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之我见

大学素质教育之我见

近年来，关于素质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以克服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弊端。从舆论来看，大家关心的焦点是在基础教育，特别是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已刻不容缓。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如何抓素质教育呢？我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提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拙文获得该报“素质教育征文”一等奖。

大学要不要抓素质教育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似乎大学里不存在这个问题。本来，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在大学里也存在单纯地传授知识的弊端，应试教育的偏向也很严重，致使在许多大学生中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目前，各大学对学生普遍采取“抱着走”的教育方式，大学生依赖思想严重，许多学生自立能力差。俗话说：“矫枉必过正”，现在应当采取断然措施，摆正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因此，大学也应当大力倡导素质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克服重知识轻能力的偏向。

近年来，我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大学里的一些现象，它们引起了我对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各大学在招生时抢招文理科“状元”的争夺战。这说明在招生时，还是以分数高低来录取学生，学校以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数高来显示其地位，以录取的状元多为荣耀。更有甚者，有些重点大学以颁发高额奖学金来招揽文理科状元。结果怎么样呢？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每年都有众多的状元进入各重点大学学习，但是从他们之中又冒出了几个杰出的人才呢？有报道说，昔日状元风光不再，他们大多数人在校表现平平，甚至有少数人跟不上班，还有个别人被退学。这就说明，“状元”反映的只是高分，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决不能把状元与人才画等号。我们应当从这个现象中吸取教训，选拔人才要重视素质，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当把培养学生的素质放在首位。

应当说，在大学里抓素质教育比中小学更有条件，也更能体现素质教育的成效。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些条件，仍然习惯采用中学的一套教学方法。例如，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考书学生背书，这些教法与中学毫无区别。有些教师认为，学生不听课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于是采用点名或考试扣分的办法，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更有甚者，教师对研究生也是一堂课一堂课地讲，主管部门规定每门学位课必须达到75分以上方可参加答辩。很明显，这种做法还是把分数作为衡量质量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对研究生能力的培养。我们不妨与美国研究生教育做一对比，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美国学生成绩平平，但是到了科学研究阶段，中国学生的研究能力明显不如美国学生。美国哈佛大学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一针见血地批评说：“这样一个数学神童随处可见的国家能为世界培养大批合格的电脑程序员。可是，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高技术的竞争者，中国学生就必须制造尖端技术，而不是单纯地使用这种技术。”^[1]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既然问题的根源在应试教育，那么我们就要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大学素质教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认为，重点应当以培养创造思维能力为中心，抓好三个能力的培养：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研究和探索未知的能力。

（1）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利，培养他们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能力。人的选择权利，是与生俱有的，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但是，我国的青少年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里，要么是受父母之命，要么是唯师长之命是从，他们少有选择的权利。在这一方面，我们与西方文化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别。在西方国家里，哪怕是幼儿，他们玩什么，吃什么，是否去公园，都由孩子自己决定，家长都不得有任何强迫。至于在成年以后，他们选择什么学校，学习什么，做什么工作，没有任何人可以包办代替，一切由自己来设计。可是，在我国学校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学生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就拿学生所学的专业来说，要么是受父母之命，要么是高中时的班主任包办代替，学生完全是盲目的和处于被动地位。到了大学以后，一旦发现自己并不喜爱所学的专业，僵化的教学制度又不许你转学，于是个人的学习兴趣完全被压抑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生得过且过，以获得文凭了事；有的学生产生悲观情绪，学习消极，最后甚至被退学；还有个别学生精神失常……

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收到不少学生要求转学的信件，其中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在信中写道：“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放在实验台上像解剖兔子那样屠宰了。”于是，我批准他由生物系转到中文系，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基于对学生选择权的尊重，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开创了允许学生转学的制度，而且允许学生在系与系、文科与理科和校与校之间互相转学。这一开明的制度，充分地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可是，时至今日才看到上海某大学宣布允许学生转学，并认为他们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转学制度，显然这是一个误会，是由于现在的学校管理者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不了解而造成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希望我国各大学都能打破禁区，允许学生自由转学，以有利于他们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

自我设计是人才成长的一个基本规律，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选择和设计自己的职业。道理很简单，一个没有食欲的人不想吃饭，一个没有学习欲望的人不想求学，一个对职业不热爱的人不可能去为事业而奋斗。如果说自我设计是成才的第一步，那么自我实现就是成才的关键。自我实现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也许，大学生们在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会走弯路，甚至会摔跤，但是这比对他们“抱着走”要好，他们会从挫折中吸取最有益的人生教益。因此，不尊重学生选择权利的教育，不能称为成功的教育。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呢？成功的大学教育，它培养的人应当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高校毕业生不仅越来越少地被称为求职者，相反他们将成为创业者。”^[2]很显然，这种创业者只有那些尊重学生选择权利的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只有那些善于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学生才能获得成功。

