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的产生与发展

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的产生与发展

胡昌平　张　敏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摘　要】　协同信息服务，随着信息化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产生和发展，是面向自主创新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与系统重构的延拓。围绕知识创新中的信息服务组织与技术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且取得了可资利用的一系列成果。本文围绕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组织问题，跟踪2005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展望了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支撑、信息交流体系重组与合作共享信息环境的形成、知识创新中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实践的开展，在国内外对比分析中提出了目前值得关注的前沿课题。

【关键词】　知识创新　信息服务　协同组织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Hu changping Zhang m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nation building，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are the extens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face to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Since the 1990s，around the issu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 knowledge innovation，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xplored it in many ways，and have made a series of results.This paper around the issue of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organization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tracked related researches since 2005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support，information exchange reconstructed，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cross-system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s，then presented remarkable front topics throug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Keywords】　knowledg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信息服务的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信息管理理论的重要分支，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伴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演进，知识正在成为创新的核心，知识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源泉，国家经济逐步从依赖于物质资源的低效运转转变到依赖于知识信息资源的高效运转。在这一背景下，知识信息服务的跨系统协同组织，随着创新产业链的延伸得以迅速发展。

1　知识创新发展中的协同信息服务支撑

知识创新是指新思想产生、演化、交流并应用到产品(服务)中去，以便国家经济活力得到增强，社会取得进步的过程。信息服务系统作为知识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中介^[1]。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服务系统对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的巨大作用^[2]。

由于知识创新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依赖于跨部门、跨组织、跨学科、跨地域和时空的团队协作，部门、系统、组织界限逐渐被打破，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与企业发展结合，开始重构知识创新系统。这意味着，创新主体多元化，知识来源多渠道，知识创新成为许多参与者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综合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见图1)。知识创新模式从传统的封闭式线性创新到开放创新、在线创新、分布式创新和链接创新发展。相对于传统封闭的“象牙塔式”的创新、“单向输出式”创新，当前，“脑力出租式”、“研发互动式”的开放创新逐渐成为主流创新模式^[3]。开放式知识创新强调多元化、相互依赖和双向交流的知识信息服务系统，鼓励创新过程中知识在合伙商、用户、供应商、研究机构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流动，因此，要求在分布、异构和动态变化的资源和服务环境下，实现跨系统、跨部门、跨学科、跨时空的知识和信息提供的问题，实现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创新人员紧密结合，保证创新系统中工作流、数据流和知识流的通畅，促进创新价值链各个环节耦合和互动，提升整个系统创新能力^[4]。

图1　Cyberinfrastructure结构图^[5]

知识创新发展基础决定了面向知识创新的信息服务的深化与拓展。围绕知识创新发展，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建设中，不断开拓新的信息服务业务的研究，不失时机地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协同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美国的NSF-ACP计划，英国的E-Science计划、欧盟的E-Infrastructure计划、日本的Grid Datafarm计划等都是服务于知识创新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项目。我国也相继推出了China National Grid、中国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等建设项目。科技部2002年启动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规划，拟建设高速信息网络，将科研仪器设备、超级计算、科学数据、科技文献、自然科技资源、网络科技信息等网络科技资源连接成一个整体，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大规模、跨地域、跨学科、支持实时多媒体交互、科研仪器设备和网络计算资源共享以及全方位网络科技信息服务的协同工作环境。无论是英国的E-Science，还是欧盟的E-Infrastructure，其实质都是依靠不同领域、不同机构有效合作和广泛参与，实现跨系统的资源整合和协同服务提供，在国家科技基础环境和知识创新体系中建立和领导一个大规模、跨部门、同国际协调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构建、部署和应用这个设施使其能够从根本上为科研、工程以及相关的教育领域变革提供知识信息服务。

2　信息交流体系重组与合作共享信息环境的形成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以印刷品为主的信息资源流通与交换模式正向以万维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资源流通交换模式发展。在传统信息交流体系中，信息资源的流动往往通过正式的、线性的出版机制集中起来，传统图书馆对资源的收集自然也主要集中在正式出版物上。图书馆往往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信息进行可靠、存储、组织、“本地化”整合和直接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但随着网络上开放获取(Open Access)、按需出版(Print-on-Demand)、自行出版(Self-publishing)、自行存档(Self-archive)等内容的增多，以及内容关联检索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流动路线从过去的线性状变成了网络状。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如电子预印本)，且它们的影响在增加。

