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开源情报研究及其对我们的启迪
沈固朝 赵小康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摘 要】本文从公开源情报的涵义出发,分析了公开源情报产生的历史及发展现状,探讨了公开源情报的价值、公开源情报的获取方法,最后研究了公开源情报工作的信息资源保障。
【关键词】公开源情报 情报分析 竞争情报
Research o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Shen Guchao Zhao Xiaok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Embarking from the implication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which th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produced,discusses the value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the gaining method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final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guarantee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Keywords】guarantee intelligence analys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1 公开源情报的涵义
公开源情报系本文按英文直译(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意为从公开信息源中得到或加工而成的情报,国内亦译为开源情报、公开情报等,它与我们过去常说的公开信息源这个概念在使用目的上略有区别,在西方情报界是一个普遍认同和应用的专有概念;它也与网上另一表达Open Source Information(开源信息)略有区别,后者指人们在科研、生产、经营等一切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成果及其记录,以及对这些成果和记录加工整理而成的信息产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DNI)和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将公开源情报定义为“面向适当用户,以其特定需求为目的,从可以公开取得的信息中及时收集、开发和传播的情报”。[1]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一种情报搜集和管理的形式,涉及从公开来源发现、选择和获取信息,加以分析,产生可付诸行动的情报。”在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公开”一词是相对于“隐密”(Covert)和“密级”(Classified)而言,特指非隐密的、公众可获取的。[2]西方意义上的“情报”(Intelligence)即指具有时效性和相关性的分散的信息(Discrete Information),为其准确和价值而经提炼、评估和理解,成为精准、客观和特定的信息。[3]2005年,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不仅将公开源情报界定为一种信息产品(“来源于任何渠道的有益于军事与决策支持的信息”),还解释为一种“信息搜集、处理的过程”。[4]
我国情报工作者对公开源情报的认识与西方有类似之处。以侦查工作为例,其所依赖的信息源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侦查机关在工作中专门建立了有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料库、案件信息资料库、线索资料库等信息源,是刑侦基础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社会上其他企事业单位、政府管理部门在工作中收集和存储的信息。常见的社会侦查信息源有电信、移动通信、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险机构、交通管理机构、社会团体管理机构等的信息源,以及某些重要产品的生产、经销商手里的信息源,所有这些信息源都可以成为刑事侦查的公开信息源。[5]
2 公开源情报产生的历史及发展简况
公开源情报工作始于“二战”时期。以1941年美国外国广播监测局(Foreign Broadcast Monitoring Service,FBMS)的创立为标志,这是最早的以公开信息源为主要来源的情报机关,其主要工作是从大量公开可得的信息中收集、分析与“二战”相关的情报。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颁布后,FBMS成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组成部分,并更名为“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FBIS)。“冷战”结束后,其服务对象、工作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军事情报领域扩展到为政治、经济等领域服务,今天已经成为公开源情报的外文信息翻译平台。在对“反恐”和中东局势的分析上,由于一系列情报失察,导致情报工作大规模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新重视公开信息源在情报工作中的作用。2005年3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委员会(WMD Commission,又称Robb-Silberman Commission)在其报告中强烈建议CIA设立公开信息源主管。[6]2005年公开信息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OSC)成立,FBIS纳入该中心。该中心旨在从“网络、数据库、印刷媒体、广播、电视、视频、地理空间数据、照片、商业图片资料”等来源获取情报[7]。此外,该中心还负责培训分析师,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2006年7月,根据国家情报委员会第301号行政令,国家公开信息源事业计划得到批准。它的目的是把公开源情报打造成一个面向各类情报需求的第一资源库,锻炼一支善于利用开源情报的专家队伍,实现一次获取,多家公用的情报服务架构。同时,该行政令还明确了公开信息源中心和国家公开信息源委员会(National Open Source Committee)的权利与责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就是公开源情报。许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和重要文件如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除了美国的公开出版物,就是依靠搜集大量中国的著作、报告、报纸、期刊、论文、军事教材、法律文献和新闻社供稿。供职于美国国防部战略评估办公室的汉学家、鹰派智囊M ichael Pillsbury的《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一书就收集了200多位中国学者自1994年以来发表的600多篇战略分析文章。
