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及国际前沿[1]
马费成 王晓光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摘 要】信息资源管理实践起源于美国政府的文书管理领域，随后扩展到企业管理和图书情报领域，并形成记录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和信息管理三大学派。在理论发展过程中，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增强，三大学派逐渐走向融合。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开始向战略管理和知识管理方向演进。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的实施、绩效及价值、知识管理、IT部门和IT员工、IT投资、信息系统基础理论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其中知识管理、供应链管理和虚拟团队管理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综述 研究前沿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Advanced Research
Ma Feicheng Wang Xiaogu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Wuhan University，P.R.China，430072)
【Abstract】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IRM)activities originated fromthe paperwork management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field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Afterwards，three schools such as record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ve been formed.In the development of IRM，with more research on cross-discipline，the three schools have been synchronized gradually.In recent years，IRMbegan to 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In this course，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system，performance and value，knowledge management，IT departments and IT staff，IT investment，fundamental theory of information systemand the soci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aroused special attention from the researchers.Among which，knowledge management，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virtual group management are the research focuses at present.
【Keywords】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advanced study
1 信息资源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IRM)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美国的一个新概念，它的产生源于两大社会背景: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信息量快速膨胀，如何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信息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二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全面改造了社会生产力系统，信息资源逐渐成为一种与能源资源和物质资源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资源，这迫切要求从资源管理的视角研究其配置和效益问题。在这两个外因推动下，IRM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型管理理论。
从技术传统看，信息资源管理起源于三个不同的领域:记录管理(Record Management)、数据库管理(Database Administration)和数据处理管理(Data Processing Management)［1］。这三个领域的目标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也存在差异。记录管理面临着组织的信息过载问题，管理的目标是提高文书工作的效率，降低文书处理的成本;数据库管理面临着由数据存储分散化带来的系统间数据不一致和系统不兼容问题，管理的目标是解决数据孤岛，实现数据集成管理;数据处理管理则强调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对信息系统实行战略管理，以保证系统目标与业务目标的统一。
从实践领域看，信息资源管理首先产生于美国政府文书管理领域。随后被迅速引入企业信息系统管理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两个学派:记录管理学派和信息系统学派。记录管理学派关注组织的记录管理工作，注重记录的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学派则关注企业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系统学派发展较为迅速，其理论成果也较为引人瞩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开始由美国传入欧洲、日本及我国。由于传统的图书情报类杂志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欧洲和我国的图书情报学者最早接触并接受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思想，在此过程中融入并强化了传统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由此形成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第三个流派——信息管理学派。与前两个学派相比，信息管理学派的研究历史和研究基础更加雄厚，在发展过程中信息管理学派形成了文献管理—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路线。在这种研究思路的指导下，信息管理学派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更加偏重于信息本身，把信息管理看做传统的文献管理在新时代的扩展和演化。
20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全面升级，信息资源在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战略地位逐渐得到认同，来自政府、企业管理和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者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流群体。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美国和西欧的研究者主要属于信息系统学派和记录管理学派，我国的研究者则主要属于信息管理学派。
由于三个学派的研究路线不同，在实际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向上三者还存在较大差异［2］，特别是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与西方主流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之间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导致我国学者在信息资源管理定位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3］。为更好地解决这些争议问题，并促进我国IRM研究与国际主流IRM研究接轨，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目前国际IRM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为此我们写作了本文。
在下面章节，我们将首先介绍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和历史，然后对中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简短评述，最后以《信息资源管理前沿研究》丛书为蓝本介绍并探讨国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最新进展。
1.1 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现代信息资源管理活动起源于美国政府领域。194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控制文书的联邦政策——《联邦报告法案》(the Federal Reports Act)，它要求政府在搜集信息时对公众带来的负担必须最小，政府的支出成本也必须最低。该法案的目的是减轻公众的统计报告负担，减少报告中不必要的重复，最大限度地利用来自公众的信息。
1975年，美国国会成立了联邦文书委员会(Commission of Federal Paperwork)，该委员会先后向美国国会递交了37份报告，并于1977年10月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了一份最终报告。在报告中，联邦文书委员会指出，联邦政府每年在文书上的支出为1 000亿美元，而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所执行的文书清理项目，未能有效减轻这种负担［4］。联邦文书委员会认为信息内容应被看作一种有价值的资源，通过对国家资源的管理，政府不仅可以解决文书的问题，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还能更加高效地履行其在法规、防卫、执行以及税收征收方面的职能［5］。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800项建议，目的是要政府改变看法，不再把数据和信息视为“免费物品(freegood)”［6］。IRM的基本假设是:信息是一项具有价值而且重要的政府资源。在这里信息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可以被估价。与数据搜集、存储、检索和传输有关的成本可以被有效的管理［7］。为了推行这一思想，文书委员会在1977年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专题报告，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就此被引入［8］。
