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随想

时间的随想

伊利亚·普里戈金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都获得殊荣的了不起的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研究对于沟通人与自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渗透起到了深刻的推动作用。他将科学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这确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强调必须尊重自然，至少是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不然就会造成对自然的无情践踏，甚至不可避免地遭受一些伪科学的侵害。

时间的意义

认识自然、认识人类(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是人类探索的目标，可自然是什么?如何形成的?有人说是时间雕琢而成的，可时间又是什么?这又是哲学上的难题。在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那里，时间更多地和空间一样可逆、可分割，但在伯格森那里，时间是绵延的、是创造的，不可分割。牛顿、爱因斯坦认为，人更多地在确定性的时间框架之内，由时间摆布，尊重于确定性，遵从于起始的条件。伯格森认为，永远要记得是创造、自我、灵感的价值。伊利亚·普里戈金则认为，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时间没有起始、终止，由此塑造的自然注定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内涵。

伯特兰·罗素曾说过:“将现代世界与以前的时代区分开来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科学，它在十七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或许是科学的阶段性的飞跃发展带来的“景致”，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深层次的矛盾，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近代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也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科学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抑制多少人文、艺术的发展，也使得社会有了相对稳定性。

然而，科学的发展，真正标志着揭示大自然复杂性特征的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复杂性探索在揭示着世界复杂性的同时，也在告诫着人们对于自然不能过于主观、武断、急功近利；在拉近科学与人文的距离的同时，也预示着科学研究与人文理念的不可分割，否则就会犯错误。

在人类科学史上，有限与无限、简单与复杂、有序和无序、可逆和不可逆，这些基本问题总是那么吸引人，因为，它们既涉及自然的一种认识论、世界观，又涉及方法论，这些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就避免不了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的武断，但谁能保证这些问题能够解决?

按伯格森和普里戈金的时间概念，时间绵延，没有始、终点，那么，时间塑造出来的自然，包括人类本身的复杂性，更不能够随意轻视。科学的发展成果还更多地集中在确定性范畴、或者说线性区或接近于线性区，对于有限与无限、简单与复杂、有序和无序、可逆和不可逆的问题，涉及不多，于是，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似乎还任重道远。然而，随着问题的探求，对时间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甚至会出现更多的歧义。

方法论

“我们生活在分离的、还原的和抽象的原则的支配下，我把这些原则的整体称为简单化范式，笛卡儿提出了这个西方的主导范式——简单化范式，对于西方17世纪以来的科学认识与哲学思考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¹⁾但在20世纪却遇到了困难，同时，作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普里戈金，在面对复杂性问题时只能求助上帝，他的研究宣告确定性的终结，对时间的特性给出了深刻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沟通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联系，也对人类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有深刻的推动作用。

有限与简单本身就是抽象的概念，按笛卡儿的主导范式，人类科学在确定性的研究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在复杂性面前，就必须要回答，哪些可以简化，哪些可以抽象，哪些可以分离，哪些可以割裂，哪些情况可以由简单逼近复杂，哪些情况可以由有限推广到无限推广。

科学思想、方法从哪里来，有哪些局限性，适用的领域有多少，这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不能把科学在局部领域的科学思想与方法一味地看成是万能的，盲目崇拜，那就显得愚昧，要知道世界里对立的真理是很多的，如果分不清楚，那至少要虚心、积极地去探讨，而不能诋毁。

思索笛卡儿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以及认识的方法论，结合伯格森的时间概念和普里戈金的复杂性探索的理论、思想、方法，让我们不得不感到思想的重要性，更明白了方法是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的。笛卡儿思想在历史上更多地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又是二元论者，于是，对主体的思维留有充分的空间，他的科学方法论也使得17世纪以来的科学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实现了哲学与科学思维的启蒙。康德也是理性主义者，在他那里，德行、智性、审美被统一到更高层次的理性、德行、智性、审美的融合，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道德的敬畏，对真善美不懈的追求成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思想与方法的宝贵遗产。伯格森的时间观念对传统理性主义决定论提出挑战，释放人类自身的创造力，其思想对普里戈金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普里戈金在非线性科学方面的成就，在20世纪科学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页，在思想上、在方法上挑战传统观念，挑战牛顿、爱因斯坦的确定性，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影响着世界的文化取向，让我们必须面对有限与无限、简单与复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逆性与不可逆性这些哲学与科学的难题，不得不面对时间这个难题。正是这些科学与哲学上的巨匠将人类的认识思想与方法带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按时间的概念，这肯定不是绝后，对于这样一个高度的思想与方法，我们有必要虚心、认真，投入激情去研究、认识这一系列闪光的思想的精华。

