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习榜样想到的

由学习榜样想到的

一次学生学习的经验交流会上，辅导员将本市各高校优秀学生的事迹材料介绍给学生，结果发现，基本都是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困难没有压垮他们，反倒激起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最终成为优秀学生。特殊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塑造了他们特殊的风格，成就了他们的成就，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正常环境下生活的学生如何成长得更好。我们的教育思维总认为，那些孩子在那么艰苦环境下能取得成功，而正常环境下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有更突出的表现?于是，教育工作者、教师、家长便经常这样质问我们的学生，其实，并不怪学生，这确实很难。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格，塑造了人不同的处世的风格，决定了人生会走出不同的路，这实在正常，况且，在特殊环境下的成长过程，对于人生来说，也必然有其缺憾。那么，我们能不能让更多的孩子童年有天真、有梦想、有好奇，而且还能够把这种天真、梦想、好奇心比较长久地保持，因为，那是一个人后天创造力的来源、生命的激情与动力(利用耗散结构的观点就是，系统接受外部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大小方式适当，而能够产生的自组织的结构)。

事实上，似乎从小开始的家庭、幼儿园、小学等教育过程中所树立的榜样，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立、自强类型；一种是老实听话类型。前者，往往是身处逆境，克服困难，形成自立的风格，这是一种成功；后者，则是顺应教育的特点，这两种学生都能成为好学生，但走向社会真正出类拔萃还不容易，因为还缺少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是我们的教育所不能给予的。而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可能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这种困惑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社会文化生活落后、竞争压力较小的时代，由于见识不足，个性发现不足，还没有太多地显露；而在当今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竞争压力空前的信息时代，这种困惑带来的心理压抑就会日益加重，如果压抑得不到代谢释放，就会造成心理的扭曲。我们的教育恰恰在忽略了大部分人的这种心理压抑的情况下，又没有正确的解压办法，所使用的办法，首先可能是前述的两种榜样的示范(但这对常人来说效果实在不大，因为常人要有常人的生活环境，有常人身体以及心灵的代谢方式与途径)；其次是树立远大理想或忆苦思甜教育(这就是说教)；最后可能是儒家的做人规范教育(可这个目标似乎是圣人的目标)。而更可怕的是社会上的一种新的现象，在没有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为了让孩子在社会上能够成为强者，而盲目过度放纵孩子，形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格，这其实是文化缺失的结果，所以总是陷入困局。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教师和学生都困惑的一种现状。其实，孩子们心里很明白，都想让自己很优秀，可是，正常的生理、心理现实以及社会上的诱惑使他们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除非社会倒退到新中国成立前，不然，这种情节就会不断纠结。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我们教育的根基上，即对于正常生活环境下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人生价值、人生理念缺乏基础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就必须了解、认识、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权利，认识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个性、如何引导。

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一段话:“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幻觉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是对它认真对待的，而佛学来自印度)”，冯先生认为，认识论在中国从未得到发展，“认识论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已经有了明晰的界限，而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这样能否说，政体和教育、舆论对于涉及的对象的本质性质认识的缺乏，或者不足?认识不足情况下，作出的一切结论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儒家学说的大智慧还遭到颇多的微词?为什么我们一再讲和谐，可社会上不和谐似乎并不少?为什么远大的理想、目标都很宏伟、壮观，可总是难以实现?为什么我们对学生说“好好学习，将来总会有用的”，可效果却是微乎其微。

有人说，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孔子文化将统一世界文化；还有人说，只有中国才有资格谈文化复兴，这着实让我们欣慰一把，但不可否认儒学之精华，“仁”“义”“礼”“智”“信”表面上没什么不对，但作为大智慧，总感觉其精在外围、躁在根基，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人参予的，首先要适合人，要对人性进行首先的认识，认识之后，才能够理解人类的诸多行为，然后是尊重，最后是引导、教化。然而，我们对人性认识多少、尊重又有多少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认为是大智慧的儒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保留，相反，在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有所研究。于是，有人认为孔子文化将一统世界文化，我倒宁可相信，这是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其实是在对人性的充分认识、尊重情况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法律体系健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公民意识优越性下产生的，有积极的意义。但大陆文化，对人性无论是认识还是尊重都似乎不够，于是，儒学所产生的效果就很少)。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甚至是科学独立发展至极，必将带来危害，即便文化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发展到极致，就会体现出更多的不适应)，也会是如此(问题可能不在文化本身，而在于人性，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和尊重)。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应该是多种思维碰撞的结果。