在该委员会的努力下，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关于联邦政府的信息搜集、维护、使用和传递服务的《文书削减法》。《文书削减法》明确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概念和实施的具体框架，并且将记录管理的对象从记录扩展到文件、报告和记录中的信息。1985年底，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局(OMB)发布了A-130通报，即“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该通报首次从政府的角度将信息资源管理定义为“与政府信息相关的规划、预算、组织、指挥、培训和控制”，并且将信息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信息本身以及与信息相关的人员、设备、资金、技术等方面。《文书削减法》和A-130法案的发布标志着现代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正式产生。
1986年，美国国会对1980年的《文书削减法》做了修订，加入了政府部门信息资源管理职责，要求各部门“实施政府以及部门制定的与信息搜集、文书削减、统计工作、记录管理、隐私安全记录、信息共享与传播、信息技术获取与利用、及其他信息资源管理职能相关的信息政策、原则、标准和指导方针”。
1995年，《文书削减法》再次被修订，其中信息资源管理概念重新被界定为“为了完成机构的使命和提高机构的绩效而管理信息资源的过程，包括通过减轻对公众信息搜集的负担”。同时强调了信息资源管理的两个主题:第一，实施绩效。对信息资源管理所下的定义由一个与信息相关的活动列表转变为以结果为导向的政策，将工作绩效与管理相联系，突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实施效果。第二，职责性。1980年的削减法中，对于职能的描述只出现在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局(OMB)的责任当中。《文书削减法》的修订为政府部门确立了更为明确的信息资源管理职责，各部门负责人将信息资源管理与本机构的计划、预算、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决策相整合。联邦政府管理与预算局(OMB)负责政策的制定，具体实施由各部门单独完成，以保证职责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由传统的内部文书管理逐渐演化成两个方向:一是战略层次的信息资源管理，二是电子政府建设。
(1)政府战略信息资源管理［9］。
政府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是传统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层次的提升，它分为:信息资源管理——服务管理—绩效管理。1994年，美国总会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提出了战略信息资源管理的五个要素——任务、工作流程、决策、信息和技术，随后又确立了战略信息资源管理的6个领域，分别是:IRM对于部门任务的重要性、战略规划、预算，以及评价整合，主要任务的测评，架构背景下的流程改善，作为投资的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项目管理，建立组织能力以满足任务需求。
(2)电子政府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一些学者指出，政府IRM必须由原先以纸质为载体的信息传递系统的内部管理转变为面向外部的、数字化网络的、具有交互性有效管理活动，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和服务交流［10］。
关于电子政府的含义，美国总会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将其界定为:政府运用技术手段，特别是因特网应用技术，来提高政府与公众、商业组织、雇员、其他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获取和信息服务传递的效率［11］。美国《2002电子政府法案》(Electronic Government Act of 2002)首次在联邦法律中对电子政府做出了界定:电子政府是运用因特网技术提高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获取和服务传递能力。
为了保证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电子政府的有效实施，美国政府研制了一系列的工具，并实施了多项项目计划，这其中包括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GILS)［12］和以Firstgov为代表的政府门户网站平台。
从美国政府的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点:①信息资源管理既包括对信息本身的管理，又包括对相关资源的管理。这与记录管理和信息管理有所区别。②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在发展演化中，其重心逐渐由内部文书管理转为面向外部的信息传递以及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互，并将IRM与组织任务目标相结合，放置在战略管理的高度。③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实施与信息政策工具紧密相关。从IRM概念的提出，定义的修改，到联邦信息定位系统(FILS)，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以及CIO职位的确立，都与信息政策紧密相关。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反映出美国加强信息资源管理，提高政府生产力、效率和效果，提高OMB和所有联邦政府部门为国会和公众更好利用信息、提供最大的服务的宗旨［13］。
1.2 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从实践历史看，数据库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在信息资源管理概念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虽然IRM的正式概念来源于1980年美国的《文书削减法》，狄保尔德集团(Diebold Group)在1977年就已经在其商业客户报告中提到了信息资源管理。在美国政府正式提出IRM的概念后，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同时开展了IRM实践。由于组织角色和组织目标不同，在实践过程中，两者采取了不同的管理策略和工具。
1986年，美国学者马钱德(D.A.Marchand)和霍顿(F.W．Horton)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划分为五个阶段，它们分别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文本管理阶段;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公司自动化技术管理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信息资源管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企业竞争者分析和竞争情报阶段;以及未来的战略信息管理阶段(也称知识管理阶段)。企业IRM阶段的划分表明企业IRM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20世纪中早期的单一的文本管理概念逐渐拓展成了一个“伞”式概念体系，其中受到了众多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影响。
与由信息政策拉动的政府IRM实践相比，企业IRM是信息技术推动的。企业IRM的主要对象是数据库、信息系统和信息组织。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加快反应速度，大型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加大了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利用。1989年Niederman等人列出了90年代IRM的15个关键问题，如表1所示。
表1 90年代信息资源管理的15大关键问题
资料来源:http://home.ubalt.edu/abento/641/1irm/irmissue.html.2006-05-09
Niederman列出的这15项关键问题与Brancheau和Wetherbe在1986年，以及Hartog和Herbert在1985年给出的预测大同小异。从企业IRM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和霍顿对企业IRM的阶段划分来看，企业IRM具有一种明显的技术导向特征，下面我们以计算机发展历史为线索简述各时期企业IRM研究的重点。
20世纪50年代以前，计算机技术没有实现商业化，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工作主要是传统的档案管理和文书管理，打字机是最常用的信息处理工具。
20世纪60年代，商用的大型计算机产生，企业开始利用大型计算机解决海量数据处理难题，这一时期被称为“大型机时代”，同时也是“集中式数据处理时代”。这时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是只在企业少数部门(数据处理部门)内部应用的奢侈工具，信息管理工作主要是数据的集中处理和大型机的效率分配。
20世纪70年代，大型机的示范效应直接推动了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在企业内部的应用，随着小型机的应用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MIS系统开始流行。MIS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部门内部的工作效率，但也显著增加了企业的IT预算。
