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时间：2023-03-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文华图书科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从其创建到独立建校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段历史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重要阶段。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乃是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结果，为此后这所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华图书科初创为文华大学之一科，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轨迹。在文华公书林的工作，尤其是文华图书科的创办和维持中，二人为韦棣华女士左右臂膀，颇有助力。

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彭斐章　彭敏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文华图书科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从其创建到独立建校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段历史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文华图专完成了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积累，并不断创造机遇，开拓创新，对学校、图书馆学科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华图书科　图书馆学　教育史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dependency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Peng Feizhang Peng Minhu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Boone Library School was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It was a significant phase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a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to independency of Boone Library School.Wi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accumulated，Boone Library Schoolmade the opportunities and sought for development.Ithad profound influence to itself，library science as an academic subject and the librarianship in China.

【Keywords】Boone Library School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创建于1920年，开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先河。1929年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文华图专”之名享誉海内外，于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逐渐成长为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为图书馆学研究贡献了重要力量，推进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在我国图书馆学专门教育开始后的前28年，一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建立后多难以为继，只有文华图专屹立不倒，坚持办学，从初创到独立建校的这段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乃是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结果，为此后这所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历史沿革：艰难险阻，创造机遇

文华图书科初创为文华大学之一科，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受到文华大学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亦受到来自大学方面的种种制约，最后终于独立建校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1.1　奠基1920

文华大学坐落于武昌昙华林，其前身为创始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Bishop Boone Memorial School)，为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的第二任主教韦廉臣(C.M.Williams)所创⁽¹⁾，并为纪念前任文惠廉主教(Rev.Williams JonesBoone)而命名，取“纪念文主教来华”之意⁽²⁾。1909年文华书院在美国注册为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1925年与分属不同教派的四个教会学校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和岳州湖滨书院合并为华中大学(简称“华大”)，在文华大学原校址办学。

文华图书科的主要创建者美国人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于1899年来华，1900年到武昌，本为探视其在中国传教的弟弟韦德生(Robert Edward Wood，1872—1952)，后留在中国，于文华书院教授英文。韦棣华女士原在美国曾经担任过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首任馆长，深知图书馆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也积累了经营图书馆的实际经验⁽³⁾。她为了满足文华书院师生的需要，于1902年将校园内的八角亭开发成为阅览室，并开始向美国募集新旧书籍和款项，形成了最初的馆藏;至1909年时，已经募集和购买英文图书约3 500卷，中文图书约2 000卷，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期刊⁽⁴⁾。1910年，在韦棣华女士的奔走之下，文华公书林在文华大学校园内建成，成了校园内最宏伟的建筑，这栋建筑也成为后来文华图书科的教学和实习基地。

韦棣华女士通过文华公书林这所面向武汉三镇居民的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开架借书、巡回文库等在当时来说颇为先进的服务。各种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使韦棣华女士深刻认识到，要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必须培养中国本土的图书馆馆员，因而酝酿了文华图书科的创建。

韦棣华女士作为文华书院的教师，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图书馆服务，也给校园带来了新式图书馆理念，沈祖荣和胡庆生两位先生就是这种理念的追随者。沈祖荣先生(Samuel Tsu-Yung Seng，1883—1977)于1911年1月在文华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早在毕业之前，沈祖荣先生就协助韦棣华女士完成了很多阅览室的服务工作，1909年即已成为其工作助理。随后，韦棣华女士资助沈祖荣先生前往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就读图书馆学，1916年沈祖荣先生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图书馆学学位的学者⁽⁵⁾。他回国后，在韦棣华女士和教会的支持下，在国内进行巡回演讲，宣传新图书馆学思想，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推动了“新图书馆运动”，为后来文华图书科的招生，进行了新思想的预热。

胡庆生先生(Thomas C.S.Hu，1895—1968)于1915年获得文华大学医科学士学位，后任文华中学教员，1917年，在韦棣华女士的推荐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1919年回国时，他不仅获得了图书馆学学位，还完成了教育学学业⁽⁶⁾。他协助沈祖荣先生进行新图书馆思想的宣传。二人曾合作《仿杜威书目十类法》，颇受业界欢迎。在文华公书林的工作，尤其是文华图书科的创办和维持中，二人为韦棣华女士左右臂膀，颇有助力。

1920年，在韦棣华女士倡导和沈祖荣、胡庆生两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的支持，文华图书科在文华大学创立。

创办之初，文华图书科招收大学本科二年级程度肄业期满(及以上)成绩及格者入学，和文华大学其他专业同时修业期满毕业，生源限于文华大学入学学生之内。文华图书科和文华大学的关系与其他科系不尽相同。在1921年为文华大学50周年校庆出版的《文华大学》上，列举各年级学生干部时，将学校分为“①大学部，②文华图书馆学院(建于1920年)，③中学部”⁽⁷⁾，三者并立。初创时期的文华图书科相当于为文华大学的学生提供的辅修科目，让毕业生获得新的就业途径，其地位并不同于统一招生的文科、神学科和商科等文华大学传统的科系。这些因素给文华图书科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变数。