民主离不开法制，法制健全的民主能够促使各种思想的有效碰撞，推动社会发展，而儒家的学说如果在民主与法制健全环境中或许会产生效果，不然，就将产生法制与人治的冲突，因为其中包含太多人为因素，有许多不易界定的界限。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补课，重新充分、认真地对待我们眼前这张桌子，认识人性、尊重人性，在文化的根基、基础上做文章，进而构筑与时代相适应的上层文化建设，否则，目前这种说教方式，大道理、大智慧再多也注定没有效果。

文化根基上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确实不易，必须在充分认识、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加强人文教育、人文文化环境建设，以促成文化各个方面的平衡建设，以此树立人生正确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至于效果如何，那要看对人性认识、尊重的程度，因为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是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念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在生物、经济、文化，等等的演化过程中，都不可否认自下而上的“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是非线性系统的本质特性，困难的是社会各方面、各种职能如何能与之吻合。

对于教育来说，必须认清几点事实:

学生整体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在于尊重人性，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关心学生各个方面的需要。

人文不等于说教，而是在尊重个性基础上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由此相互尊重，并重塑价值体系。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尊重人性，这是可以做到的，也只有这样的文化、道德素质教育才不至于成为说教，才不至于与学生心理相距太远。

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能因为过于提倡科学教育而造成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否则，势必会产生反面效应，出现有知识无文化、无素质，导致欲望的膨胀。

激励并不总是有效的，为了迅速提高效益，不尊重人性、不尊重教育规律，而一味追求效率，于是，采用了很多激励措施，有些甚至是极端的。而过于激励就会出现极端的追求，如果把这样的例子再作为榜样，就更加延伸了激励的作用，尤其是在薄弱的文化素质前提下的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甚至会出现不择手段，过于激励、过于刺激，造成一种自觉的依赖性，并且，依赖性越来越强，还会人为地造成道德价值体系的扭曲，后果是严重的。

课程的重要性应该重新评估、认识，首先，尊重学生；其次，提高课程的效果，现在中小学的人文、艺术课程效果折扣太大，大学理工科则基本没有这类课程，这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损失很大。

课程难度和实用性问题的协调，是不是都需要学习这么多、这么难的知识?大学扩招以来，许多学校的升格，加上国家的同一评定标准和政策，不分层次地加大建设力度，使教学内容、教学难度没有多大差异，而学生基础的差异确是很大，还要应付越来越多的课程，这已经是管理体制上的紊乱(表明管理上不适应)，但又不能有效地解决。我们是说需要时间，但是否真正决定解决，现在还看不出来(紊乱的管理，带来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断推向社会，就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其实，应该实现课程难度与实用性结合，至少可以通过分层次教学来实现，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是，统一的管理，统一的导向，变成了对利益的追求，同时，放大了这种欲望，于是，一切事情就越来越复杂。

教师如何适应目前的教学对象?这就需要教师先提高综合素质，转变教育观念，这给教师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由于目前许多教师也是在这个体制下培养起来的，要想有所转变，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政府管理范围很大，政府的决策即便正确，执行起来也有难度，所以，当心政府决策的功利作用被无限地放大。近些年，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措施，其功利性显露无遗，虽然教育部出台措施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到了执行部门，其功利性就被无限地放大了，政府也无能为力了。如此，我们也只能说，政府处事不利，对管理对象认识的不足，否则，就是体制问题了。但更多的还应该是对管理对象认识和尊重的不够，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世界上华人对孩子的培养投入的精力是首屈一指的，孩子的问题，确实是大问题。不管什么原因，社会已经走到了今天，相信会走得更好，只是期待各方共同努力，让祖国的孩子更幸福，那样，祖国才能够更强大，才有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