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须作平时看”

“战时须作平时看”

刘　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侵略者所到之处，文化教育机构便成为他们的重点攻击对象。许多学校毁于炮火，损失之重，难以计数。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

全面抗战后，社会各界开展了一场战时教育大讨论。许多人认为，因为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必须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抗战需要。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应予以改组或停办，学生应征入伍；初中以下学校则必须改革课程，缩短年限。随着上海、南京失守，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同时，许多教育界人士如李公朴、王星拱等认为，战时教育绝不是取消学校，“要青年们都上前线去”；办教育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即使在战时，正规教育还是应该维持的。他们的主张对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民政府经过“详加考虑”，认为抗战既然是长期的，各方面的人才，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抗战所需要的，“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所以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作为战时教育方针。虽然适应抗战需要，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这一方针是蒋介石在193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他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的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实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界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筹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基本的教育。”“我们这一仗，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是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在“战时须作平时看”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及教育界对正规教育做了许多改革。主要有：

第一，在学校里，加强民族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

第二，调整文理科比重，重视实用科学，加强军事教育。

第三，安排学校的迁移、设置。高校战前108所，迁移的有52所。同时为了安排战区学生，政府办了几十所国立中等学校，并于1938年开始颁行贷金、公费制度，以救济贫困的学生。

第四，统一制定课程表，统编教材，审定教员资格，以保证教育质量。

国民政府按照“战时须作平时看”方针，在实施上采取了诸如以上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时国统区各级教育的发展。例如，从1938年到1945年，高等学校数目及学生人数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尽管环境恶劣，许多高校学术气氛依然很浓厚，并且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在中等学校方面，学校和学生数量也有很大提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教育的独特规律。“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事实上，在此方针指导下的战时国统区教育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倘若战时学校教育真的变成了“干部培训班”，或干脆撤销，即出现一段正规教育的真空，那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了。因此，从对中国发展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一方针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把“战时须作平时看”作为战时教育的方针，其所要维持的正常教育，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一贯推行的“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教育。通过“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政府就可以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限制广大师生抗日的民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