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教育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西方教育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管理先驱学者与早期的教育管理著作

先驱学者：W.T.哈里斯（W.T.Harris）被誉为美国最早的管理学者之一，担任过圣·路易斯的教育局长，后来担任过美国的教育专业（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威廉·佩恩（William H.Payne）在密西西根当过教育局长，又成为密西西根大学教育系系主任。这些人都有教育行政官员的经历。1910年到1930年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校调查运动（school survey movement），主要代表人物有：埃尔伍德·丘伯利(Ellwood P.Cubbberley)和乔治·斯特雷亚（George D.Strayer），他们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被看做是早期教育管理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一直致力于教育管理问题的研究，被誉为是管理学术领域的先驱。

早期的教育管理著作：早在19世纪的美国，已经有教育管理著作问世。由于受到当时教育管理规模的局限，霍尔和佩恩的著作以及劳布于1882年出版的《学校管理》（School Management）等19世纪的著作，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1908年，丘伯利和斯特雷亚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的塞缪尔·达顿（Samuel T.Dutton）和戴维·斯内登（David Snedden）合著的《美国公立教育的管理》（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纽约面世。这本书几乎涵盖了教育管理的所有方面，被认为是教育管理领域第一部博士生教材。还有斯特雷亚与丘伯利分别于1912年和1922年出版的两部教育管理的教科书。到1932年已有17种教材问世，它们的出版对于传播普及教育管理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从1902年起每年出版两册的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的年鉴，也非常关注教育管理问题。

（二）教育管理学产生的标志及原因

1.以最早提出教育管理问题为标志，教育管理学应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法学家、行政学家施泰因，他在1868年出版的《行政学》和1884年出版的《行政》中论述了教育行政问题；

2.以单独论述教育管理学的论著出版为标志，教育管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是达顿和斯奈登合著的《美国的教育行政》（1908年）；

3.也有人将1954年在美国丹佛召开的教育行政会议上将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薛立和康伯等著的《教育行政》一书为标志；

4.孙绵涛等最新考证，美国学者佩恩在1875年就出版了第一本《学校行政》。

综上所述，教育管理学应产生于19世纪末。教育管理学在19世纪末产生是必然的，因为近代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系统。

（三）西方教育管理学的两大理论源流

1.德国的行政学（法学的行政学）。

德国的行政学着眼于国家和国家的特性，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干预和管理国家的科学，这种行政学最初仅局限于为人民谋福利上，也被称为“官房学”（官房财政），它还不是成熟的德国行政学。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俾斯麦公布了宪法以后，不少学者开始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行政问题（公法行政），施泰因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德国初期的官房行政和后来的公法行政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行政理论，并将一般行政理论迁移到教育行政中来，创立了自己的教育行政理论、施泰因首先从宪政（国家意志）和行政（由国家意志而展开的活动）相互作用入手，认为宪政指导着行政，行政是宪政的具体体现，行政领域包括财政、司法、内务、外务、军事五个方面，教育属于内务；而行政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行政组织原理的学说；二是行政命令的研究；三是行政法的研究。教育行政学是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法律去干预教育的问题。施泰因第一次区分了宪政与行政，第一次划分了行政和行政学领域，第一次研究了教育行政与教育行政学，教育学与教育行政学的关系等，对教育行政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美国的行政学（技术的行政学、职能的行政学或组织论的行政学）。

（1）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下所产生的技术的行政学，代表人物是卡伯利。

（2）人际关系理论引导下行政学，主要研究教育行政中的人际关系，教育行政民主化问题，教育活动中人的需要、动机及教育领导方式等问题，代表人物是格利费斯。

（3）现代管理理论（特别是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西蒙的决策理论）指导下的组织论的行政学。其特点有：①综合运用科学管理与人际关系及行为科学来研究教育行政问题；②运用了巴纳德和西蒙的理论研究教育行政组织、教育行政决策与政策、教育行政社会过程等问题。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的产生（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管理学作为独立形态的学科是以翻译介绍外国教育管理方面的著作和将教育管理学科作为独立课程在师范学校开设为标志的，这种翻译有外国传教士翻译的，也有我国学者自译于日本的，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及《学务纲要》中将一些教育法令、教育制度等作为独立学科知识和课程进行传授。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1.1912年至20世纪30年代，开设为师范学校课程，但课程内容主要为国外译著，最初称为“小学校行政”和“小学行政”，1941年后统称“教育行政”。

