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2.2.3　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2.2.3.1　一般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综述^[5]

创新成功影响因素的分析始于美国。自从1964年美国国家产业会议理事会进行关于如何防止产品创新失败的报告以后，大量的研究投入到了关于导致产品成功和（或）失败的因素分析中（Griffin and Page 1996），随后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探索性和经验性研究，如英国的Project SAPPHO，加拿大的Project NewProd，以及美国的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等。

从整个研究的发展历程看，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①从案例研究到大样本比较研究阶段；②对影响因素和成功绩效的测度标准的研究以逐步形成体系的阶段；③对创新研究对象的细分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从案例研究到大样本成对比较研究

对于产品创新成败影响因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以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到以案例组研究为主，再到以通过大样本调查研究为主的过程。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探索性的案例研究以及案例组研究，把与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概括为：高层管理者，技术天才，对客户需求的识别，创新项目的潜在用途，良好的合作，企业资源的可用性，获得政府的资助等。但是案例研究的结论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狭隘性，而不具有普适性和系统性。要对产品创新成败影响因素做出系统识别，必须采用系统的大样本研究和有效的分析方法。Myers和Marquis（1969）首次通过对5个产业121家公司的567个创新项目成败影响因素的调查，开创了这方面的成功大样本调查研究的先河（Maidique and Ziger 1984）。但Myers和Marquis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缺乏严谨的分析方法使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在此后的关于产品创新成败因素的大样本调查研究中，首先取得重大进展的是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Rothwell领导的Project SAPPHO研究。该研究首次采用成对比较法，按预先假设的122个与产品创新相关的变量，对工具设备和化学产业中相同市场上的43对成功和失败的产品创新项目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有41个变量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效果。这41个变量被归结为区分影响产品创新成败的5个方面：（1）对用户需求的理解；（2）对营销和促销的关注；（3）开发的效率；（4）对外部技术和外部科技交流的有效利用；（5）项目负责人的资历和权威。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前两个属于市场因素的类别，后三个属于组织因素的类别。

与Project SAPPHO研究同期的另一项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由Rubenstein等人做出的（Rubenstein et al.1976）。与Project SAPPHO研究采用成对比较成功和失败创新项目的特征，通过统计方法识别两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这一方法不同，Rubenstein等通过对成功和失败的创新项目的成对比较，分析了创新过程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研究发现，与技术和市场成功相关的成功因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1）对特定需求界定清楚的市场的建立；（2）组织内部的沟通方式和信息流；（3）高层管理者对项目的兴趣和支持。尽管方法有所区别，但Rubenstein的研究结果在市场因素的重要性、交流和沟通、组织对项目的投入等主要方面与Project SAPPHO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1977年，Rothwell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性回顾，并归纳出与产品创新成功相关的八个方面的因素共20个变量（Rothwell 1992）。

（1）内部之间及与外部良好的交流与合作；与外部科学和技术资源的有效链接；吸收外部思想的愿望。

（2）将创新作为企业广泛的任务；有效的职能整合；尽早地使各相关部门参与到项目中；可工程化的设计能力。

（3）细致的计划和项目控制程序的执行：对新项目前端阶段的资源投入；对项目有规律的评价。

（4）有效的产品开发和高质量的生产：有效的质量控制程序的执行；最新生产设备的使用。

（5）强烈的市场取向：强调满足用户的需求；有效的客户联系；（可能的话）使潜在用户涉足产品开发过程。

（6）有效的售后服务和用户训练。

（7）创新中的关键人物的出现：有效的产品倡导者和技术守门人。

（8）高质量的管理：能动的、思想开放的管理者；吸纳和挽留高素质的管理者和研究者的能力；致力于发展人力资本。

由个别案例研究到采取成对比较方法的系统的实证研究，反映了关于产品创新成败因素研究的巨大进步，同时，研究结果也日趋系统化和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适性。但是，从Rothwell所总结的影响因素看，显然，这时期的研究还停留在较表面的层次，表现在对影响因素的特征还没作进一步的深入区分，对产品创新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未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同时，对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对影响因素和成功绩效的测度标准的研究逐步形成体系

以Robert G.Cooper为代表的Project Newprod研究持续地将有关产品创新成败因素的识别研究引向深入。在Project Newprod研究的第一阶段，项目组采用随机选择样本的方法，通过假定的77个与产品创新结果有关的变量，对195个产品创新项目（其中102个成功项目，93个失败项目）进行了调查（Cooper 1979，1980）。最终分析结果显示，有11个因素在成功和失败的产品创新项目之间表现出差异性。在这个研究中，Cooper第一次将影响因素区分为成功因素、成功的障碍因素、成功的促进因素（见表2-6）。

表2-6　Project Newprod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

与Project Newprod研究同时期的另一项著名研究是Modesto A. Maidique领导下的美国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始于1982年的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研究从环境因素、公司技能和资源以及产品和产品战略三个方面识别产品创新成败的影响因素，运用成对对比和综合统计分析方法，在对美国电子产业的158项产品创新调查的基础上，对假定的60个与产品创新成败有关的变量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7），有27个变量与产品创新成功显著相关（Maidique and Ziger，1984）。

表2-7　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对产品创新成败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研究对影响因素的特征做了进一步的归纳，并且研究方法上也更加系统和科学。但是到此为止的研究包括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都还没有关注产品创新成败的测度标准问题，从而没有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传统上的研究只考虑了产品创新成功的单一维度（主要是财务上的回报），这对于创新项目成败标准的衡量是不够的，因为，创新项目的成功可有多个衡量标准，比如对市场的影响，对公司未来发展机遇的影响等。而不同的因素可影响产品开发结果的不同方面（Cooper，1987）。