OCLC环境扫描报告指出未来信息资源传播方式的改变，微内容(Microcontent)将成为信息资源传播的主要形态之一^[6]。就信息结构和知识管理领域而言，报告认为分割将是一种趋势，在内容方面的表现就是“内容迅速而广泛地缩减为比过去小得多的使用单元和互动单元”。内容不再依赖于格式，用户也不再在意内容是Web、博客、图书还是连续出版物。这对信息服务机构的影响在于:越来越多的数字内容绕过诸如图书馆这样的传统信息传播渠道，以按需配送的模式，由内容提供者直接传递给了信息消费者。

在新的数字环境下，一个信息生产者驱动、直接面向信息用户的数字化信息交流体系已初见端倪，传统的各类机构严格有序的分工已被打破，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和市场化竞争，信息传递和服务再也不必依赖资源能力、地域、知识和行政隶属分割市场和业务。任何图书情报机构，包括商业化信息服务机构都可以通过网络化环境对多种数字化资源(包括本地资源和异地资源)、检索工具与系统进行灵活的集成与重组，形成新型的信息交流体系，为用户提供适时、便利、开放式的信息服务。如果我们将这种交流体系融入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大环境来考虑，就会清晰地看到，以往那种依赖资源多少、馆舍大小、地域优势等所进行的条块分割式和自给自足式的狭隘服务格局已完全被打破，新的资源共享化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图书馆作为最典型的信息服务系统，其发展也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图2展示了未来数字图书馆社区的概念模型，未来的数字图书馆将基于共同的标准进行数据资源的加工和语义抽取，共同构建分布式信息资源加工网格，以此为基础，共享信息资源和协同服务。未来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潜力是数据和服务的解放，阻碍“网络效应”、“数字化效应”的体系结构和服务模式将面临着淘汰，数字图书馆系统更加注重展示、再利用和参与功能。展示功能意味着数据和服务必须被“解放”，展示和提取出来供其他人重新使用和更广泛地开发利用。再利用指的是提供服务系统融合的机会和框架，通过再次设定目标、重新混合或分解的方式最大化服务效应。参与是所有的用户可通过建议、链接、标记等来自由地参与建设和贡献经验。

图2　未来数字图书馆社区概念模型^[7](引自:DELOS.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2004)

信息交流体系的重组和信息网络的发展为协同信息服务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环境，促进了信息服务组织模式的变革和新的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在全球化环境下，传统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挑战，特别是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的威胁。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信息服务的质量及其满足需求的程度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协同行为的核心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有效的协同作用将会使信息机构稳定有序地发展。

3　知识创新中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实践的开展

知识创新系统关键在于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信息服务系统的开放化、协同化是实现知识流动的重要保证。国内外的信息服务机构，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商业化文献服务机构，纷纷开展了基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协同信息服务，通过信息检索系统、数字图书馆系统、搜索引擎、E-Learning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竞争情报系统等各种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服务互用，构成了复杂的社会信息服务保障系统，提升了知识创新的协同保障能力。

