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人缺乏创造性的思考

对国人缺乏创造性的思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作出过令炎黄子孙感到无比自豪的四大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成果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1世纪期间完成的，这个时期的确堪为中华民族最为辉煌的历史。后来，这些发明成果先后传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的发明创造成果越来越少，像四大发明那样的重大发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中国的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种的基因也还是炎黄的基因。这究竟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不少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们都在寻思这些问题，希望找到根治我国国民懦弱的良方。同时，在我国近代史上兴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也都是在寻找改革或改良的道路，以振兴我中华民族。虽然这些运动的目的、路线和最后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特别是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并逐步发展到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针对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痼疾，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个鲜明的口号，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当时提出的两个口号，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然而，欧洲的封建社会只有数百年的时间，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些国家很快进入到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历史更为特殊，它于1776年建国，至今也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而且，美国建国时通过的独立宣言，实行民主宪政，赋予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因此，美国是一个跨越式的国家，很快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在19世纪末工业已位于世界首位。美国的确是得天独厚，至今它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军事最发达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国家。

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使我国失去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而且遗留的封建遗毒，长期地腐蚀着我国国民的思想意识。有的研究者指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小农经济、专制制度和经学文化三位一体的枷锁。百年历史表明，打破有形的枷锁固然不易，消除无形的枷锁更难，后者包括传统转化、思维变革、精神新生，这正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质所在。”^[1]实际上，这个“三位一体”的枷锁的核心是封建主义，它们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枷锁，窒息了我国国民与生俱来的创造精神，使得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并且大大地延缓了我国进入现代工业化发达的社会。

问题是，我们对于封建社会的影响远远估计不足，以至于没有在消除封建余毒上下工夫。我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即使在今天，我国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封建社会的影响找到根源。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吾国吾民》，该书在美国发行盛况空前。其中，林语堂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则中国人能否了解自己呢？”依我看，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也未必每一个人都能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当时，他在分析中国人的德性时，指出了中国人具有“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和“保守性”等特征，其实这些都是中国国民的“恶行”，正是这些不良的素质，致使我国在近代落后了。^[2]

据一份调查报告称，在我国大、中学生中，具有初步创造人格和创造力特征的青少年比例较低，仅占被调查者的4．7％，这与那些属于创新型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西欧、以色列等）相比，相差甚远。大多数中国青少年思考问题循规蹈矩，解决问题讲究严格步骤，不愿提出显得无知的问题，对老师或课本上的说法不敢怀疑，等等。^[3]究其原因，这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从众心理、迷信书本、怕权威、爱面子等思想素质有关，实际上也是林语堂先生所列举的那些中国人的恶行的表现形式。

产生问题的根源是“三位一体”的思想枷锁。那么我们如何打破这种束缚了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枷锁呢？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从多方面着手，经过持久的努力方可见成效。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广泛涉及，仅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方面作一扼要的剖析，以期对我国国民创造性素质的开发起到促进的作用。我认为，我国国民在思维方法上存在以下五个弱点，需要经过多方面地、长期地教育和转变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怕冒风险，求稳不求变。纵观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与发明，是不经历冒险而获得成功的。例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尔文乘贝格尔号海军勘探船环球考察、哥白尼发现日心说、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等等。这些只是那些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与发明中的几个典型例子，其中无一例外都是经历了冒险而获得成功的。

在近现代的发现与发明史上，无论是诺贝尔发明奖或是重大技术发明专利，无疑都是美国人拔了头筹。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人富有新奇的想法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在美国流行一句口头禅：越是敢于冒险越是能够成功，风险越大，成功的几率越大。例如，美国富翁蒂托在年届60岁时，实现了当首位太空游客的梦想。为此，他与俄罗斯航天局签订了赴国际空间站旅游的合同，支付了2 000万美元的旅游费用，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成为第一名合格的太空游客。他在搭乘联盟—Y型火箭进入太空站后的6天内，对多彩多姿的太空世界进行了摄影、拍照和制作立体图片，并且通过因特网讲述他在太空的见闻和感受。对于一个60岁的富翁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但是他成功了。^[4]更有甚者，有一个叫做布里安·沃克的美国人，他的绰号叫“火箭小子”。他用了四年的时间，私人制造了一个叫做“地球之星一号”的火箭，并想乘坐自制火箭遨游太空，做民间宇航员第一人。这是何等的冒险精神啊！原来，这是他实现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美国宇航局的25名官员特地为他申请发射许可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会者几乎一致赞成他的火箭升空计划，同意颁发一张发射许可证。他们认为，沃克的设想非常科学，航天局也希望从他的计划中获得借鉴。^[5]