1.2　庚款1926

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书科运营的主要经费由韦棣华女士募捐而来。韦棣华女士有着几重身份：图书馆馆员，美国基督徒和独立创业的女性。美国图书馆的营运多由私人资助，如“钢铁大王”卡内基曾捐建图书馆3 500余座。韦棣华女士曾为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馆长，应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作为基督徒，她与美国教会颇有渊源，其弟韦德生为圣公会来华的传教士，本人亦被任命为“世俗传教士”⁽⁸⁾。基督教的普世情怀，使韦棣华女士立志为中国民众开启智识之窗。同时，20世纪初，女权运动在欧美盛行，许多学校和社会组织都愿意对努力发掘自身价值的女性伸出援手。八角亭阅览室的新旧图书，有很多都是通过妇女援助会(Women's Auxiliaries)和教会期刊俱乐部(Church Periodical Club)等机构募得的。

但是国外惯例毕竟与中国的传统及当时情况有所参差。这些捐款通常都是一次性或不定期的，要维持公书林和图书科的正常运作，必须得到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韦棣华女士开办公书林和文华图书科，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是她为之努力的方向。1923年韦棣华女士开始为第二次退还庚款而奔走。她曾多方联络图书馆业内人士，引起他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视;逐一拜访两院议员百余人，游说他们将庚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与教育界和教会中多人联名上书，恳请国会通过议案⁽⁹⁾。

种种辛劳终有成就，1924年美国议会两院终于通过继续退还庚款的提案，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1924年9月，由15人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终于在北京外交部正式成立，以管理第二次退还庚款。在1925年6月的第一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将这项基金用以发展科学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源起》中特别提到促进议案在美国国会通过的美籍人士：“举例言之，美上议院议员劳治君，下议院议员濮尔德君，外交部东方局长玛慕理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君，此外在华美侨，如韦棣华女士等皆于退还庚款多所尽力。”

这笔庚款不仅建立了北平北海图书馆(我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之一)，还为文华图书科争取到了一笔专门资金。

这笔资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资助教席，另一部分用于资助学生，共1000美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图书馆学助学金规程》第一条规定：“本会为提倡图书馆学起见，自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起，每年设图书馆学补助金额二十五名，每名国币二百元，至十八年(1929)六月止，由本会委托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给予之。”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在文华图书科招生，专门设立考试，并要求毕业生在图书馆工作。

这给当时改组不久的华中大学带来了一场争论。他们对于接收这样的学生入学心存疑虑，并且对于文华图书科招收的女生未知作何处理，因为之前的华中大学是从未招收过女生的。在1926年6月的会议上，华中大学最后讨论通过接受所有学生，并要求他们遵守华中大学所有规章制度，参加体检和操练，并和其他学生一样修习课程;招收女生的住宿问题，也力求尽可能地解决。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校方通过了对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胡庆生两位先生表示感谢的提案，并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表示感谢，请他们相信该校对学生培养的能力。

文华图书科获得了庚款资助，而获得特别资助的图书科亦为华中大学所接受，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第一笔款项为图书科在多灾多难中的坚持提供了保障。

1.3　坚持1927

1927年武汉政局风起云涌。元旦，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命令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大革命高潮中，汉口、九江英租界被收回;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武汉政变，宁汉合流。大武汉的局势使得众多教会大学的生存面临危机。3月底，华中大学所有西方教员全部离开武汉，教学由中国教员负责。5月初，中国教员的领导韦卓民离开武汉抵达上海，在广东中山作短期探亲后前往英国，于伦敦大学就读二年。这时的华中大学，中方教员也大多散去，就此停办;武汉许多教会学校都面临着这种状况。在校就读或者已被录取的学生有的前往他处继续学业，华中大学文华神学院的学生全体转学到同属圣公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¹⁰⁾。当此之时，文华图书科单独照常办学。

文华图书科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潮下，仍然继续着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训。这种坚持在精神方面颇得赞颂。自韦棣华女士在文华书院讲授英文，开办阅览室以来，她的精神就一直具有感召力。沈祖荣和胡庆生二位先生，在韦棣华女士的发起之下，与她共同创办文华图书科，其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在磨砺中愈发坚强厚涵，历久弥新。这种精神后来一直被延续下去，被称为“文华精神”。

这种坚持，在物质方面的支持，尤其是资金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927年华中大学面临危机时正是第一届受到庚款资助的学生入学就读一学期时。1926年，文华图书科获得的庚款补助时间为三年，从学年上来看，自1926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韦棣华女士虽然离开⁽¹¹⁾，但在胡庆生和沈祖荣先生的指导下，教学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后来胡庆生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言道：“惟中国全国图书馆学校仅此一所，不但职科之教职员及学生不忍因此半途而废，即全国各文化教育机关如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及北京、南京、广州各大图书馆等亦皆劝谕不可中止。佥谓现今为发展中国之文化和教育计，则办理良好之图书馆当为首务。图书馆之办理得宜，则唯赖专门人才之训练与养成云云。职科因是益自奋发，共肩辛苦，单独开办。”⁽¹²⁾

