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3 知识消化能力
知识消化能力是指企业分析和理解从外部获取的知识的能力(Kim,1998),在产学研合作情境中,如第四章所述,知识消化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对具体化的外部知识进行重新编码,以便于同组织内部原有知识融合和推动重新编码知识在组织内部的能力(Zahra&George,2002),知识消化过程类似于SECI知识创造模型中的知识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在探索性案例中具体表现为一部分人(主要是参与产学研合作项目的企业工程师或研发人员),在与学研机构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感知和理解学术知识的原理、规则、体系、性能,掌握操作的一些技能和知识。
在企业知识理论中,吸收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反映了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认知障碍,Cohen和Levinthal(1998)最早提出吸收能力的概念,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评价、消化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Szulanski(1996)认为吸收能力是知识接受者认识和估价外部信息、消化吸收、应用它的能力。Mowery和Oxley(1995)认为吸收能力就是企业所需的用来处理转移来的知识中的默会成分,以及对所引入的知识进行修正以适应企业特定使用的广泛的能力集合。Kim(1997,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指的是企业理解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创造新知识。为何本研究不直接选用为大家所熟悉的“吸收能力”呢?
从字面上看“消化”与“吸收”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消化与吸收从本义上看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的。消化(digestion)的本义是指机体通过消化管的运动和消化腺分泌物的酶解作用,使大块的、分子结构复杂的食物,分解为能被吸收的、分子结构简单的小分子化学物质的过程。吸收(absorption)的本义是机体从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到体内的过程,即是将消化了的营养物质摄入有机体内,以供己所需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消化是手段,吸收是结果。消化是为吸收服务的,知识消化过程是吸收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因此本研究选用“知识消化能力”而不是“知识吸收能力”加以区分,目的是强调企业在产学研合作情境下对外部引入的带有高度抽象和高度编码的学术知识进行解析和理解而非强调同化的过程。因此两者的含义在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的方面并无本质区别。本研究借用前人部分对吸收能力的测量对产学研知识消化过程进行测量。
目前对于吸收能力的概念和度量还没有达成共识。本研究从企业(知识接受方)的沟通编码能力、企业先验知识基础(prior knowledge base)和消化活动三个维度对知识消化能力进行测量。
6.2.3.1 沟通解码能力
Monger(1982)认为沟通能力,指的是通过恰当的沟通行为来有效实现个人目标的知识能力,包括沟通编码能力和沟通解码能力。与知识源的沟通、编码能力相反,沟通、解码能力是指接受者的聆听、快速反应、专心的技巧能力。强的沟通解码能力增强了个体从事活动的能力(Berman&Heilweg,1989)。通过活动,个体间关系得到发展。因此,沟通能力便于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并使关系得到发展。Dong-Gil(2002)实证了知识接收方的沟通解码能力对知识转移的显著性作用可以从沟通的频率、沟通中的反馈情况、通过沟通对联盟伙伴的影响程度、正式沟通渠道的完备程度四个维度来衡量。
6.2.3.2 先验知识基础
先验知识基础用来表征组织原有的知识存量对知识转化和创造效用的影响作用,其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基本得到众学者的广为认同。如Szulanski(1996)认为吸收能力是先验知识的函数,用9个题项对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进行测量。Lane和Lubatkin(1998)发现先验基础知识有利于对新知识的辨析与评价,Cohen和Levinthal(1990)认为,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基础既能促进保存新知识的能力,也能促进使用新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组织原有的知识基础会影响到新知识的获取、使用和流转。对于知识接收方而言,如果不具备与即将转移来的新知识相关的知识基础,就无法理解和吸收转移来的新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知识之间的衔接必然发生困难。Wathne(1996)认为组织所拥有的先验知识越丰富,知识吸收的效果将会更好。从组织层面上看,企业过去积累的相关知识的特征影响企业获取、评价外部知识的范围,有助于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消化能力的提高。
6.2.3.3 知识转移活动
Cummings和Teng(2003)总结了三种相互依赖的转移活动:对待转移知识的构架及嵌入性的评估活动,组织结构的组建和调整活动,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活动。Cummings(2002)在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中考察转移行为,不仅实证了转移行为对研发知识转移结果的直接影响,还实证了转移行为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Cummings和Teng(2003)用参与转移活动(如文档交换、做汇报、碰头会、联合技术培训等,列出了11项活动)的人数来测量知识转移活动。Simonin(1999)、Cohen和Levinthal(1990)用企业为知识转移和知识创造活动所愿意提供的资源来测量知识转移活动,认为投入越多越有利于知识转移的最终绩效。
综上所述,基于第三章探索性案例分析以及第四章关于产学研合作知识创造过程的理论分析,本文设置的测度指标体系见表6.3。
表6.3 产学研合作知识消化能力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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