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与创造

建筑设计与创造

我对建筑设计的兴趣与了解是从武汉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开始的。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济系的伍新木给我引见了武汉城建学院的青年教师张在元，我们就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很有益的讨论。在谈话中，他表明很羡慕武汉大学的改革氛围，向我建议在武汉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并愿意加盟到武汉大学的改革队伍中来。他向我建议道：纵观世界著名的综合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都有很好的建筑学系。这是多科综合大学的优势，既是办好建筑系的条件，也是建设名牌大学的需要。

对于张在元的建议，我十分感兴趣，因为我一心想发展新学科，实行理工结合，改变学校单纯的文理科的局面。但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建筑学系被一锅端地合并到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长沙）去了。现在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建或恢复建筑学系，谈何容易呀！对于当年撤销建筑学系，许多人无不惋惜，他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建筑的标本，它是中西文化融合在建筑和美学领域里的标志。”武汉大学依山傍水，琉璃瓦宇，独特的设计造型，闻名于国内外。当人们欣赏这些建筑时，并不一定知道这座美丽校园建筑的历史。它是1928年由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骑着毛驴来选择的地址，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设计的，于1930年3月动工，1936年全部竣工，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当我回顾这一段历史，看到美丽的校园，就促使我下决心要重建建筑学系。

张在元是一个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人，他设计的“长江水晶宫”曾获得世界建筑设计作品赛一等奖，还出版了不少论著。虽然我对他很欣赏，但对他一个人牵头创办建筑学系不免有些担心。于是，我坦诚地问道：“如果我决定创办建筑学系，你有把握吗？”他斩钉截铁地说：“校长，只要你把大旗一举，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珞珈山上来。如蒙校长信任，我肝脑涂地，愿为创建武汉大学新的建筑学系效犬马之劳。在两年之内，如果建筑系筹备不起来，请校长唯我是问。”我们都是快人快语的人，办事都十分讲求效率。于是，我在一个月内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对此，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学校没有条件办建筑学系，由一个讲师牵头更是不可能。我并没有被这些舆论所动摇，因为我相信张在元的能力，这就是我洞察出他作为一个建筑学教师所具有的开拓创新精神。

果然不出我所料，经过两年的筹备，新的建筑学系于1987年正式招生了。这是当时全国综合大学创建的第一个建筑学系，在某种程度上它又为武汉大学赢得了一块金牌。

建筑学系从一个人筹备、5 000元的筹备经费，到招生时已增加到35个人，并且张在元通过各种途径建起了一个拥有近两万册图书的资料室。他大胆改革，开设新课，改革教学方法，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着重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因此，这个系培养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他们大都分配到重点单位工作。从这个系创办的成功，使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更使我看到了创造力的巨大作用。从此以后，我对建筑设计与创造性的关系更加感兴趣了，因为我倡导创造教育，主张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我希望从建筑设计师们的创造性的设计中找到某些规律，以便更好地培养大学生们的创造思维能力。

建筑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设计师们的每一个成功的设计工程，既是一件艺术品又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例如，中国北京的故宫、颐和园，俄罗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圣彼得堡的夏宫，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罗浮宫，美国华盛顿的白宫……都是中外前辈设计师们创造性的成果，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当我们在欣赏这些中外名胜古迹的时候，更加使我们感受到创造的巨大魅力。

是什么使设计师们能够设计出那些光彩夺目的作品呢？从本质上说，建筑设计不仅是技术，而且它更是一门艺术。它像艺术一样，最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创作的源泉。米尔顿·格拉泽（Milton Glaser）是美国著名的插画设计艺术家，被称为美国插画设计的化身。在他50年的插画设计生涯中，创办了图钉（Pushpin）工作室，当过《纽约时报》的创始人，设计了数百张明信片、商标、广告和杂志封面，设计的插画更是无以计数。他对创造的解释是：“对于我来说，一些创造的、活跃的、向前走的东西是必须的。”“冒险是一场追击想象力的核心部分。简单地说，这就意味着你去做一些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你来到一个一切全都不确定的世界。确定即意味着想象力的死亡——如果你想作出好东西来的话。”^[1]他在72岁要退休时还说：“也许我是妄想狂，但我的设计恐怕比人们以往看过的都要好。”这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设计家的风格，也是一个创造性人才的个性。