1927年秋，南京教育部宣布所有私立学校应到相关机构登记注册，否则所颁发的学历证书将会无效。这对于学校而言是教学资格是否得到承认的重大问题。而此时的华中大学，由于政治局势无法开学运转。远在美国的校长孟良佐主教给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致函，请求推迟到华中大学复校时再行立案，得到同意。这对于面临学生毕业的文华图书科，显然是一个更为紧迫而重要的问题。

尽管孟良佐主教一直在为华中大学的复校努力，但直到1929年5月才被确定下来。远在英伦的韦卓民被选为新校长，华中大学的英文名称由Huachung University改为CentralChina College，后来一直延用至1946年⁽¹³⁾。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文华公书林要发展成为一座正式的大学图书馆。这些决议对复校后的华中大学和文华图书科的关系产生了两方面影响，教会方面试图继续掌握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书科;图书科已经无法从华中大学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而在创办人和维持者的努力下，文华图书科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条件。

1.4　建校1929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所有私立学校全部往教育厅立案，后数月并未得到贯彻。1928年7月教育部为了整顿，令所有已经登记的私立学校在一周内遵照已经公布的条例填具表格正式立案。自此之后，所有未立案的私立学校毕业生，投考任何学校都不允许收考。文华图书科要单独立案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图书科本作为华中大学一科，华中大学又在筹划复校之事，若置之不顾则不妥;另一方面，按照立案的条例，则在办校基金、校产、校舍、董事会、教员等方面，均需另行组织，重新划分，还必须与设立者以及各方面仔细商谈，并非一个星期可以完成诸事，故请求延期。当时，文华图书科主任胡庆生预计华中大学可能会在下半年复校开学，而学校已经获得教育部方面同意，复校后再立案。如果华中大学顺利复校，那么立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文华图书科在敦促华中大学复校的同时，亦做好另一手准备，即积极筹备单独立案的一切条件和手续。

于是，立案被允许延期一个月。倘若华中大学顺利复校，那么这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得到消息的。但教会方面认为1928年重开华中大学为时过早，故而一切准备都向着1929年复校进行。1928年12月韦棣华女士和孟良佐主教均已回到武汉，政局亦相对稳定。于是组织董事会，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门学校校董会”名义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在国外亦相应成立了“韦棣华女士基金会”以筹措和管理办学资金。

这次申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督学会向教育部陈说文华图书科在图书馆界的地位和培养学生的人数和质量，并称“该校校董会员，均一时中外知名人士。校长……学习图书馆学之先进”，“该校成绩卓著，校舍设备，经费组织……极为完备”⁽¹⁴⁾等。其时，校董会成员有：周贻春(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总干事，中孚银行行长)、陈时(中华大学校长)、戴志骞(中国图书馆协会会长)、袁同礼(北平图书馆馆长)、陈宗良(南京和记洋行经理)、周苍柏(上海银行汉口分行行长)、吴德施(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孟良佐(华中大学校长，圣公会鄂湘教区副主教)、卢春荣(文华中学校长)、冯汉骥(文华图书科校友，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韦棣华和沈祖荣等，确实群英荟萃。

1929年8月，教育部一〇四三号令，终于准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门学校立案，从此，文华图书科独立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

1.5　学校发展

独立建校后，文华图专经过一系列调整，逐渐走上正轨。1931年文华图专创始人韦棣华女士在为其举办的来华30周年纪念、文华公书林20周年纪念、文华图书科10周年纪念的“三重纪念”大会⁽¹⁵⁾之前病逝，这令文华图专师生痛惜，但并未影响文华图专的独立和发展。课程体系的改良、学制的扩展、研究机构的专设、更多资金的支持、国内外日趋频繁的交流，各种因素都推动着文华图专在纷繁的时局中前进。

即使是在1938—1946年西迁重庆的日子里，文华图专也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和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在遭到轰炸校舍被毁的惨境下，文华图专坚持办学，从之前的曾家岩求精中学迁往江北廖家花园，自建校舍，克服困难，按时开学。为适应战时需要，开设档案管理科，又开创了我国档案学专门教育之先声。

文华图专于1946年迁返武昌后，在崇福山街二号继续办学。1951年中央文化部接管后更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原华中大学副校长王自申任校长，原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沈祖荣和原中原大学图书馆馆长甘莲笙任副校长。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甘莲笙担任专修科主任。文华图专的历史从此写入了武汉大学校史之中。

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制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成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9年改组为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2001年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回溯过去，自文华图书科创立以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至今已有90年历史。

2　积累与发展：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专，绝不仅是名称的改换，更是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在各个方面不断积累、勇于探索、谋求发展的见证。

