬进取的教育作用。但隋朝毕竟短命，仅数十年间便灰飞烟灭，诗歌创作的兴盛和诗歌教育的主流化只是初见端倪。盛唐时代才是诗歌教育真正达到主流化的时代。

唐朝可以说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吧，这个时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孕育的伟大诗人多如星辰。究其原因，乃是唐朝开了殿试之先河，也首倡了进士考试必考诗赋的做法，尤其是高宗以后，进士科考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如此这般，诗歌教育空前兴盛，学诗赋诗之人空前广泛，诗歌创作出现空前繁荣，诗歌教育的主流化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茁壮。唐诗体裁最为丰富，古体、近体、格律都有很高的成就。唐诗名家最多，名作最多，其艺术性、思想性、感染力都达到很高境界，所以后人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之说。因为诗歌教育的空前兴盛，唐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是所谓“词”，（注：又名曲子词、乐府、乐章、琴趣、诗余或称长短句）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阙。”“词”产生于唐，流行于五代，极盛于宋代，衰微于元明，复兴于清代。在文学史上，词以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错综变化的韵律、长短参差的句法以及所抒发的浓烈深挚的感情，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体裁。

诗歌教育的经院化于宋代形成。宋取天下后，一度偃武兴文，经济繁荣起来，又兼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代表科技也开始发达。宋代有重文治教的皇帝和重臣，教育机构也空前增多，国子监、太学以及各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同兴教育，官学、私学、书院并存形成了宋代兴盛的办学格局。文化教育在这样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起来，经院教育的兴盛，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为“词”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词”在宋代的发展达到鼎盛。在“词”这一新诗体发展的过程中，苏轼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苏轼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因宋代经院化的诗歌教育的盛行，涌现了大批流芳千古的词作家和词作，逐步形成“婉约”和“豪放”两大流派，柳永、李清照与苏轼、辛弃疾分别是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宋代诗歌教育的经院化还表现在以官学、书院治教，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六一诗话》面世（作者欧阳修），首开诗歌理论专著之先河，为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提供理论性支持；专门编撰了诗歌启蒙教材《千家诗》（编撰者刘克庄），儿童启蒙习诗开始有了专门教材。自此儿童的诗歌教育有了针对性，从浅显易懂的诗歌开始学起，不用一入学堂就背深涩难懂的《诗经》。经院化为诗歌教育涂抹了一点改革的色彩。

诗歌教育在元、明清时代，逐步走向边缘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蒙古人骁勇好武，元朝皇帝也以开拓疆土为荣，所以元朝成为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魏源《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注：魏源，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正因为元朝向来重武轻文，修武偃文，诗歌创作与诗歌教育在元朝开始衰减。明朝开国初期，为强国势，各个方面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永乐大典》便是诞生于明朝。但与此同时，明朝的思想禁锢非常森严，提倡程朱理学，以八股取士。明朝文士以文字不当罹罪、因诗获罪案屡屡发生，轻者杖责、罢官，重者流徙、砍头。更兼有人人谈虎色变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以明代诗歌创作未见繁荣。当时得以登堂入室的诗歌唯有所谓“台阁体”，“台阁体”诗歌的出现，事实上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八股科举、思想禁锢、“台阁体”的出现，凡此种种，以致明朝的诗歌教育缺乏生气。明朝之后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王朝。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治国也同样彪悍。思想上继续推崇程朱理学，文化上实行强制控制，且大兴文字狱。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朝廷，即可入罪。清代的文字狱是历朝历代发生最多的，仅乾隆年间便发生一百三十余起。清朝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有较大退步，学子的“正务”是学八股，诗词歌赋都属“杂览”之列，兼有文字狱之患，诗歌创作不见振兴，名人名作远逊前朝。直至晚清，才有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出现。清代的诗坛是相对沉寂的诗坛。诗歌创作的沉寂致诗歌教育日趋边缘化。诗歌教育的边缘化，诗坛便更日渐寂寞。

历史走到近代，洋枪洋炮轰开了国门，西风得以东渐。西风东渐的结果是在中国文化、教育上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近代新诗创作使诗坛呈现蓬勃生机，新的诗歌教育产生了，新的教育改革开始了。

历史的古代谢幕之后，历史的近现代拉开了帷幕。

又是一个纷繁的舞台。

纷繁中，诗人陶行知携着他的诗和德育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