2.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我国学者开始自己撰写教育管理学著作达200余种，有代表性的有杜佐周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罗廷光著《教育行政》，其特点为：（1）主张运用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实验的方法研究教育管理；（2）提倡科学化、专业化和民主化；（3）以当时政府颁布的政令为研究教育问题的依据。

3.1949年至今。

三、当代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趋势

1.理论基础由二元基础走向了多元理论支撑。

2.教育管理研究的内容趋势表现在：

（1）注重教育管理学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回顾中分析各自方法论的差异。

（2）注重从哲学角度研究教育管理学问题，出现了教育管理哲学等问题。

（3）注重研究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互动关系。

（4）注重研究教育政策，探讨教育政策的价值观和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5）注重研究学校效能问题。

（6）研究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对教育管理的影响。

（三）教育管理研究从思潮上看，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四）教育管理研究从方法论上看从最初的思辨性（演绎性）研究，到注重实证（孔德和斯宾塞的旧实证主义）到罗素和怀特海的逻辑实证主义（运用数理逻辑），后来又深化到运用历史材料来建构理论，由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

（五）教育管理研究手段日益现代化。

（六）教育管理理论层次发生变化。从横向上说，从规范理论（教育管理应然状态的研究）转向科学理论（陈述理论，实然状态的理论）和价值理论发展（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从纵向上说，由单纯注重现象学研究开始注重现象学、元学和方法学的三级层次，形成了有相对独立色彩的全新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附录与案例2

[附录]张楚廷教育管理理念研究^[3]

根据管理学原理，管理不外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物的管理，二是对人的管理。传统的管理着重对物的管理，而现代管理着重对人的管理。对物的管理最终都要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只有首先把管物的人管理好，才可能把物管好。因此，管理究其本质是“管事理人”，而非“管人理事”，就是要理顺人的关系，管好该管的事。因此，如何搞好人的管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成为各级管理人员的重要课题。管理是一种智慧，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湖南师范大学的张楚廷校长有一套源于实践的理论和管理策略，在成功的管理背后必然有科学的管理理念。

一、“教师为先，学生为重”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成功治校之本，当代高校管理，正经历一个从过去着重行政控制的管理方式，向着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旨在转变过去“目中无人”的管理缺陷，把人看作高校的主体和灵魂。国外的大学与我国大学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是一切围着学生转，我们是一切围着教师转，更糟糕的当然是教师、干部一切围着校长转。张校长对干部、教师、学生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学校就其直接的办学目的而言是为着学生的，学校首先是为了学生存在的。教职工中，‘教’字第一；师生员工中，则应是‘生’字第一”。^［1］“在教职员工中，‘教’是最关键的；在师生员工中，‘生’是最重要的。为了学生是办学的起点，也是教师事业的起点，所以逐步培养起对学生的深深热爱之情，这本身就成了教师的义务，这种情感则应构成教师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2］“在学校里，教职工队伍必须以教师为主体，干部、职工都必须十分明确地为教师服务、为教学服务。在学校里，师生员工中学生是上帝，教职员工都必须十分地明确地为学生服务，通过为学生服务而为民族、为国家服务。”^［3］他在1992年提出了“三个服务，上级为下级服务，机关为系服务，各项工作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为学生服务，后两条引申出来的，也是落脚点”。江西师范大学的眭依凡教授在湖南调研期间，张楚廷校长提出了一个值得诸多校长深思的问题：我们总是喜欢对学生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听听学生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不会倾听学生的意见，这似乎已是十分普遍的事实。张校长极力主张，大学应把学生看做是学校动力的来源和精神的依托。他提出了在管理中要“理解学生，信赖学生，尊重学生”。尊重一切学生，关爱一切学生。这是每一位老师人文精神深度的标志。大学生是一个个性鲜明，共性突出的群体。在可控制的合理程度内，要充分尊重个体自由选择，让学生自由地展示个性风采，追求思想独立。唯有如此，大学的宽容大度，自由平等的内涵才能凸现。