2.1　硬件

2.1.1　校舍

文华公书林的房屋扩充改造是文华图书科筹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华公书林的建立本是作为一座图书馆，为了赋予其教学的功能而进行改建，这个计划在1920年文华图书科建立时已开始酝酿和筹备⁽¹⁶⁾。改建经过精心的设计，设计者为文华大学的杨介眉(Canning K.M.Young)。扩建工程奠基于1921年2月，于1922年1月18日竣工⁽¹⁷⁾。

文华公书林在改建后增加了许多房间，如图1和图2所示，在扩建教室的同时亦保留了图书馆的功能，设有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纸杂志室、书库、韦氏参考室(Woodside Reference Room)、孙公纪念室(Sun's Memorial Room，专藏商学书籍)、罗瑟厅(专藏关于中国情况的西文书籍)、司徒厅及各办公室，专门教学场所有教室、实习室、图书馆研究室及办公室等⁽¹⁸⁾。由于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公书林对于图书馆学学生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其教育功能可以说遍及整栋建筑。

图1　文华公书林扩建前平面示意图

此后，文华图专建华德楼作为学生宿舍，曾多次在一楼举办过展览和小型聚会。1937年西迁重庆后，在曾家岩求精中学的宿舍康宁楼于1941年日寇轰炸中中弹全毁⁽¹⁹⁾。迁往江北廖家花园后，文华图专兴建宿舍、礼堂和图书室等，供教学和生活之用。待1946年迁回武昌时，为重建校园而将廖家花园自建建筑全部拆下，运返武昌。以仅存的华德楼换得崇福山街二号，作为新的校址。

图2　文华公书林扩建后平面示意图

2.1.2　资料

文华公书林所藏的中外图书无论对于学校还是周围居民，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文华公书林的前身八角亭图书阅览室已经馆藏5500余卷中西图书，其中用于参考咨询的图书被单独提出，不提供一般借阅⁽²⁰⁾。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学生课程和操练都结束后，星期六的傍晚也开放。

待1910年文华公书林建起，沈祖荣描述为“崇楼杰阁，馆址颇为壮观;中西书籍，虽不敢说搜罗宏富，也可算规模粗具”⁽²¹⁾，在当时更有“十万元建筑，三万册图书”之说。其实，这时的馆藏实为7 000卷英文书和9 000卷中文书⁽²²⁾。文华公书林的开放时间为工作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后改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7点;星期六下午从4点到9点，以更加适应在校学生的使用时间。

华中大学在1937年西迁之前，一直将文华公书林作为本校图书馆使用，并希望公书林能专为华中大学服务。事实上，文华公书林针对华中大学的强项商科，以孙公纪念室(Sun's Memorial Room)专藏商学书籍⁽²³⁾，又根据中国当时的局势而设立罗瑟厅(Seth Low MemorialRoom)，专藏中国情势的西文书籍。

但是，在韦棣华女士的坚持下，文华公书林保持着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服务于周边的学校、机构、店铺、住家等，因此其藏书规划不仅考虑华中大学学生的需求，也考虑其他方面的需求。文华公书林的图书分类仿“杜威十进分类法”而自成体系，分为十部，如表1所示。文华公书林的藏书，至1929年立案时发展到38 981册，价值111 143元。

公书林的参考书被集中到主楼层墙上的壁龛中，用于专门的参考咨询服务。这个地方被称为“韦棣华墙”。根据文华大学柯约翰所写的《华中大学》⁽²⁴⁾记载，这是在1924年12月举办韦棣华女士来华25周年的纪念活动做成的。

表1　文华图专立案时的图书分类统计表

①中文书均为改装本，故价格一致。

在图书总量发展的基础上，文华图专亦注重自己本学科图书的收集。据文华校友回忆，国内图书馆学书籍最集中的就是文华图专，很多校友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致函公书林请求借阅专业图书。可见文华公书林为文华图专的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实习素材。

西迁时，文华公书林因故无法和文华图专一同迁往重庆，华中大学亦未将其迁往云南。文华公书林留在武昌的图书、资料和用具，在日寇入侵中散尽，空留一具残破的建筑。文华图专带走图书馆学方面的图书，2 000卷英文专业书籍因此而保留下来。即使在1941年前后的空袭中，图书资料由学生以特制的书袋背负，因文华图专师生的智慧和勇气得以保留。一直以来获得的捐赠和购买的图书增加了文华图专的图书收藏，后来的“文华图专实验图书馆”中增加了大量用于实习的各种书籍。现今的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仍保存着印有文华图专发展历程中各个时期印章的图书资料，而今的馆藏已近10万册。

2.1.3　教具

这个时期，文华图专的教学风格已经渐渐形成，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实践。这是由创办者为中国培养图书馆馆员的初衷决定的。

文华图专的师生以文华公书林为实习基地，几乎每门功课都有实习的部分，并有专门教师指导。而在课堂和实习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紧跟时代步伐，到1929年申请立案时，仪器设备已经有所积累，如表2所示。同时，还有大量用于教学的标本和实物，如表3所示。