传统的信息服务机构具有良好的合作传统，目前，国际上已拥有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PRDLA(The 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OhioLINK(Ohi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俄亥俄合作网)、Minitex(Minitex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明尼苏达图书馆信息网)、NACSIS(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心)等100多个基于信息资源共享的协同信息服务系统，从传统的合作藏书建设、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到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联合编目、联机检索、在线书目查询、网络协作咨询等协作服务业务不断拓展。OCLC2003环境扫描报告指出:“如果最近几十年图书馆和信息的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真正重要的进步和最有意义的、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正趋向全球化。”这种合作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共享系统、基础设施和馆藏资源，甚至共享人力资源(如馆员合作为用户提供全天候的网络咨询服务)。随着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基于资源共享的图书馆联盟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协同服务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我国跨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协同信息服务，最初表现为图书馆服务中的馆际图书互借、联合编目的实现和机构间合作业务的开展。协同模式主要限于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协调和单一方式的联合书目服务。面对国际信息化的大环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我国包括图书情报在内的信息服务业正处于以部门、系统服务为主体的封闭模式向开放的社会化信息服务组织模式发展的转型期。在跨系统的协同服务中，1999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市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由上海地区公共、科研、高校和情报四大系统的19个图书情报机构组成了跨系统信息资源共享与协同服务平台。目前该协作网成员已增加到66家，通过协议的方式，各协作单位开展了以外文采购协调、馆际互借、联合网上编目、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建设等为代表的系列资源整合与共享服务活动。“国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五大子平台之一，正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协等有关科技部门的支持下进行建设。“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是全国科技信息文献系统、国家图书馆系统、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高等院校图书与信息系统、国家专利文献系统、国家标准文献系统等系统科技信息资源整合的重大工程。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信息机构之间也开始了协同服务实践。2005年11月15日英国文化部长David Lammy在布里斯托尔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以保障通过互联网络更好地获取欧洲文化遗产。^[8]2008年6月，IFLA发布其第108号专家报告:“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协作与合作趋势(Public 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Trends i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该报告是IFLA公共图书馆组常设委员会(the Public Libraries Section Standing Committee)于2004年6月开始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该项目证明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之间协调合作的趋势。^[9]

伴随着基于网路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的发展，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即时通信(QQ)和微软博客(MSN Space)、数据库服务商等商业信息服务系统迅速发展，传统的信息服务机构和商业信息服务系统之间也开展了多种类型的合作服务。从2004年初开始，OCLC将WorldCat的馆藏数据陆续加入Google及Yahoo两大搜寻引擎中。现在，最新的Yahoo工具栏、Google工具栏以及Firefox的搜索拓展已经集成了OCLC的世界书目(WorldCat)，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全球图书馆等资源。^[10]Google scholar项目组在2005年初与维普资讯成功合作之后，2006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联合目录与Google Scholar连接成功，全国的科研人员均可通过Google Scholar免费访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等40余万条书目数据。国家科学图书馆联合目录收集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图书馆以及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等400余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并通过国家科学图书馆原文传递系统，保障用户原始文献的有效获取，通过与Google Scholar的连接，实现了跨系统、跨平台、跨机构的资源和服务的集成整合，为用户提供从信息查询到文献信息获取的一条龙服务。目前国家科学图书馆正积极准备与Google Scholar在西文期刊、中文图书资源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2006年12月4日，由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主办的“网络化信息联盟(the 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会议上，Plymouth州立大学Lamson图书馆的信息构建师Casey Bisson因其研制的WPopac软件获得了梅隆基金会的MATC大奖^[11]。WPopac作为一种革新型图书馆查询软件，将图书馆OPAC以博客形式发布，提供了一种将图书馆融入因特网社会的方法。

伴随着用户查找信息的方式由访问具体的信息机构逐渐转变为基于学习过程对信息本身的体验，信息服务机构的文献资源结构、空间结构和人员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其功能和地位面临着重新定位，许多研究型图书馆开始探索如何从基于资源的信息服务转变到融入教学科研应用之中的信息服务和知识管理。如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的“教学资源中心(the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中心(Digital Collections Center)”、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新媒体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New Media Teaching and Learning)”等。它们通过与教学科研人员的充分交互与合作，全面了解教学研究活动中的信息需求，共同建立起相应的信息系统与信息结构。这些努力不再仅仅是将图书馆资源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服务嵌入到E-Learning之中，而是在E-Learning系统设计之初就关联地考虑连接和利用包括图书馆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12]。斯坦福大学计算器中心、图书馆与其他部门合作开发了课程管理系统的软件(Stanford University Course Work)已正式运作，解决了图书馆信息整合系统与传统课程管理系统的融合。^[13]

4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向知识创新的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研究是国内外近10年来关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创新服务的研究

Nishida和Haruko研究了麦肯锡公司知识创新服务的情况，认为其知识服务团队是从图书馆服务进化而来的，现在可以提供一种整合的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他们还预测了知识创新服务的未来前景^[14]。Vanessa Paz Dennen和Trena M.Paulus研究了远程学习平台中的协作知识创新，讨论了Stahl的CSCL社会理论如何可以应用于为知识创新服务的远程学习平台^[15]。

