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籍版本学历史的研究

关于古籍版本学历史的研究

曹　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关于古籍版本学的产生和分期问题，聚讼纷纭。本文提出了衡量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准，将古籍版本学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先秦两汉为产生时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为发展时期；宋元为成熟时期；明清为繁荣时期。

【关键词】古籍　古籍版本学　历史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books bibliology

Cao Zhi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P.R.China，430072

【Abstract】There has been all kinds of opinions on the occurrence and stages of ancient books bibliopoly.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riterion for the occu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books bibliopoly，and divides its history into four stages: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the period for its occurance；the Wei，Sui，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or development: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or maturity，the Ming andQing Dynasties for prosperity.

【Key words】ancient books　ancient books bibliology　history

关于古籍版本学历史的研究，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例如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至少有四种观点:一是“先秦两汉说”，即先秦两汉就产生了古籍版本学；二是“宋代说”，即宋代才产生古籍版本学；三是清代说，即清代才产生古籍版本学；四是“当代说”，即当代才产生古籍版本学。又如古籍版本学的分期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古籍版本学的产生和分期问题，略谈一孔之见，敬祈方家指正。

1　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

1.1　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准

关于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分期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标准不明。因此，在研究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之前，首先应该研究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准。统一标准的制定应以古籍版本学自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同时还要考虑古籍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避免孤立地看问题。那么，古籍版本学自身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写本、刻本、活字本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古籍版本。古籍版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古籍版本学是研究同书异本的学问。同书异本的校勘与古籍版本学密切相关，是古籍版本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古籍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重要区别是研究对象不同；其联系是三者同步发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考察一个时期校勘学、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就大体知道版本学的发展情况，三者总是紧紧地绑在一起，不可能有“单干户”。第二，古籍版本源流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版本源流研究同书异本的先后，是同书异本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三，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也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版本源流与版本鉴定密不可分，研究版本源流不是最终目的，是为版本鉴定服务的。版本鉴定也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寻求善本。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的成果有分散和集中两种表现形式:分散形式包括论文、笔记、序跋等；集中形式包括专著、书目等。集中形式是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鉴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发展的如下标准:①同书异本。这一条既是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古籍版本学的物质基础。②同书异本研究。这一条与校勘学、目录学密切相关，是古籍版本学的出发点，也是古籍版本学的学术基础。同书异本研究的内容包括文字同异、版本源流等。③关于善本的理论和实践。善本是版本鉴定的结果，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核心问题。④版本学专著、版本目录等标志性成果。这一条是古籍版本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在研究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分期时，不要把“产生”时期和“成熟”时期混为一谈，要把二者加以区别。正如人的成长要经历童年、青年、壮年等阶段一样，古籍版本学的成长，也要经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并且非常成熟。用上述标准衡量，古籍版本学当产生于先秦两汉时期。

1.2　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

先秦两汉是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主要标志是同书异本研究的开始，“善本”概念和版本目录《七略》的出现。

1.2.1　先秦两汉的同书异本研究

先秦两汉时期已经产生大量同书异本。随着先秦两汉时期学校、藏书家、书店的大量出现和佛教的东传，同书异本的数量是很多的。大量同书异本的出现为古籍版本学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早在先秦就有校勘同书异本的例子。汉代同书异本的研究更加普遍，汉代官方规模较大的校书活动至少有七次，汉代校勘同书异本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郑玄、蔡邕等是其代表人物。