表2　1929年文华图专仪器列表

表3　1929年文华图专标本列表

早在文华图书科设立之前，文华公书林初创时为了鼓励更多读者前来利用图书，以及后来沈祖荣和胡庆生先生为推进“新图书馆运动”而在全国巡回演讲宣传时，就已经开始利用电影、挂图和实物进行宣传，这些方式可以让人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图书馆的作用。在教学上使用这些仪器和标本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很大帮助，丰富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为培养出动手能力较强的专业人才提供了条件。

虽然西迁重庆的岁月种种困厄使得文华图专的教学用具受到了限制，但是迁返武昌时，以培养学生为第一目标的校方在迁返时考虑到仪器辎重一旦打包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故而毅然决定在学期结束后再行搬迁，可见当时的教学仪器也有一定规模。

2.2　软件

2.2.1　师资和课程

文华图专在创建初期，仅有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和胡庆生两位先生为学生授课。在艰难的发展中，更多的教师被聘请为兼职或专职教师。如表4所示，自1924年开始，逐渐有新的教师加入这个行列，至1928年，图书馆学专业课教师有12位。其年龄分布如图3所示，60岁以上者有2位，30～60岁者有6位，27～30岁者有4位，平均年龄为40.33岁，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且朝气蓬勃的师资队伍。其中专任教师5名，多兼有其他行政职务，其余为兼任。

表4 　1929年文华图专图书馆学专业课教师列表

续表

图3　1929年文华图专教师年龄分布图

陆续加入的两位专任教师为文华图专校友，而兼职教师则各尽所能，如讲授图书馆建筑法的杨介眉是圣公会工程师，他设计改建了文华公书林;李登伯夫人曾任伊俄哇省立图书馆儿童部管理员;讲授中国目录学的李希如是前清举人等。此外，文华图专还专门聘请特约教师授课，如戴超、袁同礼、洪有丰、杜定友、刘国钧和李小缘都是文华图专的特约讲师。

优秀的教师是教学质量的保证，在教学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有了新的教师意味着新课程的开设。创始之初，文华图书科课程的设置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设置，吸收国外已有的图书馆学教育经验来开办。在领导者的规划和教师的努力之下，从最初的四门课程逐渐发展到粗具学科体系，本土化是课程不断进行调整的方向。如表5所示，我们可以从三份学生成绩单中看到课程设置的增加和调整。

从课程的内容和比重来看，文华图书科最初的四门课为Book Selection＆Book Review，Cataloging，Classification和ReferenceWork(表5中用下画线标示对应科目)。在1923—1925学年分别中西相对地增加了“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等目录学科目，增设其他如“儿童图书馆”和“各种图书馆研究”等课，学分份额较少。

到了1928—1929学年，中西相对设立的科目增加了“中文参考”，减少了“西洋目录学”而增加了“中国目录学”的学分。以“中西图书馆史(书史附)”弥补了“西洋目录学”课程中“印刷史”的空缺。并开设“现代史料”一课贴近现实，增长学生见识。开始设立“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建筑附)”一课，且从学分的角度来看比较重视。“索引”、“图书馆习字”等实际操作性较强的课程也被逐步引入。

课程设置发展到1929—1930学年，对于中西相对应设置的课程分设“中国目录学”和“西洋目录学”，“中文编目法”和“西文编目法”，而将“中英文参考”合并为一门课。将“中西分类法”拆分为“图书分类学通论”和“比较图书分类法”，并向下调整了“图书馆经营法”、“索引学”和“打字”的学分。增设的图书馆学专业科目有“检字学”和“图书选购学”，并新设具有辅助意义的“伦理学”、“博物馆学”，增设“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文哲概论”、“史地概论”等涵盖百科的课程，为将来的图书馆实务提供多学科的基础知识。

表5　课程设置变化表⁽²⁵⁾

续表

从课程体系方面来看，自文华图书科办学之初到1923—1925学年课程体系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目录科目”、“学术科目”、“行政科目”、“语言科目”、“其他科目”的划分。学生修习的学分总数为50，学分分布对“目录科目”、“学术科目”和“行政科目”比较偏重，如图4所示。其“目录科目”沿用传统目录学中的概念，将西方的参考咨询服务和书籍选择与评价纳入。而“学术科目”强调的是图书馆学的特征，偏重于实际操作。“行政科目”则侧重于图书馆的经营和管理。

图4　三张成绩单中学分分布比例

1928—1930年仍沿用这种成绩单，在这种科目分类的体系中，学生修习的学分为84，较之前增加了34，增长68%。课时的增加，主要在“目录科目”和“学术科目”方面，其他科目也有所增加。突出了“参考咨询”的比重，不但中西对应，且学分总和为之前的3倍。另一个突出的重点是“图书馆经营法(装订附)”的开设，并从一开设就贯穿整个学习期间，给予较高的学分。在“其他科目”中增设的课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未和其他科目形成紧密的联系，可以视为一种探索。

