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家洛夫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就此凯洛夫《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的模板，基于这种理论所形成的教学范式，固化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之中，直至六十余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它的“影子”。今天，中国进行教学改革，试图走上关注学生的未来、促进学生发展的人文主义道路。在这教育转型之时，凯洛夫《教育学》成为无法绕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对未来中国教育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学术界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反思和批判，但是，终没有摆脱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直至今日，对其争论还时有发生。

本研究采用以往从没有的视角，对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进行审视。以研究凯洛夫《教育学》在前苏联的命运为主，将其与在中国的命运相比较，为重新认识凯洛夫《教育学》提供新的线索，为我国今后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成果是国内首次对凯洛夫《教育学》在前苏联的命运进行研究。凯洛夫《教育学》产生于斯大林时期，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之时，学术也沦为了政治工具，凯洛夫《教育学》成为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这部著作出版之后，曾一段时期内是苏联教育学的“标准教科书的基础”。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其面世后的第八年，也就是1956年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凯洛夫被迫进行了检讨，其学术观点也转向了人文主义。经历了这场大批判后，苏联以促进儿童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开始了大规模教学改革实验，并形成了以斯卡特金为代表的促进儿童发展的教学理论与课堂教学模式。与此同时，苏联教育学转向了以关心儿童，促进儿童发展的人文主义，并形成以赞科夫为代表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凯洛夫《教育学》淡出了苏联教育舞台。

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命运，与其在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何种原因导致其在其苏联出生地存在短暂，而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却影响长久，至今还在发生影响？本研究在对比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文化现象：凯洛夫《教育学》现象。

二、研究现状

(一)中文部分

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颇多，相继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项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下面将对这些论著展开综述。

1.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

关于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时间上讲，较早的是陈元晖的文章《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发表在1991年第5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第八章。在文章中，以他亲身经历叙述了凯洛夫《教育学》进入中国的情况，认为其进入中国应该是在建国前，首先传入东北。李涛的论文《关于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教育理论运动的历史考察》(此文亦被编入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也对凯洛夫《教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做了研究，指出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主要渠道。

较为系统的研究是徐立清的硕士学位论文《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和周谷平、徐立清合著的文章《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2002年第11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2003年第1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这些著作考察了凯洛夫《教育学》进入中国的背景、时间、在中国的出版以及受到批判的情况，并分析了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得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原因：凯洛夫《教育学》的性质；中国古有的教育传统为它奠定了心理基础；传统教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以苏俄教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先期性导入与学习；中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

还有一些文章对此问题做了研究，但所取史料均未超出上述研究范畴。

2.对凯洛夫《教育学》本身的研究

(1)凯洛夫《教育学》的产生。孙喜亭著文《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发表在1998年9期《教育研究》)认为：凯洛夫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方法论，以教育心理学为依据，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的教育遗产为思想渊源，在总结前苏联广大教师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较完整的“教学论”体系。在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中专有一节“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的思想体系”。该书直接引用了凯洛夫《教育学》中的原文，认同了凯洛夫对自己教育学思想来源的观点：作为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说；经过批判地改造过了的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工作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祖国进步的教育学对于科学的贡献；苏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现在工作经验以及家庭教育的经验。

(2)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研究最多。在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评价凯洛夫《教育学》是苏联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在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阐述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全面、系统地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普通教育的实践经验，建构完整的教学论体系，提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代表了苏联教育理论建设的一个阶段。凯洛夫《教育学》的缺点在于坚持三十年代形成的全部结论，使它带有浓重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很少有创见性。另外的严重不足是在教学问题处理方面过于机械化，很少辩证化。陈桂生著文《重评凯洛夫〈教育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6月)，文章将凯洛夫《教育学》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进行了对比，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与赫氏《普通教育学》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凯洛夫《教育学》有好多观点来源于赫氏《普通教育学》，并且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课堂教学的六个环节过于机械，乃是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

也有对凯洛夫《教育学》作出不同的评价。孙喜亭文章《中国教育学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教育研究》1998年9月)中说：凯洛夫著《教育学》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说明教育这个社会现象。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有专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社会作用的学说，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等，而且还以唯物史观分析了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分析了教学过程、德育过程等；李三福著文《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对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影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期)认为凯洛夫教育学的特点是：坚持以马列主义和科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改进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教育并以上述理论为指导，解释各种教育现象，探讨教育和教学规律，为苏维埃教育学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3.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

几乎所有相关的文章和专著对这一问题都有研究。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仅以具有代表性的陈桂生著《刘佛年〈教育学〉评述》(1998年3期《江西教育科研》)一文为例。文章说：中国教育学“没有跳出凯洛夫的框框”，但其实是未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形成于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窠臼。所以，弄清中国的教育学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关系，首先弄清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关联。因此，文章将两本教育学做了比较全面的对比。认为刘编《教育学》与凯洛夫《教育学》框架上除了增添“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以及“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之外，没有什么区别；教学理论基本参照凯洛夫《教育学》写成，教育理论更具有概括性，但基本观点一样。总之，这是一部模仿之作。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开始，凯洛夫《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学的模板。

