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进展

情报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进展

马费成　宋恩梅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摘　要】情报学自产生至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情报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系统考察了情报学的历史沿革、内容结构、研究进展、热点课题及未来趋势，希望能够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对情报学的认识，促进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同，并且进一步明确情报学在数字化网络时代的目标和任务。

【关键词】情报学　研究进展　研究热点　学科定位　发展趋势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Ma Feicheng and Song Enm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Information Science has developed over fifty years，and now it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This papermakes a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on historical evolution，disciplinary structure，research progress，advanced topics，as well as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rough such studies，the authors expect to contribute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nfirming this discipline，and moreover，tomaking the objective and miss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learer.

【Keywords】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progress　advanced topics　disciplinary loc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在进入21世纪初叶的2003年，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前任主席特鲁迪·贝拉多·哈恩(T.B.Hahn)女士应美国科学学会主席团理事会的要求，回答“20世纪你们的专业学会5至7个最重要的、代表性的、最基本的发现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进行了调研、咨询以及参考情报学教材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她认为用“发展”一词比“发现”一词更适合于描述情报科学的活动，她将学科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归纳为5个方面:(1)通过书目计量学领域的建立测量了信息爆炸;(2)通过发明引文索引系统遏制了信息爆炸;(3)在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方面最早将计算机用于处理文献和文献记录;(4)研究了用户的信息查寻、需求和选择行为;(5)建立了国家信息政策^［1］。

这种宏观意义上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情报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简洁而清晰地反映出情报学的属性、功能、任务及其在学科之林中的定位，有助于学术界实现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同。或许，对上述列举的5个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当本文系统考察情报学的历史沿革、内容结构、研究进展、热点课题和未来趋势时，发现这些成就和发展的确是情报学应当引以为自豪的。

1　情报学的起源

情报学起源于文献学，源头可以追溯到1895年比利时学者奥特莱(P.Otlet)和拉封登(La Fontaine)等人创立的国际目录学会(IIB)。IIB创建的宗旨是对人类社会的知识进行科学的加工整理。1908年，IIB在第四届会议上接受了“文献学”(Documentation)这一术语。1931年IIB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IID)，1937年易名为“国际文献联合会”(FID)。

文献工作和文献学是19世纪在欧洲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这一概念传到美国，随后兴起并得以发展。1937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DI)创建，并在1938年创办了《文献复制杂志》(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Reproduction)。由于“二战”的原因，该杂志于1943年停办。1950年开始，又以《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为名重新出现。1968年，ADI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ASIS)，《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随之成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志》(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ASIS)。2000年，ASIS加入了技术内涵，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ASIST)，其会志也改名为JASIST。

除了文献学渊源以外，情报学的产生还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时期，科技出版物以及各类文献的数量激增，产生了“情报爆炸”的现象。如何有效解决文献激增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计算机问世并被利用于文献加工领域，新的学术思想活跃以及新的学科不断诞生。这些因素成为情报学孕育与形成的强大力量。

2　情报学的发展阶段

2.1　学科形成(20世纪40年代)

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VannerarBush)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的设想，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献被视为情报学的开端。1948年，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发表了《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强调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献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必须革新的局面，揭示了传统文献工作向情报学转移的历史趋向^［2］。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了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一些科学家开始对如何寻找和获得情报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情报服务工作，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情报职业。

2.2　初期发展(20世纪50年代)

1953年，荷兰学者J.Farradane首次提出了“情报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个名称。两年后，“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在他的倡导下首次被使用^［3］。1958年英国成立“情报科学工作者协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简称IIS)。在这段时期，文献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与情报学相关的明确的类别，如情报组织、存储与检索、机器翻译、科学家的情报需求等，情报学由此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包括情报组织、情报存储与检索设备、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

美国科学家M.陶伯、C.N.莫尔斯、A.肯特、H.P.卢恩等人相继研究出单元词索引、叙词索引、组配索引、题内关键词索引以及定题情报服务的原理和装置，为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和B.C.维克利相继对文献分布理论进行了研究，R.A.费尔桑、C.W.克莱弗登分别对分类检索理论和检索系统性能的评价问题作了相关探讨。1957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在美国把各种交流研究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年，美国国内的手工情报检索开始转为计算机检索系统。1958年，第二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使文献工作的范围扩大到了语言学、机器翻译、文摘自动化和索引自动编制、情报科学家的职业教育及相关的其他领域，为情报活动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中国，情报学研究是在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 1955年，周总理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建立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服务的指示;随后，在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规定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中国国内第一个国家情报中心——科学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前身)，开创了中国正规的科技情报事业;1957年12月，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办《科学情报工作》杂志(“科技情报工作”、“中国信息导报”前身)，标志着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 1958年，中情所建立情报大学，1959年并入中国科技大学，成为一个情报学专业。