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逐渐取代小型机成为企业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信息技术、信息系统和信息部门等信息基础设施逐渐成为企业的竞争工具，信息资源管理随之进入了企业战略管理框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内部网(Intranet)、外部网(Extranet)和互联网(Internet)的应用再次改变了企业信息基础框架。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如E-mail技术、超文本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和多种新型信息系统(如CAD、CIMS、ERP、CRM、SCM等)纷纷涌现。它们的广泛应用加快了组织变革速度，并推动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进。
跨过2000年后，多媒体技术、商业智能、电子学习、即时通讯等技术逐渐兴起。随着信息终端处理能力的提升和跨地区数据共享需求的增加，信息系统基础架构开始由集中式加速向分布式转变，而数据架构却由分散式重新走向集中式。
回顾西方企业IRM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企业IRM一方面受到了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企业管理理念的浸染，如20世纪70年代的敏捷制造、80年代的柔性生产、全面质量管理，90年代的大规模定制、学习型组织以及最新的知识管理和移动学习等都对IRM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商学院纷纷开设“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作为信息技术和企业管理的结合体，企业IRM正在受到商业管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地位和价值正在提升，其理论研究也正在走向繁荣和成熟。
1.3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
与西欧和日本的信息资源管理发展路线类似，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也并非首先产生于政府领域，由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从产生初始就与信息科学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所以美国的信息科学类期刊在IRM理论传播上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我国图书情报界研究由此最早接触并引进了西方IRM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研究者对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学习和引进主要还是以介绍国外IRM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成果为主。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设立“信息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项目。1992年，《国外图书情报工作》在第3期刊载了IRM的专辑，包括综述、专著介绍、专题回顾、论文评析等。这是国内首次全面介绍西方IRM研究状况的活动，由此拉开了国内IRM研究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IRM研究的起步时期。在这阶段的理论引进传播过程中，卢泰宏、王万宗、孟广均教授等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92年开始，IRM研究论文数量开始大幅增加，1994年潘大连、黄巍率先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技术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IRM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1996年王万宗出版了《信息管理概论》，1998年卢泰宏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孟广均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导论》。到90年代末期，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入高峰，信息资源管理著作迅速增加，这其中包括1999年谢阳群的《信息资源管理》、毕强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2000年钟守真的《信息资源管理概论》、甘仞初的《信息资源管理》、高宏的《信息资源管理》，2001年马费成的《信息资源管理》，2002年肖明的《信息资源管理》、王景光的《信息资源管理》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加速了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
除了论文和著作外，国家级的科研课题也纷纷立项。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5年国家级信息资源管理相关课题一共立项23项，其中自科基金资助10项，社科基金资助13项。进入21世纪后，我国信息管理学界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力度。2000年，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0年11月，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南京研究基地成立。2002年，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北京大学基地成立。
从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受到传统的图书情报研究路线和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明显属于信息管理学派。相比于西方的信息系统学派和文书管理学派，我国学者更关注公共领域的图书文献、数字资源等信息内容的管理工作，而对企业领域的信息系统管理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特色一方面保持了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造成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脱轨。
2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及成果
2.1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产生
尽管信息资源管理首先产生于美国政府文书管理领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来自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一直给予了高度关注。1979年，曾经在美国联邦文书委员会工作过的霍顿(F.W.Horton)率先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在其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概念与案例》一书中，霍顿指出信息资源管理是对一个机构的信息内容及其支持工具的管理。他强调信息资源管理属于资源管理，是把资源管理的概念拓展应用于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管理上的结果。同年，狄保尔德(J.Diebold)在美国《信息系统》杂志上发表了《信息资源管理——新的挑战》和《信息资源管理:管理中的新方向》，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正式拉开帷幕。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分别出版了多部信息资源管理相关著作，例如1981年美国信息管理学者WilliamR.Synnott和WilliamH.Gruber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1984年胡塞恩(Donna Hussain)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80年代的机会与战略》;1985年霍顿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1986年马奇安德(D.A.Marchand)与霍顿联合出版了《信息趋势:从信息资源中获利》;1988年里克斯(B.R.Ricks)与和高(Gow K.F.)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记录系统入门》，博蒙特(John R.Beaumnt)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基于知识的社会和经济的管理》。1985年英国学者克罗尼(B.Cronin)主编了《信息管理:从策略到行动》。1992年博蒙特(John R.Beaument)和萨瑟兰(Sutherland Ewan)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1989年法国学者贝尔泰和梅古罗夫出版了《信息管理》。1992年德国学者Goedegebuure和Stroetmann出版了《信息服务中的信息管理——90年代的经济挑战》。1987年日本学者山田出版了《信息资源管理概论》，等等。以上作者均从不同角度对信息资源管理作了定义，并阐述了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
通过以上著作的发表年代，我们可以绘制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传播路线，即IRM理论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80年代中后期这种理论被先后传播到了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传播过程中，各国学者根据自身的理解对IRM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和阐述。我国学者霍国庆曾根据这些定义，将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分称为“管理哲学说”、“系统方法说”、“管理过程说”、“管理活动说”［14］。尽管这些概念和解释间存在细微差异，IRM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多数学者都认为信息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它不仅仅指信息内容，还包括信息技术、信息设备、信息人员、信息活动等元素。这种认识共同存在于文书管理学派、信息系统学派和信息管理学派中，获得了三者的一致认可。