表2-8　Cooper（1987）界定的产品创新成功维度及测度指标

Cooper（1987）在其领导的Project Newprod研究的第二阶段，一改以往研究对产品创新成败测度标准不作深入分析的传统，第一次从财务绩效、机会窗口和市场份额三个方面，分10个测度标准界定了产品创新成功的测度标准（见表2-8），并对各种影响因素与各绩效标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见表2-9），从而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果说Cooper（1987）通过界定产品成败的测度标准，并对各影响因素与各种测度标准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使产品成败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话，Calantone和Benedetto（1990）对各种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则使产品创新成败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表2-9　Cooper（1987）的分析结论：与不同成功维度相关的因素

Calantone和Benedetto（199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Cooper（1980a，1980b，1981，1987）的研究中没有对环境变量和可控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展开的。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变量是Cooper（1980）所提出的变量组，其中，可控变量包括：商业实体方面的因素（13个变量），信息获取的性质（11个变量），活动的熟悉程度（12个变量）；环境变量包括：公司的资源能力（8个变量），项目的性质（20个变量），市场的性质（15个变量）。Calantone和Benedetto首先做了三个基本假定：（1）可控变量组内和组间有相互作用；（2）环境变量组内和组间有相互作用；（3）环境变量和可控变量之间有相互作用。通过正规的统计分析，Calantone和Benedetto对各种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做了详细的解释。

纵观这一阶段及此前的研究，有的专注于对产品创新成功因素的识别（Cooper 1987，Voss 1985），有的专注于研究产品创新失败的原因（Hopkins，1980，Cooper 1979），大部分研究则通过比较创新成功和失败，以识别影响新产品成败的因素。在成败对比研究中，Project Newprod研究强调产品特征，同时关注市场和组织因素，Project SAPPHO研究关注组织方面的因素，而Stanford Innovation Project则强调产品特征、产品战略和公司组织因素。然而，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原因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会导致相同因素对产品创新的意义的不同（Balachandra and Friar 1997）。这些不足使研究对产品创新的成败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一个相对表面性的水平。

●第三阶段：对创新研究对象的细分研究

1997年，Balachandra和Friar从市场、技术、环境和组织四个方面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关于R＆D项目和产品创新成败因素的研究，发现很多主要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Balachandra和Friar的总结性研究成为产品创新成败因素研究转折的标志。相同时期及以后出现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特定背景下的产品创新成败因素识别。与以前不同的是，试图识别影响产品创新成败的一般性因素的研究开始减少，研究开始朝考虑特定背景因素下的具体化、专门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三种趋势：

其一是就某些特定因素对产品创新成败的影响进行研究（Benedetto，1999；Rochford，1997；Polk et al.，1996）。Polk et al.（1996）从高技术产品创新的特定背景出发，从技术风险的角度，对高技术产品创新项目的成败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作者将Cooper（1981）研究中所用的变量组加入特定技术风险变量后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能力和风险、产品独特性和卓越性、高技术项目的特征、充足的资源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因素对高技术产品创新的成败有显著影响。Rochford（1997）通过对完全创新性产品和改进型产品的对比，分析了产品创新过程所包含的阶段活动对产品创新成功的影响。Benedetto（1999）从战略活动、战术活动和贯穿于NPD过程的信息收集活动三方面对产品引入市场阶段的成败关键因素进行了识别。

其二是考虑背景变量的产品创新成败标准测度研究，如Griffin和Page（1996）的研究。Griffin和Page（1996）认为，全面的产品创新成功是不存在的（基于以前对产品创新的三个独立的成败标准：基于消费者满意的，基于公司财务成功的，基于技术或创新过程成功的），评价一个创新项目是否成功要根据创新项目战略而定。

其三是跨国比较研究（Calantone et al.，1996；Mishra et al.，1996），如Calantone et al.（1996）对中美两国不同企业产品创新项目影响因素中的可控变量进行的比较，Mishra et al.（1996）对中国、韩国和加拿大不同企业产品创新的成败因素做的比较研究。Mishra et al.（1996）认为，尽管新产品成功和新产品开发之间具有全球性共同的相似性，但是，国家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的不同是不会有完全一致的模式的。同时，不同产业间产品创新的影响因素也可能有差异。他们还建议，未来的研究应在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形式和公司规模方面进行区别，应探索引起这种差异的系统差异，以使研究结果更加深入。

2.2.3.2　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科学知识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源，企业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取前沿的科技知识，促进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要素有效组合，可以促使企业新产品开发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获得市场上全新的产品（Faems et al.，2005；Klevorick et al.，1995；Belderbos，Carree＆Lokshin，2004；Monjon＆Waelbroeck，2003）。

产学合作创新具备了一般性创新的特征，所以一般性创新的影响因素都会对产学合作创新产生影响；同时由于产学合作创新还涉及合作双方的合作动机、合作方式、组织距离、文化距离、技术距离等等特殊的影响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将对产学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综合已有国内外学者有关产学合作创新理论、一般性创新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结合产学合作创新特点，本研究通过产学合作创新的战略动因、组织动因、关系动因、技术动因、资源和软能力动因、环境动因对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总结。

●产学合作创新的战略动因

（1）合作创新产品的定义

产学合作新产品/系统在投入开发之前，必须从很多无序繁杂的概念中把它筛选出来，对其概念进行定义。如果新产品的概念定义不清，则后续的创新活动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很大（Cooper and Kleinschmidt 1993，1995，Calantone and Benedetto 1990）。早期产品的定义的准确与否，是直接决定整个新的产品/系统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重要因素。在所有开发工作开始之前，高质量的新产品定义包括了对目标市场、产品的概念定义、市场定位策略、产品需求和特殊性的界定（Cooper 1996）。清晰的产品/目标定义，包括整个项目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所需要的项目团队的成员（Pinto and Slevin 1987）。不少学者都曾研究过新产品目标的清晰定义对整个项目的成功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高技术的项目领域里。只有在产品的定义清晰，目标界定充分的情况下，项目才能按照计划开展，公司才可以组织安排创新活动的继续进行。