处理好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这三方面的关系，并不容易，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思想更为困难。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有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的人认识到了，却做不到。因此，在我们的许多高校中这一思想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湖南师范大学却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师为先的理念。一所大学办得好坏，师资水平起着关键作用，张校长深谙其中三昧。谈起博士、教授，他更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学校规定每年校庆的第二天为师资日。学校有些不成文的规定，凡教授调进、调出或退休，书记、校长要专门找其谈话或接送；学校重大方案出台之前，要专门征求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每年春节，校领导要给教授、博士拜年，校长、书记要给在外深造和研究的博士、教授写慰问信。在湖南，“人才本位”、“教师本位”的观念很浓，“尊师爱生”已经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并渗透到各项工作之中。

许多优秀校长的办学经验证明了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成功治校之本。在“保健因素”基本满足以后，实现高等教育观念转变的关键在于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人的塑造”上，理解人、尊重人和关心人，充分提高和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培养人的整体素质，从人的方面寻找学校发展的动力源和启动器。此外，把人看作高校活动的主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人翁精神，并努力营造一种使人人都感到温暖和谐、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学校环境，建设以人为中心的校园文化，也是校长治校的成功之路。张校长的管理实践也是对“人本思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最好的印证和诠释。

二、在大学管理中消除“官本位”的理念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官本位”的影响广泛渗透于学校的方方面面。学校冗员充斥，人浮于事。管理人员的素质与作风也令人生畏，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出现各种“倒挂”现象。中国高校“人满为患”，其实并不意味着师资力量有多么的雄厚，而是行政管理人员的严重超编。他们顶着教师的头衔，扮演着官员的角色。学校是教学和教育机构而非国家行政机关，更不是当官的地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式办学导致高校“官本位”恶性膨胀，学校弥漫着和社会上一样恶浊的“官本位”气味。这种体制吞噬着广大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腐蚀着他们的创造生命，致使许多人无心于事业而钻营于仕途，钩心斗角于官场。一部分教育管理者已异化为官僚，个别教育管理部门变成了“衙门”，所谓的制度育人、管理育人几乎成了一句空话。社会虽然对“官本位”深恶痛绝，但好多人仍乐此不疲，就好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蔡元培先生始终不认为大学校长是“官”，他发起并任会长的进德会会规规定会员要做到“八戒”，其中之一就是戒做官。张先生任湖南师大书记、校长多年，他对把大学当做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砭，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官，至少不是行政官员。“准确地说，校长不是官；详细地说，校长不是政府官员。学校必须坚定地实现非官僚化进程。”^［4］“严格地说，校长不是官，现代大学校长大约不会刻意运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力量，然而只有这种力量的自然存在才使校长成为校长。但是，目前的体制客观上使校长们不易想到自己非官本位化的使命。”^［5］“中国的‘官本位’是十分严重的，这种东西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在学校，最妨碍学术发展的。那么，一所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目标之一，应当是比较彻底地清除‘官本位’。舍此，就很难有学术繁荣，很难让真理至上的旗帜在学校飘扬。”^［6］先生作为个中之人，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本位”实属不易，这也充分体现了先生对大学应有之性质、内涵、管理的深刻理解及其办学治校的洞烛之见。

我国的教育内部缺乏一种自觉的、建设性的批评精神。教育外部对教育的批评则势不可挡，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我们应主动祭起深刻反省的旗帜，积极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为学校的发展清障化淤。大学要真正走上民主管理，管理者们必须摈弃“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树立现代的科学的服务的管理思想。

