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

2.3　专题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

近10年来，专题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讨档案文献编纂与之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刘国荣的《清朝文字狱与档案史料编纂》采用唯物辩证的态度，分析了清朝文字狱对于清代档案文献编纂的负面影响及其一定程度上的正面推动作用。作者认为: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档案史料采取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不仅对其后的档案史料编纂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而且破坏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的完整性；清代禁书运动直接销毁了大批有价值的档案史料，给后世的档案史料编纂留下了历史空白；文字狱对私家档案文献编纂亦具有很大负面影响。但反过来讲，清朝文字狱对于清代档案文献编纂也有一定促进作用，表现在清王朝非常重视整肃思想和文化，力图建立官方的思想文化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官方档案史料的汇编和公布。清王朝大兴文字狱，许多知识分子害怕“因文获罪”，不敢参政，不敢著书作文，转而扎进“故纸堆”，因而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参与了档案史料的编纂活动，促进了档案史料编纂理论的发展⁽⁷⁶⁾。于冬燕则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兴盛的社会文化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其社会历史文化渊源有三:一是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创造了重人文、重历史、重学术的风气；二是忠君顺上的价值取向影响下建立的“君举必书”制度，为文献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三是祖先崇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成为人们感情的寄托和皈依。这些文化心态为档案文献编纂提供了生长机制和发展契机，促成了档案文献编纂的繁荣⁽⁷⁷⁾。陈丽的《浅析我国封建时代禁书制度对文献编纂的影响》通过分析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禁毁制度，揭示了作为传承文化典籍重要手段的文献编纂工作所面临的重要障碍以及历代禁书制度对文献编纂的影响，并希望人们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同时进一步认识到文献编纂的重要性⁽⁷⁸⁾。

第二，对某一专门类型的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如丁华东的《清代方略的编纂述论》对清代方略的类型进行了归纳，并分析了各类方略的特点、方略的编纂制度和原则。作者根据编纂机构和人员，将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清朝中央政府纂修的方略。其特点是:一是由皇帝亲自下诏，敕撰钦定，设馆纂修，在人、财、物上都有充足的保证；二是材料较为系统详备，卷帙较多；三是大都以“方略”冠名。第二类是地方官员纂修的方略。其特点是:一是只反映一人、一地、一军之事，可与中央编纂的方略相映证，也可补其不足，从一个侧面、局部反映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罪行；二是不少方略前面有“凡例”，指出其体例的确定、材料的来源、选材的原则以及部分加工工作，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编纂学的角度加以考察；三是大都以“纪略”冠名，少见有“方略”，究其原因大约是与中央的“方略”相避讳，或材料不如中央方略详备之故。第三类是私家纂修的方略。其突出特点在于融合了个人的观点，因而具有私家史乘的性质。作者还归纳了清代方略的编纂制度和原则:方略馆为常设之馆，负责“掌修方略”；纂修人员无专任，皆属“兼充”；纂办方略告成，纂办各员分别给予议予，以示鼓励；方略编纂要求陆续缮进，恭请皇帝裁定；在选材上要求爰事直书，采摭有据，传闻无稽之词不敢阑之；方略按“纪事本末”体编排，“逐事分编，以清眉目”⁽⁷⁹⁾。丁华东的《我国古代法典编纂的总体特点》则总结了我国古代法典编纂的总体特点:一、以“律”的编纂为核心，“敕、令、格、式、科、比、典、例、诰”等诸多法典编纂为辅助。二、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所谓“诸法合体”，是指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编在一部法典之内，即在我国古代的法典中无单一的实体法，如刑法、民法等，也无单独的程序法，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所谓“民刑不分”有两方面:一是指刑法和民法合编在一律内，二是有关民事诉讼(如户口、婚姻、田宅、继承)同刑事诉讼，均以一定的刑罚进行制裁。三、律的体例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四、行政法典的编纂自唐以后自成体系⁽⁸⁰⁾。陈蔚松的《古代法律文献编纂史略》概述了战国至晚清法律文献编纂的历史，对历代重要法典的体制、内容及有关编纂机构的设置沿革进行了具体阐述⁽⁸¹⁾。倪道善的《〈宝训〉、〈圣训〉考》则全面探讨了宝训、圣训这两种档案文献类型产生和演变历史、编纂体例、史料来源及其编修机构，并对其史料价值和编修目的进行了分析论述⁽⁸²⁾。陈子丹的《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略》简述了云南少数民族自西汉至清代、民国，直至近20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取得的成就⁽⁸³⁾。

第三，对某一具体的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研究。如丁华东的《〈明大诰〉的编纂特色》介绍了《明大诰》的内容构成，并将其编纂特色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明大诰》集中体现了封建最高统治者采取公布档案文献以加强统治的政治目的；二是《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定、亲自作序、亲自颁行的“三亲”之作，钦定的意味非常浓；三是四编《明大诰》在体系上有丛编的性质，又具有编年体的性质，相连为一整体⁽⁸⁴⁾。张如元的《〈瓯海轶闻〉的编纂特色与学术价值》介绍了清末学者孙衣言《瓯海轶闻》的编纂经过、收录内容、史料的采辑和编排方法，并重点介绍了该书按语的编写特色和学术价值⁽⁸⁵⁾。丁元元的《论〈考工记〉的编纂特色》，对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科技档案文献《考工记》的选题价值、编纂体例、语言特征、科技文化价值等多方面全面探讨了其编纂特色和成就⁽⁸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