（2）对合作项目所处行业的了解程度

Balachandra和Baelin（1984）以及Maidlque和Ziger（1984）的研究表明，新产品进入的市场的外部环境将成为技术创新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从社会法律、传统文化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好恶偏好、生活习惯、修养水平等都将成为新产品进入市场所必须考虑的因素。Cooper（1975，1979，1980a，1980b）、Cooper和Kleinschmidt（1993，1995）在其关于产品创新成败因素识别的对比研究中认为，包括市场规模在内的市场吸引力方面的因素在新产品项目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市场规模对产品创新成败有显著影响。

Mike Hobday和Howard Rush（1999）以及Halman（2001）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对行业的管制对于合作创新的绩效存在显著影响，政府关于产品和工艺质量、环境及安全标准等方面的广泛而严格的管制成为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风险。

（3）对竞争对手的了解

许庆瑞（2002）认为，企业在进行创新战略决策时，必须考虑竞争对手的情况，具体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企业的规模和资源的构成；对比在资源运用上的效率；反省本企业在学习知识和经验方面的效率；如何能保持本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要注意两类：一是竞争对手在发展技术方面掌握了些什么知识；二是他们根据这些知识实际能够作出怎样的创新。Cooper（1975，1979，1980a，1980b）、Cooper和Kleinschmidt（1993，1995）通过实证得出市场竞争状况与新产品绩效有显著相关关系。本研究的项目访谈结果也显示，合作创新所面临的市场虽然具有一定时间的技术垄断期，但是竞争对手的行为常常可以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的绩效。

（4）对政策环境的了解

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公共政策构成了企业创新项目的政策环境。政府通过公共政策为企业提供创新资助、技术人才激励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资源和能力，相应地，接受资源的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项目选择时也难免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Balachandra＆Raelin（1984），Maidique＆Ziger（1984）等的研究都显示了政府对行业的管制对创新活动有显著影响。Halman等人（2001）的研究显示，政府关于产品和工艺质量、环境及安全标准等方面的广泛而严格的管制成为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发现因素。Montoya-Weiss＆Calantone（1994）认为，政府对行业的管制，迫使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以摆脱现有的限制。

（5）研发战略的开放程度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不仅是一个在企业内部创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从企业外部吸收信息和知识的过程（Cohen＆Levinthal，1990）。企业不是孤岛，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会逐渐与外部组织、机构和个人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联系，企业的外部联系也是技术创新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Holger Ernst，2002）。Katila和Ahuja（2002）在研究企业的研发战略过程中，运用了一种机制来评估企业研发战略的开放程度，即用“开放度”这个变量来评价企业的研发战略。开放度这个变量可以用企业从外部寻找的知识源的数量多少来表征，比如说，公司从外界寻找新的资源和利用原有资源的程度。他们的研究表明，研发战略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献证实，与外部组织的联系，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Bonaccorsi＆Piccaluga，1994）、竞争企业、供应商、传统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政府主管部门（Sternberg，1989）、现有市场用户（Mey-Krahmer，1983）等，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非常关键的途径。

（6）正确的合作动机

企业方参与产学合作的动机及其对合作成果的预期，将会直接影响其对产学合作绩效的评价基准，因而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产学合作行为与过程。Andrea Bonaccorsi等人（1994）提出了一个产学合作的概念性评价模型，将企业参与产学合作的动机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获取处于技术前沿的突破性技术与技术信息以取得有利的技术定位；②提高企业对外部技术发展的预见能力；③通过产学合作提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内部能力；④通过合作关系中产学双方的资源共享与互补来降低研究成本和风险。因此，产学合作双方在合作关系正式建立之前需要共同就合作项目的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确定相应的评价参数，这将有利于合作关系的最终效果。

（7）清晰的合作目标

Hausler et al.（1994）、Klofsten＆Jones-Evans（1996）对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表明，合作目标的清楚定位意味着合作的双方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合作的本质。Chisholm（1996）的研究表明从跨组织合作框架中抽象出来的合作目标必须被合作双方理解和接受。合作的目标一定要清晰（Geisler et al.，1990—1991；Hausler et al.，1994；Klofsten＆Jones-Evans，1996；Burnham，1997；Jones-Evans＆Klofsten，1998）、准确（Geisler et al.，1900）、灵活（Ghoshal et al.，1992）、真实且情景性强（Cukor，1992），才能使合作顺利进行。合作的目标是合作得以开展的前提。相关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合作的组织之间需要明确合作的任务和责任（Cukor，1992；Gee，1993；Davenport et al.，1990a，b）。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对合作目标的清晰的定义对合作的成功起积极作用。

本研究把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的战略动因概括为表2-10。

表2-10　产学合作创新的战略动因

●产学合作创新的组织动因

维度方面的影响因素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历来所关注的。在产学合作创新中，组织维度这一影响因素在合作创新、跨组织合作中更加重要。

（1）跨组织创新团队的特征

①合作企业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影响公司动态能力的重要因素（Teece et al.，1997）。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涉及识别有效的资源、与这些资源进行互动、获取知识/技术资源、把新的知识/技术资源整合到企业原有的系统中去等过程，因此组织的结构对知识和技术的转移都起着影响作用（Zmud，1982）。Burns和Stalker（1961）用如下三个维度来表征组织结构的有机程度或机械程度：组织层级的数量；组织高层控制掌握知识的程度（中心化程度）；规则和政策的相关度（正规化程度）。

作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企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不断地使其内部的经营环境与外部环境相协调一致的过程。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为了创造出更有效的资源整合模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组织结构正从传统的科层制逐步向网络化方向发展，企业组织结构趋向柔性化、扁平化和网络化。Kolodny，Stynme和Denis（1996）研究了瑞典、法国和加拿大引入较高创新技术的12家公司，发现创新成功的公司接近较扁平的组织结构，通讯交流较水平化。

②建立跨组织边界的创新团队

Henderson＆Clark（1990）认为，公司现有的研发组织结构一般有利于工艺上的渐进性创新，对于产学合作创新这样的以突破性创新为主要形式的创新，原来的组织结构就会妨碍那些要求人员和小组以新的方法沟通、协作的创新。创造一种组织上的环境，使产学合作创新能在其中发展将是关键的。而以突破性技术创新为主要创新形式的合作项目，要求的组织结构与传统的渐进性技术创新项目不同。根据组织结构观点，公司如果不创建新的跨组织创新团队来设计突破性创新产品，它们就会受到严重的挫折（Christenson，2000）。