三、“政从正出”的理念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在政治、学术、文化及教育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表现出独特的思想与作风。他对当时把大学当作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贬，而清楚地提出大学的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在他的眼中，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是以“研究”学问为目的的。只有蔡先生这种唯学问、能力为聘用教师的原则，才能把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学术见解的人才网罗在北京大学，才能使当年北京大学成为著名的学术之宫。

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为高校的存在价值作的诠释，也许是最精彩的：前者婉拒了美国总统里根名誉博士的要求，后者婉谢了阿拉伯巨商千万巨款的捐赠。因为它们有一个简单而高贵的信仰：高校代表着精神领域的尊荣，代表着一种独立的人格。正是这样一种信仰，让她们的学子心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走到哪里都会响当当地报出自己的母校。

以人为本与从严治校并不矛盾，每一位成功的校长几乎都同时以严格管理著称。从一定意义上讲，严格管理也是一种感情投资，因为这个“严”通常是从严于律己开始的。正是张校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才带出了学校的良好风气。树立良好的校风，首先是从机关抓起，从小事抓起。他要求机关人员“有人进办公室，特别是普通教师、工人、学生来了，要起身，起码要打个招呼，不要‘门难进’、‘脸难看’，为他们办事要耐心、热情，尤其在询问对方时，不要‘官气十足’，即使对于回答不上或难以做到的事，也要和气回复，不能爱理不理；离去时，也应有礼貌语言‘好走’、‘再见’”^［7］。湖南师大机关作风之好，确实是不多见的。“张校长管理的基本思想是‘政从正出’。强调上上下下要‘正’。人要正其位：各安其位，不越位；校要正其气：要树立一股积极向上的气；师要正其教：教要得法；生要正其学：学生要学有所成；官要正其治：管理人员要摆正其位置，管理就是服务。”^［8］在学校中，只有按教育规律办事，讲求管理的科学性，真正形成良好的校风，形成“工作靠竞争，收入靠贡献；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的人才成长氛围，使各种人才都能脱颖而出，展其所学，尽其所用。

四、“不管”在管理中的理念

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把人性、心灵视为企业的核心，提倡企业文化，倡导“柔性化”管理。其实人性中恶的成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人后天的贪欲所引起的。因此，中国儒家孔、孟之道一直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有利于在企业中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达成一种共识，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中国儒家的传统管理哲学思想中一向“重人伦、施仁政”，处理问题主张“调和与折中，反对过于偏激”，即所谓“中庸之道”。但“中庸”不等于退让，也不等于“和稀泥”。中庸的要点在于“时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这就要求管理者根据时代的要求、实际的情况，坚持正义，通权达变，追求整体的和谐。现代管理中提倡的“柔性化”的管理正是我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谓的“不知有之，无为而治”之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翻版。

在教育学里我们都熟悉陶行知先生的“教是为了不教”的名言。张校长把“不管”也视为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管什么，不管什么，这是管理的两面。说也奇怪，一个事物的两面，人们偏偏只看一面，常常以为管理就是要管，而忽视了另一面——‘不管’”。^［9］我们通常很少考虑“不管”也是管理。“学会‘不管’，在本质上在于学会管在点子上，学会管最基本的东西，学会在管理中有更深层的思索，学会预见管理的未来效果，学会在管理中求得做与思的合理平衡，学会管得更好。因而真正能做到‘不管’，做得自如，把‘管’与‘不管’和谐统一，那是高水平的管理。”^［10］他的这种思想充满着辩证法，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一味地管，什么都管，其危害性也是显然易见的，会挫伤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其结果是越管越死，越管越没有生命力。岗位与岗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凡是扯不清楚的都是没有理顺，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理顺。把问题理出来，制定规章，那才叫“管”。最害怕的就是模糊管理，没有把事实理清楚，管理起来就会牛头不对马嘴。