2.3　快速发展(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情报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研究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处理技术。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等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以兰卡斯特(Lancast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于联机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情报学发展的主流。1973年出版的由兰卡斯特与弗依斯(Fayes)编著的《联机情报检索》一书，在联机存取和检索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除了实用研究以外，情报学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E.加菲尔德发明了引文索引并试编成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普赖斯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苏联学者米哈依洛夫等人出版了《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等著作，美国学者T.萨拉赛维克编著了《科学情报导论》。

这一时期，文献计量学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等经典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验证和评价，并寻求在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和科学预测方面的新应用。

对于学科本身而言，情报学在不断发展完善中逐渐确立了独立于传统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学科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本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1968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ADI)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ASIS)，《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随之成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志》(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ASIS)。至此，情报学在美国才真正从文献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这些都成为情报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

此期间，国家信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受到关注。1958年底，美国发表了著名的《贝克(Baker)报告》，标志着美国国家信息政策研究的开始。该报告认为，美国的社会进步依赖于科学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必须在现有的信息结构和信息计划的基础上，将政府和非政府的信息机构合成统一的信息网络，由国家级的指导机构——联邦政府科学信息局来支持、协调和补充现有的信息计划。在此之后，一系列信息政策研究报告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开始制定各自的信息政策。我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全球信息化浪潮，在信息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方面给以高度重视。信息政策成为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分支领域，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中国，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情报学在短暂的发展之后，陷入了停顿，之后开始逐渐复苏。1978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同年，武汉大学首先在中国国内设立了科技情报专业，情报学教育得到恢复。1979年，《科技情报工作》复刊，而后《情报科学》(1980年)、《情报学刊》(1980年)、《情报学报》(1982年)等学术刊物相继出版。

2.4　研究深化(20世纪80～90年代初期)

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之下，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得到拓展，主要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分支学科研究活跃。

技术应用研究盛行的结果，导致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这一问题逐渐为情报学者所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1983年，英国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发表了题为《情报科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基础，提出情报学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观点。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和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一些学者还从社会、经济等角度来研究信息社会环境中的情报问题。

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分支学科研究活跃。情报学与另外的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情报经济学、情报计量学、情报社会学、情报心理学等。这些分支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对情报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研究，大大丰富了情报学研究的背景框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全面复苏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注重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并引进多门学科理论(如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行为科学等)，对情报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情报技术开发和情报计量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此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情报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81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随着情报学教育的兴起，各类教材和学术专著也纷纷出版，这些专著和译著不但成为当时情报学专业的必备教材，而且对于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5　新的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

网络技术、信息社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种变革构造出了当代情报学发展的新语境，一系列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应运而生，情报学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研究对象由传统的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网络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情报学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1992年，国家科委把“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科技情报”专业调整为“科技信息”专业。这一系列事件对于中国情报学研究以及情报学教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大高校的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并在整合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管理为主线的教学思路和课程设置方案。

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日益显著。对于用户研究的关注反映出情报学由单纯技术维度转向技术、用户兼顾的取向，这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上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3　情报学的进展与研究热点

3.1　学科结构的演变

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领域和子学科，并表现出一定的结构形式和特征，情报学也不例外^［4］。

1981年，美国学者White和Griffith通过研究，将情报学划分为5大分支:科学交流、文献计量、一般理论、情报检索以及由Zipf和Shannon为代表的先驱者集团。其中，文献计量位于中心位置，科学交流和情报检索分别位于其两侧;一般理论处于文献计量与情报检索之间;而体系图下方是先驱者集团^［5］。

1998年，White和McCain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得出了1972～1979年，1980～1987年，1988～1995年三个时期的情报学领域著者分布图。虽然时段不同，但这三个图样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类似于澳大利亚的人口分布:沿海地区著者多，而中部地区却很少^［6］。按照聚类分析，情报学学科主要分为文献与交流、情报检索这两大领域，分别位于分布图的左、右两边。具体来看，文献与交流领域中，引文分析处于上方，科学交流处于下方。在右边的情报检索领域中，实验型检索(experimental retrievalists)位居上方，而实践型检索(practical retrievalists)以及用户理论位于下方。两大领域的上端是较为分散的文献计量学，下端是一些理论为情报学所引入的外来学科。

三个分布图所表现出来的共性，说明情报学在整体上具有稳定性。与此同时，三个图形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情报学结构的细微演变。在研究者的数量上，情报检索较文献与交流而言，占据着明显优势，但这种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减小。这表明两大领域的研究力量正逐渐趋于平衡。从领域内部来看，文献与交流最初主要侧重于文献计量研究，而后加入了引文分析。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成为这个分支的新名称，它包含了比文献计量更为广阔的主题，例如科学与专业交流、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学科间的交互影响等^［7］。在情报检索聚类区域，著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从事算法研究，称为情报检索的“硬”区域;另一类关注用户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称为情报检索的“软”区域^［8］。20世纪80年代之后，认知观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倡导，面向用户、注重人机交互的情报检索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一类的研究学者也随之增多。