1.2.2　先秦两汉的善本

先秦两汉时期已经有了“善本”的概念，不过，先秦两汉时期不叫“善本”，而叫“良书”或“善书”。《墨子·非命上》云:“天下之良书，不可尽其数。”这里的“良书”就是“善本”。这是古代典籍关于善本的最早记载之一。《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善书”一词也是善本的意思。河间献王刘德提出衡量善本的四条标准:就时间而言，必须是“先秦旧书”，秦汉图书一律不收；就内容而言，必须是“真”本，伪本一律不收；就著者而言，皆“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他图书一律不收；就文字而言，必须是“古文”，用今文写成的图书一律不收。以时间、真伪、著者、字体四个条件作为选择善本的标准，这在版本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另外，刘德以“好写”之书与人交换善本，虽然谈不上公平交易，但是，“好写”者，书法优秀、内容无误之谓也，说明刘德也很重视版本的书法艺术水平，这在版本学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有人认为，从版本意义上讲，“本”的概念在汉代尚未形成，因而刘德的“善书”和后代的“善本”并不一样，这种说法似可商榷:首先，“版本”不是一个抽象的、超越时空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先秦两汉时期同书异本的大量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汉代简策的同书异本，更多称“书”，例如刘向校书时用的“臣向书”、“臣参书”等，这里的“书”就是“本”的意思。但也有直接称“本”的例子，例如刘向《别录》云:“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余嘉锡先生解释说:“所谓‘本’者，谓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称曰本。其后竹简既废，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之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矣。”⁽¹⁾很明显，余先生以为“本”字指的就是既为上素底本又为定本的简策书。有人不同意这种解释，以为“本”指帛书，其实，“本”指简策或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秦两汉同书异本的大量存在以及校勘的风气。汉代是简策、帛书并存的时代，帛书的数量也是不少的，单是《七略》就著录了13 000多卷，帛书的同书异本也是大量存在的。版本问题不是简策的专利，帛书同样存在版本问题。汉蔡邕《蔡中郎集·刘镇南碑》云:“写还新者，留其故本。”这里的“故本”，很难说清是简策还是帛书，但是无论简策或帛书，都是同书异本中的一个。另外，即使到了古籍版本学已经相当成熟的宋代，虽然“善本”之称已经蔚成风气，但仍然不乏“善书”的记载，例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皇朝编年举要》云:“(该书)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这说明“善书”与“善本”并未判若鸿沟的两个概念，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1.2.3　汉代版本目录

《七略》是先秦两汉时期古籍版本学已经产生的标志性成果。《七略》是一个善本目录，它著录的每一种书都是刘向等最终审定的。刘德为汉景帝第三子，生于公元前160年左右，刘向则生于公元前77年，比刘德要晚80年左右。如上所言，80年前的刘德已经提出“善本”的概念，而80年后的刘向，理应对“善本”具有更加深入的研究。虽然，《七略》、《别录》中暂时没有发现“善本”之类的论述(不排除亡佚的可能)，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刘向的善本观比刘德的善本观更加成熟，《七略》作为善本目录是当之无愧的。《七略》也是一个写本目录，它是人工抄写而成的；《七略》又是一个帛书目录，刘向等编目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抄在帛书上。

过去，一谈到最早的版本目录，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其实，除了尤目之外，还有不少版本目录。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就曾经指出:“古录失传，传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²⁾“多数版本专家”之中，就应该包括刘向等人。什么是版本目录?顾名思义，版本目录就是著录版本的目录。版本目录的著录方法是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著录方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模式上。如果用今天古籍著录的国家标准去苛求古代书目，那就连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很难说是版本目录了。日本人长泽规矩也撰《中国版本目录学解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就有《七略》。李致忠先生指出:“《七略》凡录一书，必著其书名、作者、篇什、家派、家数、传本等，这时版本学所要反映的基本内容，又都蕴含反映在目录著作里了。”⁽³⁾这样的目录当然应该是版本目录。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时期，随着校勘学、目录学的产生，同时生产了古籍版本学。先秦两汉时期，涌现出众多成绩卓著的学者，没有古籍版本学是不可思议的。

2　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时期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是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时期。主要标志是:随着佛教的东传和纸张的普及，同书异本不断增加，佛经版本的研究令人注目，善本的概念日渐普及，版本目录越来越多。

2.1　晋代古籍版本学

2.1.1　晋代同书异本研究

晋代同书异本大量增加，出现了“梵本”、“胡本”、“全本”、“同本”、“真本”、“异本”、“别本”等术语。晋代官方对于同书异本的校勘活动至少有四次，晋代学者对于佛经同书异本的校勘尤其用力。

