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档案保护历史的研究
我国的档案保护实践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上溯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文献遗产的保管,发展至今,有许多值得当代档案保护工作继承和借鉴之处。总结档案保护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进行批判的吸收,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好地推动档案保护工作的进步,同时从理论上丰富档案保护学研究内容,完善档案保护学研究体系。
我国档案保护历史悠久,景卫东和张效延通过考证“兰台”一词的由来,分析了它与古代档案保护之间的关系:“‘兰台’是汉代藏书处,该处是由于当时普遍用兰草防蠹而得名。”他们将汉代以前人们用药物保护文献的方法分为三类,即植物性、矿物性和动物性用药,其中植物性用药即为兰草(2)。
丁春梅认为,“宋代的档案保护工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保护纸质档案的宝贵经验”。她从宋代公文的用纸制度、保管期限以及保存条件三个方面分析了宋代档案保护的经验和特点。在用纸制度方面,其特点包括“一是公文纸的种类繁多,有黄纸、白纸、绫纸、罗纸、金花纸等;二是公文纸的质量较高,公文纸比一般民间用纸要求更高;三是公文用纸中体现等级的内容,黄纸为皇帝诏令文书的用纸……官员上奏文书只能用白纸……四是宋代首创的贴黄制和引黄制,这两项公文用纸制度的实行,对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加速公文办理的速度,有较好的推动作用”。在保管期限方面,宋代将其分为“长留”和“非应长留”两种,其中“诸制书及重害文书,若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狱案之类”应长期保存,对于非长期保存的档案,保管期限为十年,并设有三年鉴定一次的制度。在保存条件方面,除了规定用纸制度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虫防潮,如“每年都要在仲夏时节晾晒档案,并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写入宋代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诸制书及重害文书……以时暴晒’,以便档案能防虫防潮,有利于档案的长期保存”。另外,对于受损的档案,依据其受损的情况,分别采取收寻暴晒、雇人誊写等方法以抢救档案(3)。
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对古代文献保护方法经验的研究,其中,冯淳玲将古代藏书所遭受的破坏分为火灾、水祸、虫蛀三大类,并总结了相应的防火、防水、防霉防蛀之法。这些方法对今天的图书、档案保护工作仍有较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4)。
赵淑梅按档案制成材料的不同,将档案记录技术分为三个阶段——“直接取材于自然物或简单加工材料阶段,纸张记录阶段和新型材料记录阶段”,并从各个阶段的载体材料、记录材料、记录工具、信息表现形式、档案名称、档案寿命入手,分析了各自不同的档案保护方法。在档案记录技术逐渐进步的历史进程里,纸张记录与新型材料记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更好地达到了延长档案寿命的目标。(5)
尽管至今仍没有任何记录、文献证实在古代档案保护中也运用了现在的修复、修裱技术,但古人为了达到延长文献资料寿命的目的,也有专门的档案保护方法,蒋卫荣、王铭以典籍的查阅为依据,认为“古代档案保护的意识及有效途径主要集中于档案库的建筑及防火、载体材料的选择上,即从源头上把握、保证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考虑防潮、防尘及防鼠的要求。如著名的汉石渠阁、元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明后湖黄册库及皇史宬等古代档案库在建筑规划和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档案保护的特殊要求。”(6)
仇壮丽站在历史连续发展的角度,从档案材料与记录材料发展史、档案库房建筑发展史、档案保护技术与方法发展史、档案保护制度发展史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学的历史,她进而使用分类研究的方法,对档案保护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档案工作其他环节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总结出档案保护规律。这些规律被档案保护工作者沿用至今,在当今档案保护实践中仍具有指导意义。(7)她在研究了档案载体进化论时认为,“档案载体材料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档案载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8),其基本规律是:①档案载体总是朝着信息容量和存储密度更大的趋势发展;②新型载体的寿命往往要比旧载体短;③载体材料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④载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她提出,在多元化过程中,由于同一历史时期可供利用的储存载体增多以及新型载体的多重结构系统赋予其不同的寿命层次,因此这种多元化趋势有利于档案的保护(9)。
彭子菊对汉朝的“杀青防蠹”、“人工墨品”、“档案库”等档案保护技术进行了介绍。汉代采用杀青防蠹的方法,“在书写之前,先用火炙烤,使竹汁沥出,将简内的水分烘烤干,竹简由青变黄,因而称‘杀青’……杀青处理后,竹简质地干燥,不仅便于着墨书写,而且字迹经久,防虫蠹蛀,能够有效地延长简牍档案的寿命”。另外,“草药避蠹也是汉代档案防虫的重要措施”。字迹材料则使用相对稳定、耐光耐热、耐酸耐碱、不易褪色的汉墨,并使用“编策”的方法对简牍档案进行装订,用书衣和筐箧作为简牍档案的装具,不仅可防尘,而且便于储存或传递。为了保管贮藏大量的档案典籍,汉王朝开始大兴土木,在宫内外修建了多处收藏文书档案和各种典籍的档案库,其中著名的有西汉时的天禄阁、石渠阁、兰台及麒麟诸阁,东汉时的石室、东观、宣明、鸿都、仁寿阁等。(10)
周耀林对1949—2000年档案学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中国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历史、核心作者群、研究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1)。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保护研究的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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