一个明智的校长应懂得如何通过授权，而不是专权，去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并激发大学成员在学术活动中的激情，满足其求知的愿望和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无为——管理之道。天地无为而无所不为，学校有为而有所不为。高校管理乃至国家治理，道理都一样，就是顺应自然，按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制定相应的法规法度。制度一旦建立，就不能轻易去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和制度下，尽情去发挥主观创造性和智慧才干，努力去争取成功，这就是无为。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什么都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胡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客观规律的意思。

“吾从众”是梅贻琦校长常说的一句话，他的自由主义教育也被人戏称为汉代文景时期的“无为之治”。也许今人可以看出，这种颇具民主精神的教育方针正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能使每一位从事研究的人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张校长和梅贻琦同被江西眭依凡教授称为“学问家”。两位校长的思想可谓是异曲同工。张校长也十分重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他说：“学校不应当只强调教育，还应当重视文化，有了文化，教育自然就在其中。”他希望通过文化建设的工作，让学生、教师、员工都喜欢进而都热爱自己的学校。于是他通过种种政策和手段努力营造全校师生崇尚优良传统的文化，尊重教师、尊重学生的文化，爱护学校荣誉的文化，最终形成有凝聚力的、具有不教之教、不管之管作用的学校精神文化。

管理部门就是要为师生创造宽松的管理空间，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因为我们应当从管理哲学思想汲取丰富的智慧，提高自身修养，不断更新自己的管理理念。在制定政策时还应当学会用博弈论中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话虽含有贬义但却符合博弈论中纳什均衡原则。根据纳什均衡原则，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通过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管部门要想使自己的政策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被管理者可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以使你的政策本身符合纳什均衡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上下同心、目标一致的环境下，将管理与人性、管理与道德、管理与艺术相结合，才能达到“不知有之、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才能提高整个高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五、关于大学校长的理念

拿破仑曾经有一句名言：“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往往和校长的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息息相关。湖南师大之所以能迅速地崛起，他的“掌门人”可以说功不可没。现代大学的激烈竞争，提出了大学校长必须是治理大学的专家的更高要求，即大学校长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教育家。何为教育家？教育家就是不仅热爱教育事业，而且必须是有自己鲜明教育理念的教育行家。张校长是位具有独特成熟的教育理念并能自觉运用于教育管理实践且取得较好治校的人。他实现了大学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较完美的结合，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他著述丰硕，“教育理论著作等身，成为影响极广的教育专家”。^［11］

“一个有着自己鲜明教育观的校长，不仅有可能对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有关教育立法有独到的理解，把握得更准，而且有可能在贯彻执行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创造性、有可能把学校办得更有特色。”校长还必须有理性的思考，有教育理论修养，要有自己的教育观。^［12］校长必须意志坚定，温文尔雅；对他人的利益和要求感兴趣，对自己则比较苛刻；既回首过去，又放眼未来，却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既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又完全符合逻辑；和蔼可亲，深思熟虑；原则性强，但做事灵活，随和；视野开阔，却又注重细节。湖南师大的崛起，正是以张校长为首的高层管理者求真务实，展示个性，特色办学的成效。

张校长把高校校长的职责归结为：管理的职责、教育的职责、表率的职责、师资建设的职责、改善办学的职责。“校长做什么？校长做自己认为是对学校发展十分有价值却很可能是他人不一定考虑或不一定去做的事。”^［13］“校长治校”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校长之“治”的实质和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大家知道，校长之“治”的千头万绪最后都可以直接落实到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上。而在对人的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又是解决好各部分人（或组织机构）的权、责、利关系，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和有条不紊的干好各自的工作并进行有效的配合。基于我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一位好的校长必须具有崇高的权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各部分人的责权关系并使之很快地“进入角色”。权威是实施领导的条件，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一位缺乏权威的校长绝对成不了“好校长”。权力是权威的基础，但有权力并不等于就有权威。管理者的权威包括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一项命令是否有权威决定于命令的接受者，而不是命令的发布者。因为管理者的权威不是上级授予的而是来自由下而上的认可。校长崇高权威获得的基本规律：校长必须以人为中心。从关心人、爱护人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将教职员工的个人志向与学校的基本目标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校长的任何努力才不会白费，其个人“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也才有可能结合起来，并形成巨大的感召力。