2.1.2　晋代的善本

晋代对善本的研究有了更大进步。随着对同书异本研究的不断深入，晋人已能鉴定版本的先后与善否。晋代《首楞严经》有支越、支法护、竺叔兰三种译本，晋释支敏度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工作，他说:“披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⁴⁾可见支敏度对《首楞严经》进行了鉴定，然后确定“母”、“子”关系。晋代戒律至少有260戒、250戒等多种版本，令人莫衷一是，竺昙无兰认真进行了整理，他说:“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为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⁵⁾可见竺昙无兰对戒律异本进行了鉴定，然后确定“本”、“子”关系。上述两段引文中，所谓“母”、“本”，即同书异本中最早之本，即善本；所谓“子”，即同出异本中晚出之本，是仅供择善而从的本子。可见支敏度和竺昙无兰已经能对同书异本进行鉴定。在版本鉴定的基础上，确定诸本之间的“母”(本)与“子”的关系，以“母”(本)为主，以“子”为从。研究同书异本，找出善本，这在古籍版本学历史上，是可考最早的明确记载之一。

2.1.3　晋代版本目录

晋代版本目录可考者有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等。据梁释慧皎《高僧传·道安传》:“自汉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这里说的经录，就是指《综理众经目录》。该录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版本目录之一，虽然该目已经失传，但从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尚可略窥一斑。第一，该目著录了佛经译本的出版时间、出版地和出版者。一种佛经的最早译本也即这种佛经的第一个版本，佛经的抄写地也即出版地。如《普耀经》著录“永嘉二年五月出”，即出版时为“永嘉二年五月”；《大道地经》著录“外国所抄”，即出版地为“外国”。该目著录凉土译经59部、79卷，关中译经24部、24卷，“凉土”、“关中”就是其出版地。第二，考出《宝如来经》、《度护经》、《四身经》等伪经26部、30卷。他说:“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⁶⁾这正是他辨伪的原因所在。他还著录了伪经同书异本的别名，如《宝如来经》亦名《宝如来三昧经》等。第三，他为27卷佛经作了注解，他说:“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⁷⁾版本纷杂，“难以折中”，正是他注解佛经的原因。《综理众经目录》是佛经目录的划时代著作，梁启超评价说:“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斯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⁸⁾

总之，面对大量同书异本，晋代学者从内容入手，考定版本优劣，区分母(本)、子关系之例已经屡见不鲜。晋代学者对于佛经版本的研究尤其用力。法显西行，已开寻求佛经善本的先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佛经版本目录之一。事实表明，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进入发展时期。

2.2　南北朝古籍版本学

2.2.1　南北朝同书异本研究

南北朝时，随着纸张的普及，同书异本与日俱增。“异本”、“别本”、“真本”、“正本”等词语频频出现。随着同书异本的大量增加，南北朝的校书活动也更加频繁，可考的校书活动有12次，著名学者谢灵运、王俭、到洽、高谧、孙惠蔚等先后主持过校书活动。

2.2.2　南北朝的善本

南北朝时期，“佳本”、“良本”等词语大量出现。这些词语相当于后世之善本，是南北朝学者寻求善本的必然结果。为了寻求善本，南北朝学者继晋代之后在鉴定同书异本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南朝梁鄱阳嗣王萧范得到一个《汉书》的“真本”，太府卿刘之遴从上书年月、篇名、编次、卷数、内容等方面进行鉴定，认为这是一个伪本⁽⁹⁾，尽管这个结论尚有异议，但其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非常强调版本的重要性，他举例说误本把“芋”字写成“羊”字，从而闹出了笑语。他注意根据内容鉴定版本，指出《后汉书·樊晔传》误本把“宁见乳虎穴”写成“宁见乳虎六”。他还注意利用出土文物鉴定版本，他根据长安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的铭文，确认《史记·始皇本纪》中的“隗林”当为“隗状”之误。像《颜氏家训》这样集中地论述古籍版本学的有关问题，在中国古籍版本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齐阳休之撰《陶潜集序录》云:“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排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可见，阳休之对陶集版本了如指掌，并能根据序目、内容、编次等鉴定版本。这种分析同书异本差异的序文在南北朝是不多见的。