基于科学研究的产学合作经常需要在合作过程中不断交互，跨组织边界的团队是进行产学合作创新的最合适的组织形式。这种具有多功能团队的组织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有助于培养团队成员的合作精神，锻炼双方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来自企业和大学，具有不同背景、专长和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跨组织创新团队更具有活力，工作效率也更高。

③项目团队的稳定性

项目团队的稳定性对于项目来说非常重要，整个项目团队的成员能自始至终（从概念形成到进入市场）投身于一个项目而不是仅关注某个阶段，会使项目更容易获得成功（Cooper 1987）。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甚至是一些企业的兼并重组，不仅仅改变了项目组的构成和成员的配置，甚至使得项目被中止（Hobday 1999）。在很多创新项目中，由于各种因素（裁员、企业兼并）使得项目成员发生流动和变更，从而造成整个开发项目的不连续性。在实际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常会遇到有些项目小组的成员要兼顾好几个项目的情况，使得无法将精力集中在某一个项目上，当几个项目开发时间发生冲突，不能很好地调配和安排。市场条件的苛刻增加了在项目员工配置上的压力（Hansen and Rush 1998）。在企业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骨干成员常常抱怨：“我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个项目上，太多事情分散了精力，而且整天忙碌。”所以项目团队的稳定性，尤其是核心成员的稳定性对于整个项目的开发都比较重要。

④合作形式

学者们通常将合作的形式分成基于资产的和基于合同的两类（Das＆Teng，1998；Gulati，1995；Osborn＆Baughn，1990）。Chung-Jen Chen（2004）在他的关于知识属性、联盟特点、吸收能力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相互共享资源的实体合作比基于合同的合作更有效。编码化的知识更容易通过市场或合同传播，知识的编码化程度越低，越难传播，越要依赖于组织特有的运作；知识共享这种合作方式更适用于明晰知识的传播，而人员交流更适合于缄默知识的传播。

Michael D.Santoro（2002）依据合作水平的不同将合作方式划分为研究支持、合作研究、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等类型，它们将会由于在资金来源和人员结构上的差异而对合作绩效产生影响。张米尔、武春友（2001）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产学合作模式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包括技术入股模式、提成支付模式、紧密合作模式、技术接力模式和自主产业化模式。

（2）创新团队成员的特征

成员的特征表现为高管层对项目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拥有高水平的项目经理、项目倡导者和技术桥梁人物等关键人物的存在、大学科学家、项目组成员的责任感、高素质项目成员的存在等几个方面。

①高层领导对合作项目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Andrea Bonaccorsi等人（1994）提出并且用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参与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和投入也是影响产学合作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帮助克服创新过程中的很多阻力。例如那些项目组成员在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后可以拒绝转移或者兼顾其他的项目（Rothwell，1992）。高层管理者对项目的支持，可以使项目获得充足的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等）（Pinto and Slevin，1987）。在过去的研究中，无论是在项目层面，还是在公司层面（Cooper and Kleinschmidt，1995，Maidique and Ziger，1984），高管层的支持都被认为是影响产品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被提到得最多的因素之一（Balachandra and Friar，1997）。由美国学者Rubenstein等人（1976）进行的一项著名研究，选择了103个成功和失败的创新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产品创新过程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研究发现，与创新项目成功相关的因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被清晰界定有特定需求市场的建立；二是组织内部的沟通方式和信息流；三是高层管理者对项目的兴趣和支持。上海市科委软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组在上海地区对产学研联合成功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后发现，影响成功的前三位因素分别是：合作各方领导者的重视；选择合适的对象；正确的合作方式和战略决策。并且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项目经理也表示在合作创新上，如果企业的高管层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项目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甚至在一些重大项目中，企业高管亲自担任项目经理。

②高水平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是创新项目小组的负责人，也是核心人物，直接负责领导整个团队的工作。项目经理的经验和水平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展成功与否。平庸的项目经理（拙劣的管理水平、商业嗅觉和社交能力）对产品的创新速度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出色的项目经理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沟通协调能力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他能够及时地帮助和指导团队成员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架起团队与外部环境接触的桥梁，及时地将外部动态信息引入项目团队，调整工作计划。

在合作创新项目中，项目经理有很强的权力，支配资金、人员以及其他资源（Hobday，2000）。由于创新系统涉及多个技术领域，而且整个系统非常复杂，对项目经理技术水平的要求就更为突出。项目经理的技术背景会影响到技术创新的成功。同时，整个项目由多个子项目组成，使得负责整个项目的经理需要具有较高的协调管理能力。

③项目倡导者和技术桥梁人物等关键人物的存在

作为产品创新型项目，倡导者和技术桥梁人物是两类重要的角色，他们会对项目的成功有重要的影响（Rothwell，1992）。项目的倡导者是积极支持创新项目并富有高度的责任感的一类人。他们在项目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给予大力的支持（Rothwell，1992）。这类人物的存在会加速新产品的创新（Kessler and Chakrabarti，1996），而且会为新产品开发活动取得更高的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Markham and Griffin，1998）。

技术桥梁人物指的就是那些善于利用自己基于组织机构和自身特性的能量来影响组织进而加快新想法、新主张产生的人物（Chakrabarti，1974）。技术桥梁人物（gate-keeper）是组织内外部信息传递和扩散的关键人物（Marquis，1969）。他们一般是具有高技术水平的科技主管人员、技术核心人物，能帮助促进内部的知识在跨职能的团队间的流动（Rothwell，1992）。在凝聚内部技术人员和培育新的技术人员方面也起到关键作用（许庆瑞，2000）。合作中技术桥梁人物对于合作绩效的影响作用非常大（许庆瑞，2002；Michael D.Santoro et al.，2002）。