可是，与美国以及那些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中国人的冒险精神显然要差很多。对此，戊戌变法的先驱者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论》中曾有专论。他说：“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古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对于冒险精神的重要性，他甚至极而言之：“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近一百多年以来，我国国民这一精神上的弱点仍没有克服，奇怪的是许多人见怪不怪，似乎是已经麻痹了。一年多以前，在我国南方召开了一个“企业家精神”的座谈会，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大谈敢于冒险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企业家恰因为缺少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企业的成长不如欧美。只有敢于下大赌注，才能指望赚大钱。”^[6]一位日本作家也指出：“与欧洲人常常为开阔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的鲁莽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触的领域。”^[7]他们的话值得深思，何止是企业家，我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政治家也都缺少冒险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我国在各个领域里落后于发达国家。

（2）“学富五车”，求多不求新。“学富五车”的典故源自《庄子·天下》的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曾当过魏相，此典故是说惠施的方术很多，本事很大，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拉，以此来形容他读书多，学问深。后来，这一典故遂被用于形容读书人的学问高深。我国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感兴》诗中曰：“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它的意思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同的，这是古往今来读书人的知（读万卷书）行（行万里路）观的体现。毫无疑问，这些劝学的至理名言，对于鼓励广大青年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增长才干，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国古人劝学和读书观也有片面性，这就是只强调量而忽视质，只强调多而不重视新。有一位西方学者曾形象地说：“中国人夸多识，西方人赞新知。”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东、西方人两种不同的读书观，也反映了我国国民与西方人思维方法的差别。正是这种“求多不求新”的思维方法，窒息了中国人也具有的创造力，使得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创造性成果的创新型的国家。

“求多不求新”的读书观，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十分严重的。为什么应试教育不能抑制？为什么“满堂灌”的教育方法不能改革？为什么学生高分低能？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落后的教育观念造成的，而这些观念又是建立在“求多不求新”的知识观的基础之上的。转变对待知识的观念，塑造国民的“优”根性，必须从教育抓起。只有当我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知识观念和能力的人才，把他们输送到社会上去，那么整个社会才会有创造的活力。

同样地，“求多不求新”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也反映得十分严重。为什么现在出现不了像《红楼梦》那样的巨著呢？道理很简单，现在有谁能够像曹雪芹那样用15年的时间来写一本书呢？现在，有不少高产作家，他们甚至一两个月就写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作品。这怎么能够出精品呢？现在，评定职称、评选优秀成果、研究生学位授予，也都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以至于导致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破坏了创造性的精神。

（3）从众心理，求同不求异。长期以来，“异”字在汉语词汇里似乎是贬义词，常常是受到排斥的。例如，谁有新奇的想法，就被斥之为“异想天开”的人；如果谁发表了与主导学说不同的新见解，很可能被指责为“异端邪说”；如果有谁崇尚创新的思想，那就会被批评为“见异思迁”……总之，像异族、异教、异军、异言、异物、异化等，大多是犯忌的。于是久而久之，在我国国民当中，大有“谈异色变”之虑。与“异”字相对应的是“同”或“统”字，既然“异”字是忌讳的，那么“同”或“统”就成为时髦的词汇了，并且形成了在中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从众心理”和同向思维方法。

什么是“从众心理”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教育后人的“醒世恒言”，例如“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看风使舵”、“不争最先、不耻于后”……所有这些格言，都是告诫人们要从众，不要做“鹤立鸡群”的人。我们不曾忘记，在那个“文化革命”的特殊年代里，曾有一个很响亮的“五统一”的口号，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要把全国人变成一个人似的。这样的结果，使得许多人只会说“是”，而不敢说“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国民众当中，存在一种“有思想不安全、无思想则安全”的反常心态，当然这是由于政策和法制不健全造成的。虽然那个时代离去已经很远了，但是其思想的影响远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又会提出类似的做法或口号，这的确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在中国常常喜欢刮风，于是不时出现“风派人物”。究其原因，就是人们从众心理造成的。在我国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同时期还会出现一些热点或焦点，例如参军热、读书热、出国热、“下海”热、传销热……于是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上大学）、“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热点呢？这又是从众心理和同向思维造成的恶果。这些年以来，我国在发展乡镇企业、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农村果木种植、兴办民办教育等方面，已经尝到了“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苦果。