2.2.3　南北朝版本目录

南北朝的版本目录有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等，《出三藏记集》是我国古代传世最早的版本目录。该目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¹⁰⁾卷一为“撰缘记”，即该目的编纂起因；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即著录佛经的目录；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即佛经译本的原序、后记的汇编；卷十三至卷十五为“述列传”，即佛经翻译家列传。“总经序”和“述列传”相当于后世的书目提要，是该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了解佛经的内容、流传情况和译者生平等有重要作用。“总经序”实开了后世辑录体目录的先河，它辑录了大量考证同书异本源流的序文，表示了僧祐对这些考证文章的认可。“述列传”与稍前的王俭《七志》实开后世传录体目录的先河。该目著录佛经版本20余种:就地域分，有梵本、胡本、凉州本、关中本等。就翻译情况分，有出本、异出本等；就抄本情况分，有文宣王(萧子良)抄本、释僧柔和释慧次抄本、旧抄本等；就流传情况分，有真本、正本、定本、旧本、异本、别本等；就出处分，有安公本、护公录本、别录本、王宗经目本等；就佛经收藏情况分，有阙本、未得本等。《出三藏记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姚名达称其为“南北朝诸家之最杰出者”。⁽¹¹⁾

总而言之，南北朝时期，“善本”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总结鉴定版本的方法，出现了僧祐、颜之推等众多古籍版本学家，《颜氏家训》和《出三藏记集》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事实表明，这个时期的古籍版本学比魏晋时期有了更大发展。除了佛经之外，其他内容的古籍版本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2.3　隋唐五代古籍版本学

2.3.1　隋唐五代同书异本研究

随着同书异本的大量增加，“正本”、“副本”、“真本”、“旧本”、“异本”、“别本”等词语大量出现，还出现了“俗本”、“净本”等词语。隋唐五代时期，对于同书异本的校勘也很重视。可考隋代大规模校书至少有四次，可考唐代大规模校书至少有七次。不少学者也很重视同书异本的研究，隋宇文恺，唐颜师古、李贤、陆淳、郭京、颜元孙、张参、唐玄度等是其代表人物。

2.3.2　隋唐五代的善本

隋唐五代时期，“上品”、“善书”、“良书”、“好本”等词语大行于世。这些词语都是“善本”的意思。可见“善本”的概念在隋唐五代时期已经日渐流行。那么“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何处?此前人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十三·僧羲寂传》:“羲寂尝语德韶，智者之教惟新罗有善本，愿借大力致之。德韶以闻忠懿王，乃遣使航海，传写而还。”这是截止目前我们所知“善本”一词的最早的出处。

隋唐五代官方很重视善本的形式美。据《隋书·经籍志序》，因为南朝陈的藏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因而专门请著名书法家韦霈、杜君页等“补续残缺”。唐代官方也很重视善本的纸张和装帧。据《旧唐书·经籍志》:“(四部库书)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可见唐代官藏善本用纸非常讲究，皆用当时最好的益州麻纸，牙轴、缥带、牙签等因书而异。

为了寻求佛经善本，唐代高僧、著名翻译家玄奘翻越万水千山，从印度带回梵本佛经675部。回国后，20年如一日翻译佛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玄奘的一生就是追求佛经善本的一生。他在翻译《大般若经》时，“文有疑错”，就用印度带回的“三家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¹²⁾。佛经译本向有“古译”、“旧译”、“新译”之说:“古译”即鸠摩罗什以前的译本；“旧译”即鸠摩罗什以后的译本；“新译”即玄奘译本。新译后来居上，是佛经译本的善本。

2.3.3　隋唐五代版本目录

隋唐五代时期出现大量版本目录，荦荦大者如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道宣撰《大唐内典录》、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等。

《历代三宝记》由帝年、代录、入藏目录和总目四部分组成。“代录”著录后汉至隋16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每经著录同书异名，同书异名就是同书异本的标志。因为翻译佛经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抄写，因此译年、译地就是出版年和出版地。“入藏目录”也著录同书异本，“同本别出，举一多卷，编以为头，其外二三，具详其下”。⁽¹³⁾

