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效率因素分析
李高峰[1]
除了客观环境的更迭,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支持,为了得到这种支持,图书馆人需要一套理论,说明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以说服社会公众接受建立公共图书馆的理想,维护“公平”成为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演化并支撑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然而,公共图书馆的经费、馆藏、工作人员、馆舍等资源的有限性,甚至不持续性,从理论与实践上促成了“效率”问题的突显化,“有为才能有位”,公共图书馆只有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掘服务的潜力,以低投入换取高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公共图书馆才能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效率”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效率与公共图书馆的互动
效率,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帕累托最优就是评价效率的一种理想化标准。经济活动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不同的资源使用、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称作高效率,反之为低效率。它在产生之初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深刻反思中,效率概念也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个方面,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的意义,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对此有过精确的论述,认为从伦理学、社会学角度看,效率是衡量社会个人福利状况满足的程度,即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公共图书馆中,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就是以有限的信息资源,实现公众信息需求的最大化,以此推动公共图书馆的良性发展。
同时,依据公共物品的理论可知,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物品,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图书馆不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部门进行配置,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政府自然成为供给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主要责任主体,而由于政府扶植公共图书馆的长期性、保障性,以及投入的显性存在和产出的隐性存在,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效率问题具有社会性和间接性,致使在公共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效率方面的弊端。
第一,易产生“官本位”现象。有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建设,不是以实现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凸显官员政绩,树立城市形象为目标,片面求规模、求豪华、求先进,忽视了公共图书馆的供给效率,浪费了公共资源,完全背离了公共图书馆政府供给的目的。第二,产生“以物为本”现象。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馆舍面积的扩大,文献数量的增加,设备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公众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上。相反,在各种业界会议上,常常听到各公共图书馆馆长在展示自己图书馆的面积、设备等。第三,产生“等、靠、要”思想。把公共图书馆服务全部压在政府的投入上,“经费至上”,想当然的认为,有了经费,就有了资源,有了服务,体现出一种自我满足的“收藏”心理,忽视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效益,不考虑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出现“寻租”现象。利用价格差异,使潜在的收益显性化,并谋取这一收益。在市场机制下,“寻租”是创新的原动力,但公共图书馆是由政府供给的,它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现阶段,在农村书屋以及基层图书馆建设中,出版商利用国家政策把大量积压的图书分拨给各个馆,获取利润,增加了建设成本,降低了效率,是典型的“寻租”现象。
进入21世纪,我国步入现代化公共图书馆建设时期,政府也加大了投入,从2003年到2008年,五年间,公共图书馆平均面积从2172.8平方米增加到2766平方米,藏书量从43766万册增加到55064万册,同期从业人员从49646人增加到52021人,公共图书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良好时期。然而,随着政府基本保障条件的改善,公共图书馆的效率问题日益突出,对公共图书馆来说,没有效益与效率,就失去了政府继续投入的理由,丢掉了社会广泛认同的前提,更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公共图书馆需要想方设法提高服务的效率与效益,真正地做到“大钱办大事,小钱办小事,没钱也能做事情”,把有限的经费和资源,使用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上,把持证目标群覆盖率、图书流通率、读者到馆率、远程访问率提上去,把人均读者借阅费用、每位持证读者的平均成本等指标降下去,实现公共图书馆效率的最大化。
二、公共图书馆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公平是个人主观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是任何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它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公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领域,不同的利益之间,有不同的规定和认同。在公共图书馆中,它主要表现为信息公平,体现着社会公众对信息资源配置的满意或认同程度。可以说,维护信息公平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责,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平等服务:消除身份的障碍;免费服务:消除经济障碍;普遍服务:消除距离障碍。因此,公平意味着让更多、更广的社会公众具有平等地获得信息的权利和机会,从经济学上看,由于社会公众自身的能力、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过分强调公平就势必会影响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果,从而降低公共图书馆运行的效率。美国学者劳伦斯·怀特在《1980年的公共图书馆》一书中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在分析大量前人统计数据基础上,论述了弱势群体服务一定程度上导致服务效率下降问题,其观点得到了之后学者的研究结论的支持。如1995年英国学者克里泽·克莱尔和萨姆欣的研究报道了贫困和图书馆绩效之间存在联系,指出在富裕地区,图书流通量和图书馆访问量都呈增长趋势;但是在一些靠国家救济生活的成年人聚集地区,图书借阅数量很少,“这可能解释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并不认为图书馆是与他们相关的”。1999年《面向所有人开放图书馆》的报告提出“公共图书馆不能再返回到过去过于消耗资源的延伸服务和‘社区图书馆服务’方法中去”,表明了弱势群体服务的高消耗性,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对立面。