（2）学以致用，培养大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传统大学教育的弊端是灌输知识，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旧大学的学生是死读书，读死书，其结果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行知先生曾批评说，中国学生存在笨手笨脚的毛病，这就是说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甚至连英国经济学家特纳也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是，怎样使教育以中国实在为基础，不以外国模型为基础，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3]为什么我国大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观念上的问题又有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问题；既有教师的问题又有学生的问题。总的来说，普遍存在重书本知识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重课堂轻课外学习的倾向。

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最重要的是，必须大力进行教学改革，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这既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又涉及许多教学环节的改革。我认为，至少应当采取三个措施：一是改革旧的教学大纲，删繁就简，设置有实用价值的新课；二是增加实验课、实践课，改变过去那种“照方抓药”的验证性的实验，让学生自己设计和独立操作；三是改革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实施启发式和案例教学，必须让教师和学生都明白，绝不能为教而教或为学而学，教与学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就连亚圣孟子也告诫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我们必须端正教学目的，坚持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学会应用知识，进而能够创造知识。

令人高兴的是，目前有些学校在教学改革中，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新年伊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台了《本科学生课外12学分实施办法》，^[4]这就表明该校学生不仅要完成课本知识的学习，而且他们还必须到课堂以外去“捞”到反映他们能力的12个学分，只有达到了课堂和课外这两方面的要求，学生方可以获得合格的毕业证书。既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能够实行这种办法，那么其他大学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们各大学都能采取类似的措施，我想我国大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肯定会得到极大提高。

（3）提倡独立思考，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把学习与研究截然分成不同的阶段，似乎研究工作只是专门研究人员的事，大学生们在学习阶段就不能从事研究工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一个人的学习，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终生学习。同样，研究工作也并不神秘，在学习阶段也可以进行研究工作，特别是大学生更应当如此。除此以外，神秘论和畏难情绪也妨碍了大学生参加研究工作。其实，这些都是保守思想的表现，我们只要看一看当代许多青少年从事发明创造的事例，还有工人、农民从事技术革新的成果，还有什么迷信思想不能破除呢？

据报道，条形码问世已经50年了，有谁相信它的发明者居然是两个大学生。1952年10月7日，当时还是美国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技术系的学生诺曼·伍德兰和伯纳德·西尔弗获得了最初条形码的专利权。^[5]1966年，条形码开始运用到商业领域，到了60年代末，条形码开始与电脑互联。1978年，世界上第一套激光条形码系统诞生，从而开创了条形码走向普及的新阶段。现在，条形码已在一百多个国家的各个商业领域里得到了应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条形码的发明，使商品销售管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理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增进人类的物质文明。很明显，大学生只有参加研究工作，才能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只有具备研究能力的毕业生，才能适应未来的创新工作。大学生参加研究工作，已不是可有可无的了，而是必须纳入教学计划，创造科学研究的氛围和条件。对此，科林·卢卡斯引用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论断说：“大学可以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在总结一流大学的特征时，也强调了培养学生独立思维的重要性。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校长陆登庭认为：“哈佛大学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的公共发展空间。”他又说：“在哈佛，创新的空间随处可见——更多基于探寻性的自我教育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的方式多种多样，教学已经从一个复杂的概念转化为不同想法与概念，如学生组织的小组讨论、花大量时间自学，学校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课程、参加实验，以及自由学习不同学科和课程的极大自由度。”^[6]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想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那么就应该积极鼓励大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能力。

关于大学的素质教育，从能力上我强调了以上三个重要的素质，这是面向未来的每个大学生必须获得的最基本的能力。只要他们具备了这些素质，那么他们就能够适应未来千变万化的各种工作。怎么才能获得这些能力呢？很显然，它们决不是靠抠书本而获得的，也不能依赖于应试教育的鞭策而赋予的。为了获得这些能力，大学生既要具备良好的智力素质（必要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创造性的非智力素质（如个性、毅力、质疑、批判、勇敢、冒险等），二者必不可缺少。从一些成功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智力素质或是非智力素质的培养，都不是靠教师的灌输或政治辅导员的严格管教而能够获得的。因此，必须彻底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抛弃“三中心”（即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把大学生们从“三中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上我提到的三个能力，它们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在解决不同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能力。我们都知道，自我设计有优劣之分，解决问题有好坏之区别，研究也有水平高低或成功与否之不同。那么，这里的分野在什么地方呢？从本质上说，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上，它决定着这些能力的品质。既然创造思维能力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培养这种能力贯穿到教育与教学的全过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认为首先应当采取如下的改革措施：