虽然领域分析与情报检索各自都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群落，但作为情报学的子领域，两者之间却相互隔离，缺乏交流。因为除了有少数的著者散布之外，这两大领域之间几乎是空白区域。Saracevic曾经预言:当领域分析与情报检索这两大领域能够互相连通之时，就是情报学羽翼丰满之日^［9］。这也意味着待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有机结合的时候，情报学就会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3.2　学科研究内容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期，Klempner提出了情报学的概念框架，将情报学领域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①概念部分，包括索引、文摘、分类、词表建设、主题词工作、文献选择、重要特征的开发;②存储与传输部分，包括存储传播渠道分析、网络、高效的组织和管理;③利用部分，包括相关性评价，管理评价，社区满意度评价，国家和国际的文化、道德、休闲或者社会政治目标的满足程度^［10］。

20世纪80年代，英国情报科学工作者协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IIS)所提出的情报学准则(Criteria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包括8个部分:①知识及其交流;②情报源;③情报存储与检索理论;④情报存储与检索系统;⑤信息传播;⑥情报机构和系统的经营管理;⑦信息技术及其应用;⑧辅助技能^［11］。

进入20世纪90年代，情报学的研究背景有所拓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增加了管理层面的内容，包括信息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信息系统的实施、成本/收益/有效性分析等，而用户方面的研究取向也有所增强。在学科发展的影响下，情报学准则进行了不断的修订，以反映情报工作者协会对于学科发展重点变化和研究领域扩大的感知与关注。1998年，该协会提出了新的情报科学准则，把情报学内容划分为3个部分:①情报学核心领域，包括信息的生产、采集、评价、组织、存储、传输、检索和传播的理论与实践;②信息管理，各种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包括规划、沟通、管理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和经营，以及政治、社会、道德和法律因素;③信息技术，包括可用于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各种技术，如计算机系统、电信技术、信息技术应用、环境等^［12］，从中进一步反映出情报学研究视野的多元化。

3.3　国内外研究进展:以研究问题为线索

把握一门学科的发展可以有几把“钥匙”^［13］:一是“人物史”方法，即以一批学科的代表人物、杰出贡献者为主要线索来描述，如美国的J.Beker曾用这种方法勾画情报技术的发展^［14］。二是“著作史”方法，即以一系列经典文献来反映学科的面貌和发展，如美国的S.Herner用这种方法描述过情报科学的发展^［15］;第三种方法是“问题史”方法，即以“研究什么问题”为主要线索。

Saracevic指出，情报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项职业，其进展取决于该领域所提出的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应用的研究方法^［16］。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对国外情报学研究现状的探讨上，主要从“问题”的角度，选取《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杂志》(JASIS(T))、《情报科学与技术年度评论》(ARIST)以及CoLIS大会(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情报学的理论与前景”国际研讨会)作为考察样本，对近年来国外情报学界的研究问题作一总结和分析。

3.3.1　作为重要文献来源的ARIST和JASIS(T)

自1966年开始，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出版该组织的年度评论ARIST(AnnualReview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集中反映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和突出领域。自1980年，《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杂志》JASIS(T)开辟了情报学进展的栏目(Perspective)，1994年开始设置了系列专题(Special Topic Issues)，以这种形式来集中讨论情报学领域的重大问题。

1966～1996年(第1卷至第31卷)的年度评论中，最受情报学家关注的研究领域为:信息系统与信息服务、图书馆自动化、信息检索、信息需求与使用、信息网络、自动化语言处理、数据库、信息经济学^［17］。在著名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系列文摘》(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LISA)中，1996～2001年，情报学研究较为集中的是情报检索、信息技术、信息管理、情报交流、情报获取、信息资源和情报存储等7个主题^［18］。

通过1997～2005年的ARIST年度评论，以及JASIS(T)的“进展”和“专题”，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检索仍然是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领域，如可视化、数据挖掘、信息查寻、信息构建、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交流、数字化存储等。而情报学与其他领域交叉形成的应用领域也颇受关注，如法律领域情报学研究(Legal Informatics)、医疗领域的情报学研究(Health/Medical Informatics)、博物馆学领域的情报学(Museum Informatics)等。随着网络的发展，对于因特网社会层面的讨论(如网络伦理、Web与青少年)也开始增多。

3.3.2　CoLIS大会

面对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人们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和利用的挑战，情报学领域需要拥有足够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以及切实的研究方向，并对学科内涵及发展远景进行探讨。CoLIS大会(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即“图书情报学的理论与前景”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时而生^［19］。1991年8月26～28日CoLIS在芬兰Tampere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探讨有关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内容与研究内涵等议题。1996年10月13～16日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学院(The Royal School of Librarianship)举办了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以期使情报科学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获得整合性的发展前景。第三次会议于1999年5月23～26日在克罗地亚的Dubrovnik的Inter-University Center Dubrovnik(IUC)举办，会议主题是数字图书馆。第四次会议于2002年7月21～25日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举办，主题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框架与新方法。2005年6月4～8日，第五次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的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举办，主题是信息情报领域中语境(context)的本质内涵、影响以及作用。