同样,英国行使公开源情报管理任务的机构最初为1939年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监测局(BBC Monitoring),隶属英国广播公司(BBC)管辖,其资金主要从官方或商业捐助者以及股份持有者那里获取。“冷战”中,它在协助情报机构跟踪铁幕崩溃、苏联解体等事态变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冷战”后,它仍在全球范围对150余个国家、70余种语言的广播、电视、印刷物、新闻机构以及网络信息进行甄选和翻译,并提供分析报告,其报告作为重要的公开源情报被英国政府和商业客户广泛参考。伦敦警察局(Scotland Yard)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OSINT,RCMP)的公开源情报工作被认为是执法领域内最为成功的。
澳大利亚的公开源情报机构是成立于1977年的国家评估办公室(The 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ONA),隶属于总理府与内阁,但独立于国防和外交事务。ONA不具备情报搜集职能,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其他情报机构的产品进行核对、整理,提供分析成果。ONA的设立旨在为总理和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部长们提供全方位来源的情报,辅助政府作出战略决策,对国内外威胁提供全面预警。
如果比照西方公开源情报的管理机构,则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机构。例如作为国家集中统一的新闻媒体,新华通讯社,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新闻发布机构,包括各省分社、解放军分社以及海外的107个分支机构,也是最大的公开信息采集和管理机构。仅仅在经济领域,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和特聘经济专家撰写的行业分析报告就涉及600多个行业的月度、季度、年度经营分析报告和7 000多种商品的进出口分析报告,解析各行业经济运行态势和产品进出口状况,揭示其走向与趋势,一方面为社会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源,另一方面负起了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敏感信息、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及高质量的调查报道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3 公开源情报的价值
公开源情报的价值究竟如何,国内一些学者和业者有不同看法,对竞争情报界广为流传的“情报的95%来自公开资料,4%来自半公开资料,仅1%或更少来自机密资料”存在质疑。且不说这句引自美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和学者们话是否科学或是否在中国适用[8](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着差异),仅从竞争情报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即必须用合法的手段从公开信息源中获取信息这一呼吁来看,竞争情报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公开信息源,否则它就不是竞争情报,而是另一种情报活动。
正如前述,公开信息源在情报搜集中的价值,早在“二战”期间就已得到军界的认同和利用,“二战”以后直到现在,公开源情报的实践就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科技和外交领域。例如,利用诸如“媒体监测”、“媒体分析”、“互联网信息研究”、“公共调查”等公开信息源获取政府决策所需的情报;安全部门将公开源情报用于对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的预测、预防、调查和起诉。美国不仅是公开源情报利用概念的提出者,也是积极的实践者,几乎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部门都建有自己的公开源情报分析系统。
公开源情报之所以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是因为:第一,情报工作需要进行“全信息源”(all-source)搜集、分析,这已成为情报界的共识。只有这样,情报活动才能较好地避免因片面截取信息而造成的判断失误;第二,公开信息源可以为情报分析提供更为丰富的“起点”和“入口”,引导情报人员发掘更多的线索和资源;第三,公开信息源的广泛性和易获取性不仅使得情报机构的选择更多,视野更广,而且无需借助专门的人力、装备就可以搜集到特定主题的信息;第四,公开信息源有助于提升情报质量,利用其覆盖面广阔和连续性强的特点,可以进行定题跟踪、信息补充、趋势预测、情报间的比较验证等;第五,利用公开信息源信息量大、综合性强的特点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跟踪,能记录目标的点滴变化,总结其发展。相比之下,机密情报有限的信息量、片断式的报告则无法胜任这一任务。[9]
显然,对公开源情报价值的认识,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即怎样从公开信息源搜集情报。不少人将信息检索看做情报检索,以为情报与信息一样是可以检索到的。但实际上,情报不是“检索”到的,而是通过分析发现的。分析的意义在于把握信息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分析人员借助一定的方法所赋予的。如果用一般信息检索的方法未能从公开信息源获取情报,并就此怀疑公开信息源的价值,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能的错误是,不加分析地将对手故意散播的虚假信息、采集过程中造成的错误信息等当作“检索”来的情报,则误导决策的危险就更大了。
4 公开源情报的获取方法