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有些合作的参与个体对合作起的作用比其他的参与个体要大，尤其是涉及先进的想法和创意的时候。这种能力取决于参与的个体对于自身能量（Pfeffer，1981）的定位和使用，分为基于组织结构的和基于个人特点的。基于组织结构的能量指的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务层次和关系网络；基于个人特点的能量指的是个人的技能和性格方面的特质（Pfeffer，1981）。技术桥梁人物往往由组织的高层管理层指派，并赋予其正式的职位和权力（Pfeffer，1981）。能力较强的技术桥梁人物通常能够融入所合作的组织的非正式的网络（Schon，1963）。除了个人的性格特质外，组织要求技术桥梁人物要懂技术、对市场敏感、进取心强、对方向的把握能力强、对政治敏感，是个在不同的组织间能够自由流动的人物（Chakrabarti，1974；Smith et al.，1984）。有能力的技术桥梁人物还通常要具备韧性、说服力和创新精神（Howell＆Higgins，1990）。

④大学科学家的参与

Fiona Murray（2004）系统地研究了学术发明家（或者科学家）在加强产学研网络嵌合程度方面的作用。该研究认为由于科学家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科学知识界的网络将企业吸纳到科学社区中去，所以，科学家从学术研究机构带来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该研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科学家的职业经历形成了科学家的社会资本。从职业经历中获得的科学家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本地实验室网络”，意思是该科学家在做学生，或者做研究时期的老师、同学、学生等等；另一种叫做“社会网络”，指的是在工作中通过合作研究、竞争结识的同一领域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对于企业将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转化为企业技术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

⑤项目成员的责任感

项目成员的责任感包括项目经理在内的高级经理以及其他普通成员的责任感，是对整个创新项目的认同感以及责任心（Pinto and Slevin，1987）。这样的责任感会将项目组成员紧密地团结起来，增加项目团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克服在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在创新过程中，跨企业的组织由来自于不同公司以及部门的人员组成，成员之间的协调较普通产品复杂。对合作项目的责任感则能将彼此间的关系维系并持续到项目的结束。创新需要一种非常规的高度授权、承诺和个人的责任心（Hobday and Rush，1999）。

⑥高素质的项目组成员

产品创新的团队需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易于合作，富有进取心。技能生疏，缺乏经验，往往严重阻碍项目进度，而专业的项目成员和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会促进产品创新的成功（Lester，1998）。合作创新涉及的技术往往很复杂，对项目成员的技术背景和技术能力要求更高。需要项目成员间的合作共同完成，要求成员具有较强的协调沟通及合作能力。创新过程面临高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成员具有充足的进取心和自信心，以克服创新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因此，需要高素质的项目成员。

（3）组织的沟通机制

不同部门以及组织内外部良好的沟通是产品创新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Rothwell，1992；Pinto and Slevin，1987）。组织内部的沟通机制对于产品的创新非常重要，包括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交流沟通。组织的沟通机制不仅包括大学与企业的沟通，还包括创新网络与外部的频繁交流。

Mohr和Nevin（1990）认为交流的过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决策制定的过程，也是活动组织的过程、权力执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组织间的忠诚度和承诺度增强的机会。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大学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良好的沟通对合作的成功起积极作用。

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4）将企业与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良好的沟通、交流作为产学研合作网络嵌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他们认为：交流，在产学研合作中应该被具体定义为企业与学术研究机构中的个人间交换不同的信息、观念、想法的过程。R.E.López-M art ínez etal.（1994）在同时对大学和企业的有关人员的调查中发现，如果存在着良好的沟通方式，产学之间组织文化的差异并不阻碍合作的发生。

正式的沟通形式包括定期的技术交流会议、技术文档的交流、技术备忘录、电话会议等等。正式有效的沟通会使得开发过程中诸多的变更达成一致，避免众多的参与单位由于沟通不畅而相互推诿，无法准确把握其他合作者的意图和进展，分工内容不能较好地匹配和耦合，从而影响整个产品系统的开发进度。非正式的沟通通常通过项目成员之间以及与用户之间的面谈和口头协议进行，这既是项目成员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在实际创新活动中，协调和维持项目顺利实施的最常用的手段和方式。组织内的横向管理和任务界线扩展创造了一个适宜激发创新的环境（Brown＆Eisenhart，1997）。

本研究把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组织动因归纳为表2-11。

●产学合作创新的关系动因

（1）合作历史和经验

一些企业在产学合作中常常试图建立起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性地进行合作研究项目。通常合作关系维持得越长，双方在各种资源上承担的义务越多，双方在研究目标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双方产生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也会越低（Andrea Bonaccorsi，Andrea Piccalugadu，1994；Michael D Santoro，2000）。这种持续的合作关系，将有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原有的合作经验对企业和研究组织间的合作成功起积极作用。

表2-11　产学合作创新的组织动因

（2）社会关系紧密程度

产学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与信任关系也将对产学合作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Geisler（1995）在他的组织间关系理论（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基础上，指出产学合作的初始条件对于合作关系的持续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在建立合作关系最初相互信任关系越强，在价值观和心理认同上存在着的先期基础越多，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就越能够持久地维持。

Michael D.Santoro（2002）的研究也表明，产学合作各方的关系越紧密，合作的实际绩效越高；如果能够在合作初期建立起紧密关系，则其对合作绩效的贡献要比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对绩效的贡献更大。

（3）利益分配

在一些产学合作实践中，尽管合作双方的各种条件都具备，但由于产学合作双方在利益上的潜在冲突而使得合作过程非常困难。胡恩华、郭秀丽（2001）指出，根据合作初期各方谈判地位的不同，各方可能还比较容易达成一定的协议，但随着合作项目的进行，合作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常常不能达成一致，从而出现各种经济冲突和利益纠纷，最终对产学合作的有效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在一些合作中，利益安排机制是否设计合理甚至可能成为产学合作成败最为重要的因素。

曹焕元、李小伟（2002）认为寻找合作双方的“利益均衡点”对于产学合作绩效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袁建文认为在如何利用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上的分歧，往往也是造成产学双方无法充分合作的关键所在。