1929—1931学年所用成绩单中，并未将各种科目加以分类，为了与之前的科目对应之故，在表5中如是排列。原排列形式是将“行政科目”列于表格上方，以下次序为“目录科目”和“学术科目”，且二者并未严格区分。这种排列亦表现出对于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向，从图书馆技术层转向领导层，这是毕业生就业情况反馈的结果。学生修习学分的总和为59，较之前一届为少，学术科目在这个阶段大量增加，不但课程种类增多，在总体学分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了总体的百分比，毕业论文以作为必修学分专门列入的方式，得到了强化。目录科目在种类上保持了稳定，而减少了课时。在其他科目和语言科目中，分别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一组基础课程和中西并重的语言能力训练。

从整体发展趋势看来，课程设置兼容并蓄，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其中有许多是在试图调和与平衡各具特色的中西文化;许多课程贴近图书馆实际工作，以培养具有动手能力和全局统筹能力的图书馆馆员为目的，注重扩大学生知识面和强化外语能力的风格正在形成之中。

通过一批批教师的推动和学生的努力，在毕业生实践经验的反馈和教学经验的积累下，文华图专的课程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体系，也形成了重视实践和外语能力的教学传统。其中的重点课程和今天的核心课程相类似。

2.2.2　课外活动

在课堂之外，文华图专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不但注重文体活动，参加各种社团如武汉音乐团，在教师的带领下郊游、远足、登山，组织篮球赛和足球赛等;而且将课外活动和本专业结合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参观活动、学生服务团和群育讨论会。

文华图专的参观活动往往是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的。参观的对象包括各大图书馆(如湖北省图书馆、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等)、私人藏书(如王宠佑的私人图书馆等)、与图书馆有关的机构(如汉口英文楚报馆、湖北官书局、圣公会的圣教书局等)以及各种时代前沿的机构(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竞成石灰窑、既济水电厂、南湖飞机厂的修理厂、汉口西商俱乐部等)⁽²⁶⁾。时间通常定在周末，也有为了适应对方时间而定于工作日的。通过这些参观活动，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到社会的现状和对于图书馆事业的需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武昌及周边的参观活动之外，毕业班学生还曾由教师带领，进行毕业旅行，参观国内先进的图书馆，后因时局紧张而受到限制。

参观活动的组织至今看来仍对于教学颇有帮助，往往和实习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而文华图专在实习之外，积极开展参观，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尤其是对贴近时代的新生机构的参观，使得学生并未蜷缩于象牙塔之中，而是走进社会，关心民情，放眼世界。

学生服务团是从文华公书林的巡回文库发展而来的，后来扩展了服务的内容。文华公书林于1914年设立巡回文库，服务于武汉三镇居民⁽²⁷⁾;1932年上半年文华图专学生秉承其传统，自发组织巡回文库流动车，于每星期日下午服务于武昌昙华林附近各商店，借阅者十分踊跃⁽²⁸⁾。1933年下半年，以办理巡回文库为主要活动的“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服务团”(Boone Library School Student Service League)成立，服务团团长为韦棣华女士之弟韦德生，沈祖荣校长任会计，书记、会计、经费组委员、保管组委员、流通组委员等均由学生担任，流通组服务团员则为全体同学⁽²⁹⁾。该项活动就这样以学生社团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有了明确分工和相应制度。

1936年学生服务团的巡回文库规模发展到有1 200余册书，各类都有相当而均衡的数目。学生们每三人为一组，定于星期六出门服务，即使当天下雨，也要在星期日补上⁽³⁰⁾。学生服务团曾在《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起募捐，用以增设运书车和商业知识书籍与儿童读物，以扩大服务范围。自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学生服务团的活动范围由一般商店住户而移至伤兵医院，工作较平时更为积极，颇受当局好评⁽³¹⁾。自该校被迫西迁后，学生服务团工作继续下来，开始在重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内筹设难童图书阅览室，同时为恢复巡回文库而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登募捐启示⁽³²⁾。此后学生服务团的巡回文库服务于伤兵，兼代写书信，此外还举办过平民夜校和墙报等活动。学生服务团让学生学有所用，自觉自愿地将所学知识和自己的精力奉献于社会，不但是一种有效的实习，更培养了他们爱国爱民的情操。

群育讨论会从文华公书林的公共免费讲座发展而来。文华公书林为吸引读者来馆，而敦请社会名流，举办各种演讲，免费向各机构分发入场券，凭票入场。这些演讲后来形成了常例，主题非常广泛。

为了扩充学生见闻，提倡研究学术兴趣，这种演讲一直延续下来，逐渐形成特色，时间由不定期而趋于固定。至1933年，由文华图专定为每隔两周，在星期三下午对学生公开演讲。由于听众和演讲者的互动，这种演讲注重发问及自由式讨论，故冠以“群育讨论会”之名⁽³³⁾。其论题既有关于图书馆学及相关知识，也有时政、哲学、宗教、法学、文史、卫生等其他方面的知识。

由于群育讨论会聘请的专家学术水平高，演讲主题涉及面广，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而且大大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增进了学生与学界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

2.2.3　招生和毕业资格

文华图书科招收大学本科二年级肄业及以上学生入学，由于最初并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故实际上招收华中大学对于图书馆学有兴趣的学生，多为这些学生的第二学位。