CoLIS1共设有6个讨论议题^［20］，分别是:(1)历史回顾与展望(Historical perspectives)，探讨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研究发展的历史;(2)哲学方法(Philosophical approaches)，对情报科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反思，从阐释学角度提出情报科学研究的人文取向;(3)领域分析(Exploring the domain)，讨论图书情报学所包含的研究领域与常用的研究方法;(4)范式研究(Search for paradigms)，考察学科研究的范式以及范式之间的演化和相互影响;(5)基础理论构建(Problems in theory building)，分析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重要理论的性质与完整性;(6)学科图景描绘(Mapping the terrain)，探寻图书情报学的学科性质、主题，以及学科间整合的意义。

CoLIS2的议题分为7个^［21］:(1)基本概念，探讨有关情报科学中各种基本的概念性问题;(2)哲学层面，讨论情报学与图书馆学间的关系，以及文件检索中的语言学观等;(3)方法论，探讨关于情报用户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化方法，以及有关科学情报的扩散传播等现象;(4)情报交互，从相关性、认知理论等角度讨论情报检索中的互动问题;(5)情报研究，通过访谈形式研究用户对于情报的需求以及利用行为;(6)情报查寻与获取，涉及情报查寻过程中的技术与理论问题;(7)情报对象分析，探讨文件的各种不同架构以及影像的数字化问题。

CoLIS3的主题是探讨数字图书馆有关的概念、研究以及进展，主要议题包括^［22］:(1)数字图书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2)数字图书馆馆藏;(3)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组织;(4)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检索与获取;(5)数字图书馆的利用;(6)技术设施;(7)数字图书馆的评价;(8)相关的社会问题;(9)数字图书馆的经济问题;(10)信息资源的整合;(11)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异同。

CoLIS4主要探讨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框架与新方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23］:(1)信息研究的哲学基础与相关性;(2)情报科学的历史;(3)信息检索系统评价;(4)图书情报学中的社会情报学;(5)信息技术的负面作用;(6)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7)信息用户研究的理论进展。

CoLIS5围绕近几年兴起的语境(context)问题，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了讨论^［24］:(1)信息与语境之间的关系;(2)信息查寻环境中的语境调查;(3)语境与相关性模型;(4)交互信息检索中的语境问题;(5)信息技术的语境评估;(6)语境模型的技术解决方案。

CoLIS大会从理论和学科本质上对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作出了反思。从文献单元深入到知识单元是情报学发展深化的表现，与此同时，学科整合将促进情报学新的综合理论体系的建立;对语境问题的关注反映出用户以及环境对于信息、情报利用的重要性。从各次会议的议题可以看出，人文与技术两种研究取向的协调统一将是未来情报学发展的重点，阐释学的兴起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3.3.3　我国情报学研究发展及动向

我国情报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系统检索整理，以及有关学者的统计，1956～2003年我国情报学发文总数近2万篇。这期间，我国情报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发表的论文数占1980年以前发文量的56.24%;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无论是发文总数，还是各主题领域的研究都呈现出蓬勃的局面，特别是国内情报事业、学科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科研究进入一个低谷阶段，许多刊物停刊，发文量锐减。至90年代中期以后，发文量有所回升^［25］。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情报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进展。在引入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众多学者提出了前网络时代的各种情报学理论体系^［26］，并构建出网络时代的情报学体系结构^［27］。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以文献为研究对象，转向以信息为研究对象，而后又转移到以知识为研究对象。在网络环境下，对知识单元的发现、揭示、组织和利用，对知识交流过程、特点及其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目前情报学界对于研究对象的共同认识。

为了追踪并反映情报学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最新研究状况，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于1995年编辑出版了《情报学进展》1994～1995年度评论(第一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5卷。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自1966年开始，出版该组织的年度评论ARIST(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而国内所出版的《情报学进展》年度评论系列，则代表了国内情报学界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水平。

回顾《情报学进展》年度评论第一至第五卷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国内情报学研究的一些特点。一、理论研究受到重视，这种关注表现为: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对学科理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提升，特别在认知观、知识化方面已引起共鸣，这无疑是情报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向。二、关于计量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于一些基本定律的认识以外，已由文献计量向网络计量方向发展。三、情报检索方面，受技术和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开始注重与用户的互动以及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四、信息服务领域，由传统的一般性理论探讨转向网络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实践。五、一些交叉学科兴起并发展，如信息经济学、信息法学等，这与情报学研究背景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学科交叉的体现。六、技术专题的设置，显现出情报学学科的技术色彩。

3.4　热点及前沿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网络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技术的推动以及学科交叉使情报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题，并产生了诸多新的学科生长点，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情报检索、数字图书馆、竞争情报等都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主题中，知识管理、数字图书馆是新兴的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和竞争情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关注，在近几年中形成了研究的热潮;而情报检索最能体现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于情报学的影响和渗透作用^［28］。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内容以外，情报学还出现了一些前沿领域，包括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KDD)，语义网(Semantic Web)，3G网格(Great Global Grid)，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IA)，元数据，社会网络与小世界现象等^［29］。

