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是世界著名大学的灵魂
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要追溯到公元11—12世纪,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是,反映现代观念的大学,大约是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其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的时间。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大学,其中又有多少是著名的大学呢?据国际大学协会早年的统计,全世界有9 000所大学。现在,估计只会有增无减,这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但是,很难有精确的统计,因为每年都有新的大学诞生,同时又有一些大学关门或合并,所以大学的数目一直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至于世界著名大学的数目,更是难于界定和统计,因为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统计数字。20世纪末,据美国的统计,它们有3 642所大学,其中有125所研究型的大学,有25所顶尖大学(实际上是26所,有两所并列)。由此推论,全世界堪称为顶尖大学,恐怕也只有50所左右。由此看来,美国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学和二分之一的顶尖大学,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国和强国,这正是现今美国能够成为科技、经济和军事强国最重要的基础。
著名大学这个词,在人们心目中是颇有分量的。它之所以备受人们青睐,不仅仅因为它是千千万万学子们向往的圣殿,而且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因此,每个国家特别是正在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都把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作为重大国策之一,并列入国家重要工程予以支持。
那么,著名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呢?它著名在什么地方呢?依我看,世界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二是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他们在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和艺术界堪为领袖式的人物;三是取得具有突破性的创造性成果,在理论上或应用上具有重大的价值。这三点都离不开创造,所以创造是著名大学的灵魂。灵魂是相对于人的躯体而言的,是指心灵、思想,比喻对事物起统帅作用的因素。很显然,一所著名大学如果没有创造这个统帅的因素,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办出特色,与普通大学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
(一)
人的意识是其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一旦这种意识上升到理性或理论的高度,它又对人们的行动起着指导作用。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样,它是一定目的的反映,没有目的的教育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们的教育目的又是由什么指导的呢?从理论上说,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其教育的目的,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形态,并能达到与其相应的目的。
世界著名大学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办学理念。纵观世界著名大学发展的历史,每一个著名大学都是与一个有创意办学理念的校长分不开的。所以,教育界有一句约定俗成的名言:“大学校长是赋予大学灵魂的人。”由此又引申出另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办学风格,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这话并非是溢美之词,事实就是如此。因此,一所大学办得好或不好,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决定于校长,或者说决定于大学校长的独特的教育理念。大学校长赋予大学的灵魂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是指导著名大学建设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提到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我们不能不首先谈到德国教育家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贡献,是他开了创办现代化大学的先河。洪堡是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他于1809年创办了腓特烈·威廉大学(后改为洪堡大学),他提出了德国大学的新理想。[1]什么是大学的新理想呢?洪堡认为,德国大学应当进行改革,要按照新的理念来办学。他的独特的教育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学教学中,首先要使学生对于各种科学的统一性有相当的了解;其次要培养学生从事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是对学生从事研究进行指导,学生的任务是独立研究。他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到19世纪后半叶,德国大学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洪堡的教育思想成为一股变革的潮流。正在这时,美国的老式学院开始衰退,一群美国的开明大学校长借鉴洪堡的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具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大学能够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世界公认的领导地位,其原因要归功于这一批研究型的大学。[2]
美国第一个推行洪堡办学模式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于1876年成立。该校聘请从德国毕业的博士为教授,直接传授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这就使得洪堡的教育理念迅速地在美国生根、开花、结果。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曾赴德国柏林学习,在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前,他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学术研究将是这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前进指南和激励器。”他又说:“大学的重要的使命是研究生教育或称作高级教育,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和提高学者的水平。”[3]吉尔曼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长达25年,他实践了自己的办学理念,不仅使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而且在创办美国式的研究型大学方面起了先锋作用。