2.2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
虽然文书管理学派、信息系统学派和信息管理学派对信息资源概念认识较为一致，三者的研究路线和研究方向差异还是相当明显。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来看，信息系统学派明显占有优势，下面我们就以信息系统学派的发展为主线，介绍IRM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型和框架内容。
2.2.1 信息资源管理基本概念
除了美国文书管理委员会给出了IRM概念外，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IRM的概念进行了阐述。1982年怀特(M.S.White)指出IRM就是有效地确定、获取、综合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以有效地满足当前和未来的信息需求的过程［15］。1985年伍德(C.Wood)提出IRM是信息管理中几种方法的综合，它将一般管理、资源控制、计算机系统管理、图书馆管理以及各种政策制定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他认为IRM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16］。同年，斯舍尼曼(Schneyman)在《信息管理评论》发表《组织信息资源》一文，他指出信息资源管理是对企业资源(人和物质)的一种管理活动(规划、组织、运营和控制)，它包括系统支持(开发、改进和维持)和信息(数据、文本、声音和图像)服务(处理、转移、分发、存储和检索)［17］。
1986年，马奇安德通过对比分析信息资源和信息资产，指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信息专家，信息技术以及像图书馆、信息处理机构和信息中心这样的部门，还有其他的信息中介人等。信息资产仅仅包括组织内部的所有数据、文档和技术资料。马奇安德将信息管理比作产品管理，提出了信息生命周期的理论，并强调了信息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及其管理的必要性。1988年后McLeod、Britain White、C.F.Burk、O'Brien和J.M.Kerr也连续撰文提出了各自的IRM概念［18～22］，他们都认为企业的数据和信息是企业的一种高效益的资源或者说资产，通过对其有效的管理、优化和开发，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IRM的概念脉络逐渐清晰。从概念表述来看，早期的IRM强调管理的综合观和信息活动的过程性;而后期的IRM则强调管理的效益观和信息的资产性。这种变化正说明IRM由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的事实。
2.2.2 信息资源管理的框架和模型
资源管理视角下的IRM是一个多维交叉学科。美国巴尔迪摩大学Merrick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课程认为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是积极应对信息技术给企业带来的变化。通过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系统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以下7个方面的内容:
◆信息资源环境的组成部分;
◆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
◆基本的信息资源管理技巧;
◆信息技术对组织和社会的战略运营影响;
◆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对企业的其他活动，包括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的影响;
◆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包括预算和绩效评估;
◆运营管理活动对信息资源的影响，如软件系统规划和维护等。
为达到以上目标，Merrick商学院的IRM课程内容包含了IRM概论、IS/IT环境、IT规划、IS/IT预算、IS中的项目管理、绩效评估、IS中的质量管理、IS架构、IS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等。
英国的IRM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专业图书馆协会(Aslib)组织曾连续举行了多次IRM专题研讨会，霍顿也积极参与了讨论。1992年Aslib创始人威尔德(Nick Willard)依据传统的资源管理理论提出一个IRM模型——威尔德模型(Willard Model)，该模型将信息资源管理分为五个阶段:
◆识别:发现和认识信息资源的特征和总量;
◆归属:为信息资源管理维护设定责任;
◆评估:评测信息资源的成本和价值;
◆改进:对已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改进，提高其对组织的价值;
◆开发:通过将信息资源转变为资产和适合销售的产品实现其价值。
威尔德模型是一个基于信息资源管理过程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威尔德和Aslib的IRM研究小组进行了多次研讨，定义并限定了部分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威尔德模型对西欧早期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较大影响，目前Aslib组织依旧存在，但研究重心已由信息资源管理转向了知识管理。
2.2.3 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层次、研究范式与研究理念
从研究层次看，信息系统学派和文书管理学派的研究多是基于组织层面的中观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产生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到90年代蓬勃发展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大多数信息系统研究者都选择了以组织(政府或企业)为研究单位和研究环境，把IRM当做“一般管理的一个子集”［23］，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了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信息网络对组织的影响和价值，以及信息系统规划、软件开发、信息组织治理、IT员工管理等问题。信息管理学派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则多属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研究，如信息政策、信息法规、信息产权、信息产业和信息过载、信息素养、信息标准、信息用户等问题的研究。
从研究范式看，信息系统学派常用的研究范式包括行为科学范式、设计科学范式和经济科学范式。设计科学范式主要是集中于信息系统设计方法问题。行为科学范式主要研究IT战略、IT技术的扩散、IT组织治理机制等问题。经济科学范式主要研究各类信息技术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
从研究理念来看，IRM经历了以“资源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变化过程。80年代，IRM研究的重点是信息资源本身; 90年代后，信息技术应用的部分失败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IRM的目标是在恰当的时间把恰当的信息提供给恰当的人，为达到这个目标，研究者开始重视信息用户的真正需求。1993年M.Cook指出“把用户的需要作为自己的起点，通过确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努力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对后期IRM研究影响深广，目前用户认知因素已经成为构建研究模型时的基本参数。
2.2.4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学派的融合
从IRM研究者的来源来看，信息系统学派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学界，而记录管理学派和信息管理学派的研究者则主要来自于情报学界和信息科学界，虽然三个学派“出身”不同，其理论融合趋势日益明显。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图书情报领域首先意识到信息浪潮的来临，很多图书情报部门和杂志纷纷由“图书情报”向“信息管理”过渡和改变。这不仅仅代表一种名称的变化，更预示着信息管理研究的兴起。期刊更名潮过后，传统的图书情报研究人员放宽了研究视野，加大了对更具广泛意义的信息和信息资源的研究。
美国权威情报研究机构——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曾于1982年、1986年和1996年出版了三期年度评论，专题探讨IRM问题。本杰朗(Bergeron)在1996年的IRM专题评论中提到:IRM研究的前提是认识到信息是一种资源;IRM需要集成一体化的管理视角; IRM是对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IRM与战略规划相关联。本杰朗还提出IRM试图将各种信息管理职能集合在一个盖子下，此前的列维坦(Levitan)和立特利(Lytle)分别在1982年和1986年的IRM专题评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由于该观点得到了信息管理学派普遍的认同，同时也融合记录管理学派和信息系统学派的看法，所以它成了三个学派理论融合的概念基础，加快了三者殊途同归的步伐。
(1)记录管理学派与信息管理学派的融合。在西方IRM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没有严格区分信息资源管理(IRM)和信息管理(IM)的概念，只有部分学者在探讨IM的内涵时，曾对记录管理、IRM和IM的概念做了区分，以便于强调记录管理作为IRM框架下一个组成的重要性。D.Savic［24］和E.M.Trauth［25］都认为记录管理就是早期的信息管理。因此，可以说记录管理学派就是信息管理学派的一个分支，它们的融合是必然的。
(2)信息系统学派与信息管理学派的融合。
从美国信息科学和IRM的研究来看，两个领域研究者的交叉研究现象越来越明显，两个领域之间的文献互引也愈加显著，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组织都是密切相关的概念体系，都可以集中在信息资源管理这个大学科盖子下;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规范的IRM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正在走向成熟。