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发端于国外，最初是在政府文书管理和企业界进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一些图书情报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与管理学界有着明显的不同。图书情报学者多从时间的维度对信息资源管理的沿革和发展进行探讨，侧重于信息资源管理的流程和环节;同时，强调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来理解信息资源，并运用综合手段(包括技术、经济、人文)对人类信息过程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控制和协调，讨论社会信息资源的规划、配置和利用等问题。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规划、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信息政策法规等。对于政府、企业等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问题情报学界也有所涉及，但总体来看，内容较为宽泛，组织层面的定位不突出。

数字图书馆国内对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特征、功能等;二是技术研究，包括XML语言、数据挖掘、知识信息导航、数据异构封装等;三是建设研究，包括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联合和衔接、对馆员素质的要求、数字图书馆新型服务以及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等。在纯理论和纯技术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接下来是如何将二者结合，从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的角度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30］。

知识管理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也是由国外引入。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起与知识经济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涉及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和利用设施、知识资产评估与管理、知识传递和创新、知识员工和专家的管理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图书情报学界在知识管理研究中比较集中的问题包括:知识管理的概念;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的实施等^［31］。近期的研究热点是: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最佳实践库、知识技术、知识网络化研究等^［32］。情报是经过智力加工的信息，具有知识的特性和价值。情报学与知识管理有天然的密切联系。知识管理研究成为目前学科研究的特点，这也是情报学研究知识化趋势的突出表现。

信息构建信息构建一词是由美国当时的建筑师协会主席Richard SaulWurman于1975年首次提出的，他将信息构建准则表述为“使信息可被理解”和“按表达预定意图的方式传递信息”。但这一概念在提出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在20多年后开始成为信息科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并成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连续几届年会的主题。目前，人们对于信息构建的理解主要包括:(1)信息系统内组织、标引、导航和检索体系设计的总和;(2)为帮助用户访问信息内容并完成任务而进行的信息空间结构设计;(3)为帮助人们查找、管理信息而对网站进行构造与分类的艺术和科学;(4)将建筑设计原理引入数字领域的新兴学科和行业^［33］。信息构建诞生在情报学与建筑学的结合点上，因而与情报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信息构建借鉴了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元数据、控制词表、词库等)，信息构建中的组织、标引、导航、检索四大主体系统部件无不体现着情报学的典型思想;另一方面，信息构建凭借其源于建筑学的独特优势为情报学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元素(如“信息理解”、“用户体验”、“体系结构”等)，并在知识映射、认知检索、知识服务等方面对情报学产生推动作用。

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源于人工智能，涉及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统计学、智能数据库、知识获取、数据可视化、高性能计算、专家系统等多个交叉领域。KDD的目的是通过对数据库中大量数据的分析，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和规则，从而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知识。在情报学领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Don R.Swanson教授的“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创立了新的情报学研究方法，它与KDD都旨在利用知识的相关性原理，寻找和揭示不同知识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由此产生新的知识。

语义网　语义网(Semantic Web)是由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提出的一种智能网络技术。作为因特网的延伸，语义网(Semantic Web)所要实现的目的是把网络上的信息表示成为计算机可读可识别可处理的形式，使其带有语义特征，提高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性能。应用XML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和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描述框架)，在语义描述支持下，能够定义数据的内在含义，为计算机提供可分辨的标记。这样，在语义网结构中，各个网络节点都带有语义的特征，这为知识映射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语义网结构中的本体(Ontology)则是特定领域公认的关于该领域的对象及对象关系的概念化表述，包含有确定的语义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不仅能够对知识单元的复杂特征和语义进行定义、分析和识别，而且为知识单元间逻辑关系的找寻和推理提供了可能^［34］。目前，许多学科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这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近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语义计算机模式，潜语义标引技术，多语种词库自动生成技术，多语种信息存取技术，用户自适应分类法，知识共生现象，网络智能代理等^［35］。

信息网格研究网格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它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能让人们透明地使用整个网络资源^［36］。目前，因特网上的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随着网格技术的实现，有可能给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为用户提供一种“即查即用”的新型资源利用方式。网格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涉及诸多方面，包括网格环境下的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基于网格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信息检索和网格技术相融合的网格信息检索、结合网格、语义网和Web服务优点的语义网格、知识网格等。

小世界现象和社会网络研究小世界原理源于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提出的“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实验发现，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之间通过大约6个中介人的链条，便可相互认识。这一现象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信息交流、知识扩散等过程中普遍存在，并在物理、化学、生物、经济、交通、影视传媒等领域显示出广泛的应用价值。而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利用网络中所具有的小世界网络特性，我们可以研究搜索结果更精确的搜索引擎，同时利用全局拓扑信息，通过增加适当的捷径，对网络资源进行优化^［37］。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基于小世界现象的社会网络研究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网络软件(Social Networking Software，SNS)便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此外，基于内容的检索技术、网络搜索技术、元数据、信息可视化、竞争情报、信息政策、信息经济学、网络计量学等也是情报学的研究热点。