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声名最显赫的私立大学。它之所以有名,乃是由于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有一套自成体系和运转自如的培养人才的模式,这就是“哈佛模式”。哈佛大学建校已有372年的历史,前后共经历了26任校长,平均每任约为13年,最长的为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24—1926)校长,在任达40年之久。尽管哈佛大学的校长不断地更换,但是哈佛的精神没有变。每一位哈佛大学的校长,既坚持了哈佛的优良传统又不断地创新,使哈佛的办学模式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近年刚刚离任的哈佛大学前校长、现任荣誉校长的陆登庭较为概括地阐述了哈佛的办学理念。他认为:“教育是创造一种氛围,提供一个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不仅学习新知识,而且学会提问,进行独立思考;与此同时,大学的另一个使命就是发现和生产新知识,传播并对其进行阐释、更新和校准。”他又说:“哈佛大学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的公共发展空间。”“在哈佛,创新的空间随处可见——更多基于探寻性的自我教育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的方式多种多样,教学已经从一个复杂的概念转化为不同想法与概念,如学生组织小组讨论、花大量时间自学,学校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课程、参与实验,以及自由学习不同学科和课程的极大自由度。”[4]从这一段叙述中,我们看到“自由、独立、探寻、创新”的精神,就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中,这就是它长久不衰的灵魂。
耶鲁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它的成功也是与该校的校长们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卓越的才华分不开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当选的校长都是成功的,但是由于那些著名大学有着遴选校长的科学、民主的办法,有着像竞选总统那样严格的标准,所以它们最终能够选聘到最优秀的校长。武汉大学与耶鲁大学是姊妹学校,1986年我曾被邀请参加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班罗·施密特(Banno Schmidt)先生的隆重就职典礼,随后又访问了美、加许多著名的大学,并同这些学校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据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耶鲁大学曾遇到一些困难,那时的校长和副校长在危机之下纷纷辞职。就在这时,年轻的研究生院院长雷文(Richard Levin)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被推为新任校长。自1993年至今,已整整15年了,他的确不负众望,不仅是近年来对耶鲁大学贡献最大的校长,而且被誉为“特别有智慧的校长”。那么,他的治校方略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通才教育,他说:“通才教育以教育本身为目标,与实际的功用无关;它主要是培养学生自由思考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目的……通才教育能使我们有批判自己、界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能力……它使我们抵挡偏见与不宽容的想法,进而推进我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的悠久传统。”[5]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卡伊·埃里克森评价说:“做校长成功与否,不在于一个人资格有多老、多有经验,而是看他有多少智慧。”这里所说的智慧,就是校长的办学理念,也就是治校的灵魂,而雷文就是美国那些著名大学中众多的有灵魂的人物之一。
美国芝加哥大学是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ohn Davison,1839—1937)赞助,于1891年创办的。自建校开始,该校一直重视学术研究,营造创新的学风,致力于学派的建立。第一任校长哈珀(Harper William Rainey,1856—1906)定下的办学理念是:“大学首先是教授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其次才是培养学生。”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所以该校不仅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在学术界赢得了极高的赞誉。20世纪初,哈佛大学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评价说:“在哈佛只有思想,没有学派;在耶鲁只有学派,没有思想;而在芝加哥,既有学派,又有思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芝加哥大学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摇篮,在迄今为止的6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就有24个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经济学派,不仅对美国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以上仅仅只是介绍了世界著名大学中少数几个大学的办学理念,其实每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在其办学过程中,都有许多有建树的校长,同时也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办学模式。例如,牛津、剑桥的模式是寄宿制和导师制。约翰·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长期担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他的办学理念是:“大学乃是一切知识、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20世纪2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为全州服务。30年代美国教育家阿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提出了现代教育观。他说:“大学成了有意识地献身寻求知识、解决问题的机构,是批判性估价成就和高水平地培养人的机构。”60年代初,克拉克·克尔提出办“巨型大学”的理念。70年代初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的理念。1998年10月,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前瞻性大学”的理念……