《隋书·经籍志》也是一个版本目录。该目录录了大量同书异本，如郑译著《乐府声调》著录有三卷本和六卷本；《一字石经周易》著录有一卷本和三卷本。在大量的同书异本中，该目还多次使用“别本”一词，如曹操《兵书接要》十卷注云:“《兵书接要》别本五卷。”该目还著录了丛书本和单行本，如《地理书》149卷，为陆澄汇《山海经》等160家为一书，《隋书·经籍志》称之为“澄本”，澄本之外，又著录了《山海经》等39家单行本。抄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著作方式。为了简易，一部书往往有多种节钞本，该目则同时著录全本和节钞本，如殷淳《妇人集》，既著录了30卷全本，又著录了2卷节钞本。诸如此类的例子在《隋书·经籍志》中有30余种。另外，在该目叙录中，多次使用“古本”、“异本”、“正本”、“副本”、“旧本”等版本学术语，也说明它是一个版本目录。就整体而言，《隋书·经籍志》又是一个钞本目录，因为该目著录者全为人工抄写之书。

《开元释教录》也是一个佛经版本目录。该目分为总录、别录、入藏录三大部分。“总录”10卷，著录唐以前十九朝译经事，仿《出三藏记集》以译人为经，以译经为纬，每经著录同书异名、译时、译地等，也就是说，该目著录了同书异本的不同书名、出版时、出版地等。“别录”八卷分七录:“有译有本录”著录单译、重译，以重译居首。单译，重译就是两个不同的本子。“有译无本录”著录了大量阙本。“删略繁重录”就同书异本“详校异同，甄别得失，具为条目。”宋代赞宁评论说:“(此目)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有兹独断。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距不知几百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内典录》十卷。靖迈出《图记》四卷，昇各续一卷。经法之谱，无出昇之右矣”。⁽¹⁴⁾“疑惑再详录”著录疑本14部19卷。“伪邪乱真录”著录伪本392部，1055卷，该录之后还附录了南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等节钞本佛经54部，501卷，这些节钞本都是抄撰之作，它们“名滥真经，文字增减，或杂糅异义，别立名题。若从正收，恐玉石斯滥；若一例为伪，而推本有凭”。⁽¹⁵⁾姚名达对《开元释教录》的译价很高，誉之为“至高无上”者。⁽¹⁶⁾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善本”一词已经正式出现。玄奘等众多僧人西行寻求善本，说明“善本”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事实表明，这个时期的古籍版本学有了更大发展，版本目录越来越多，《历代三宝记》、《隋书·经籍志》、《开元释教录》等是这个时期版本目录的代表作。

3　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

宋元是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同书异本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同书异本的研究已经成为学者的必修课，“善本”成为学者追求的共同目标，版本学研究成果大量产生。

3.1　宋代古籍版本学

3.1.1　宋代同书异本研究

宋代同书异本的名称从形式到内容，从时间到空间，无不涉及，日益复杂化。

宋代同书异本有五个特征:一是数量之多，史无前例；二是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后世的各种版本；三是关于雕版印刷的版本名称越来越多；四是同书异本的词语出现次数之多，前所未有；五是有待规范化，同书异本之称，往往多种多样。例如刻本又叫刊本、椠本等；拓本又叫打本、石本、碑本等。

面对大量同书异本，宋人校书尤勤。据汝企和《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载《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统计，宋代官方校书共计78次，其中史书校勘就有21次。宋代私人校书之例也屡见不鲜。王洙、王钦臣、宋敏求、曾巩、苏颂、陈师道、黄伯思、汪藻、洪兴祖、郑樵、朱熹、洪迈、彭叔夏等很多学者都积极参与校书活动。为了校勘《昌黎先生集》，朱熹网罗了官本、古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莆田方氏本等。他校书的原则是不看来头，无论官私，以义理为准，“苟是矣，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¹⁷⁾这反映了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流传到现在的许多图书，几乎都有自己的庞大家族，而宋本往往是这个庞大家族的“祖本”，在这个“祖本”身上，宋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宋代还有不少研究同书异本版本源流的例子，而叶梦得是古代第一个研究雕版印刷起源的人。

关于宋代刻书问题，叶梦得、周密、龚明之，洪迈、朱熹等都曾深入研究。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¹⁸⁾这段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所谓宋代刻书四大中心(浙、闽、蜀、汴)之说，即源于此。