(二)外文部分

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教育史上仅仅是匆匆过客，在前苏联产生影响仅仅维持了八年，之后就逐渐退出苏联教育学，因此对它的研究很少。笔者与俄国学术界的朋友谈起此事，据他们回忆，苏联时期专门研究凯洛夫的论文只有一篇，而且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通过俄国朋友找到的资料有2003年出版的托洛夏著《俄国教育及教育思想史》(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此书客观地重新回顾了苏联时期的教育及教育理论的发展历史，在新的史料支持下，以全新的视角将那段历史做出了与以前不同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书中认为，教育的人文化是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教育是人文主义在苏联的实验，可惜的是斯大林时期将其停止，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人文主义重新回归。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很好的参考。

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卓罗塔列娜·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芙娜(Золотарева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的博士论文：《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中期苏联教学论中课堂教学理论的发展》(1998年)(Развитие теории уро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дактике периода середины 50-х——середины 60-х годов，Хабаровск，1998)。该论文将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苏联教学理论研究转向的情况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介绍了1950年代以后苏联课堂教学理论的概念的演变，以及课堂教学模式的变化。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师范大学科兹罗娃·加林娜·尼古拉耶夫娜(Козлова Гал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教育科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学教育活动体系中的教养研究(20世纪上半叶)》(2005年)(Воспитание в систем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ⅹ в.)。此论文将苏联建国到20世纪中期苏联中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实施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上述的研究成果是当代俄罗斯对苏联时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全面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凯洛夫有着很好的参考，这些成果将在论文中有所体现。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交代进行本项研究的缘起，乃是由于现在俄国学者对从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苏联教育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生过程的真相被还原出来，从中透露出凯洛夫《教育学》的命运在其中的起起伏伏。与过去我们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或完全不知。另一方面，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影响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长达五十余年之久，至今其影响还时有显现。中国对凯洛夫《教育学》的研究有很多，但从没有把它与在苏联的情况进行过对比研究。因此，本项研究试图弄清中国不知的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命运，并将其在中国的命运做以对比研究，从全新的视角来探讨其影响中国深远的，不能建立中国特点的教育理论的原因，同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为中国引进外国教育理论提供借鉴。

正文部分分为五部分，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的命运；二是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在论述过程中两条线索交相呼应，通过对比找出它在两国的存在特征，及影响中国深远的原因。

引子：将二十年代苏联时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二十年代苏联盛行的共产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早期仅以马克思唯物论为基础的探讨教育规律。

第一章，在借助俄方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梳理清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理论发展情况的前提下，重新探讨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如何产生及其理论特征、地位。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苏联教育学标准教科书的基础。

第二章，研究探讨中国选择凯洛夫《教育学》的原因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教育学模板的过程，重点探索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学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关系。

第三章，将介绍凯洛夫《教育学》在1956年遭到批判，这场批判导致苏联教育学研究转向关怀儿童发展的人文主义；凯洛夫检讨，其学术观点转向人文主义；苏联进行大规模的课堂教学改革实验并形成新的教学模式。与此同时，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也遭批判。本章将把两国的批判情况做对比研究，找到中苏批判的特点与差异，为分析中国长期受凯洛夫《教育学》影响的原因做准备。

第四章，对比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和中国最后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被淘汰，人文主义回归苏联教育学；在中国成为中国教育学的模板，影响持续至今。

结语部分将对整篇论文做以全面概括，系统分析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和中国命运不同的原因，重点探讨中国引进凯洛夫《教育学》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今后引进外国教育理论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1.历史文献法。作为教育史研究，历史文献法是主要方法。历史文献法就是对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并力图找寻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研究方法。由于研究的大量内容涉及前苏联，因此本论文将运用各种俄方文献，如专著、论文、网页资料、各类词典等，对其进行翻译整理。同时，运用更多中方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如专著、论文等加以梳理。通过文献研究，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前提下，为本研究的框架设计提供整体思路。

2.比较法。对事物异同关系进行对照、比较，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本论文为对比研究。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和中国发展的线索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它在两个国家传播发展的不同特征，从而为思考中国教育理论发展，尤其是今后如何引进外国教育理论提供借鉴。

3.访谈法。研究性交谈，是以口头形式，根据被询问者的答复搜集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事实材料，以准确地说明样本所要代表的总体的一种方式。本研究在充分利用现有俄文资料的前提下，将与俄国学者进行访谈，以掌握书面材料中没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