4　情报学的定位

4.1　情报学的本质属性

在谈到情报学定位问题时，人们通常会问:“什么是情报学?”这个问题既是对情报学定义的追寻，同时也是对情报学本质属性的探究。

按照美国《情报学文摘》(ISA)主编Donald T.Hawkins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对情报科学定义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38］。而最为有影响力的是前ASIS主席Harold Borko在1968年给情报科学下的定义以及对该学科的描述: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情报的行为和属性，以及处理信息使其易于获得和易于使用的最适宜方法的学科。它关注与信息的产生、收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传播、转换和使用相关的知识体(the body of Knowledge)。它包括在自然和人造系统中的信息表达、有效的信息传输编码、信息处理设施和技术(如计算机及其程序设计系统)的研究，它来源于以下学科并与其相关: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图形艺术、通讯学、图书馆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类似的领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既有探索问题不考虑其应用的纯科学的成分，又有开发服务和产品的应用科学的成分^［39］。在此后的40多年，后继学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对情报学的定义进行了诠释，在Harold Borko定义的基础上，补充进了情报用户及其信息交流、信息行为、信息需求等方面的内容。情报学的定义也由此得到拓展。

关于情报的属性和特点也有很多的成果，美国著名情报学家Saracevic在对情报学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时曾指出，情报科学有三种主要的特性:第一，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然而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跨学科的演变过程远没有中止;第二，与信息技术连接在一起，技术的需要正在迫使和限制情报科学甚至是信息社会整体的演变;第三，情报学与技术的相关性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情报学还具有明显的社会和人文维度，这个维度是超越于技术层面之上的^［40］。这个特性的总结虽然仍强调了情报学的跨学科性和技术性，但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跨学科过程的延续性、技术在情报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推进，特别是强调了情报科学中比技术因素更为强烈的人文和社会因素。

到目前为止，情报学的概念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统一一致的，但总体来看，众多的定义仍然保留了情报学核心的部分^［41］。

4.2　情报学在信息时代的挑战

只要简要回顾情报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是情报学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情报学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在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得到深化，分支学科研究活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本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这些都成为情报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可以说情报学都沿着学科发展的正常轨迹在前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技术和信息社会开始兴起，情报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科发展陷入了重重困境。特别是1992年9月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情报”改“信息”之后，信息领域发文量增多。自1992年以来，信息领域的论文占情报学论文总数的比重迅速上升，到1998年已接近40%^[2];而与此同时，以“情报”或“情报学”打头的论文则在减少^［42］。

发文数量上的此消彼涨，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即由原先单一的情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科技情报)扩大为信息。与此同时，学科的研究范围也出现了扩展，由传统的情报检索、情报计量等特色领域延伸到信息管理、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数字图书馆等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学科泛化的表现，而这种泛化已经对情报学造成了种种危机，例如情报概念的不确定、研究对象的变更、基础理论的缺乏、相关学科的蚕食，以及情报学教育的式微等^［43］。有学者还将情报学的现状形象地描述为“游离的学科”与“学科的游离”。

在人们看来，情报学的这种扩张是不恰当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信息现象和信息问题纷纷涌现，这时候急需要一门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一门这样的现成学科的情形下，情报学被推向了前沿。在人们看来，从情报到信息的转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人们对于情报学注重技术的传统一直留有较深的印象，而信息技术无疑是解决信息问题的有力工具。但实际上，这两个将情报学委以重任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情报学产生的一种“美丽的误会”——情报与信息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情报学本身也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科学。因而，当信息管理学出现之后，关于两门学科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几番讨论过后，情报学发现自己竟然已渐无容身之地。造成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在于:情报学向信息领域扩张之后所从事的信息收集、加工、组织、整理等研究，实际上只是部分代替了信息管理的工作。在信息管理学出现之后，情报学再继续从事这样的研究和工作，只会是越俎代庖。并且，情报学自身的专长在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深层次加工和分析，并不是常规的信息处理。而现在，应该是情报学归复原位的时候了。

4.3　情报学的学科定位

在环境变化和学科发展的影响下，有学者提出一种主张:为了适应新的复杂性(new complexity)，当今的科学应该，或者已经超越过去的经典科学(classical sciences)，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型的科学不是为寻求对人类生活完整理解的意愿所驱动，而是为解决和处理问题所需要。它们面向的是实际问题，采用的是面向问题的研究方法，所要达到的是对问题的理解。这种科学被称为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 science)。情报学曾经试图以经典科学身份自居，但却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作为解决信息和知识问题，适应知识社会新形势的学科，情报学也应被视为这种新型的后现代科学^［44］。

对于后现代科学这种提法，我们持保留意见。但情报学应该面向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学科目的这一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对于情报学者而言，除了要回答“什么是情报学”之外，更多地还应该要问:“情报学是为了什么?情报学能够做什么?”实际上，这也是情报学的内核所在。