（4）合作信誉

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合作者的良好信誉对合作的成功产生积极作用。Chung-Jen Chen（2004）在他的关于知识属性、联盟特点、吸收能力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和磨合正相关于知识转移绩效。

（5）信任

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承诺程度对合作的成功起积极作用。合作中的较高程度的信任对合作的成功起积极作用，较高程度的冲突对合作起消极作用。Davenport等人（1999）通过对新西兰产学合作的商业增长技术项目（technology for businessgrowth programme）的研究，指出了信任对于产学组织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有的学者在分析产学研合作时，集中分析了信任和契约，以及社会资本对于产学研合作的影响（Kirsimarja Blomqvist，2005）。之前的研究已经将信任作为合作联盟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Casson，1991；Buckley＆Casson，1988；Larson，1991）。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合作绩效取决于交易的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可以间接地由信任程度决定。没有信任的合作交易成本会很高，因为合作的双方没办法保证对方的行为不是投机行为（Casson，1991）。在Larson（1991）的研究中，信任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Larson得出的结论表明，成功的合作更需要的是合作双方彼此的信任，而不是合作契约。以国内的产学研合作为例，合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与学术研究机构间缺乏信任。

（6）文化差距

创新对于企业文化具有背景依赖性（Leifer等人，2000）。Morison（1966）通过对美国海军如何开发并采纳连续瞄准火炮的创新案例的分析，指出面对创新常常存在“活跃的保守主义”——主流组织为维护现状而做的积极努力。这种守旧性将使任何成功的组织或系统很难实现自身的革新。活跃的保守主义问题在大多数成功的企业中都是适用的。一个企业的历史常常与目前的战略、结构、人及文化结合在一起，抑制创新，阻碍适当的变革。Richard Foster（1986）考察了从1955年到1975年真空管行业的主导企业的变化，指出主导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存在的三个失误之一就是文化问题。Tushman＆O'ReillyⅢ（1998）指出成功企业的文化惰性——企业在长期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价值观、群体网络以及传奇和英雄人物把一部分认识拘囿于如何行事的共同期望之中。组织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企业的这种文化是它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提供了一种不必改善或强化其正式的控制系统，就可以有效控制和协调员工的方式，促进渐进性技术创新。然而，一旦面临突变，这种曾经培育了成功的文化会迅速成为变革的主要障碍。Tornatzky和Bauman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产学合作中具有支持合作的文化的大学研究人员对合作的绩效有着更大的贡献。

胡恩华、郭秀丽（2002）认为，长期以来大学科技成果评价中忽略了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结果导致科研不是面向市场需求，仅是单纯追求学术价值和地位而进行与实际脱节的研究。因此，大学未能给企业带来有效的技术供给，加之企业方面也常常因为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而最终导致产学合作有效性和绩效的下降。

（7）技术和知识差距

由于合作双方需要一些共同性的基础和知识背景以推动交流的发生和进行，因此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知识可表述性越强、深度越低，对合作效率的积极影响越大。例如在一些行业中，由于存在着自己独特的行业知识语言，并且有相当多的技术和知识是以隐性知识或技术诀窍的方式存在，这会使该领域的可表述性降低，进而降低合作效率。此外，合作参与者之间在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太小，参与者之间的知识互补性就会有所欠缺；而知识差异太大，则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又将会面临障碍。因此，Jeffrey L.Cummings等人（2003）指出，知识结构的差别也会影响合作的绩效，并且两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U型）。这一点可以从如下研究中得到证实。研究表明，有内部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比没有内部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更倾向于与大学合作，并且企业内部的研发活动有助于提高产学之间知识交流和信息沟通的效率（ConceicÃo Vedovello，1998）。

（8）空间距离

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地缘上的相合程度积极影响合作。地缘关系指的是合作双方的物理距离（Mansfield＆Lee，1996），是合作双方驻地之间的距离（Fritsch＆Schwirten，1999）。有三个变量可以表征地缘关系：合作双方的所在地或地点（Mcdonald＆Gieser，1987；Landry et al.，1996；Fritsch＆Schwirten，1999）、合作双方的物理距离（Katz，1994；Mansfield＆Lee，1996）和合作者之间的交通时间（Katz，1994；Mansfield＆Lee，1996）。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以上的变量都是绝对量，要衡量地缘关系对合作造成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当地的交通情况等因素。

Dill（1999）指出了产学合作双方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性对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影响。Luukkonen等（1992）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地理位置的临近性与文化相似性可以增强产学合作参与者的合作紧密程度，并由此在合作的紧密性与产出之间形成相互增强的正反馈关系。地理距离对产学合作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合作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效率和成本的影响来实现的。大量对于信息流的相关研究表明，超过一定的距离之后沟通的频率和效果都会出现急剧的下降，从而降低合作的绩效。Saxenian（1994）在总结硅谷成功的经验时，指出了各参与者在地理上的距离对合作关系的影响。他认为硅谷的成功不是简单地集合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更重要的是企业内的工程师们可以方便地共享大学里的各种信息、交换试验数据和解决方案。这种地区性集群的影响常常在各种研究中被提及，一般与这种集群的距离越远，技术转移的效率越低（Lester and McCabe）。

（9）大学知识保护程度

王毅、吴贵生（2001）认为知识源转移意向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转移的知识的数量和质量，转移意向越弱，越不愿意把知识转移出去，就会有越多的知识不愿转移而沉淀下来。转移能力指知识源在组织内以合适的方式解释说明知识并将知识进行转移的能力。在转移知识的过程中，知识源充当的不仅仅是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根据知识受体的特征对知识进行适当分解，以合适的方式进行转移。知识源的转移能力越强，知识转移就越顺利。知识转移方对知识的编码能力、对知识接收方反馈信息的把握能力都会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知识源如何针对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知识、不同的知识需求主体，选择合适的知识传递方式，将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成本和效率。

本研究把产学合作创新组织之间的关系因素归纳为表2-12.