有限和无限、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有限和简单能够逼近无限和复杂吗?至少很多情况下恐怕不能，而其原因主要应该源于时间。没有始点、终点的绵延的时间所雕琢的自然和人类自身，具有大量复杂的特征、多元性(甚至不可测量)，随着复杂性探索的深入，已经越来越不能忽视。在数学里面我们知道，有限范畴成立的结论在可列无限中都未必成立，更不要说不可列无限的情形了，而复杂性探索表明，面对复杂性，我们以往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可能会成为“盲目的智能”⁽²⁾，即便是在以往普遍认可的硬科学领域，照样有这种危险。

两种文化

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是人类知识的两个方面，其实，按着传统的人类科学的分类，将人类的科学分为软科学与硬科学，并且传统上认为硬科学更深奥、更复杂、更有价值，而按照迈克尔舍默的观点，应当倒过来才是，而按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所面向的对象，凝结在时间上的内涵看来也却该如此，通过伯格森和普里戈金的时间概念确实应该说明这一点。看来，面对新的时间观念，科学分类应该重新界定一个标准，以至于弄清楚“软”与“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而价值标准的不清，反映到认识论、方法论上就可能出现生硬、无理地对待研究对象。而造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鸿沟越来越深的本质原因是时间，要拟合这个鸿沟，就必须重新审视时间的意义与价值。传统的时间观念无法起到这种纽带作用。

自C.P.斯诺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密切联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促进。复杂性探索成果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科学文化更多地沟通着有限和无限、简单和复杂，那么，人文文化可能本身就是面对无限和复杂的景致，作为行为的主体的文化，实在不可简单处之。

随想与思考

教育的成分到底应该含有哪些内容，我们又在执行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危害，能否有修复的办法。目前，大家基本认为，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可是，又解决不了。不可否认的是，其主要原因是竞争激烈的缘故，这除了是对人口增长的认识与策略的偏差造成的现状外，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也是脱离不了干系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理性成分过多，且有别于笛卡儿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也有别于康德的理性内涵，它其实是拟制了个性的发展、降低了幸福感，又缺少一种平衡的对真善美追求，我们的理性，似乎更偏向于功利、世俗，这就更加剧了同向的竞争。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文化有关，更多地体现着确定性的时间框架的观念。

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相信功到自然成，而且由于自上而下的遵从秩序的约束，已经使个性在受到束缚之外，创新、创造、探险精神也受到抑制，更没有了主动地从思想上，从基于思想的方法上找问题，我们善于按传统的时间观念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或者狂风暴雨式地大范围解决问题，而这种大范围狂风暴雨式的方式却摧毁了一切自在的孕育、进化的产生，这也意味着时时刻刻的常规管理、时时刻刻的平凡，却很少觉悟到，时间的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发现，都意味着奇迹的出现，都可能有不平凡产生。

然而，创造有时意味着个性化，因为个人的不同想法与特点，有时也意味着无目的、无目标，创造还经常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成分，可这些又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恐怕是理性思维所不愿意包容的，可是，除却这些，一味地理性，结果也可能演化成更多的非理性，因为有许多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无论何时，基于人类、自然、社会的根基的基本问题的思想都是重要的，有了思想，就有了建立在思想基础上的原理、原则，其次是基于原理、原则基础上的方法，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思维、文化和社会的推动力量。

我们没有把人文思想理念融入到教育的过程中，并按着人文思想的理念疏导教育对象，而是把一些确定性情况下的科学思想与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认识的方法论强加于教育对象，我们甚至会盲目地崇拜已有的科学思想、成果、发明的模式，而无视它的局限性，在文化坚强的理性驱使下，强硬地施加在教育对象身上，无情地摧残着受教育者，殊不知，这些科学的发明、发现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完成者又具有什么先天、后天的条件和环境，又接受了什么样人文精神的熏陶!可偏偏也不争气，不管我们如何卖力地模仿、突击、争强好胜，胜利之神却总是不愿意光顾我们，离诺奖的距离只见拉大，却不见缩小。这里反映出来的或许就是我们对人文文化的蔑视和对科学文化的重视，而这种不平衡，来源于我们思维上的一种惰性。

在我们的教育中，不仅不能做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沟通，而且可能出现相互轻视，造成教育思维的不平衡，现在，似乎应该看到，人文文化应该位于文化的高端，而非通常认为的低端的可有可无，科学文化只是领域的文化，文、史、哲则代表着文化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而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培养不出世界级高端人才，必然与我们教育的这种缺陷有关系。

如今，高考尺度统一，加之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无论是分文理科还是不分，都不能做到正确对待人文、艺术类的教与学，社会不能、学校不能、管理层不能、教师不能、学生也不能，于是，就形成了分与不分，效果相似，学生负担照样加重，人文、艺术文化素质照样是陪衬，说到底，社会容纳不了个性，也就必然如此。这也是过于理性而产生的效应。

有两句一直时尚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踢开头三脚”，再加上2011年的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让我们民族的弱点暴露无遗，这些恰恰都是轻视内力、泯灭个性的。为了整体的秩序，文化事实上在倡导竞争，这样一种时间演化的图景也必然呈现出目前的局面。只是我们不忍心让我们的孩子从幼小的天真中就开始辛苦的旅程，是否快乐、是否有好的前景还看不出来。