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他们创造性的成果来自于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是西班牙著名的画家毕加索，他被称为“创新狂”，在通常人们认为是终点的地方，恰恰是他的起点。其实，建筑设计也是一样，你要创造，就必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风格。约克·赫尔佐克（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梅隆（Piere De Meuron）是瑞士的著名建筑设计家，他俩从六岁开始，就在一起玩游戏，曾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当今，他们如愿以偿，他们设计的建筑遍布全世界。他们的代表作有：阿布扎比世界最大的清真寺，莫斯科高雅的购物中心，日本东京引人产生幻觉的商店，英国泰晤士河畔的当代艺术馆（由一个废弃的电厂改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不用空调保持恒温的酒窖，德国勃兰登堡的使人感到愉悦的图书馆……在他们所有的建筑设计中，最富有创意的是德国慕尼黑体育场，这是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赛场。^[2]他们一改过去的传统做法，建筑体育场的顶棚不用石头、玻璃、水泥等材料，而是用可以充气的合成材料制作。更为出奇的是，这个顶棚会根据要求而改变颜色。这是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设计的，因为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以后，这个体育场将成为慕尼黑联队和拜仁—慕尼黑队共同使用的场地，因此顶棚既要满足慕尼黑队要求的蓝色，又要满足拜仁—慕尼黑队要求的红色。同时，在比赛过程中，还要求顶棚随着胜负和球迷的情绪而不断地改变颜色的深浅。当我们置身于这个像万花筒似的多彩的体育场之时，每个人都会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为什么这两位建筑设计家会产生这种绝妙的创意呢？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与一般设计师不同的思维方法。对于大多数的设计师来说，他们都是醉心于构建自己鲜明的建筑风格。但是，他们二人却表示：他们的风格就是改变风格，不愿把自己固定在某种风格上，也不愿把自己固定在某种角色上。这是多么可贵的创新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希望成为发明创造的人学习的榜样！

贝聿铭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设计师，1990年时逢他古稀之年，《纽约时报》称这一年是“贝氏年”。因为在这一年，他出色地完成了5项设计任务，即法国的罗浮宫前的水晶金字塔、中国银行、洛杉矶的一座写字楼、日本的一个钟楼和达拉斯的一个音乐厅。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设计生涯中，他设计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其影响蜚声全世界。那么，什么是贝聿铭的设计风格呢？对此，他认为：“许多人认为我没有风格，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筑学是一门也需要有深厚根基的艺术，当我从事某一计划（以罗浮宫为例）时，我会采取象征性的方式一层一层地深入到历史中去。从这些历史的瓦砾中发掘一些想法，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依然是从这类探索中得到教诲。灵感会本能地突然出现，不过，它来源于深厚的学识。”^[3]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个模糊的思想，以为只要有灵感，凭着一点小聪明就可以搞创造性的设计了。这是极大的误解，知识是智力的基础，而创造力是智力的最高表现。所以，没有渊博的知识，并且能够灵活地应用已掌握的知识，要搞创造性的设计那也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列举了以上几个创造性的建筑设计家的成就以后，似乎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建筑设计师们富有创造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人的大脑结构与创造性的关系谈起。原来，人的大脑分为左与右两个半球，二者有明确的分工。研究资料表明，人的左脑被称为“知识脑”，它的主要功能是：记忆、语言、计算、逻辑推理、分析和综合能力等。右脑被称为“创造脑”，其主要功能是：视知觉、空间关系、情感、想象、艺术、颜色观感等。很明显，建筑设计师们在创作时，主要是应用右脑的功能，所以他们大多能够表现出创造性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职业训练了建筑设计师的右脑，而右脑功能的充分发挥，又促进了他们的创造性。这么说来，是否只有建筑设计师才具有创造性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也都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成果。从表面上看，设计师们的创造性好像是与职业有关，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们的右脑。因此，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们不断地训练右脑，掌握创造思维方法，奠定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善于捕捉创造灵感，那么他们都会成为创造性的人才。但是，就我国目前人才的状况而言，创造性的人才还是很少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保守教学制度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进行教育改革，改变“传授知识—接受知识”的旧教学模式，代之实行“传授方法—学会创造”的新教学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我国广大青少年的聪明才智，造就大批的创造性人才。

【注释】

[1]三联生活周刊，2002（26）：66．

[2]世界之窗，2002（9）：37．

[3]参考消息，2002－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