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起源研究

3.1　档案起源研究

档案起源研究不仅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是档案事业史研究的起点。关于档案的起源问题，我国档案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档案是原始社会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用以记事的方法，如结绳、刻契、图画、符号等，一旦用于文书、档案事务方面，发挥了文书、档案作用，便形成了早期的文书和档案。第二种观点认为档案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其基本观点是，原始记事(如结绳、刻契等)只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在有了阶级、有了文字、有了国家之后才产生的。第三种观点综合了前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认为档案的产生经历了从原始社会萌芽到阶级社会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⁸²⁾。吴宝康在《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萌芽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形成于阶级社会的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不成熟状态，再到比较成熟状态的产生过程⁽⁸³⁾。这一观点得到了较多档案学者的认同，但对档案起源的历史阶段等具体问题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认为:“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文字发明为基础，产生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⁸⁴⁾”丁海斌认为，档案起源与产生应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原始萌芽时期的档案，这一时期的档案主要有物件记事档案和结绳记事档案；二是发生、发展时期的档案，这一时期的档案主要有符号记事档案和图画档案；三是产生与形成时期的档案，主要是文字档案⁽⁸⁵⁾。杨修武认为，档案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档案的早期表现形式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堆石、结绳和刻木等一系列记事方法，不过仅作为辅助方法；一种为原始图画，能独立进行记录和交流，这两种类型同时并存。档案正是在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⁸⁶⁾。

1996年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多角度探讨档案起源问题。段公健认为，以往对档案起源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似档非档的境地，很容易将最早的档案视为档案的起源，摆脱不了“档案起源于档案”的束缚，他主张从探讨档案这一事物的前身的角度而不是从出现档案的原因如何去探讨档案的起源⁽⁸⁷⁾。刘国荣认为，文字是档案产生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档案不应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档案起源于人类采用某种相对流行、稳定和确定的记录方式、方法，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活动的时期，而不论其记录方式、方法和载体如何⁽⁸⁸⁾。冯子直主张，为了深入地、科学地探讨档案起源问题，要把对档案萌芽、起源、形成的探讨与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探讨结合起来，在探讨文明的起源中寻找档案的起源。他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宏大的历史视角探讨了档案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原始记事(档案)的萌芽是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时期的产物，档案的起源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档案的产生是文明形成和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刻符、绘画、文字、档案的萌芽、起源与产生是巫文化的成果⁽⁸⁹⁾。赵盈嫱认为，早期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刻画符号、图画以及原始占卜记录，都是总结文化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原始宗教文化对档案的起源和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⁹⁰⁾。丁海斌认为，我国目前所探讨的档案起源的论文，其实质探讨的是文书档案的起源问题，而科技档案与文书档案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指出，当人类的科技活动和科技思想达到了一定程度时，产生了记录和使用科技档案的需要，而在原始社会末期，图画、记号语言、文字等都已经出现，使科技活动和科技思想能够被记录下来，因此科技档案萌芽于原始图画时代，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记号时代，其产生早于文书档案，是人类社会产生最早的一大类档案材料⁽⁹¹⁾。这是我国档案起源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档案历史沿革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王艳明撰文对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历史脉络、特征及其价值进行了详细探讨⁽⁹²⁾。刘文英则对我国古代档案沿革进行了初步探讨⁽⁹³⁾。一些相关的专著、教材也开始对我国古代档案的历史脉络进行研究。例如，杨小红编著的《中国档案史》的第1、2、8章分别对档案源流、档案载体演变、档案损毁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⁹⁴⁾。王景高对我国历代档案厄运进行了分析，探讨我国历史档案的命运⁽⁹⁵⁾，对我国现代档案事业管理实践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