表2-12　产学合作创新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产学合作创新的技术动因

在我们的实际调研中，产学合作创新也非常强调技术维度的影响因素。

（1）技术的生命周期

Roussel（1991）认为，技术生命周期是指某一项特定技术从萌芽、成长、成熟直至衰退的全部过程。Hamilton和Singh（1992）针对技术生命周期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来源是不同的。技术获取的方式与技术生命周期有直接关系。在萌芽期，新技术刚刚开始出现，其应用领域已经被发现，但是企业界一开始没有明确的应用概念，这个阶段开展研究的主要是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界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在成长阶段，技术潜在的应用价值基本确定，技术从实验室技术开发进入到产品技术开发阶段。进入成长期后，技术进步速度开始下降，新技术知识已经被企业所接受并开始学习，技术溢出速度开始加快。在衰退期，在技术上和工艺上的改进几乎完全完成，技术很容易被模仿。Ford（1982）和Tyler（1991）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的萌芽期，企业多采用合作方式获取所需的外部技术，而在成熟期，会较多采用技术购买的方式获取所需要的技术。

主导技术相对成熟，才使得相应的技术活动能够比较熟练地进行，包括设计、开发、测试等等。技术活动的熟练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赞同其是几类影响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Barclay，1992）。技术的成熟性，并不是否认产品创新上的技术的新颖性，而是指开发的工具、测试的手段以及采用的一些系统构架工具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成熟性。

（2）技术的变化速度

Scott（1992）指出技术知识的变化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快速的变化和缓慢地变化是其技术知识变化速度的两极，变化速度是由产品创新和消费者偏好变化的速率来衡量的。当技术变化速率较快时，企业会偏向提高开放度，来整合内外部资源，采用较多的组织资源以便更快获得更多的技术，合作创新的绩效也比较高；相反，当技术发展缓慢时，企业努力的重点则在市场方面，侧重于对顾客知识的整合方面。S.A.Zahra（2002）也认为，不断加快的技术发展速度，将有利于产学合作。

（3）技术复杂程度

Simon（1979）认为技术复杂程度是以技术系统中不可分解的技术单元的数量来衡量的，也有学者以技术的新颖程度（Ford J.D.，Schellenberg D.A.，1982）、新技术中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与技术概念的数量、零件数量、零件之间的关系程度（Miyazaki K.，1997）、技术步骤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Abernathy等，1978）。技术复杂性给企业吸收增加了难度，会影响企业组织的知识吸收和积累（Nonaka，1995），但是从技术创新收益的角度看，技术越复杂对于技术拥有者保护性越强，因此，技术的复杂程度与技术创新收益绩效也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S.A.Zahra（2002）也认为，不断增加的技术复杂度，将有利于产学合作创新。

（4）技术的外显性

对知识外显性和可表述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的内隐性方面进行的。Polanyi（1962，1966）最早提出了知识内隐性概念，他认为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远远超出所能解释的部分，其原因在于知识是无法明确阐述的，是属于直觉的。他将这类知识定义为隐性知识。除此之外的另外一部分是可以用书面语言加以记录的，可以明确表述的知识（Winter，1987；Anderson，1983；Hedlund，1994；Nonaka，1995）。

Chung-Jen Chen（2004）在他的关于知识属性、联盟特点、吸收能力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被转移知识的明晰程度正相关于知识转移绩效。具体来说，编码化的知识更容易通过市场或合同传播，知识的编码化程度越低，越难传播，越要依赖于组织特有的运作；知识共享这种合作方式更适用于明晰知识而人员交流更适用于缄默知识的传播。

（5）模块化程度和标准化程度

Langlios和Robertson（1992）指出模块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它通常是指一个模块分离与重新组合系统的过程。Sanchez和Sudharshan（1993）指出模块化是将复杂任务分解成相对简单的活动，同时各个活动能够独立进行，以有效管理产品和流程的方法。Clark K.B.（1993）把模块化分成三种层次：生产模块化、设计模块化和使用模块化。模块化程度较高的技术，是以一种嵌入式的协调方式取代传统的使用管理权协调生产开发的过程。Rosen（1994）认为技术的标准化程度有利于技术网络的形成，可以协调不同技术间的结合；可以减少产品差异，减少成本；可以增加互补性产品的供应，有利于企业产品研发活动；当企业的学习曲线附着于标准化技术时，有利于降低学习成本。

（6）路径依赖

Eva M.Mora-Valentin et al.（2003）在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提出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对合作起积极作用。

本研究把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技术动因归纳为表2-13。

表2-13　产学合作创新的技术动因

●产学合作创新的资源和软能力动因

充分的技能和资源可以使公司（团队）顺利地执行特定的技术活动。管理技能与资源也是项目成功的一类因素，这里的管理能力指各种组织内部的软能力，包括了营销的能力、内部的协调管理能力、学习能力等（Cooper and Kleinschmidt，1995）。

（1）各类资源的支持

合作创新资源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充足的资金支持、良好的研制平台及工程实施的设备作为物力资源的支持，以及各类的人力资源充足、专门知识库和外部智力资本的支持。

①充足的资金

新产品的研发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要有充足的预算（Cooper，1996）和R＆D的投入（Montoya-Weiss and Calantone，1994；Maidique and Ziger，1984）。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需要更为巨大的研发资金的投入与支持。

②利用高校的先进设备和检测设施

充足的物力支持指的是需要有良好的开发设备、先进的试验装置（Rothwell，1992）等作为产品创新的平台。

③充足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新产品开发的另一关键要素，招募、筛选和培训合适的各类人才，以保证项目进行所需的各种人力资源的充足（Pinto and Slevin，1987）。这里的人力资源包括研发人才、管理人才、工程师以及复合型的销售人才。尤其是复合型的销售人才，在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过程中，他们是具有技术背景和销售技能的一类人才。理解客户的需求，利用开发工程师而不是普通市场人员来与顾客保持联系，利用产品的原型来获得顾客的反馈以取得更好的效果（Nightingale，2000）。

