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迷失

自我的迷失

“生命始自最最根本的目标，生存与繁殖，35亿年来，生物体从前寒武纪一路生存繁衍成了我们，从细菌马不停蹄地进化成了大脑，其间，遭受了无数来自地球内外的攻击，还经历了至少6次大规模的灭绝，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地球上的生命，很容易就玩完了，而且以后再不会出现。”这是迈克尔·舍默在《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一书中所提到的理论。这段文字，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延续的艰难，其次，生命体的本性——生存与繁殖，如果说生存有许多的成分是为自己，那么，繁殖也可以说有许多是为了社会，其实，为自己、为他人是交织在一起的，另外，生存的艰难、生命的坚强，活着的艰辛与风险不得不让我们对生命体肃然起敬，这便是书中的另一句话:“诚如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不朽的名著《物种的起源》倒数第二段所写:‘当我们把一切生物不看做是特别的创造物，而看做是远在寒武系第一层沉积下来以前就生活着的某些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时，在我眼中，他们变得高贵了。’感觉高贵是一种愉悦的情绪。”这又不得不让我们深刻地感到，回归到本质、本原的时候，我们的心胸会有多么的开阔与包容、愉悦，更加让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还给生命体一份尊重，为了这份尊重及其效果，我们的文化就需要更多内涵的、深刻的、本原的成分，否则，人们的思维就会只局限于单纯的生存与繁殖的表面层次上，而深深地陷入现阶段的、功利的竞争局面。诚然，生命中有些竞争确实残酷，但随着思维的进化、文明的进步，已经逐步摆脱野蛮，在思维进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层次毕竟越来越高，而提高关键在于，人们对本原越来越清晰，社会对人性越来越尊重，这样才能使人的思维回归到人的问题上，回归到自然的本质上，产生更多理性的思维，减少一些偏激的情感。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或许还是自我的迷失，也就是越来越弄不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是个难题，但还是别太离谱)，于是，更多地纠结于存在的现今，纠结于生存和繁殖的表面的物性，而可怕的是，如果再带有一种表面的、泛化的、急躁的、不太讲理的情绪的蔓延，就会更加让自我迷失，自我的迷失对于社会的进化来说或许是一种弯路，或许还会引发一场灾难。

让世界更美好，其实包含了很多内涵，都是服务于生存与繁殖的目标，比如，让一般的人比较幸福地活着，这就必须正确理解幸福的含义，让每个人有较高的素质，这又必须要有良好的教育，使人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让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制度，造就一个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可是这又牵涉到制度、文化、人性的和谐问题，做到人性化而不是神性化，至少在有限时间内是如此，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是人的思维，只有每个人素质的提高才是整体的提高，才能使社会文明，才容易堵住犯罪的根源，做到治本，否则，就会出现目前廉正措施与贪官、工商执法员和违法商贩、警察和小偷这样普遍的矛盾，一直在发生，但鲜见有减少的现象。

文化、精神、反思是维持自我的血脉，而幸福、财富都是表面的表现，可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么多次农民起义，似乎总有一个目标是均贫富，分财富，可是却没有均素质、分素质的，殊不知，财富的背后是什么，长久的财富背后一定是文化、精神的支撑，不仅没有均素质和分素质的，反倒每一次似乎都成为了文化的一次劫难，即便只是分了财富、均了贫富，没有了下文，又能怎么样?思维又一次回到了原点，于是，便反复地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戏剧，只是，无论如何演义，贫还是贫，富也不能长久。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当初的贫穷，于是，致富基本上成了唯一的主题，但对文化、精神、素质这些背后的东西仍然关心不足甚至顾及不到，因而，和谐的成色就不足了，这些建立不起来，贫瘠了文化，贫瘠了精神、素质，即便财富也或许只能是短命的，因为文化、精神、素质武装的自我没有真正的回来。