这里还是一个时间观念的问题，当我们把教育对象植入确定性的时间框架，他(她)就感受到时间坐标，在做着事先确定好的事，甚至被时间拖得疲惫不堪，个性就被溶解了，自我的概念也就渐渐淡漠了，创造自然也就没有了，演化的结果，就是同化、平凡。感受总是自己的，消磨也是自己知道，我们不妨认为这是处于时间的近处。而另一方面，在时间的远端，我们适当脱离确定性的时间框架，就可能真正享受有一定自由度，自我的完善可能就会起作用，就会有真正的创造、创新的空间。

我们经常会感到，在你不自由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太慢，就像一种折磨，而当你全身心投入某事时，时间就过得非常快，而且充实。神话故事中比喻的“天上一天等于地上的一年”也的确有道理，因为人在快乐中滋润，可以抗衰老、在忧愁中费心劳神，身心疲惫，岂有不衰老之理。人类文明必然要求生活舒适，要求有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念，有人将法国人争取人性权利与中国式勤劳作比较，确实暴露出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争取这种生活的优越性吗?当然，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还要做好，问题是在付出这么多无谓的勤劳的时候，智慧人应该能够想想是否有更好的途径。

我们的管理似乎感觉要囊括每一个细节，而不去区分管理对象的特点，甚至出现以人为管理对象的管理却按着管事的方式，况且由于法律意识的淡漠，管事的方式也出现过人性化，于是，便出现诸多的不适应。

对科研的管理太严格，生怕科研人员不努力，给出了太多的政策，太多的管理办法，结果，框框越来越多，对本应有个性空间的智慧活动都纳入了确定性的时间框架，真正的、优秀的创造还会产生吗?整天围着时间表转，还会有真正的大师出现吗?

现在，为了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管理部门一个工程接着一个工程地推出，逐渐地形成一种名额的分配，依仗投入，构筑一条“风景线”，可到底作用多大?如何衡量?经常是来了任务，马上组织人填表，给下级增加了很多的业绩、给上级增加了很多的政绩，如此生硬的时间框架，除了使人受困于整体的僵硬表面的和谐之外，恐怕不会自由多少，不知道，这种工程的思维是如何演化的。

中小学的教育，已经让学生寝食不安，还会留下童时的天真吗?童时的天真、遐想没有了，以后的个性空间还会有吗?

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是相辅相成的，人文素质表现是慢的过程、潜移默化，但是沉稳，而在功利的社会文化体系里，就会被忽视，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确定性的时间框架里是不容易体现出来的，离开人文素质的单方面的科学素质培养必然注定了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

教育的对象是人，作为自然界中最高级别的生灵，生命的进化、智慧的进化过程的漫长，其孕育的复杂性是自然的，可是，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种复杂性呢?恐怕我们更多地相信功到自然成，我们的教育中有没有考虑到人的主动性因素、人的习性、人的天性?没有，有的是把个体放到社会环境中按着初级的要求去加工。

在人的教育中，我们似乎还没有弄明白，复杂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是对人个性、自身的理解，还是所传授的知识，到底哪个简单哪个复杂，于是，就可能出现盲目的教育。比如说，有人一直不认同教学方法，认为教学的重要之处不在这。而管理者则更强调教学法，一堂课的教学，领导者很关心教案的设计，应该按照哪些步骤、哪些环节、哪些顺序安排下来，形成一个流程，我们无法否认这种要求的对与错，只是感觉，它适用于大规模的教学，因为如果没有深厚的课程背景的功底、缺乏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缺乏思想的深度，只凭方法，还是太狭义了，这也是目前教育界中为数不少的教育工作者不愿意受教育的传统规范约束的原因之一。我们如何在人文精神的理解、思想深度上下工夫，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方法，就将更有高度，而笛卡儿的主导范式，随着人类科学与人文精神、思想的进步也必然暴露出其局限性。

科学是有局限性的，它受限于人类的思想，可思想是有争论的，要想保证我们的思想、方法、技术是比较科学的，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必须虚心和大自然沟通。

美国杰拉尔德·埃德尔曼从脑科学出发，揭示人脑思维的秘密，实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沟通，如果真成为现实，人脑或许就将变成机器，似乎也很可怕，这样看来，保存一份思维的神秘似乎也不无好处。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使中国人引以为豪，历史、文化、思想的演进轨迹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都说，人是越活越明白，因为人有思维。而如今，有人说，现在人活得很明白；也有人说，现在人活得很迷失、很纠结、很无奈，当然，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理性淹没了非理性，世俗淹没了个性，创新、创造的激情恐怕就削弱了，只剩下功利和世俗。这或许就是过犹不及、反之道则动的道理。

不过，世事皆如此，存在的就有其理由，哪怕是制约功能也需要存在，这也是时间塑造的。

【注释】

(1)［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2)［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