同时,在公共图书馆发展中,像其他领域一样,公平与效率除存在对立面之外,也有一致的一面。公平与效率都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取向,不存在公平优先,或效率优先的问题。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效率是社会公众为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必须提出的首要要求。因为没有效率,就没有更多、更好地符合社会公众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信息服务。而对于公共图书馆要维护的公平来说,由于社会公众处于一定的、情况各异的经济、文化、能力条件下,除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外,每位公众都希望自己能全面、自由、完善的发展,希望自己和别的图书馆用户一样,保持好的信息状态,在此过程中,公平成为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当然,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都不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公共图书馆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促进社会公众更好、更快、更全面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公平与效率作为目标价值,统一在社会公众的信息满足上,统一在社会公众的全面发展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理想的“共同生产条件”的终极目标上。两者都是把“用户至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的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实现社会公众的全面发展。
那么,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中,我们是否既能实现信息公平,又能保证效率的最优化呢,即两者处于最佳结合的状态。依据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上认为公共图书馆的公平与效率可以达到均衡,并且很有必要。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我们知道,随着公共图书馆投入的增加,会形成“规模效应”,公共图书馆的边际成本会逐渐增加,而边际效益会随之减少。即在公共图书馆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其效率就会变低,而当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时,公共图书馆的效率与公平就会达到均衡,两者就实现了最优化。
在这个最优点,公共图书馆首先达到了一定的“集藏规模”,具有相当量的信息资源、技术设备、工作人员等,这是基础,同时还需持续的定量的边际成本,即一定的增量,使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的保障达到持续的“临界水平”。所谓“临界水平”,就是满足开展基本服务需求的水平。比如,文献资源要对读者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就必须有基本的总量,同时有基本的更新量,国外图书馆最小规模的藏书量为50000册,年更新量不少于总藏量的1/7~1/8,就是这样一个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量化指标。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活动要对社会公众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就必须让活动系列化、多样化、定时化和品牌化。最终达成公共图书馆公平与效率的理想化目标,即“5A理论——任何用户(Any User),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均可获得任何图书馆(Any Library)拥有的任何信息资源(Any Information Resource)”,实现公共图书馆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化,促进社会公众的全面发展。
三、效率在公共图书馆中的路由选择
(一)理念上,加强社会公众文化信息需求的具体把握
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不理想化,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政府文化投入的不足,粗率地指责图书馆员缺乏服务精神,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导致公共文化发展投入的误导,追溯以往几十年中城乡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投入的反复虚耗,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需要图书馆人客观地面对现实,科学地探索投入与产出极不协调的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理清公共图书馆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等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社会公众,特别是我国乡村居民的文化信息需求的具体把握,合理地运用欧美国家的总分馆制模式,科学地用服务人口、服务半径、建设用地等建设投入标准,拉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益与效率。
(二)实践上,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社会公众的文化信息需求,乃至具体的图书需求,具有近乎无限的多样性,即社会公众文化信息需求的无限性,并且每位公众的需求又不具有同质性,个性化明显,同时随着社会和个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公共图书馆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就必须在一定“集藏规模”的条件下,开展方式手段多样化,如流动图书车、自助借还;服务内容个性化,如游戏服务、动漫服务;服务主题特色化,如文化讲坛、公众交流;服务品牌化,如微笑服务、一站式服务等,在减少公共图书馆边际成本的同时,提高边际效益,维持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上,深化公共图书馆的效率评估
以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对公共图书馆的效率进行评估,可以使馆藏和经费保持最佳利用状态,指导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开始对图书馆的服务进行评测,利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形成了两种测度模式,一种是以测度图书馆内部工作业绩和服务效能为目的图书馆绩效评价模式,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11620;另外一种是以测度图书馆用户对图书馆服务满意程度为目的服务质量用户评价模式,如美国大学及研究图书馆协会的Lib QUAL+TM。但是由于其各种测评模式的适用性、数据可获得性、对象性、客观性等方面的限制,实际应用差强人意。因此,深化公共图书馆的效率评估研究,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当务之急。
四、结语
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的投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投入不需要效率。注重公共图书馆的效率,是政府的责任,是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只考虑公平,不注重效率,一定程度上是对公共图书馆责任的“亵渎”,对社会公众的“不敬”。以“公平”作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更是对公共图书馆的一种扭曲,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升华”。像其他领域一样,公平与效率同时存在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两者可以很好地达到均衡,只是在现实中,我们不情愿以“效率”来督促自己的发展,更愿意以“公平”来博取生存。这种“公平”是公共图书馆人的“公平”,而不知是否是社会公众想要的“公平”。“公平”与“效率”两者并重,才是公共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要素需要完善,包括公共图书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图书馆界理念的转变等,但是相信,公共图书馆最终会找到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的,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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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4期。
【注释】
[1]李高峰(1982—),男,汉族,硕士,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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