由于情报具有知识属性，情报过程与人的智能过程紧密相关，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由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相结合的新术语——infotelligence，即产生于information，又不同于原有information，负载有intelligence特质的新概念，并新创了infotelligence science来取代情报学^{［45］［46］}。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为，情报研究的最终成果应该是能够达到对信息理解的层次，面向理解是情报学研究的新定位^［47］。这些提法和观点反映出在智能维度的长期缺失之后，情报学研究所出现的对于智能的一种强调和关注。相比之下，另一种观点显得更为客观和到位，即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个子学科，主要研究竞争情报、知识的有效管理与利用方面的问题^［48］。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A.德本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将知识行业作为情报学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他指出，怎样对知识进行组织将是下一个世纪人们面临着的主要挑战，而这里的知识组织概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技术，而是指更高水平上的知识组织^［49］。

从学科发展过程来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以文献为研究对象，转向以信息为研究对象，而后又转移到以知识为研究对象^［50］。表面上看，这种变更显得无规无序，实际上，这种变更反映出情报学研究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不断扩充和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初期，由于受技术条件所限，情报学主要对文献的外部和内部特征进行描述和表征，向用户提供检索和利用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学者开始利用技术手段对多种载体形式的信息进行组织、表达、检索和共享，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但对于知识的深层组织和揭示仍显得力不从心。在数字环境下，通过数据库技术、知识挖掘、知识库、语义网等新兴的网络组织工具，情报学者开始对知识单元进行描述、揭示、整合和组织，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知识单元间逻辑关系的找寻和推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发展趋势正是对情报学初衷的回归^［51］。

借助于地理模型手法，情报学曾被描绘成这样一幅图景:越过信息腹地，各种山峰便映入眼帘，它们代表着学科发展较好的一些领域(如信息检索等)。在地域边界周围是一些沼泽和湿地，轮廓不甚清晰。由这个模型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哪些山峰是否会日益增高，或者山峰之间的地带是否会抬高，从而形成高地?新的高峰是否会出现?边界周围的一些沼泽是否会干涸?具体到情报学，相对应的问题便是:目前的研究主题是将独立发展，还是进一步探寻彼此之间的共同地带?现在看来的一些小问题在今后是否会变得重要起来?情报学是否还会继续扩展研究范围，如果是，将会朝向什么方向?^［52］由于情报学框架的扩大，再加上学科情景的日益复杂，试图确定出情报学的边界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前述T.B.哈恩所列举的情报学在20世纪取得的5大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规范，从现实和实用角度出发，我们能做的是明确情报学的核心领域，并坚守其内核。无论学科情景和框架怎么变化，情报学的根本是不能改变的。

5　情报学的发展趋势

5.1　从文献信息世界走向知识内容世界

在图书情报机构发展的早期，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是纸质文献，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载体的直观陈列，向信息用户提供的主要是文献的线索和物理入口。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库的发展，情报工作者能够对海量信息进行处理，从而使知识组织由文献层次上升到信息层次，从语法处理转变为语义处理。在信息服务方面，由原来的线索提供发展到全文提供以及“一站式”服务;在资源整合和重组的基础上，设立了学科门户导航、专业主题信息网关;随着网络技术和用户研究的深入，推出了智能代理、个性化定制等新型的服务模式。

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手段使情报学研究和情报服务机构从传统的“文献信息世界”进入了现代化的“知识内容世界”，情报学者和情报人员主要处理的将是“内容”而不仅仅是“文献”^［53］。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将是数字环境下情报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发展过程来看，用户需求、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三者都遵循了一条递进的规律，即依照文献(需求/组织/服务)—信息(需求/组织/服务)—知识(需求/组织/服务)的层次演进，这实际上正对应着情报学由语法到语义，再到语用层次的发展路径。因而，情报学研究在微观层次上的深化和突破将是情报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5.2　学科情景日益复杂

多学科交叉是情报学的本质属性，通过吸取其他学科的养分，情报学将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自身学科框架下进行内化、吸收和重组，因而被一些学者形象地比喻为“织布鸟”(weaving bird)^［54］。在情报学产生初期，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都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科养分，来自这些学科的学者成为情报学领域的先驱者。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学科的深化，学科之间的交叉属性更为显著。

从实践层面上看，情报学的角色是支持用户对情报和知识的获取与利用。除了研究信息和情报本身的特点、规律以外，情报用户和技术工具也同时纳入到情报学者的研究视野。Ron Summers等学者认为，与情报学相交叉的多个学科可划分为“硬—软”两个类别，面向技术工具的学科属于“硬”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软件设计、数据库设计等)，面向用户的学科属于“软”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55］。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对情报学有着同等的贡献。在应用领域，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与情报学的交叉更为明显;在理论研究和实验方面，认知科学与情报学的关系更为密切^［56］。

在梳理了关于“情报科学”界定的基础上，ISA(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的主编Donald T.Hawkins描绘了情报学与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关系图。图中显示，与情报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图书馆学、统计学、通信科学、法律与政府、交流学等。这些学科与情报学互有交叉和重叠，同时也具有各自的学科图景^［57］。