④大学可转移的技术成果

Kim and Wilemon（2002）认为，当跨组织创新团队现有的知识不足以应付复杂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将寻求外部的研究例如学术研究成果或者其他公司的经验，即外部智力资本的支持。在整个团队里共享经验和知识将有助于新产品开发项目的顺利实施，而有效利用外部的科学资源和技术诀窍，主动地采纳外部的想法（Rothwell，1992）来解决实际碰到的问题，往往会促进成功。Cooper（1996）也指出新产品开发和实施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缺陷，需要通过外部专家的协助，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⑤资源分配程序

财力雄厚、资源丰富的大企业把资源中的大部分投入到较低风险的渐进性创新之中。理性的决策者是以风险的调整为基础把资源分配到最大的机会上去。而企业的决策者通常是风险厌恶者。公司持续预算配置主要是配合企业当前的业务发展需要，而不是用以从头到尾地资助结果并不确定的突破性创新项目。而且，企业内部的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对突破性创新者而言，要从企业得到资金、设施和人员的支持普遍存在困难，他们将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求这些资源（Leifer et al.，2000）。

在模糊前端非正式地获得资助非常具有代表性。项目小组成员可以通过其非正式网络，设法借助研究人员使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以及公司的物资和设施，来自行推动项目发展。突破性创新项目正式立项后，资金不足的危险依然存在。来自非正式网络的资金都是不稳定的，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创新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远远超过正式预算额度的研究开发资金。由于创新的生命周期通常要持续10年或10年以上，一个项目的支持者和资金来源变换两三次可以成为通例。因此，获取资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项目精英们坚持不懈地为获取资源而努力，对于其冒险事业得以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Deborah Dougherty＆Cynthia Hardy，1996）。

（2）软能力

拥有更多技术技能的企业能更容易地进行新产品创新的相关技术活动（Cooper，1996）。强大的技术能力是整合外部资源和知识的首要条件（Nightingale，2000）。

①企业吸收能力

在创新能力的众多组成因素中，利用外界知识的能力是其中关键的部分。我们发现，挖掘和利用外界知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原有的知识。从基本层面上说，这些原有的知识包括基本技能、与合作者使用共同的语言以及熟知企业所在领域的科技发展动态等。这样说来，这种原有的知识是一种识别信息，吸收信息，并将其应用到商业末端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吸收能力”（Cohen＆Levinthal，1990）。吸收能力决定于被延长了的投资的过程和企业内部的知识积累，并且是路径依赖的（Mowery et al.，1996）。这样，针对企业吸收能力的持续的投资成为企业有效利用外界资源的必要的条件。与上述研究同时进行的关于更广泛技术转移的文献认为，相关的技术技巧的掌握对于技术的内部转移具有积极的作用（Rosenberg＆Frischtak，1991；Agmon＆von Glinow，1991）。Gambardella（1992）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吸收能力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从外部资源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具有较高水平吸收能力的企业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从外部资源获取的知识并应用到本身的技术创新活动中（Tsai，2001；Makhija and Ganesh，1997）。

②企业内部研发能力

Jeffrey L.Cummings等人（2003）指出，知识结构的差别也会影响合作的绩效，并且两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U型）。研究表明，有内部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比没有内部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更倾向于与大学合作，并且企业内部的研发活动有助于提高产学之间知识交流和信息沟通的效率（ConceicÃo Vedovello，1998）。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把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资源和软能力动因归纳为表2-14.

表2-14　产学合作创新的资源与软能力动因

●产学合作创新的环境动因

（1）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曹焕元、李小伟（2002）认为作为知识产权接受方的企业常常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认同和利用机制，寻找合作双方的“利益均衡点”对于产学合作绩效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大学对于R＆D成果一向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而且有很强的动机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以突显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相反的，企业对研究成果的态度则是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以充分获取其市场价值。

（2）政府优惠政策

政府部门除了可以在政策上引导产学合作，还可以从资金与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产学合作进行直接的推动和支持。政府在R＆D中的直接经费以及在工业中由于杠杆作用而影响的经费可达科研总经费的20%～25%（R ELópez2M art ínez etal.，1994）。例如在美国，26个工程研究中心（ERC）在资金上得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NSF）的长期支持，其中21个工程研究中心（ERC）在1994财政年就通过各种途径得到1178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因此，Elias G. Carayannis（1999）等人指出，没有政府基金的支持，美国工程研究中心的成功就不可能存在。产学合作作为一项具有较大风险性的商业性质的活动，其风险的提高必然也就要求在利润方面得到对风险的补偿。因而在政府政策上，多数CEO都希望降低R＆D相关税率，取消双税制，由政府出面建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技术导向资本基金等优惠政策。

（3）中介组织在合作项目中的促进作用

Elias G.Carayannis（1999）指出，尽管在产学双方之间存在着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性，但它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却常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果由大家都信任的第三方出面协调，双方会比较容易合作（Pfeffer和Nowak，1976；Powell et al.，1996）。可见在此过程中，中介组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大大降低了产学合作参与者在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并可以借助于中介组织的市场声誉取得产学合作双方的信任。硅谷、128公路等项目的成功，也说明优越的产学服务平台（如大学科技园、高新开发区）对于产学合作成功的巨大作用。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从政府牵线等媒介获取产学合作项目信息是两者共同的重要渠道之一。此外，企业与大学在产学合作项目的来源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政府引导或安排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而企业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形成了市场导向。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把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环境因素归纳为表2-15。

表2-15　产学合作创新的环境因素

2.2.3.3　小　结

产学合作创新不仅具备了一般性创新的特征，而且由于产学合作创新还涉及合作双方的合作动机、合作方式、组织距离、文化距离、技术距离等等特殊的影响因素，且这些因素将对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综合已有国内外学者有关产学合作创新理论、一般性创新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结合产学合作创新特点，本研究通过产学合作创新的战略动因、组织动因、关系动因、技术动因、资源和软能力动因、环境动因对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总结，为下一阶段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