3.1.2　宋代的善本

宋代学者重视古籍版本鉴定，通过版本鉴定，找出善本。宋人关于“善本”的论述有两个特点:①“善本”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穆修《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序》、欧阳修《田弘正家庙碑》、苏轼《东坡题潭帖》、杨时《校正伊川易传后序》、刘弇《书楚辞后》、周火军《清波杂志》、洪遵《翰苑遗事》、郭知达《校正集杜诗序》、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序》、叶梦得《石林燕语》、洪迈《容斋随笔》、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等很多文章中，大量使用“善本”一词，也有称“善本”为“良书”、“好本”、“善书”的。②“善本观”以内容为主，兼及形式。《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云:“该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这里的“善本”讲的是内容。王洙、王饮臣父子“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得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¹⁹⁾这里的“镇库书”就是善本，可见王洙、王饮臣父子的善本观就是内容与形式并重:在内容方面，要求“无差误；在形式方面，以当时最好的“蒲圻县纸”抄写，又以“绢素背之”。

3.1.3　宋代古籍版本学成果

宋代古籍版本学的标志性成果有散文、专著和书目三个大类。散文类成果包括序、跋、书信等，如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曾巩《新书目录序》、苏颂《补神农本草总序》、汪应辰《跋贞观政要》、陆游《跋李深之论事集》等；专著类如张淳《仪礼识误》、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余靖《汉书刊误》、曹士冕《法帖谱系》等；书目类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

总之，图书异本数量之多，同书异本研究之盛，“善本”大量出现，古籍版本成果之丰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说明宋代的古籍版本学已经由童年、青年进入成年时期。宋代古籍版本学成熟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古籍版本学长期发展的结果。自从先秦两汉古籍版本学产生以来，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漫长历程，在长期积累沉淀的基础上，终于迎来了成熟时期。没有宋代以前的古籍版本学，就没有宋代的古籍版本学。第二，宋代重视学术研究工作。学术研究和古籍版本学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学术研究促进了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古籍版本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第三，雕版印刷的普及和推广。自从唐初发明雕版印刷之后，宋代已经大行于天下。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制作了大量的图书版本，为古籍版本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古籍版本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2　元代古籍版本学

3.2.1　元代同书异本研究

继宋代之后，元代雕版印刷持续发展，同书异本大量增加，为古籍版本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元代官方对于同书异本的校勘活动未见记载，但是元代私人研究同书异本之例屡见不鲜，其代表人物有元好问、方回、胡三省、戴表元、岳浚等。岳浚为了刻好《九经之传》，用唐石经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绍卿家本、婺州旧本、兴国于氏本、余仁仲本等23种同书异本进行校勘，从而保证了刻书的质量。元代不少学者对版本源流有所研究。姚燧研究过元代兴文署刻书和姚枢刻书；虞集研究过唐代吴彩鸾抄书；贝琼研究过金陵王举直勤有堂；谢应芳研究过刻书工人张敬；程钜夫研究过刻字工人熊生等。

3.2.2　元代的善本

元代学者的善本观，以内容为主，兼及形式。吴澄在《题〈战国策〉校本》中，把罗以通本和鲍彪本相比，以为罗本“定其篇章，补其脱正其误，释其大意”，前面冠以诸国编年，“凡鲍氏之失，十去八九”，讹误大大减少，“庶乎可为善本矣”⁽²⁰⁾。可见吴澄的善本观是把内容放在首位。危素对欧阳修文集的版本多有研究:在内容方面，以精校的曾鲁本作为善本；在形式方面，他说欧阳修写本“纸墨精好，字画端楷，有唐人风致，皆识以公印章”，从纸张、墨色、字画、藏书印等外在形式方面多有所研究。可见危素的善本观包括内容、形式两个方面。

3.2.3　元代古籍版本学成果

元代古籍版本学专著:如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岳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吴澄《孝经定本》、韩性《书辨疑》、丘葵《周礼订本》、张枢《春秋三传朱墨本》等。元代版本目录传世者不多，我们只能就文献记载的加以分析。王辉《王氏藏书目录序》云:“至元四年秋七月，曝书于庭，与儿子孺校而帙之，则各从其类也。”⁽²¹⁾既是“校而帙之”，就是用同书异本进行校勘，最后分类著录，可见该目当是一个版本目录。危素《史馆购书目录序》云:“其间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它本者，今亦有之。”⁽²²⁾说明危素编目时，对图书版本一一考证，其中发现有宋东都开封写本，可见该目也是一个版本目录，另外，袁桷编《袁氏旧书目》和《袁氏新书目》、《岳德敏书目》、《上都分学书目》、《西湖书院书目》等也是版本目录。