为了进一步研究学科之间的交叉，有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学科期刊论文之间的相互引用情况对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了统计和可视化描述。研究结果表明，众多的外部学科都与图书情报学有着交叉，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这些外部学科当中，不论是单向引用还是双向引用，计算机科学、交流学、管理学和教育学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四类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交流学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引用开始增加，占到了全部引用的20%。与此同时，管理学也表现出对图书情报学的浓厚兴趣，而教育学则出现了下降趋势^［58］。学科交叉关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后，情报学研究者正逐步打破学科壁垒，广泛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将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力求从多角度多视野多方法来剖析社会中的各种情报现象。例如，运用领域分析方法(Domain Analysis)考察情报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关注情报学社会层面的属性;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新规则;借鉴心理学的理论与实验分析，从单纯的情报用户心理研究转向情报全过程的情报认知研究;通过经济学分析模型，研究信息资源的共享效率和优化配置^［59］。

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学科发展的趋势，它为情报学特定主题的研究提供了多维的方法和路径，并达成一些共同的认识理念。而随着学科融合的加深，情报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其应用的情景也越来越多样化。正如Buckland所说，孤立性的减弱以及日益开放的边界并没有使问题和方法变得更简单，相反，这种情形可能会使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孤岛成为一块大型而复杂的景地，而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领域^［60］。面对日益复杂的学科情景，情报学需要作出积极的应对。

5.3　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的统一整合

Michael Buckland提出，情报学具有两个基本的传统——“文献传统”和“计算传统”。前者关注文献对象的描述和利用，后者将算法、逻辑、数学、机械等应用于对信息的管理^［61］。“文献传统”是情报学的源头，“计算传统”是情报学的天然特质，两者互为补充，不可或缺。随着情报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传统也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克兰菲尔!(Cranfield)航空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信息检索实验和评价(人们将其称为Cranfield实验)，首次把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指标用于评价试验结果，发现了查全率－查准率的互逆相关性，并归纳出评价检索效果的指标。这一实验对于情报检索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开创了情报学研究中的实验传统。然而，这种研究传统强调系统内部的过程化，将焦点放在文献记录的知识表达方面，对于系统的用户却关注甚少。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情报学研究的认知观点，提出情报学研究要面向用户主体的知识结构，由此开启了情报学的认知传统。

情报学的初衷是解决激增的情报信息与用户利用之间的矛盾，力图在用户与文献之间搭建起相互联系的桥梁。“文献－计算”传统主要讲求利用技术手段对文献内容进行有效表述，其间也提及对人的理解、信念及行为的考察。“实验－认知”传统中，技术维度更加突出，比“文献－计算”传统更进一步的是，面向用户的导向更加明确。正如Buckland所强调的“文献”与“计算”两个传统要相互融合一样，面向系统与面向用户这两种观点与方法也应协调和统和^［62］。

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一直以来是情报学的双重语境，“文献－计算”传统、“实验－认知”传统都充分体现出这一特征，但它们在双重传统的互补整合上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Saracevic就认为系统导向是与用户导向相关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他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让这两种导向能够一起运作，相辅相成^［63］。

从情报学范式的演变来看，从机构范式，到信息运动范式，到认知观范式，进而到目前兴起的阐释学范式，这个过程反映出情报学研究由原先的系统导向转向对用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关注。在自然学科领域，范式演变通常是由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意味着学科革命。而在社会学科，常常并没有这么单纯的范式取代过程^[3]。尽管在不同范式转移交界面处会表现出相互对立或不相容的迹象，但不同的范式仍各有其解释的功能，前后范式之间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并存，互有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报学的范式转移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更替，而应是一个整合进程。作为一种新的情报学研究取向，阐释学表现出对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共同关注的倾向。因而，在对情报学双重传统的继承和深化上，阐释学作为一种新的范式，被寄予了相当的期望。同时，这种取向能够实现情报学从物理空间到认知空间的映射以及二者之间的整合，这与学科所强调的技术与人文统一是相互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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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费成，男，1947年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信息资源管理与规划、情报学理论方法，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宋恩梅，女，1978年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情报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与信息资源管理、情报学理论方法，参编(译)著作2部，发表论文20余篇。

【注释】

[1]英国的情报科学工作者协会是世界上著名的情报科学研究组织之一，该学会于1958年成立。作为关注知识在广度和深度层面的认知，并强调情报学专业人员的经验以及竞争能力的组织，情报科学工作者协会从准则的角度对情报学进行了描述，旨在为学会所设置的课程提供主题，同时为情报学者的实践提供领域。

[2]从1992年至1998年，信息领域论文占情报学论文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2%、14.19%、21.01%、32.22%、30.45%、31.42%、39.93%。参见沈丽容，倪波.新中国情报学论文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00(1):8～12

[3]1977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情报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国际会议”上，认知观首次被明确提出，但在情报学研究取向方面，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系统导向，与用户导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对立。而到了1992年的CoLIS1(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会议上，讨论的观点已趋于一致，焦点集中于用户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