相对于西方著名大学而言,中国也在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当然是众望所归的事。不过,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差距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缺少具有独创性的办学理念——大学的灵魂。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像蔡元培、陶行知等少数几个有独特的治校思想的教育家外,我们现在绝大多数校长没有创新的教育理念。不是中国没有优秀的校长,而是没有遴选校长的公开、民主制度;不是那些校长没有创新思想,而是没有表达他们创新思想的自由空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应当解决的时候了,否则,我国的大学只能模仿而没有创造,只能尾随而不能迎头赶超。
(二)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一文中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6]在这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用了两个崇拜来表达他的人才观念,以说明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由此说明,世界顶尖的学校,必须培养出顶尖的人才。因此,培养领袖式的人物,不仅是著名大学的任务,而且也成了它们的荣誉与象征。
我所说的“领袖”,不仅是国家元首,也包括文学、艺术、科学、经济以及各行各业里堪称为领军式的人物。在世界著名大学中,不论哪一所大学,都可以列出一长串杰出人物的名单,他们的肖像有的被雕刻成塑像竖立在校园内的显要地点,有的被悬挂在大厅或印在宣传画册里。这些做法,无非是把他们作为偶像,除了显示学校的成功以外,更主要的是对后学起到激励的作用。
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不仅是历史最悠久而且也是最负盛名的著名大学。那么,它们的魅力是什么呢?牛津大学出了29个首相,而剑桥大学出了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仅从这些数字就可以说明它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些著名人物当中,像思想家培根、斯宾塞、罗素,物理学家牛顿,大诗人弥尔顿、拜伦,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尼赫鲁、布托、昂山素姬,我国数学家华罗庚,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国徽设计者林徽音都先后出自于这两所学校。牛津大学的传统是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首创性和独立性。学校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培养的不是温顺的羔羊,而是事业的负责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要独当一面,担负起领导工作。”正是这样的强烈的使命感,才不仅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英国人,而且也为世人所向往。它们的魅力是什么呢?很清楚,英国人把它们当成一种传统、一种象征、一种怀念、一种追求,这就是魅力之所在![7]
美国自1983年开始评比最佳大学,哈佛大学连续多次排名第一,故被称为美国“第一大学”。它成功的秘诀是:历任校长的高瞻远瞩;成功地募集教育经费;深思熟虑的办学理念;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对探索创新的热情和忠诚。迄今为止,哈佛大学共出了6位总统,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是出自哈佛。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虽是哈佛的肄业生,但他毕竟也受到哈佛的某种熏陶;盖茨的同学、现任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是世界前十名的大富翁,也出自于哈佛大学。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当中,有不少出自于哈佛大学,如竺可桢、杨杏佛、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江泽涵等。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大批杰出的人才,是因为哈佛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其中案例教学就是久负盛名的。据说,哈佛的教案已累计两万多套,它们不仅来自于美国成功的案例,而且也搜集了欧洲许多著名的企业管理办法,甚至连中国的海尔、今日等集团的改革经验也很快上了哈佛的教案。哈佛采用这种办法培养出来的商业精英,不仅是“皇帝女儿不愁嫁”,而且个个身价百倍。
巴黎大学成立于1253年,至今已有整整756年的历史,它不仅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且在世界上素以“知识与艺术的圣殿”享有盛名。虽然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巴黎大学一分为13所独立的大学,但是它们既各具特色又保持了悠久的传统。巴黎大学的创始人是罗伯特·德·索邦(Robert de Sorbon,1201—1274),为了纪念他,中世纪时用“索邦先生”称呼神学院的教授,后来把它作为对巴黎大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的尊称。700多年以来,出自于巴黎大学的杰出人才不计其数,如哲学家德尼·狄德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吕萨克、李普曼、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莫瓦桑,生理学家路易·巴斯德和克洛德·贝尔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著名教育家费尔迪南·比松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外,还有像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等众多的政治家。正是这一批又一批的英才盖世的“索邦先生”,使巴黎大学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世界著名学府。
(三)
人类的历史是通过人们创造性的劳动不断向前推进的。在这一方面,那些著名大学或称为研究型的大学,更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一所大学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输送人才,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和为社会服务,以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保有“世界老大”的地位。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美国自建国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的方针,教育大国造就了科技大国,进而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2000年度,美国教育投资是6 000亿美元,占GDP的7%。R &D投资为2 600亿美元,占GDP的2.79%,占29个经济合作与发展成员国的45%。[8]在科研重大项目投资上,美国也是不惜工本,仅从近年一些项目的投资就可见一斑。