2.3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
由于我国的图书情报研究者最早引进了西方IRM理论，所以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带有明显的信息管理学派烙印。
在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早期发展中，卢泰宏等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卢泰宏曾提出IRM研究的三维结构:技术、经济和人文［26］，并把IRM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传统管理时期、技术管理时期和资源管理时期。这种划分法虽然与西方(如霍顿等人)的划分法有所区别，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卢泰宏还曾用“概念框架”的方法来研究和比较信息管理不同阶段的特征，将信息管理划分为传统框架、网络框架、微观框架、系统框架、政策框架和资源框架，并从相近的主题概念发源领域、管理特征、基本功能与目标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20世纪90年代末是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发展的高峰期。在传统的信息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逐渐形成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四个研究方向。其中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和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侧重于技术维度，而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则多侧重于人文维度，经济维度下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相对较少。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探索，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在管理模式上，技术、经济和人文三大管理模式各有发展，并表现出强烈的融合趋势［27］。虽然在发展过程中，IRM的学科定位问题引起过激烈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传统的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研究可以统一到信息资源管理这个伞式学科下，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必要对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两者关系做出更加清晰的描述)，信息资源管理已经成为管理学科与工程学科下的一个三级学科类目。
总的来看，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虽然属于信息管理学派，但研究内容却包含了信息系统和政府文书。因此，虽然国外三个学派理论的融合还需要时日，在我国这三个学派的融合却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3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最新进展
进入21世纪后，信息资源的网络化结构日益明显，信息资源社会价值的提升促使IRM理论取得快速发展。目前，IRM理论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管理学、组织理论、信息系统、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等多种理论交叉研究的学科。
2001年Hoven根据IRM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重新对IRM的概念做了解读，他认为从字面上可以将信息资源管理分解为三个部分［28］:
◆信息就是表达出来的知识条目;
◆资源就是可以利用的原料或者供给品;
◆管理就是具有商业内涵的专业化经营。
同年，Zenona Atkociuniene在《信息资源管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管理》一文中指出:企业需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格式获得适当的信息。信息资源管理提供了一种集成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管理数据、信息和知识。这些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质量、可用性和价值，可以帮助管理者评估和探索信息资产的价值，用来帮助企业发展。
2002年Elena Macevicˇiūte·和T.D.Wilson在网络期刊《信息研究》上撰文总结了近年来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他们认为信息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定性方法，虽然案例研究得到普及，但是定量方法并没有被放弃，很多时候都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同时他们指出，与组织文化相关的研究正在兴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没有哪种管理模型可以适应世界各国的环境，所以研究IRM必须关注跨文化组织内的管理问题［29］。Atkociuniene则指出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一样都是企业的资源。其资源价值与企业信息的质量标准(新颖性、可靠性和精密度)、潜在性和使用的有效性相关。作为一种由信息的经济价值驱动的管理活动，信息资源管理与企业的商务活动、竞争优势和生产力密切相关。
总的来看，信息资源管理特别是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用于获得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其理念已经渗透到企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
3.1 国外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向的最新认识
2005年，奥地利格历茨大学的Christian Schl9gl利用SCI和SSCI的数据，通过引文分析法研究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维度和研究方法问题。在搜集数据过程中，Schl9gl并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管理(IM)与信息资源管理(IRM)两个概念。利用SPSS软件中的ALSCAL分析，他绘出了信息管理领域作者分布结构图。
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信息管理研究者来自四个特征领域，分别是管理领域，包括西蒙(Simon)、Porter(波特)、Drucker(杜拉克)等;信息科学领域，包括威尔逊(Wilson)、克洛宁(Cronin)、泰勒(Taylor)等;信息系统领域，包括马丁(Martin)、诺兰(Nolan)、卡什(Cash)等;信息管理领域，包括霍顿(Horton)、马奇安德(Marchand)等。
Schl9gl在对该图的解释中指出，处于该图顶部的管理领域的作者并没有直接研究信息管理问题，但其研究结果却是其他三个领域的研究基础。处于底部的信息管理领域的作者是信息管理领域的正统作者，他们最早出版了信息管理类著作。处于左部的信息科学作者研究的是信息内容和信息利用，而处于右部的作者则研究的是信息系统的效用和效率。Schl9gl通过对该图的深入分析还指出，没有作者处于该图的中心地带，这说明信息管理不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而是一个包含多学科方向的课题［30］。
Schl9gl根据引文分析结果将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分为技术导向(Technology-oriented)和内容导向(Content-oriented)。其中技术导向的研究主要包括数据管理、IT管理和IT战略;内容导向的研究主要包括记录管理、外在信息供应、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信息资源管理［31］。
Schl9gl的定量研究给我们一种全景式的观察，它揭示了信息管理领域和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版图，为我们研究国外信息资源管理最新进展奠定了基础。
3.2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向
从2001年到2005年，美国Idea Group出版集团连续出版了五卷《信息资源管理前沿课题》丛书，共79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近几年来发表在美国著名的《信息资源管理》期刊上的学术论文。由于该丛书收录文章的质量高、主题广泛、时间跨度大，所以可以说集成了近几年来西方IRM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IRM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为跟踪、发现和传播IRM研究趋势和最新进展，我们对这五卷丛书和79篇文章做了系统分析和总结。
利用分类研究法，我们将这79篇文章按照研究主题分为7个方向类别，分别是: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实施与应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及价值，知识管理，IT部门与IT员工，IT投资，信息系统基础理论，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
图1 信息管理领域作者分布结构图
3.2.1 信息系统基础理论