校长有无敢于批判继承传统、敢于改革的勇气，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方向和道路。一方面这是校长本人的自信与信念的坚定程度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校长具有坚忍的意志和超常的忍耐力。尊重学者应当是校长的道德权威的首要体现。只有对教师真正的人文关怀才能树立起校长的权威，提高校长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校长的学术品质时刻都在影响着教师。只有建立起真正有实力的教师队伍，凝聚学术文化精神，才能使学校努力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迈进。

“湖南师大的变迁，张楚廷校长功大莫焉。张校长又何以使湖南师大功成名就？他治校理想之使然。他说：‘成功的大学有四个标志：自信的、诚实的、民族的、真理至上的。我的责任就是要把这所自卑的学校办成一所很自信的学校。’他还说：‘我要在做别人看来似乎做不到的事、做不成的事、做不好的事。如果我做不到，我这个校长就没有做好。’这就是张楚廷校长的治校追求和抱负，令人敬佩的是他居然做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高校走上了^[14]整齐化、模式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大学的个性可以说是丧失殆尽，校长的办学理念、思维方式趋于统一，个性受到压抑，独树一帜的校长更是凤毛麟角。张楚廷校长富于激情和想象力，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一位领导者如果缺乏激情，缺乏想象力，就难以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张楚廷确实是一位不多见的个性鲜明的成功的校长。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张楚廷.学校管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11，184，93，58，119，133，298，42页.

［2］［11］眭依凡.学府之魂——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理念.江西教育出版社,第一卷，177、19页.

（4）张楚廷.教学理论探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30页.

（7）张楚廷.一所大学在奋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357页.

（8）刘献君.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6页.

（14）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56～357页.

[案例]

开学不久，校长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在会上宣布，今年学校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每位教师都要申报课题，并由学校的特级教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然后要将研究的成果公布并进行评价，同时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将作为晋升职称的一项标准。校长还没有说完，下面便议论纷纷。我觉得学校的这项要求对我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是教数学的，平时除了教学就是看一些有关教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我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出以前在师范学院学的教育学书，翻阅了教育研究方法这一章，了解到教育研究的方法有很多种：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教育研究的过程包括确定选题、收集资料、整理分析资料、论文撰写等等，可是教育研究的第一步“确定研究的问题”就把我难住了，我思考了很久，不是我想到的问题早就有教育专家研究过了，就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研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学校，在办公室里等许老师来。许老师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已经发表了3篇文章，是我们学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我想他的教育、教学研究开展得这么好，我一定要认真向他请教。

许老师来了，他说，教育、教学研究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首先因为我们是中学老师，缺乏深厚的教育理论知识，也缺乏必要的研究条件，要想向教育家式地进行实验研究，这是不可能的；要想通过大量的调查来近期研究，也不现实。你可以先找几本教育、教学方面的书籍，再找几期近期教育类的杂志，将这些内容翻阅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写文章的，再看看当前教育、教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些文章中有几篇是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将这些文章复印下来，回家以后仔细琢磨，根据这些问题所提供的材料，对这些文章进行重新编排、组合，就成了一篇新的文章。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太麻烦，还有更简单的方法，你只要看一本教育学书，然后选择里面的一个原理，先将这一原理介绍一下，然后根据教育学书的叙述，写出你是如何根据教育理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其实，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很简单，你按照我的说法做，一定会有收获的。我的几篇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

上课铃响了，我急忙走向教室，心中十分困惑：教育、教学研究就是这样的吗？中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就这么简单？

思考题：

1.你对案例中的许老师做法有什么看法？

2.依你的经验，作为教师应该如何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1]哈罗德·孔茨等著，黄砥石等译：《管理学》，24页。

[2]Arthur B.Moehlman,School 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1940,p.V

[3]姚晓峰：《张楚廷教育管理理念研究》，载《社科纵横》，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