（4）“三唯”理念，求经不求真。所谓“三唯”理念，是指唯古、唯书、唯上（指领导），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程度不同地信奉这个理念。这是一种迷信思想，是上面提到封建社会的三位一体的精神枷锁所造成的一种恶果。唯古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的“法先王”、“吾从周”、“信而好古”等，就是这一理念的最主要的体现。后来，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经院派”、“注释派”，都是引经据典，讲说章句，把古人的言论作为不可逾越的经典。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有着迷信书本知识的倾向，认为写进书的东西，都是靠得住的学问，不敢轻易怀疑，致使形成了唯书的习性。至于唯上的风气，在我国民众中也十分盛行，这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一种鼓励读书人做官的教育思想。甚至在今天，做官仍然是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他们看来，做官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在中国还流行一句俗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就是说，官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拥有极大的权力，人们常常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当作重要指示，甚至被看成圣旨，于是唯官命是从也就成了许多人的心态。

“求经不求真”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经”字，从狭义上说，它是指经学、经纶、经典，等等。广义上说，我把唯古、唯书和唯上都纳入到“经”的范围，因为有“三唯”理念的人，常常把古代的、书本上的和领导的指示都当成经典遵循。是不是凡古代的、书本上的和领导的指示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是，这显然是一种僵化的迷信思想。人类的认识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古代的、书本上的和领导人的指示被视为一成不变的经典，那不是人的认识终止了吗？人类的文明又如何能够继续发展呢？因此，我们必须破除“三唯”理念，树立求真、求实的精神。唯有如此，我国国民的思想才能获得解放，才能开发我们每个人具有的创造力，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5）相互攀比，求均不求富。“不患寡，只患不均”，这是一句在我国流传久远、影响至深的俗话。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主要表现为乱、脏、窝里斗。乱、脏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中国人到了哪里，都要把乱、脏带到那里。据我看，“窝里斗”算是中国人劣根性中最丑陋的了。斗什么呢？为争权夺利而斗，权力分配不均要斗，利益分配不均也要斗，问题都出在一个均字上。有人说，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对待成功的差别主要表现是：某些中国人的想法是，你要好，我要压着你不准你好；而西方人的态度是，你要好，我要超过你，做得比你还要好。在中国，同行是冤家，这又是窝里斗的表现之一。中国还有一句俗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又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表现。我从观察到的大量社会现象中体会到，平均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各个领域，构成了我国文化的基础。

据报道，人们盼望已久的2002年电影节（第11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当年10月22日，在无锡美丽的太湖之滨落下了帷幕。作为这届电影节的重头戏——22届金鸡奖评奖也终于揭晓。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金鸡奖的7个最佳奖项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并列最佳：最佳导演奖（杨亚洲、陈凯歌）；最佳故事片（《美丽的大脚》和《冲出亚马逊》）；最佳女主角（陶红和倪萍）。有人评论说，这是对最佳二字的曲解，既然是最佳，那就应当只有一个才是。据说，这已不是头一次了，过去甚至出现过三部最佳故事片并列的皆大欢喜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说到底，这是平均主义的表现，不仅评委的指导思想存在平均主义，就连被评奖者也是抱着“有福同享”的平均主义的态度。一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演员拉着另一位获奖者的手说：“最好并列，大家都不容易。”这是什么话！既然是评选，就应当竞争，优者为胜，岂可以搞照顾！所以，有人批评说：“金鸡奖都快成了养鸡场了。”^[8]

过去，人们常常把教育和科研单位视为一块“净土”。实际上，它们现在也不是净土了，平均主义、浮夸、腐败之风已经腐蚀到了我们的学术机构。例如，评职称、评成果奖相互攀比，有的学术论文抄袭、剽窃，有的可以花钱买硕士、博士文凭，等等。由此看来，平均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痼疾，如果不大力根治，我国国民的创造力就会遭到扼杀，最优秀的人才和最优秀的成果就不能涌现出来。最终，我国不可能有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作家、大艺术家和大富豪。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以上，我叙述了影响我国国民创造性的五个弱点，其中的“求”是属于保守思想，而“不求”的恰恰是我们应当提倡的国民“优”根性。要克服保守的思想，必须大力进行改革，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同时，还必须从制度、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着手，营造自由、民主的氛围，发扬创造精神，支持发明创造，特别是要保护有争议的发明创造人。很明显，只有让“求变”、“求新”、“求异”、“求真”、“求富”的思想蔚然成风，才能塑造我国国民的“优”根性，才能开发中华民众的创造力，从而再现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注释】

[1]刘仲林．新思维［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228．

[2]张明高，范桥．林语堂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76－206．

[3]中国青年报，1999－04－14．

[4]武汉晚报，2001－04－29．

[5]武汉晚报，2002－12－03．

[6]中国图书商报，2002－12－29．

[7]［日］中野美代子，中国人的思维模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72．

[8]南方周末，2002－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