4　古籍版本学的繁荣

明清时期是进入古籍版本学的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随着雕版印刷的繁荣，同书异本多如牛毛。同书异本的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已经摸索出一套鉴定版本的方法，追求善本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的第一需要。版本学研究成果之多，史无前例。

4.1　明代古籍版本学

4.1.1　明代同书异本研究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同书异本多如牛毛。宋濂《文宪集》、杨士奇《东里文集》、邱浚《琼台编》、祝允明《怀星堂集》、王鏊《震泽集》、吴宽《家藏集》、陆深《俨山集》、杨慎《升庵集》、文征明《甫里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郎瑛《七修类稿》、朱国祯《涌幢小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陆容《菽园杂记》、毛晋《汲古阁题跋》等著作中有不少同书异本版本源流的记载。毛晋在《孟襄阳集》跋语中，历数孟集源流，通过对宋本、元本、明弘治关中本、《十二家唐诗》本、《王孟合刻》本等进行比较后，依宋本作为底本，参考元本、关中本进行整理。

4.1.2　明代的善本

明人的善本观已有明确表述。胡应麟说:“凡书之纸之等差，视其本，视其抄，视其刻，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²³⁾这七条标准既是胡应麟的价值观，又是胡应麟的善本观。其中，“纸”、“装”、“刷”三条，讲的是形式；“本”、“抄”、“刻”三条，内容、形式兼有之；“缓急”讲的是实用价值，“有无”讲的是多寡。张应文《清秘藏》云:“藏书者贵宋刻，大都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青纯，为可爱耳。”这是就笔法、纸质、墨色等形式方面讲的。毛晋《东野集跋》云:“(宋本)厘别乐府、感兴十四类，共五百一十有奇，系以赞书为十卷，尾有常山宋敏求跋，真善本也。”⁽²⁴⁾这是从内容方面鉴别善本的。就总体看，明人谈论善本内容、形式并重，但略重形式，这跟明代的学术空气不浓有关。明代高濂对书贾作伪很有研究，他揭露了书贾作伪的种种伎俩，如染纸、打洞、包装等，“百计瞽人，莫可窥测”⁽²⁵⁾，讲的也是形式。

4.1.3　明代版本目录

明代版本目录很多，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明代重要的版本目录题跋汇成《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付梓刊行，这些书目题跋主要有:梅族鸟《南雍志·经籍考》、周弘祖《古今书刻》、陈第《世善堂书目》、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目》、徐火勃《红雨楼题跋》、高儒《百川书志》、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刘若愚《内版经书纪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荥阳晦道人《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从时间看，这些版本目录大都产生于明代嘉靖以后，说明明代后期古籍版本学比早期发达。另外，明代刻书目录尚有《建宁书坊书目》、《福建书目》、郭勋家刻目录等。

总而言之，明代古籍版本学取得较大成就。与清代古籍版本学相比，犹有如下不足:对于古籍版本源流的研究还不大普遍；对于古籍版本鉴定方法的研究还不系统；对于古籍善本的研究还不全面等。但是，明代是古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明代印刷的大量图书版本为清代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明代编制了大量版本目录，奏响了古籍版本学繁荣的序曲。

4.2　清代古籍版本学

4.2.1　清代同书异本研究

清代同书异本研究较之前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下我们从同书异本校勘、版本源流等方面加以说明。在同书异本校勘方面，清代是古代校勘史的极盛时期。官方校书以《四库全书》为巨。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馆几乎网罗了全国的名师硕儒，历时10年，校书万余种，在中国古代校勘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私人校勘，不仅人数多，而且质量高，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张之洞在《书目学问》中列举清代著名校勘家王鸣盛、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卢文绍、毕沅、汪中、孙星衍、阮元、王引之、孙诒让等31人。清代学者对于版本源流进行了大量研究:陆以湉《冷庐杂识》、王士祯《香祖笔记》、法式善《陶庐杂录》、俞樾《茶香室丛钞》等书中有不少抄本的论述。清代学者还对历代刻书进行了大量研究:张尔歧《蒿庵闲话》、周亮工《书影》、王士祯《池北偶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钱咏《履园丛话》、梁章钜《浪迹丛谈》、陈康祺《郎潜纪闻》等书中都有不少历代刻书的论述。清代学者对一书的版本源流，也进行过大量研究。例如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陆九渊《象山集》的版本有抚州刻本、傅子云刻本、袁燮刻本、袁甫文刻本等，各本的编纂、刻印时间一一考证，源流关系非常清楚。