缺乏了基于理性的独立自我的意识，审美价值观就必然有偏差，这至少会产生三种风险，其一，鉴别能力的缺失，人云亦云，失去做人原则，鲁莽从事；其二，思维狭义，只能照顾到眼前，不可能有全局观、长久观念；其三，失去思维的自觉能力，形成思维的惰性，从而失去创造力，社会也会失去活力。其中，第一条的危害主要是盲从，会演化为大范围的非理性的危险；第二条的危害在于危及道德的建设，使道德滑坡，因为没有一种自我的力量来约束个人对道德准则的维护，小范围上依靠的是人性的良知，恻隐之心还可以维持道德的底线，但大范围的事情是顾不得的；第三条的危害在于它会泯灭个性，失去创造力，使得社会进化过程的先进基因单一、匮乏，而影响遗传的质量。可是，要避免这些危害，人的定力(来自深层次的)是至关重要的。如何让人不至于盲从(特别是知识层次的人，号称有知识，又不盲从，更是重要)，如何既让人们能照顾到更多、更大范围上的利益，又能发挥自我的创造力，社会的环境、制度，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讲究伦理秩序、关系、层次，而这种秩序的维护者是家长，传统文化在教给民众做人的准则让人自觉来维护这个秩序，每个人于是似乎都有定位。如果对现状不满足，个体可以按圣贤的思维去努力追求，教育的思维基本上是圣贤思维的最高指示，而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无法建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似乎无法建立起来，至少是缺少独立思维的勇气，也就没有多少独立思维，社会似乎已经预设了思维公理、行为公理、审美价值公理，我们就不需要去反思、去怀疑，只要按这种思维努力去做就是，否则，似乎只能引起混乱，可长久如此，思维中反思的惰性、独立思维的惰性就会蔓延，从文化到教育到伦理，自我的思维意识逐渐迷失。

有人说，中国人的普遍思维就是升官、发财，虽然这话过于实在，但这话细分析似乎有道理，社会框架是明摆着的，个体对自身的不满足，获得利益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就是升官、发财。这也加重了自我思维迷失的程度，逐渐地，在思维的领域里，声音不嘈杂，对秩序的维护，也使统治阶级权力影响越来越大。

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维持其稳定的秩序，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维持更重伦理，于是，中国人重视处世哲学，而不注重宗教，因为处世哲学谈论的是关系，框架之内的关系，这正好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形，宗教似乎在人作为独立的人来进行思维时，才能更充分的涉及思维领域，而西方发达社会人们会在普世价值框架下，更重视规则。规则是在道德价值下，法律、法规所不可违背的，在这个框架下，人人平等，似乎人情、亲情、官位、个性也都必须维护这个规则。在这个规则框架下，个性的、回归本原的、理性化的独立思维相对于伦理秩序就会比较明突出，当然，个性化也会带来自由的危害，但回归本原的、理性的、独立的思维却可以维护社会的规则，也可以带来思维、精神的碰撞发展，带来文化、文明的繁荣。于是，西方人不必考虑更多的处世哲学，独立的思维使他们更关心宗教。

凡事，有利也有弊，我们的社会秩序有其优势，但人们花在处世哲学上的精力也确实太多，不免让人感觉有些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此，就丢失了更多自我反思与独立的意识，只是忙忙碌碌地穿梭于现实之间，在感觉累的同时，开始考虑幸福观的问题，这也就是自然的了。

道德滑坡似乎是所有人对现今社会的评价，尽管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道德，政府花在文化、教育上的用于改善社会民众道德的精力很多，但就是效果不佳，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我们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不可避免地疏忽道德，但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发出了若干声讨道德低下的声音，其实，道德问题已经蔓延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谴责，因为深层次的文化、体制问题造成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堵截，而是引导的问题。所以，不能轻易指责民众的道德问题，那或许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道德，似乎在人具有独立的、理性的、本原的自我思维意识时才能够更充分地、比较长久地体现出来，似乎是经过反思、经过对人生本质的认识、经过对幸福的认识的真正回味，才能够真正明白，而不是靠朴实的情感、靠一时本能的恻隐之心、靠一时的良心发现能够维持的。所以，社会的稳定在于社会人的内心本原的素质，这就离不开人性的光辉，任何偏离人性的情绪是不利于道德的建设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段对人性的评述:“我大概要用我们在研究数学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来探究这一科学的主题。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哀叹、不谴责，只尝试去理解；最终，我把爱、恨、怒、妒、野心、怜悯等情绪，还有其他各种思想的波动，不再当成人类本性的缺陷，而是，好像冷、热、风、雷一般的自然属性。”迈克尔·舍默，将其作为其著作《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指导原则之一。别的不说，但作为研究、作为真理的探究、作为教育、作为育人，这样的态度实在难得。我们的教育观念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人的本性是有弱点的，那是因为人生都是有目的的，为了这些目的，就免不了冲突，免不了要犯错误，有两种方法可以尽量避免或减少错误，一是法律的惩治，另一个是自我意识的避免。前者需要社会的真正的法制，以理服人、以法服人，做不到的话，或许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服人，还会衍生一种对抗的情绪；后者需要优良的文化环境，或许会使得人性的这些弱点靠独立的人格、反思、自我保护意识来克服，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出现一种良性繁衍。于是，基于理性、人性、本原的独立自我意识的强化，不仅不会带来自由主义泛滥，还必然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反理性、反人性的。