1925年文华图书科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以中华图书馆协会名义委托文华图书科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自1926年起，设立考试，第一届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昌和广州五处同时开考招生。

关于报名资格，限定为“凡在立案大学毕业或修业二年期满持有合格之成绩证书而具有图书馆学兴趣者皆可投考”⁽³⁴⁾。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历史(本国史及西洋史)以及社会学和化学或社会学和经济学任选一项，共四门。预设额度为每年25名公费生，另有自费名额若干，并详细规定了自费转为公费名额的办法。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监督下，考试的公平性和权威性是得到认可的。而这种自主招生，也表现出和华中大学不同的特点，如接受女生报考和设立多个考点在全国招生等。由于招生简章上并未对性别加以限制，所以也有女生报名参加考试，其中不乏成绩突出者。但当时的华中大学尚无招收女生的先例，全校上下对此问题都十分关注。终于在文华图书科的努力下，双方达成共识，从此允许女生入校学习。1927年入校的陆秀就是文华图专的第一位女生，她对于儿童图书馆尤为关注，毕业后任成都四省试验幼稚园主任，颇有成就。

为了确保庚款用以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考虑到地区的均衡性，规定“每年给予之助学金应按照投考者省籍各采均匀轮选之意”⁽³⁵⁾。受到不同大学文化熏陶的年轻学生，在文华图书科的共同学习生活中，更容易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

公开招考不但为有志于图书馆事业者大开方便之门，亦使文华图书科的招生具有独立性，同时提高了文华图书科的声誉。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图书馆学教育力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种独立性在1927年华中大学停办时，为文华图书科的坚持办学提供了生源上的保障。

1941年，文华图专对于入学学历的标准有所调整，招收高中生入学。1951年文华图专由中央文化部接办，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为领导，改为公立之后，由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招生计划被列入武汉大学招生计划的一部分。

2.2.4　毕业生

至1929年文华图专独立建校前，文华图书科毕业的学生共有七届，他们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心怀热爱，就业几乎全部在图书馆，多任职于各关键部门，口碑极佳。如图5所示，他们分布在南方大部分省区和北京、天津等地，也有一部分身处国外;国内大多是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当年经历过“新图书馆运动”洗礼的地区，与他们的籍贯分布类似。如图6所示。

这七届毕业生所服务的单位除了在文华图书科、文华公书林与北平图书馆较为集中外，其余分散于各个单位，如大学图书馆、机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图书馆协会和幼稚园等教育机构。文华图专享誉海内外，与毕业生的卓越表现密不可分。他们活跃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各个岗位上，用他们出色的能力为母校树立了口碑。

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慢慢增加，文华图专学子的足迹遍及全国。1939年档案讲习班开办，1940年档案管理科开办，使文华图专的毕业生供职于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人数逐渐增多。由于两科课程颇有接近和重合之处，学生就业也具有了共通性。图书馆学毕业的学生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档案管理专业毕业生也有进入图书馆工作的机会。

图5　文华图书科毕业生分布图

图6　文华图书科毕业生籍贯分布

2.2.5　研究平台

文华图书科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培养的人才不只是要适应当下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其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培养的是可以引领图书馆事业走向的人才。因此，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促进优良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探求本土化的发展之路成了文华图专教学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1917年圣教书局就出版了沈祖荣先生主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该书在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加以变通。如初版原序所说，于传统分类法之外，“并立新法，包罗中外之书，无遗漏之患，并求检阅便，次图书目录所宜变通而增益也”。因该书供不应求，成书后五年告罄，“来相索取者络绎不绝”，故于1922年再版。再版前沈祖荣和胡庆生两位先生“彼此磋商，各抒己见”，又“与敝校(华中大学)图书科第一班诸学生互相研究，取从前之旧章，再行修改”。⁽³⁶⁾

在1922—1929年，沈祖荣和胡庆生等间有论文发表于各图书馆学期刊，涉及图书馆调查、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改良等方面⁽³⁷⁾。1929年后文华图专对于学术界的贡献主要可以从《文华图书科季刊》(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和“文华图专丛书”中集中体现。

文华图书科的教学多具有开创意义，课堂讲义也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如表6所示，17门课程中，有12门使用的是自编讲义。其中9门为授课教师本人编写。韦棣华女士自编2种，沈祖荣自编和参编4种，胡庆生自编和参编3种，毛坤自编3种，囊括了主要科目的讲义。

表6　1929年课程教材表

由于国内当时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尚在形成之中，缺乏成套本土化教材，所以这些讲义的编写往往结合了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国内的实际经验。这些研究成果还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友的工作经验。这不仅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材料，更是文华图专研究风气的开创。

在这种良好的风气之下，1932年文华图专创设研究部，专门负责对师生的研究加以规划、组织和配合。由文华图专师生编撰或翻译的“文华图专丛书”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种著书立说的风气不但在文华图专校内盛行，也使得文华学子在工作岗位上也精于业务，勤于研究，文华学子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在国内业界占到很大比例⁽³⁸⁾。