如果将公开源情报用于预测或预警,则搜集用于分析的数据主要采用扫描方法,并通过信号分析、内容分析和逻辑分析等方法从中获取情报。与检索相对而言,扫描是一种“层层遍历”相关信息源的搜索方式,用网络语言来说是“探查”(分类目录、聚类结果、查询结果)、“航行”(沿链选择)、“浏览”(寻找及发现信息线索的选择性操作)、“查询”(从大量未组合好的文档集中检索出信息)、“翻阅”等一系列信息采集行为的总称,通过扫描发现情报线索或信号方向,并启动一个新的、更明确的搜索策略作为调整思路和进一步查找的依据。扫描的结果往往是“滚雪球”式地累积信息碎片,从中发现信息间更多的联系。
在公开信息源的汪洋大海中航行,情报人员所能搜集到的原始分析材料通常是零散的信息碎片,分析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将那些表面上看似无关而实质上却息息相关的信息串联在一起,“拼”出一幅真正具有利用价值的“信息全景图”。成功的信息拼图在于分析人员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依据信息所反映的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行情报推理。因此,注意信息碎片的累积,构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与机制,善于思考性阅读,对于有效的片断情报分析至关重要。所谓思考性阅读,就是根据阅读材料的内容进行推断和联想——以事物之间接近之处,相似之点,因果之缘的联系为依据,对已知信息进行推测,对未有的信息进行断定。为减轻工作量,这一分析方法常常借助信息抽取、数据挖掘和信息聚类技术,将“看似毫无意义,实则有内在联系”的信息碎片连成一幅“马赛克拼图”,从而明确信息之间的关联关系,去除重复冗余的信息,解释冲突的信息,补充、完善残缺的信息,实现信息重组。当然,这一工作的结果只是反映某个主题的部分面貌或全景,它的意义或结论,需要再加以推理分析才能得出。
内容分析法是从公开信息源中获取情报的最常用方法,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容,对事物发展作出预测。它的基本做法是把媒介上的文字、非量化的有交流价值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建立有意义的类目分解交流内容,并以此来分析信息的某些特征。无论是解读式内容分析法(Hermeneutic Content Analysis)、实验型内容分析法(Empirical Content Analysis),还是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Computer-aided Content Analysis),都不是对单一文献的分析,而是对一定时间内采自各种公开文献中的有关信息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内容分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相关信息单元所作的各种比较的过程,例如,趋势比较(Trend Comparison)是比较同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从表征事件的有关信息的时序变化中把握事件的发展规律;趋势推理(Trend Inferences)是一种贯时性推理,旨在分析表征某一特征的信息的数量、重要性、强度等指标在不同时序里的变化和差异;共变推理(Covariation Inferences)是从表征两个以上事件的信息同时出现的状况进行推断,得出其间的相关性结论;内容内比较(Intra-content Comparison)旨在通过同一文献中不同主题的比较,揭示它们的相关性和内在联系,而不同内容群比较(Comparison of DifferentBodies of Content)则是针对一个主题,比较来自不同信息源的内容,从而得出结论。例如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联播》是各国获取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公开信息源之一,特别是“两会”期间的报道,领导人的出场顺序、座次位置,各地代表的席位安排、发言节选、镜头频率等,都是重要的情报来源,不同立场的政府和媒体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内容分析法虽然是从文本或网页的“只言片语”中进行情报分析,但它要求选择具有连续性且达到一定数量的分析样本,在大多是分散且形式多种多样的公开信息源中寻找可以直接作为内容分析材料的信息源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分析人员就需要借助逻辑思维工具,由依据少量数据所产生的一个或者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一个新的判断(结论)。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前因推断后果、由特殊现象总结出普遍真理的逻辑思维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分析困难。采用这种方法所依据的原理是,反映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的信息,与反映周围条件的信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孤立的信息是没有的,例如表示天气状况的气温的升降与啤酒和冰淇淋的销售量相联系;某公司停车数量的增减与该公司年报中的利润率的关系可作为分析其减员的原因。不论是从特殊到一般,还是从一般到特殊,推理思维的可行性都是建立在这种事物之间相似性和相互关联上的。分析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一种信息同其他信息之间的联系,来认识事物的面目及其发展变化的条件。最常用的逻辑分析法是假设,即分析人员预先设定的因果关系,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加以检验。该过程需要分析人员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通过抽象思维推导出现有情景条件下的假设,然后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处理,说明联结数据、指标和推导出的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还必须对产生假设的逻辑进行判断,来证实或者证伪该假设的合理性。当然,由于推理式的分析方法是从未知的信息中找出可以利用的、有价值的信息,信息的不完全是内嵌在推理的前提中和结论里的,因此,它并不能给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只能说明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概率性,结论也只具有相对可能性。