在单纯的一个小范围内公平、道德的遵守规则是不需要太高的思想水平的，引起的利益冲突、利益损失也不会太大，即便有，也容易相互补偿、化解。可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平、道德的遵守规则就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这时引起的利益冲突、利益损失会很大，而且这种冲突和损失由于人性本质特点，会产生传播、震动的效应，使人生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利益的注意上，引起的问题自然会更多。因此，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强调高度和谐、高度一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素质拓展训练，其中有一个项目是，众人一排，各用食指一起托起一个很轻的横竿，要求是每个人用食指支撑横竿，整个过程中食指不许离开横竿，大家一起协作逐渐把横竿放下来，可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做成这个实验的，而且横竿不降反升，反倒转向反面，原因应该是人们自身对这种操作不可能做到精确地控制，这是这个活动中人的特点所决定的，埋怨谁都没有用，如果真能把实验做成，估计花费的精力和损失一定很多。由此联想到当今的社会，我们虽然可以抱怨公众素质低下，但似乎还怪不得谁，因为人活着的底线是生存。要改变也必须从把人作为人，增强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思维、反思的能力，从改变社会进化分子的作用出发，逐渐做出改变，逐步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社会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得到认可，以保障人的利益，促使总体素质的提高，使社会在人心层面上稳定。

如今，社会的教育似乎在一味地追求智商和情商，可是根基上的东西注意了多少，确实是个问题。智商的概念不知道从何时提起的，但智慧的概念确实很古老，因为，那代表了人类的不朽的奋斗所获得的精髓。只要有一点知识的人，一定能判断出智慧不等于智商，智商应该是大脑先天具有的以及后天训练的，对问题的反应机制的测量，而这种机制如何正确训练，如何能够接受人类的智慧，那又与社会文化、精神层次有关系。空有智商，而没有独立思维意识、思维或许会更机械。

还有一个情商的问题，情商是一个历史不长的概念，但是，在人性不能做到尊重，法制不太健全的社会，独立的人性思维意识没有建立起来，正确的审美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越是提倡情商恐怕就越会使个性迷失、道德迷失，带来更多的问题。

由于不能合理地注重智商和情商的开发，于是，非文化、非文明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学习的内容、训练的内容客观上起到了人的物性的强化的作用，而不是人性的强化，所以，激进的、功利的、机械的思维就处处存在，加速了人性的迷失、自我的迷失。

而对智商和情商如此强化，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来自于竞争的压力；二是来自于体制性功利。

这又触及教育的另一个问题，重视人性化还是物性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强化了人作为物的物性。可以说这是竞争的结果，竞争带来的副作用是对人的训练，似乎不是把人作为人，而是作为物、作为机器，不断强化，不知道将来人到底能否承得受了，说得文明些，这叫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说得俗一些，这是追求利益而不顾人性，而且这种强化似乎已经进入太多的领域。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提到:“达尔文主义讲的是一种全体规模的自由竞争，不过，正统派经济学里，自由竞争是一个受法律限制所束缚的非常人为的概念。”很显然，从动物类的竞争看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竞争，确实具有自由性、甚至更惨烈。但从文明的人类的竞争看正统经济学中的竞争观念，就应该能体现出人性的思维作用。

如果认可文明人类的竞争也是惨烈的，同时，也就有放弃了人性的危险，对惨烈的竞争的认可，那就自然会允许道德的滑坡。竞争到惨烈的程度，还有多大力度维护道德?文明人类如何面对这样的竞争?看来这个矛盾应该解决。不过，无论如何，文明替代野蛮是必然，人是会思维的，不同于动物，所以文明人类的竞争也必须文明，这就必须要依赖于回归理性的自我。

当独立的、理性的、本原的思维获得尊重的时候，社会或许就会更理性一些，功利性就会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