关于知识创新服务的内容和模式，马栎根据知识创新的启动、实施和检验三个阶段，将知识创新服务的内容总结为:信息选择服务、信息协调服务和信息反馈服务^[16]。李现庭认为知识创新服务的内容应包括:知识组织服务、知识增值服务、知识挖掘服务、知识开发服务^[17]。张静认为知识创新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全程链接式信息情报服务、合作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多语种检索服务三种形式^[18]。白文煜提出了个性化知识服务、文献传递服务、知识交换服务三种知识创新服务的模式^[19]。黄连庆归纳出专业信息中心和虚拟社区这两种知识创新服务的模式^[20]。

有关知识创新服务系统的研究，周永红提出了基于数字网络的知识创新服务平台构建的网络结构和功能结构，所构建的知识创新服务平台系统由一个国家平台中心、若干个平台分中心和基层的镜像站点组成，是一个分布式的网络平台系统，系统可实现信息资源的加工和整合功能、信息的动态发布功能、信息服务功能以及业务管理功能^[21]。周朴雄，余以胜提出从技术平台构建、信息资源重组和信息机构重组三个方面建立面向知识联盟创新的信息服务体系^[22]。

(2)协同概念、模型与协同技术研究

自治实体之间的协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体系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如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系统学、经济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学等。协同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然而协同的定义和过程仍然缺乏共识。史美林等人将协同工作定义为“地域分散的一个群体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共同协调和协作来完成一项任务”^[23]。Malone和Crowson在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ordination中把多种多样的“协作”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中，即专门研究“协作理论”(Coordination Theory)。他们认为，协作即管理各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自治实体管理各种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在进行协作^[24]。Malone和Crowson对各种活动中的依赖关系进行了总结，这些依赖关系主要包括:资源共享关系、生产者/消费者关系、同时性约束关系、任务/子任务关系等。

协作模型主要指用于模型化(主体)交互空间的概念框架。Paolo Ciancarini将协作模型概括为:协作模型=协作者+协作媒介+协作规则。协作者(Coordination entities):即协作中的实体，协作者可以是各种自治实体，例如进程、主体或者个人。协作媒介(Coordination Media):即用于支持协作者之间进行交互活动的介质。现实生活中的旗语、信道、黑板等都可看作协作媒介。协作规则(Coordination Law):即协作者使用协作媒介的规则^[25]。LAGrid(Learning Assessment Grid，学习评价网格)从人(协作者)、任务流程和协作交互媒介构造物三个维度将协作感知信息统一到一个处理空间，构造了三维协作感知模型^[26]。张全海、施鹏飞将分布式协作模型概括为工作流协作模型、多用户柔性协作模型、多智能体协作模型、协作中间件模型^[27]。Walter R.Bischofberger和Thomas Koflter将协同的形式分为两类，即拘于形式的协同和非正式的协同。拘于形式的协同是通过协同者之间交换和正确处理结构化的文档，并同步控制对这些文档的访问来实现的。非正式的协同的特点是，团队成员间自由交换有结构的或无结构的信息，且他们的行为受彼此的影响^[28]。史美林、汤庸等认为协同工作的关键技术包括群体协作技术、群组通信技术、同步技术、协作控制技术、应用共享技术、应用集成技术等^[29]。

(3)跨系统的协同信息服务模式

跨系统的协同信息服务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服务机制和协同机制。张健将跨部门协同电子政务服务模式概括为成员协作、信息协作和流程协作三种类型^[30]。陈朋^[31]、李楠、吉久明等根据不同的标准，分别研究了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的机构合作模式、任务流驱动模式、知识协同模式等^[32]。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工作组将跨系统协同服务模式划分为资源共享模式、政务协同模式、辅助决策模式、公共服务模式^[33]。JY Lee等研究了分布式协同环境下以过程为中心的工程网络服务，提出了两种协同模式:基于流程协同服务和基于状态的协同服务^[34]。