最近引入的信号分析是公开源情报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10]信号分析原本指对声、光、电、标志等约定通信符号的分析,信号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是美国情报部门列出的6类情报之一,“冷战”时期主要用于截听各种微波发送的信息并进行敌情分析,“冷战”后随着美国情报工作重心的转移,已广泛移用于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是一种对事件出现的各种征兆或迹象进行解释、质疑、假设、数据补充、验证和评价的过程。信号分析所依赖的数据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开信息源,但许多信号隐藏在现象、数据、文字和谈话中,不利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是很难发现的,尤其是那些难以察觉的弱信号,是预示某些重大变化即将发生的苗头,因其信号容量不大、含义不明确而容易被忽视。如果能保持跟踪、寻找更多的相关信息来破解其含义,则能使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任何信号的分析都至少需要高可信度的信息、符合逻辑的判断和得出推论的环境背景这三大要素。分析的过程涉及复杂的数据收集和记录、指标发现和信号感知,以及对征兆作出的解释和评价,其基础性工作是连续不断的信息扫描。从“噪声”中读出有用信号需要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按事物发生的规律进行序化处理,这种扫描需要借助一套指引性问题(Guiding Questions)将其注意力引导到需要关注的视界范围,借助专家咨询、情景分析等方法探寻环境中的变化,“放大”警示性的弱信号,将注意力延伸到通常情况下目光不及之处,去看那些细微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和处于边缘地带的事件。整个过程可用图1所示。[11]
按照费伊的观点,信号是一种推论,[12]人的有限理性和行为不稳定性也就不可避免地给信号的解读带来结论的不确定性,往往需要再借助某些科学的方法如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和贝叶斯定理等工具从不同程度上降低这种不确定性。
图1 信号分析步骤
5 公开源情报工作的信息资源保障
对公开源情报的信息资源建设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它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提高我国情报工作者的信息分析质量方面,也关系到将公开源情报作为决策基础的国外中国问题专家、舆论界和决策机构如何利用我国的公开信息源并制定正确的决策。由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著述和报告大量引用两岸三地的图书、期刊杂志和广播,但语言仍然是影响美国研究者选择信息和引用信息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内地公开信息源的引用密度不及台港地区的媒体,有相当一部分外国精英们的引用多来自一些不负责任的、以讹传讹的小报,这是造成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声音在美国对华研究中影响较小的原因之一。
公开源情报所依赖的信息资源具有广泛性、动态性、时效性、载体多样性等特点,其资源建设要求情报人员必须适时、全面、动态地收集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各种国内外信息,不断扩大信息总量,保障情报工作的需要。
按照西方的分类,在众多的来源渠道中,下列媒介是通常获取情报的主要部分:
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电话簿、画册、交通时刻表、挂历、宣传册等。
电子媒介:电视、广播、电影、电子显示屏幕、电话、网站等。
展示媒介:陈列、橱窗、门面、立式广告、真人广告等。
户外媒介:广告牌、霓虹灯、海报、旗帜、车厢、气球、建筑物等。
物件媒介:火柴盒、打火机、手提袋、包装纸、雨伞、旅行包等。
Web 2.0时代的媒介:社交网站等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应用方式、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EyeSpot、Google Video、酷6、优酷等)、维客(Wikis)、博客(Blogs)、大众分类(Folksonomies)等。
此外,根据数据发布主体还包括政府数据,如工作报告、讲话、人口统计、预算、听证、立法辩论、新闻发布、航拍图片和学术信息(学术会议、专题讨论、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专著、学术报告)等。[13]
由于公开信息源的信息量极为庞大和复杂,公开源情报的保障工作需要在信息资源的内容配置、技术配置和人员的配置方面加强建设,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配置模式应从区域上考虑地区协调和全国协调;在机构方面考虑保障组织的多元化,建立诸如“综合中心”、“特色中心”、“等级中心”之类的机构;在机制建设上考虑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机制,使得资源配置能立足整体,相互配合,互补余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公开源情报的信息技术保障极为重要,大量公开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没有计算机辅助是难以完成的。从公开信息的搜集工具来看,通用搜索引擎用于公开情报搜集的缺陷越来越凸显,现有的引擎技术单纯考虑表达查询的关键字和网页文本的匹配性,不能根据情报人员查询目的进行查询内容的扩展,忽略了用户需求的语义,导致搜索引擎往往不能得到满意的检索结果;此外,返回的结果根据搜索引擎所规定的排序方式按相关度从高到低分页呈现,结果中包含了大量与查询无关的信息,情报人员必须逐个点击浏览才能确定是否是自己需要的,这种方式大大地限制了情报搜集的效率。鉴于此,需要加快将语义技术引入检索技术的研究。目前开展的基于语义的查询研究,是把用户提交的关键词通过语义理解和计算转换成语义概念,检索出与此概念有关的、用户真正想要的信息,McCune最先开始在关键字检索的基础上引入了基于概念的检索。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通过人工总结或人机辅助处理,开发出许多大规模的语义计算资源,在英语方面有WordNet、FrameNet、MindNet等,在汉语方面有知网HowNet、同义词词林等。在文本聚类算法的研究也很多,如K-Means、SingleLink、DBSCAM和SOM算法,这些算法同时也是划分聚类算法、层次聚类算法、基于密度和基于模型的聚类算法的典型代表。[14]