4.2.2　清代的善本

清代学者对于版本鉴定进行了大量研究。孙庆增《藏书纪要·鉴别》云:“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这里讲的是鉴别的重要性。叶德辉《藏书十约·鉴别》云:“四部备矣，当知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这里讲的是鉴别方法之一。古籍目录是我们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此外，清代学者已经熟练掌握古籍版本的各种手段。

鉴定版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善本。通过研究钱谦益、钱曾、卢文绍、黄丕烈、于敏中、瞿镛、杨绍和等人的善本观，可知清人的善本观已经非常成熟。大而言之，包括内容、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指有无缺卷、衍文、脱文，讹字、失次等现象；形式指纸张、字画、刻工、装潢等。就总体而言，赞扬宋本较多，甚或有“佞宋”的倾向。当然，清人“佞宋”，也不是盲目的，因为宋本内容、形式俱佳，也同样体现清人的“善本观”。另外“善本”一词在清代已经广泛使用，这既反映了清代古籍版本学的繁荣，也反映了清人对于“善本”的重视，追求善本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的第一需要。

4.2.3　清代古籍版本学的丰硕成果

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成果触目可见，举目日记、文集、笔记中所在皆是。清人题跋中古籍版本学的研究成果尤其集中，不少题跋后人已汇为专书，1995年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和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多有收录，其中如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陈鳣《经籍跋文》，钱谦益《绛云楼题跋》、彭元瑞《知圣斋读书题跋》、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清人还编撰了大量版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孙庆曾《上善堂书目》、彭元瑞等《知圣道斋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和《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潘祖荫《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陆心源《海源阁藏书目》和《皕宋楼藏书志》、张之洞《书目答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等。

清代古籍版本学繁荣的原因何在?第一，清代古籍版本学研究的起点较高。古籍版本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清代古籍版本学后来居上，理所当然。第二，清代出版活动的持续繁荣，制造了难以数计的古籍版本，这是古籍版本学繁荣的物质基础。第三，学术的昌盛，是清代古籍版本学繁荣的学术基础。清代学术取得总结性成就，其中校勘学、目录学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使古籍版本学如虎添翼，如鱼得水。总之，清代古籍版本学的繁荣，不是孤立的，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原因。

5　小结

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及分期情况如上所述。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将四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续表

【参考文献】

1.毛晋.汲古阁书跋.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64

3.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20.朱铭磐.南朝宋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1.朱铭磐.南朝梁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2.韩愈.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4.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28.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尤袤.遂初堂书目.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3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31.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3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33.卢文绍.抱经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34.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5.高濂.遵生八笺.成都:巴蜀书社，1992

36.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37.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38.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3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

4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41.叶盛.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

42.郎瑛.七修类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3.钱谦益.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4.陈骙等.南宋馆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

45.李修生等.金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9

47.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

4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9.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50.智昇.开元释放录.大正藏本

【作者简介】曹之，男，河南荥阳人。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古籍编撰史》等著作。

【注释】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2《版本序跋》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版本目录》

(3)李致忠.《中国版本知识500问》

(4)(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记第十》

(5)同上书，卷11《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第十二》

(6)《出三藏记集》卷5《新集安公疑经录第二》

(7)《出三藏记集》卷5《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8)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

(9)《梁书·刘之遴传》

(10)《出三藏记集·自序》

(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

(12)(唐)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1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入藏目录》

(14)(宋)赞宁.《宋高僧传·智昇传》

(15)(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伪邪乱真录》

(1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

(17)(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书韩文考异前》

(18)(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19)(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1

(20)李修生等:《全元文》卷490《题战国策校本》

(21)《金元文》卷174《王氏藏书目录序》

(22)同上书卷1470《史馆购书目录序》

(2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

(24)(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笔》

(25)(明)毛晋.《汲古阁书跋·东野集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