信息系统基础理论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传统的研究集中在系统架构、系统设计、系统开发等环节。近年来，研究体系中逐渐加入了新的方法论因素、用户因素、组织因素、文化因素、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都作为管理性要素影响着组织和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以及对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在方法论上，Gurpreet S.Dhillon和JohnWard首次将混沌理论研究引入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他们认为研究者在面对一个新型的研究项目的时候，总是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理解显示的问题和现象的本质，二是选择一个理论的或实际的方法来表述该问题，三是分析并解释数据，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和结论。为了在复杂的、定性或定量证据中发现研究模式，混沌理论综合应用了各种新技术，并提供了潜在的更加切实的方法来理解各种语境中的信息系统特性。Gurpreet S.Dhillon和JohnWard认为混沌理论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元理论框架，在阐述混沌理论内容的同时，他们还指出了应用混沌理论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某些限制和意义。
在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的用户因素研究方面，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Tanya J.McGill等人以一个经典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德隆与麦考琳(DeLone and McLean’s)模型为基础检验了其对用户开发的应用系统(UDAs)的适用性，发现该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事实上，在UDA领域中，可感知系统质量与用户满意度、可感知信息质量与用户满意度，用户满意度与使用意向、用户满意度与可感知个人影响，这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密切。该文章的发表是对德隆与麦考琳模型的一个补充，它强调了用户参与和用户满意度在评价信息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Mark I.Hwang则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他以Ives、Hamilton和Davis于1980年提出的MIS研究模型和德隆与麦考琳模型为基础建立一个研究的信息系统研究模型，该模型有六个独立变量(外部环境、组织环境、用户环境、系统运营环境、系统开发环境和信息系统集合)和四个成功指标(系统使用、满意度、个人影响和组织影响)。经过对82个实例研究的元分析(Meta—analysis)，作者发现除外部环境外的其他独立变量都与成功指标密切相关，而且每个独立变量与每个成功指标间的关系强度也不一样。Mark I.Hwang认为其研究成果构成了信息系统研究的一般理论基础，为以后信息系统研究中如何选择变量提供了指导。
Mikko T.Siponen从伦理、文化和道德角度讨论了其对信息系统安全的影响。他发现可表达的伦理理论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危害，为此他提出了另一个基于不可表达的道德规范的方法来解决信息系统安全问题的方法。
除了从以上角度对信息系统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外，Zhensen Huang研究了需求不确定条件下供应链管理中的信息共享问题，Evan Duggan研究了信息系统质量问题，Irwin T.j.Brown研究了战略信息系统规划理论。
以上这些研究都不是纯粹的技术视角下的信息系统研究，而是管理视角下、多因素交叉影响研究。这些研究将信息系统引入了更复杂的理论空间，扩充了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的内涵，为信息系统的多层次、多维度研究构建了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信息资源管理的信息系统学派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三个学派的融合，为构建统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3.2.2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实施与应用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日常工具，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是组织开展信息管理活动的基础。为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如何在组织内外成功实施和应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哪些因素会影响实施过程和最终的成功，一直是西方IRM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该丛书中共有八篇文章对该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用户因素角度。信息系统是一个人机交互系统，以往的信息系统研究多以技术和系统自身为中心。为保障系统能够成功被开发和应用实施，人们制定了很多开发标准和规范，但是这些标准和规范并没有完全保障系统的成功。事实上，由于开发者忽视了信息系统开发过程终端用户的参与，导致最终的系统并不符合用户的需求，而遭到用户的抵制。近年来，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逐渐取代了以“资源为中心”的研究。为探讨终端用户在信息系统开发过程的作用，William J.Doll、Craig Van Slyke、Mikko T.Siponen、Tanya J.McGill和Fiona Fui-Hoon Nah等人分别从用户参与、用户感知、用户道德和用户态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美国托来多大学的WilliamJ.Doll和奥克兰大学的邓晓栋提出了一个与“参与”等同的概念来测量终端用户是否会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参与关键的系统分析决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协作应用系统开发中，应当鼓励用户尽可能地参与整个过程，但是参与的角度仅限于提供信息需求决策，而非决定技术选择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系统开发管理者决定如何让用户参与系统开发以及参与的程度。
Fiona Fui-Hoon Nah等人也强调了用户参与对信息系统开发的重要性，他指出用户反对或勉强接受ERP系统是ERP系统实施失败的主要原因。为认识用户不接受ERP系统的原因，必须检查终端用户对系统的态度，他认为影响用户对待系统态度的因素有四种，分别是可感知的有用性、可了解的应用案例、可感知的一致性和可感知的适当性。通过一个实际调查，Fiona Fui-Hoon Nah等人证明了其用户态度模型的可靠性，其研究成果给组织在促使用户接受和应用新系统上提供了一定的指导。Craig Van Slyke等人则从创新扩散理论研究了影响用户使用群件系统的因素，包括系统的相对收益、复杂性、兼容性和结果可论证性等。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Mary Jones和德克萨斯克里斯蒂安大学的Robert Betty利用用户满意度模型研究了影响EDI在企业内部实施的因素。该模型认为用户满意度会受到用户可感知收益、组织兼容性、员工工作的变革这三个变量的影响。通过对美国67家公司的调查分析，作者发现用户对EDI了解得越多，用户的最终满意度就越高;EDI系统与组织的兼容性越高，对原有组织机构变动越少，用户使用也越满意。该研究成果对CIO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实施新型信息技术给予了指导和启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除了以上从用户角度探讨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成功外，Janice Sipior还探讨了项目领导人对信息系统项目的重要性。Keistina研究阻碍公司实施决策支持系统(DSS)、专家系统(EIS)和知识系统(KBS)在组织内部广泛实施的多种原因。Chung S.Kim和Dane K.Peterson则从国家文化背景角度研究了美、韩两国信息系统开发者对信息系统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问题。
在以上这些研究中，德隆与麦考琳模型(DeLone and McLean's Model)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研究信息系统成功的测度模型。该模型由德隆与麦考琳于1992年提出，他们认为系统质量、信息质量与用户使用意愿和用户满意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而用户使用意愿和用户满意度又会影响个人使用表现，进而影响组织表现。德隆与麦考琳模型对理解信息系统成功有两个重要影响，一个是它对影响信息系统成功的多维因素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分类框架，另一个是它对这些因素间的因果关系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释。
除了德隆与麦考琳模型外，技术接受度模型即TAM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也是著名的测评和预测用户对于新兴信息技术接受程度的模型。该模型包括两个要素:①可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个人相信使用了某一系统之后将会提高自身工作业绩的程度;②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个人相信使用了某一系统之后将会得到身体和智力解放的程度。
在这两个模型基础上，研究者探讨了影响信息系统成功实施的多种因素。从目前的研究趋向来看，研究者普遍强调了用户因素的影响，这说明信息系统作为一种人机交互系统，其设计和实施都必须以人的需求和人的感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强调用户的地位是未来信息系统管理发展的方向。
3.2.3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绩效与价值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改造组织的业务流程，提高组织的运营效率、反应能力、决策水平和竞争优势，一直是IRM研究的核心内容。从技术导向的IRM研究目标来看，技术的适用性比技术的先进性更能得到组织的关注。丛书共有19篇文章，分别从信息技术与组织流程重组、信息技术与组织决策支持、特定环境中信息技术的角色、信息系统与组织竞争优势、信息系统的商业价值以及不同类型组织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等六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在信息技术与组织流程重组方面，Martijin Hoogeweegen讨论了应用可视化IT技术保障商业流程变革(BPR)的方法。Hamind Reza则检测了应用特定信息技术(EDI、Internet等)进行商业流程重组(BPR)时，组织的因素对BPR的影响。通过一个假设模型和对应的调查研究，Hamind Reza发现六个影响BPR的积极因素，它们是顶层管理者的支持、变革的管理、集中式决策、规范程序、组织文化和客户参与。