在分析技术方面,最有意义的研发是实现信息之间的联系。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开发了ADVISE这一超级电脑数据分析处理系统。ADVISE一词是由6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而成,即分析(Analysis)、分发(Dissemination)、可视化(Visualization)、洞察(Insight)和语义增强(Semantic Enhancement)。语义增强技术以语义图技术为基础,帮助人们分析对象与对象之间潜在的、不易被人们觉察的关系。该系统可以对各类网络信息(新闻、网络博客、互联网检索记录和商务活动)进行收集、提炼、筛选和分析,并从中找出某种活动规律来。此外,美国还将建立许多其他应用系统。比如,为信息分析机构建立威胁弱点信息系统(Threat Vulnerability Information System,TVIS),为边境与运输部门建立地区威胁分析系统(Regional Threat Analysis System),为美国国家生物防御与对抗中心建立生物防御知识中心(Biodefense Knowledge Center),类似的数据分析系统已在美国超级市场和信用卡公司中得到广泛应用。美国Connecticut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还于2004年开发了自适应安全分析与监视系统(Adaptive Safety Analysis and Monitoring System,ASAM),它通过综合分析开源信息来帮助情报分析人员识别出恐怖分子的活动迹象,预测恐怖分子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ASAM系统采用分布式结构实现信息搜索、共享和理解等功能。[15]
【注释】
[1]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6[J].Public Law,2006:109-163.
[2]Open Source Intelligence[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n_source_intelligence.
[3]Intelligence(Information Gathering)[EB/OL].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htm.
[4]FAIR Act Inventory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ventory Function Codes[R].2005.
[5]张高文,姜南.有效利用侦查信息源[J].中国刑事警察,2006(5):42.
[6]The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J].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31,2005.
[7]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J].ODNI Announces Establishment of Open Source Center.Press Release,8 November 2005.
[8]Robin Winks(1987)在讨论科研与情报的关系时指出“在期望得到的外国情报中,有90%可以从公开信息源中获得”(参见:RobinW.Winks,Cloak Gown.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1939-1961[J].(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7:456);同样,A rthur S.Hulnick认为“在一份典型的分析报告中,有大约80%的内容来自公开信息源。虽然决策者们希望其更多的来自于敏感信息和秘密情报,但事实上公开信息却是分析人员依赖的主要内容。”(参见:Hulnick,Arthur.OSINT:Is It Really Intelligence?[C/EB].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PSA 2008 Annual Meeting,Hynes Convention Center,Boston,Massachusetts,Aug 28,2008.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81211_index.html.)
[9]General Alfred M.Gray.Glob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in the1990's[J].American Intelligence Journal,Winter 1989-1990.
[10]参见《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53卷第20期的专题“情报分析研究领域的新命题”。
[11]沈固朝等编著.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403.
[12]利亚姆·费伊.竞争者:以才智、谋略和绩效制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3.
[13]Lowenthal,Mark M..Intelligence:From Secrets to Policy[M].2nd Ed.Washington D.C.:CQ Press,2003:79.
[14]邹良群,周春雷.基于搜索引擎的公开情报自动化搜集模型[J].电脑知识与技术,Vol.3,2008(8):1654-1656.
[15]陈勇,张佳骥,吴立德,刘海娟.基于开源信息的情报分析系统[J].无线电工程,2009(5):25-28.
【作者简介】
沈固朝,男,出生于1953年。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还担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继续教育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信息检索和服务、信息咨询与用户研究、经济信息和竞争情报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毕业;1986年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97年南京大学史学博士学位。
科研成果包括《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市场信息的搜集与利用》、《信息检索(多媒体)教程》、《网络信息检索:工具、方法、实践》等独著或参著、编、译书10种,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情报学、图书馆学、史学、教学文章35篇。正在编写的书3种。已完成主持的纵向、横向科研项目20项,其中4项属省部级项目;主持完成的政府调研报告4种,企业调研报告45种。
赵小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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