例如,建立生物圈2号,投资2亿美元;发射哈勃望远镜耗资15亿美元;研制火星探路者拨款2.66亿美元;寻找外星人投资1亿美元;建立国际空间站投资500亿美元;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耗资500亿美元;建造超高级原子对撞机耗资110亿美元;建设月球城投资1 000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经济实力也就是科技实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诺贝尔奖的100年历史上有75%是美国人(包括在美国工作的人)得奖的原因。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历来是基础科研的主力军,因而它们也就成了造就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麻省理工学院是蜚声全球最好的工科大学,据统计,美国工科大学的教师中至少拥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学位的占11%,在大企业的领导人中,出自于该校的更是多如繁星。麻省理工学院在科研成果方面,也令人刮目相看。在查尔斯河校区的实验室,曾发明了雷达和海军火炮发射自动装置,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提早到来。另外,麻省理工学院在航天技术、太空旅行等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媒体实验室”,也被称为是创造未来产品的实验室。[9]后来,这个做法传播到欧洲,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了“星辰实验室”,它也被称为“思想培养器”,来自33个国家的70位科学家在这里创造未来的产品,如时间机器、会飞的机器人、水下机器人、量子意识、纳米技术,等等。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说,他们要把美国式的创业精神与超前科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欧洲的创业中心。
普林斯顿大学曾经是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学校,这里也是人才荟萃、硕果累累的地方。据报道,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宣布,核聚变实验室获得重大突破。在一次运行实验中,该实验室托卡马聚变试验反应堆装置释放的纯聚变功率达到10.7兆瓦,超过了预定10兆瓦的目标。这让人们受到鼓舞,因为核聚变能量最终获得应用,将给世界能源开发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英国私立剑桥大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而且也是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如果按单个学校来统计,剑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有63位,位于全球大学之冠。1994年7月,我赴英国布莱顿参加第16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大会,会后应剑桥大学化学系弗莱明(William Flaming)教授的邀请,与该系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并有幸参观了这所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最高学府。通过参观与交流,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所大学之所以名声显赫,是由于它拥有世界顶尖的教授和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研究实验室,同时它的学院制和导师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些最著名的实验室中,卡文迪什实验室无疑是最负盛名的。卡文迪什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物理、电学、化学方面有着许多发现与发明。为了纪念他,于1871年在剑桥大学创立了卡文迪什实验室,相继由著名的学者来领导。实际上,这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学术集体,是一个学派,从这里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例如,DNA双螺旋分子结构就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拉克和美国化学家詹姆斯·沃森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完成的。这项重大发现是划时代的,不仅给剑桥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而且在揭开生命秘密方面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霍金(Hawking Stephen)无疑是剑桥大学的骄傲,是当代的奇才、奇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有关宇宙大爆炸后形成黑洞的预言,已经得到天文学家的观察证实。他的重要发现,有利于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他的《时间简史》是一本畅销书,向我们展现了当代有关宇宙的最重要的科学思想,从而改变了人们有关物理学、宇宙和“实在”本身的观念。在进入21世纪之前,他被邀请到美国白宫做客,参加“千年晚会”系列活动。他借助电脑语言合成器,以一个科学家深邃的目光,对未来作了一场轻松地、有趣的演讲。他预言说:“人类及其DNA的复杂程度将会迅速地提高。”又说:“计算机技术的进展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直至计算机在复杂程度上可以与人脑相媲美,甚至能够自己设计出新的、具有更高智能的计算机。”他并且很幽默地说:“我对今后100年的预测还有希望是正确的,但是对下一个千年中以后时候的预测则纯粹是瞎猜。”[10]霍金是世界上无数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我们希望他的预言不断地实现。其实,人类要想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迎接诸如太空旅行、开发宇宙资源等的挑战,战胜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染的危机,就必须提高人类自身的创造力。这正是每一所著名大学应当肩负的任务,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只有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才能使著名大学名实相符!
【注释】
[1]沈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2.
[2]沈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2.
[3][美]彼德·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27.
[4]光明日报,2002-07-26.
[5]孙康宜.耶鲁大学校长的治学治校方略[N].参考消息,1999-09-08,1999-09-09.
[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82.
[7]中华读书报,1998-10-21.
[8]瞭望新闻周刊,2001(20):25.
[9]参考消息,2001-04-14;中华工商时报,1998-06-03.
[10]参考消息,199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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