在信息技术与组织决策支持方面，加拿大的Lucila Pérez研究了商业环境中的新手应用专家决策支持系统(EDSS)后的表现和满意度提升问题。Gary Baker则通过对64个虚拟团队的调查，研究了四类不同的协同信息技术在决策质量上的效能。这四类技术分别是:纯粹文本型、纯粹声音型、文本加视频型和声视结合型。通过对比分析，Gary Baker发现纯粹文本型和纯粹声音型协同技术支持下的团队决策质量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在增加了视频手段后，原来纯粹利用声音技术的虚拟团队的决策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该研究成果给虚拟型团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启示。
在特定环境中信息技术的角色方面，Thomas E.Marshall和R. Kelly Rainer调查了虚拟团队成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和对工作满意度的期望。其研究表明信任和工作满意度都对虚拟团队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而系统使用却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占据一个重要的角色。Catherine利用案例研究证明了在虚拟团队的项目管理中，通讯技术的使用可以明显提高项目成员间沟通的效率。
在信息系统与组织竞争优势方面，Thomas Kalling介绍了资源视角(Rescource-Based)理论和流程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ERP系统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做了定性研究。其结果表明影响ERP应用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因素包括:不确定性、知识鸿沟、知识转移等。Terry A.Byrd则通过构造一个信息技术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模型，对信息系统基础架构的柔性和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他发现信息系统基础架构的灵活性帮助企业实现了大规模定制，并缩短了产品交付期，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带来了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Tomothy Kayworth也讨论了企业信息基础架构，他将信息基础架构分为三层:最底层由物理资产、IT标准和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中间层是共享IT服务层，包括共享物理平台、数据库和通讯技术;最上层是商业应用系统。Tomothy Kayworth认为良好的IT基础架构可以成为企业难以复制和模仿的竞争武器。
在以上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虚拟团队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地域间合作越来越频繁，虚拟团队逐渐增加。由于虚拟团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沟通的效率和深度问题，所以虚拟团队的研究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成为目前国外研究的热门领域。
3.2.4 IT投资
随着战略性IT项目的增加，IT投资决策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关系项目成败的核心问题。大量的案例证明有效地管理战略IT投资是一个相当复杂而至关重要的工作。为保证一个战略IT项目的成功，不仅仅需要有明确的决策评估流程，更要决策者对决策的概念特征有清晰的认识。
Chou Tzu-Chuan等人从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模型出发，研究了在投资强度与投资有效性之间起到关联性作用的5个中介因素，包括交互、牵连、信息精度、战略认识、稀有性等。通过对80个战略IT投资项目的研究，作者发现交互、信息精度和战略认识是重要的中介因素。
Xiaotong Li和John D.Johnson讨论了真实选择理论(real options theory)在IT投资评估中的应用价值，在其理论框架中，根据两个关键指标(投资技术转换成本和竞争的特性)，他们把IT投资时机分为4类，每一类有对应的真实选择模型。通过一个现实的案例研究，Xiaotong Li和John D.Johnson证明了真实选择理论在IT投资评估中的适用性，同时他们也发现技术竞争和标准的动态性在IT投资决策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Grover S.Kearn利用一个整体层次分析框架研究了传统的IT投资收益评估方法的不足，他指出传统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核算那些具有战略投资价值特征的无形收益。事实上，很多失败的IT投资项目在竞争优势上也具有潜在的价值。
除以上分析外，Sherry D.Ryan还从社会子系统的角度研究了在IT投资评估中，传统的试图加强IT投资决策流程中成本/收益分析的做法的局限性。通过对美国200家CEO的调查，Sherry D. Ryan对比了考虑社会子系统的方法与其他传统的IT投资决策标准方法的差异性，他发现决策制定者十分看重这种社会子系统问题。
3.2.5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近几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根据对国外知识管理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发现知识管理研究者可以分为四大类:信息科学学派、企业战略管理学派、计算机技术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四类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把信息和知识概念的关联性当作了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并强调了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信息资源管理学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主题:知识管理的价值、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关系、知识管理系统设计与架构、知识共享问题、公司知识管理的实施与执行等。
在知识管理价值方面，Thomas Marshall构造了一个由工具性知识、理论性知识、任务性知识、员工态度和员工绩效等五个变量构成的知识价值模型，并利用一个案例证实了IT系统价值的发挥依赖于IT知识的培训和学习，为便于用户接受IT系统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必须使IT知识培训和学习走在IT系统应用之前。
在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关系方面，Vijay K.Khandelwal等人以挪威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事务所为对象，研究了信息技术是如何支撑这类组织间的知识协作业务的。通过调查分析，他们发现组织间知识协作的程度会明显影响信息技术的支撑性作用，而组织间的信任程度却对信息技术的支撑性作用没有太大影响。
在知识管理系统设计与架构问题上，Stuart D.Galup研究并提出了一个主动性知识系统的架构和一个完整的创造、检验、发布、共享和评估企业知识资产的方法。该架构可以实现对企业的主动性知识和被动性知识的管理。为实现主动性知识管理系统，Stuart D.Galup认为多层C/S的系统结构是一个理想的知识管理系统结构，其中间层必须包含多种常见中间件，如数据库接口、电子邮件接口、群组会议、工作流等。
在知识共享问题上，W.A.Taylor、Farhd Daneshgar、GeeWoo Bock三人分别从知识共享的效率、知识共享需求的测量、奖励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这三个角度阐述了知识共享的相关问题。其中Gee Woo Bock研究了在组织环境中，影响个人知识共享态度、动机和行为的因素。Gee Woo Bock构造了一个由期望收益、期望合作、期望贡献，知识共享态度、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行为等变量组成的知识共享行为动因模型。他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调查了四个大型公共组织的467位员工，发现期望合作和期望贡献是影响用户知识共享态度的主要因素。期望收益是知识共享的激发因子，但与用户知识共享态度关系不大。
在特定组织内的知识管理实施上，Hope Koch等人研究了一个在特定IT组织实施知识管理的案例。他们分别从组织和技术角度研究了知识管理，发现信息流程观点在知识管理流程中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组织维度的观点在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从实践经验看，知识管理中的人为因素比技术因素更加重要。
从该丛书对知识管理路线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大都属于企业战略管理学派，但在实际研究中，多数研究者融入了信息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研究强调了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组织行为的关系，给知识管理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集成研究思路，这种研究相对于单维度(技术维度或管理维度)研究更有解释力。
3.2.6 IT部门与IT员工
以往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一直都没有对IT部门和IT员工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保持一个高素质的和稳定的团队是现代信息系统部门最重要的成功要素。
