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扫盲及其教育公平与效率观

一、早期的扫盲及其教育公平与效率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将扫除文盲列为其重点工作，将为文盲提供足够的机会学习如何读和写视为一个问题。文盲被视为受害者，因此他们的不识字被看作是边缘化状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一时期的扫盲概念演变大致可分为：

·基本扫盲。达到“这个人具有理解力，对于他日常生活中一个短小简单的陈述既能读也能写”的效果。

·功能性扫盲。“他作为一个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个人能够从事所有那些运用读写技能为他的团体和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活动，并且为了他自己和社会的发展，他还要使得自己继续阅读、书写和运算”。^[1]

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盲和literacy更多地与其他发展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和不同国家的实践表明：扫盲如同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样，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实现的。特别是对扫盲而言，个人的学习动机和爱好，最终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以及悟性和愿望的强烈的制约。只有当学文化被看作是通向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以及可以争取到更多分享社会、经济、政治的权利机会时，学文化才有意义，并且被当作追求的目标。

如保罗·富莱雷（Paulo Freire）将扫盲与巴西东北部的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关注在正规经济中为了就业的功能性扫盲，并将其视为职业培训。到20世纪70年代末，功能性扫盲指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是个体作为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作为公民、消费者和工作人员所必需的。这些能力包括：利用资源追求美好生活、读写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那时的认识是：

·文盲的存在是一种社会问题，是个体的责任；

·扫盲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良方，其目标是“扫除文盲”或“降低文盲率”；

·扫盲目标强调读写的获得；扫盲途径强调的是传授，即文化的提供；将扫盲内容理解为初始的基础的文化；

·将扫盲与基础教育视为两回事，因此扫盲仅与青年和成人相关、与校外人群和非正规教育相关。与学龄儿童、与基础教育无关。

归根结底，就是将扫盲作为弱势人群和文盲人口的补偿性的第二次机会，是落后的代名词，是一种独立的、有时甚至是孤立于生活之外的教育部分。从而将扫盲自身边缘化，成为各国政府不愿眷顾的组成部分。

——它将那些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导致的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基础教育的人群视为个体的过错和落后；文盲人群给社会带来了耻辱，而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导致的人们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采取的措施是“攻坚”或“战役”以便消除这一恶劣的社会现象。

——文盲人口被看作是巨大的未被开发的人力资源的代表，只看到提高他们使其成为现代经济的一部分。低估了扫盲的社会、政治、文化作用。

——扫盲与人生特定阶段相联系，是成人的事情。

——在内容、方法和途径上，为学习者创设的或提供的仅是终结性的主流文化的基本读写算的机会，没有容纳或排斥了相关人群的文化与背景、经验与传承。扫盲只是相当于小学一二年级的教学目标，仅限于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没有考虑基本读写算的价值及其对学习者履行公民责任与义务的作用。

——再者，除了自己学习外，他们终身被剥夺了进入正规学校继续学习的机会。永远无法改变自己低文化人群的地位，从而使自己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和底层。

——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寻求的是适合于所有情况和条件的扫盲方法与途径。扫盲的模式完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这一方面，从而导致世界大量人口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和饥饿的状态。

——太多力气花在教人读和写上，太少力气花在使扫盲成为人们拥有有益的和有用的技能上。

归根结底就是把扫盲当成一种绝对概念。或是有文化，或是文盲；或是会读写，或是不会读写。有学者指出：特别是当一个国家使用简单的方法测量并产生出官方扫盲率时更是如此。^[2]

但是扫盲的早期发展，包含了大量的未来革新因素。这就是：扫盲的功能性，对学习者个人的学习动机和爱好的关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以及学习者悟性和愿望的强烈的制约作用，基本扫盲之后的宽泛的组织结构、体制或文化环境等。这些都为此后“全民教育”、“全民素养教育”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