首先，应当改革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方法，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代之以实行导师制。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根据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需要而试行的，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很明显，它既不符合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不适应现在大学生们的需要，理应进行改革。但是，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人们不敢贸然触动。尽管旧的制度并不比新的优越，但是人们已经适应了它，于是宁肯抱残守缺，也决不冒险走新路。我一向崇尚改革，不怕冒险，总是喜欢做创新的尝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率先在武汉大学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试行导师制。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把教书育人制度化，受到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同时，实践也证明，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一个政治化了的制度，政治辅导员因担心自己的前途而工作不甚安心，这支队伍不可能稳定，对学生也缺少必要的权威，因而不免流于形式。本来，这个有益的尝试应当为各个学校所效仿，但是不仅没有获得普遍地推广，而且就在我工作的学校也随着我被免职而又恢复了原有的制度。这说明，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跋涉。作为一个改革者，决不能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如果没有大无畏的精神，那是绝对不可能开拓创新的。

也许有人说，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学生犯政治错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教育规律表明，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任何法规和制度都不可能代替的。因此，实行导师制，依靠广大教师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无论是从权威性或是从效果上来说，都远远超过政治辅导员制度。也有好些人会说，现在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学习自律和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设立政治辅导员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它仍然还是建立在“不许犯错误”和“抱着走”的思维方法的基础上的。我们应当看到，思想教育既包括成功教育又包括挫折教育，这对于一个成长中的青年来说，二者都是必要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就是说，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更何况处于成长中的青年呢！有时候挫折更能教育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回顾历史，我们过去曾经有成功的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学中并没有政治辅导员。那时，大学生们都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凡涉及学生们的许多事务，都是他们自己组织与领导。每当回忆起那些岁月，我们都感到无比自豪，那时的确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其次，要大力进行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近年来，许多大学开展了人文素质教育，有的设立了系统的人文讲座，也有的开设了大量的人文科学选修课，这些做法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但是，我们且不可以自满，以为这就是人文科学素质教育了。问题是还有一个教什么，如何教和由什么人来教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开选修课或是举办讲座，都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否则就可能是事倍功半。同时，也还有一个提高教师素质的问题，不能设想由一些受专业化教育且知识面很窄的教师来拓宽大学生们的知识面。

在“科教兴国”的今天，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乃是十分重要的，而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又是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根据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米勒的方法，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行了调查，其比例仅为1．4％，即每一千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与美国69％的比例相差甚远。^[8]因此，在我国各类学校加强科学素质教育，已是刻不容缓的事。特别应指出的是，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已不如从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应采取切实的措施扭转这种现象。

再次，必须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全面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久以前，我看到浙江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科学探索者”丛书，这是供美国7～9年级学生使用的一套综合性自然科学教材。这套教材共15本，从环境科学到人体科学，可谓包罗万象。这套丛书被认为是美国最权威的研究性学习教材，已被二十多个国家所选用。何谓研究性的学习呢？它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学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围绕这些课题开展学习与讨论，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并借以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研究式的学习方法，的确体现了教学的新观念，我毫不掩饰对这种先进教学方法的喜悦之情。对比之下，我们与美国的教育观念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连他们的中学都开展研究性的学习，而我国大学生甚至于研究生还在满堂灌，这何以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素质呢？在三年以前，我已提出了SSR创造性的教学模式，倡导开展自学、讨论和研究性的学习。但是，几年过去了，真正大刀阔斧地进行这种教学方法改革尝试的学校几乎没有。这说明，教学改革的阻力太大了，旧的、传统的教学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进行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彻底改革，要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素质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借谈大学素质教育之机，再一次地呼吁深化教育改革，希望涌现出一大批教育改革家、实践家，总结出更多教学改革的经验来，使大学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注释】

[1]参考消息，2002－11－05．

[2]中国教育报，1999－02－01．

[3]黄国昌．现代教育的功能［M］．台北：幼狮书店，1979：132．

[4]武汉晚报，2003－01－01．

[5]参考消息，2002－10－14．

[6]光明日报，2002－07－26．

[7]光明日报，2003－04－14．

[8]光明日报，200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