Peter Webster在《互联和创新的图书馆:促使图书馆更紧密联系的因素》一文中，讨论了集中式协同信息服务模式的发展，包括书目利用、联合编目、Google scholar和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合作及参考链接Crossref、口令授权(Shibboleth Authentication)等。文章指出，在开放资源和服务合作环境下，图书馆之间、图书馆和在线信息服务公司、以及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正日益紧密地合作，共享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以提供协同服务，图书馆必须以创新的服务来适应现实环境^[35]。

(4)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的技术与标准

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技术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主题:一是标准化的研究;二是协同服务平台系统结构和关键技术研究。

Peter Webster认为影响协同服务的关键因素在于标准的制定和应用，不仅包括Z39.50、Bath Profile等正式标准，还包括Exproxy、XML、OpenURL、SFX非正式的标准。欧盟森林信息信息服务网络通过发展元数据方案推动数据提供，实现用户和系统协同发展^[36]。我国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工作组将信息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划分为三类:与信息资源相关的标准，如共享指标、信息编码标准等;与技术平台互联互通互操作有关的技术标准，如分布式系统间信息交换技术要求、异构数据库接口规范等;技术管理标准。张晓林等将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集成标准规范划分为资源描述元数据、资源与服务描述，包括SDLIP、ZING(SRW/SRU、ZeeRex、CQL、ZOOM和ez3959)等^[37]。张晓林指出信息环境在不断变化，也就产生了新标准制订的要求，如有关面向知识组织和知识交流的标准规范、面向信息服务集成的标准规范、面向跨界信息集成服务的标准规范等。E Al-Masri，QH Mahmoud^[38]等探讨了服务注册标准的互操作。2007年7月，作为美国信息标准组织(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NISO)对其标准设计程序战略性重组的一部分，NISO设立了“从发现到传递”主题委员会(Discovery to Delivery Topic Committee)，以处理发现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问题，如开放链接、界面设计、网络服务等^[39]。随着人们对信息世界广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的关键问题已经从垂直标准转移到更广泛的互操作环境上。

从技术的角度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字图书馆探讨了从整合性系统走向整合性服务技术应用，指出图书馆提供整合性服务已成趋势，在提供整合性服务时，需具备的要素包括:跨系统连接(Cross Systems Link)、数字资源连接服务(Context Sensitive Link Services)、用户资格认定(Us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s)^[40]。CrossRef执行主席Ed Pentz探讨了CrossRef在构建协同的数字基础结构中的作用^[41]。Jie Bao，Doina Caragea^[42]等探讨了面向协同环境的ONTOLOGY构建与共享。Mohamad Eid，Atif Alamri^[43]等分析了动态Web服务组合系统的参考模型。张付志、胡媛媛^[44]认为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对等网络(P2P)和网格技术的发展为实现数字图书馆或其他信息系统从静态集成系统到动态服务联邦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图书馆的技术架构由以书目为中心或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为中心、以资源数字化为中心、以资源集成为中心的技术，逐渐转移到以分布式数字服务为中心的技术体系。

5　结语

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国内外关于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1)对面向知识创新的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宏观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大多数研究成果或者偏重于协同软件的具体应用进行概念介绍，或者偏重于用协同技术的某些应用解决知识创新信息服务某个方面的问题，鲜见对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整体机制的研究。

(2)对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表现在对国家知识创新的信息机制、协同信息服务的基本原理、面向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组织模式、服务评价标准等理论研究缺乏，导致了面向知识创新的协同信息服务实践开展缺乏理论框架的指导。

(3)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不够，案例研究较少，缺乏对国外经验的总结，不利于知识创新中跨系统的协同信息服务的深入研究和服务实践的开展和优化。

面向知识创新的跨系统协同信息服务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领域竞争的加剧和用户信息需求的重大迁移，知识创新迫切需要信息服务机构的优势互补，协同保障，立足于国际信息化环境和现实需求，进行系统组织的结构优化和协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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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昌平，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点负责人。1995—2005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原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原传播与信息学院副院长、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创新基地项目负责人，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99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胡昌平教授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内的项目20多项，获省部以上奖近10项。在教学中，他负责建设的“信息服务与用户”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专著《信息管理科学导论》被教育部评选入研究生教学用书。

张敏，女，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副教授，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理论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