Qiang Tu等人利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组织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信息系统管理者的组织责任的问题做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管理支持和信息系统远景意义对管理责任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则对管理责任有直接的负面影响，管理支持有利于降低角色模糊，但不会明显降低角色冲突，信息系统重要性也不会明显影响组织责任。
Eugene Kaluzniacky研究了IT组织的情商问题，他指出IT工作者需要拥有一些情感素养上的“软技巧”，特别是在与客户和同事打交道时，这种“软技巧”更加重要。
Yihua Sheng研究了IT应用的角色和组织文化对员工计算机自我效能的影响。文章重点研究了组织文化如何影响员工自我效能，这种扩展性研究的结果表明有效的团队和信息流可以保障高层次的计算机自我效能。
除此之外，Terry和Fred Niederman还分别研究了IT员工的技能对信息基础和竞争性信息系统的影响和任务、薪水和工作的满足对MIS工作者的影响。Terry指出知识和IT员工的技能在现代组织中的战略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传统技术技巧外，IT员工的组织的、实用的、管理的技能也变得十分必要。
IT员工的管理问题也是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研究者不仅关注IT员工的IT素养对信息系统成功的影响问题，还关注IT部门管理特殊性及IT部门的女员工管理问题。
3.2.7 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多是微观层面的，部分学者也从宏观层面对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如Janice M.Burn等人研究了万维网对21世纪的社会影响，GrurpreetS.Dhillon等人研究了互联网应用带来的隐私问题。Vincent Homburg则研究了电子政府的现状与发展方向问题，他认为电子政府的发展目的不仅要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服务交付的流畅度，同时也要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通过界定电子政府的概念和边界，Vincent Homburg强调了电子政府的复杂内涵，他认为电子政府并不是电子商务在政府领域的镜像，事实上，电子政府对民主模式、公共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电子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上，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电子政府的后台管理系统，在建设中必须考虑电子政府给政府角色带来的真正变革和影响。
3.2.8 其他问题
除以上研究课题外，还有研究者对企业数据资源质量、用户信息需求及动机、信息技术外包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例如Tor Guimaraes研究了在企业内部，如何利用元数据和数据生命周期模型提高企业的数据质量。Houglas Havelka研究了用户角度下的信息需求确认质量问题，他分析了33个影响用户确认自身信息需求的因素，并将其分为五类:管理类、组织类、流程类、技术类和人员类。通过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排序，Houglas Havelka发现管理责任因素是影响用户信息需求的最重要因素，该发现给IT项目管理中测定用户信息需求环节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信息资源管理前沿课题丛书向我们展示了近年来IRM研究的最新成果。从研究范式来看，设计科学范式、行为科学范式和经济科学范式均被采用。从研究导向来看，多数IRM研究是管理导向和技术导向，即站在管理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企业的影响和价值。从研究层面来看，多数研究立足于微观层面，即使部分较宏观的研究也是探讨一个具体的技术(如E-mail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3.3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三个学派的研究目标、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各不相同，其研究方法也存在巨大差异。从信息资源管理前沿课题丛书和《信息资源管理》期刊来看，近年来西方主流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存在以下趋势。
3.3.1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从研究历史看，早期的管理类文章多采用了定性研究法。近几年来，随着调查研究风气的兴起，定量方法使用越来越频繁。在某些现象的影响因素探究上，研究者会首先对企业进行实际调查以获取数据，再利用结构方程(SEM)计算和分析数据，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确定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及权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应用提高了信息资源管理课题研究过程的科学性、规范性、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3.3.2 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规范分析回答社会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回答社会经济现象“实际是什么”的问题。从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类文章结构来看，传统的规范分析正在向经验实证分析转变，很多信息资源管理类文章不仅有理论模型做基础，更有经验数据做支撑。
在文章结构安排上，信息资源管理类文章一般以历史文献的简单回顾为开篇，阐述课题的由来、已有的研究成果及现有理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或者对已往成果的异议，接着构造研究模型，并依据该模型提出假设命题，然后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搜集手段，再后是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最后是结论和展望。在这种研究流程中，作者会综合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一方面指出某个问题的理想状态和结构，另一方面也通过实际调查揭示该问题的实际现状，进而在此基础上给出对策和解决方案。
3.3.3 单案例分析与多案例对比分析相结合
案例分析法是工商管理领域常用的分析方法，随着电子商务、知识管理、虚拟团队管理研究的兴起，很多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者开始借鉴并应用这种分析方法。
单案例分析有助于获得最佳的管理实践经验，但由于受到市场、文化、地区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其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组织，随着这些外部因素在信息系统研究中地位的提升，多案例对比分析法使用越来越频繁。多案例对比分析则有助于发现影响信息系统效力的多种因素，如内部因素包括用户因素、系统因素、企业文化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社会因素、政策因素、民族文化因素等。
案例分析法的应用使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成果对企业实践具有了更强的指导意义，推动了信息资源管理理念在企业的推广和应用。
3.4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热点及趋势
结合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向和最近的信息资源管理前沿丛书选题来看，知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供应链管理、IT部门和IT员工、虚拟团队管理等课题受到了多位丛书编辑的关注。美国《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Management Journal)和《国际信息管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两本杂志最近3年所有文章的716个关键词统计分析，也可以证实上述主题也是西方大多数IRM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可以判断，随着知识的战略价值的提升，信息资源管理正在走向马钱德和霍顿早期提出的战略信息管理阶段，也就是知识管理阶段。在这个过程中，IT部门和IT员工的激励和学习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同时随着企业联盟合作的加强和跨地区项目的增加，供应链管理和虚拟团队管理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2006年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协会(IRMA)第17届会议的主题是“信息技术管理正在浮现的趋势和挑战”，该会议共列出了53个研讨课题。从这些研讨课题看，电子商务、电子学习、虚拟组织、语义网和Web服务等课题已经成为西方信息资源管理界的关注焦点，这表明国外的IRM研究内部多学科融合趋势日益显著。这一点对我国的IRM研究有很大启发，国内的研究者应该在传统的信息管理研究基础上，加大对企业领域信息系统的研究。研究范式也应该在常见的设计科学范式和经济科学范式基础上增加行为科学范式研究，以拓展我国IRM研究视野，并丰富IRM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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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费成，男，1947年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信息资源管理与规划、情报学理论方法，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王晓光，男，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 05JZD0002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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