3　意义和影响：完善自身、兼济天下

文华图书科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之先河，从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从对于学校、学科和国家来看，这段历史是完善自身、兼济天下的过程。

3.1　对于学校

文华图书科创造机遇，艰苦创业，在1929年单独立案成为独立的学校;坚持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其兼容并蓄、严谨求实的办学风格和研究风气，以及注重实习和外语的教学特点逐渐形成了传统，培养出来的学生深得图书馆界好评。

创建人的筚路蓝缕奔走呼吁，维持人的呕心沥血坚韧不拔，学生的海内外口碑的形成都是这个时期文华图专完善自身的贡献。

3.2　对于学科

文华图专对于我国图书馆学学科的形成、图书馆员职业的形成和学科地位的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以华中大学一科而存在于教育系统之中本来已经意义非凡，而独立为一所专门学校更强化了它的社会认同度。在其话语体系中的“图书馆学”随着学校办学的持续，而更加广为流传。尤其当1929年文华图专独立建校时，将“图书馆学”嵌入校名，则是对这门学科的再一次肯定和宣传。

文华图专在教学相长和校友交流中不断改进的课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推动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师生作为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两端，接收新理论和实践反馈最为集中，都站在发展潮流的最前沿。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课堂讲授和工作实践的方式外化，推动历史潮流中的图书馆学发展。

正规的行业协会是判断职业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华图专师生活跃于各地的图书馆事业中，为各地图书馆协会的成立贡献了力量。尤其是1923年韦棣华女士为退还庚款奔走于美国时，对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鲍士伟发出来华的邀请，正是由于鲍士伟的来华而直接促成了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协会成立后，文华师生校友多为其中会员。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一些优秀的校友被吸收进教师的行列，学校良好的氛围为此后引入国外档案学理论和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开始创造了可能性。这是我国与图书馆学同源的档案学发展的起点。

3.3　对于国家

沈祖荣先生回忆协助韦棣华女士创建文华图书科的初衷时，这样说道：“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的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充图书馆之应用。”⁽³⁹⁾

文华图书科自创立之初，就以培养适应中国本土需求的图书馆工作者为己任，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为目的。虽然文华图专是一个袖珍型的学校⁽⁴⁰⁾，所培养的学生数量并不多，但其专业素质一直为人称道，毕业生多成为图书馆事业的中流砥柱。

文华图专师生甘于清贫而选择图书馆事业，不仅和他们所受到的专业技能训练有关，更重要的是文华精神的陶冶。文华图专的创始人韦棣华女士，从美国来华，在中国工作31年，最后鞠躬尽瘁以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老校长沈祖荣先生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爱国;文华图专更是以“智慧与服务”为校训，文华图专师生校友之中汇集和流淌着的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⁴¹⁾这些无形力量被称为“文华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这种精神不仅在文华图专和它的继承者之中，更随着文华毕业生流布于业界之内，成为图书馆界共同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

【作者简介】

彭斐章，男，1930年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中共党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教学、研究及教学管理工作迄今50余年，主要致力于目录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出版专著、主编、参编、译著共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彭敏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张安明，刘祖芬著.江汉昙华林——华中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7.

(2)魏少平编.武昌文华中学与昙华林［M］.武汉：武昌文华中学，2006：9.

(3)彭敏惠.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专的巡回文库［J］.图书馆论坛，2008(4)：115-117.

(4)文华大学.文华大学［M］.武汉：文华大学，1921：19.

(5)程焕文.一代宗师千秋彪炳——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J］.图书馆，1990(4)：54-58.

(6)据胡庆生之子胡佑盛访谈时的记录。

(7)文华大学.文华大学［M］.武汉：文华大学，1921：19.

(8)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台湾：学生书局，1997：37.

(9)蔡元培.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4(3)：391.

(10)［美］柯约翰著.华中大学［M］.马敏，叶桦，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0.

(11)韦棣华女士在此期间，于1927年9月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了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大会，并与英美等15国图书馆代表联合倡议并签署协议，宣告“国际图书馆和书目委员会”(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BibliographicalCommittee，ILBC)正式成立。后该组织改名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简称“国际图联”。

(12)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3)［美］柯约翰著.华中大学［M］.马敏，叶桦，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6.

(14)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5)“三重纪念”本应在1930年举行，但因时局动乱，各地同仁无法前来故延期举行。

(16)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台湾：学生书局，1997：37.

(17)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台湾：学生书局，1997：37.

(18)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M］.武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8：9-11.

(19)本刊.会员消息［J］.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6(1-2)：13-15.

(20)文华大学.文华大学［M］.武汉：文华大学，1921：19.

(21)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经验［J］.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2)：159-175.

(22)Boone University，Wuchang Early H istory［J］.Education Review，1918(10)：25-30.

(23)彭敏惠，张迪，黄力.文华公书林建筑考［J］.图书情报知识，2009(4)：1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