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乐教乐研及其相关发展空间

教师的乐教乐研及其相关发展空间^[1]

范家进

【摘 要】作为一个地方性综合大学里属于草创阶段的学院，需要切实强化教师的人才质量观，扎扎实实地推进“子女战略”，同时也需要培育正确的科研观，避免被当今关于强调量化的科研评价体系牵着鼻子走。学校在决策过程中则应该贯彻分类指导、均衡发展原则，警惕有限资源只向办学历史悠久的少数优势学院倾斜。

【关键词】省属高校　人才质量　科研意识　分类指导　均衡发展

2012年3月，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在全面诊断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各种状况与症结的基础上，对如何破解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难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宏观性地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现结合一个省级高校中一个各方面尚处草创阶段的文科学院的微观现实，对学院工作中教师的观念转型和学院的管理创新做些初步的思考。

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是杭州商学院，属于财经类高等院校，伴随着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2004年升格为大学。像文、史、哲及新闻传播这一类专业都是为了适应“学院”更名为“大学”的需要而先后设立的，办学历史极为短暂、办学基础相对薄弱。目前学校已确立“创新强校、特色名校、加快转型、跻身百强”的发展战略，并将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对于创立不久的学院和近年新办的专业，都不能不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出现新的转轨的时代，一些集中了不少传统专业的新办专业如何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如何踏踏实实地走上内涵式发展的正确轨道？

首先，需要不断强化教师以教书育人为乐、以培养出优秀人才为荣的职业道德观。自古以来，教师就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以“桃李满天下”为骄傲，并且以薪火相传、学派承续为自豪。就“人才”二字的本质含义而言，数量并非是真正的标准，质量才是关键，是生命。钱学森当年要返回祖国时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与拘禁，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个人一旦返回中国大陆了，其能量至少将相当于5个师。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似乎陷入了“数字迷恋症”。我们的大学竞相攀比扩张了多少土地、新建了多少大楼、扩招了多少学生、新建了多少学院多少专业、新增了多少经费……我们承认这一类数字的短期攀升有其一定的必要与合理性，但就教育的本质意义而言，数字所取得的成就与其背后带来的问题，有时免不了要平分秋色。“钱学森之问”之所以振聋发聩，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如果要谈数字，这里不妨也列出两个比较：1980年，杭州商学院成立时在校生648人，专职教师129人，师生比是1∶5．02；2011年底，人文与传播学院在校生是1197人，专职教师65人，师生比是1∶18．42。

师生比居高不下往往容易带来人浮于事，带来粗放式教学与管理。人们常常将老师的职业比做园丁。在高校大扩张之前，一个园丁负责浇灌五六棵或七八棵树苗，现而今呢，一名园丁要负责十八九棵甚至更多，这怎么可能不带来精力分散、心力不足呢？也同样是因为高校的大扩张，高校纷纷从市中心迁居远郊，造成多数教师居住地与新校址之间路途遥远；同时因为强调办学的“效益”观，每个老师所承担的周课时数也大大超过从前。大学教师以前是一个相对比较从容悠闲的、令人艳羡的职业，现在却经常听到教师抱怨疲于奔命、疲于在家与校之间的长时间奔波、缺乏幸福感。在此情形下，仅仅单方面高调倡导道德自律显然是不够的，而应该尽可能从体制层面给教师职业提供多层面、多方位的保障。

当然，在诸多问题得到体制性解决之前，强调教师的“岗位意识”，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本校办学历史上具有光荣传统的“子女战略”，都是非常必要的。曾有人文学者根据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分析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身职责和使命方面的三种意识，即“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并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在自己所从事的岗位上全身心地尽责尽力，也即在全球化视野下、在对全国社会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中来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把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当成一种“志业”或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要敢于在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中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真理，要勇于在甚嚣尘上的市场化世风中保持理智的清明，胸怀人类文明之光，把薪火相传、努力使人心向善和向上当作念兹在兹的人生追求和教育理念。只要内心有了理想之光，三尺讲台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我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凝聚成的“子女战略”，强调将大学生视如自己子女一般加以对待，是传统文化理念和现代人才意识的融合。它从人情伦理的角度重申了以学生为本位的现代人才观，高度重视学生在专业成才和精神成人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人文素养作为专业成才的底蕴，而不是专业优秀而素养欠缺的跷脚型“人才”。同时，这一战略也强调了教师的高度责任意识，要求教师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在人格修养上都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真正以学生在人格和专业上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自觉自律、以身作则，而不是利用当前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某些弊端，重量不重质、“出工不出力”，甚至违背“以学生为本”的基本原则，超越某些职业伦理底线，给学生在专业和人格成长中都带来某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妨害或创伤。因此，“子女战略”仍然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育人理念，应该进一步深入广大教职工的心，切不可轻易加以忽略或放弃。

其次，需要不断强化和纯洁教师的科研意识，坚决抵制学术泡沫，反对“曲学以阿世、屈己以从人”。高等教育始终存在着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重要任务，大学教师从严格意义上说对自己所教学的内容都必须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相当的积累和相当的心得，以为仅仅只要识得教科书上的文字就可以走上大学讲台的看法是极为轻率而不负责任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前提是教师本人真正有过困惑，钻研过相关专业，感悟过真理和道行，并且对这些惑、业、道所做的领悟和阐释，得到过学术同行的检验、讨论和认同，以此达到古人所强调的“为师”的前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一个长期偏重教学型的高校，在一个各种专业在很短时间内匆匆上马的学院，显然需要大大强化科研是教学的先导、教书必须先读书、育人必须先自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然而，教学必须先有研究的意识尚未普遍建立，高校科研的“大跃进”之风却又随之掀起。量化、课题、评奖、刊物级别、到位资金数额……一时间成了衡量一个教师科研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不是说这些衡量指标没有它们一定的适用领域，问题在于无论对于什么学科什么领域，都高高挥起一把“量化”的尚方宝剑，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科研论文GDP号称世界第一，而举世公认的一流成果和科技创新能力却相对严重不足，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以量代质、以多为佳、以次充好、唯经费与获奖是尚，对科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感叹和呼吁，如果未来的学术史上总结起来，一个系只是获得过多少课题多少奖励而不是立起了哪些扎扎实实的学说，那又怎么向后人交代？所谓的“数字化、量化管理”对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及其他短期不可能见到市场效益的学科，都将带来雪上加霜的负面效应。在这样的世风之下，一个大学教师要做到气定神闲、从容淡定，拒绝曲学阿世、屈己从人，都需要可贵的独立品格和巨大的学术勇气。

再次，应从各个层面和角度为新专业和家底甚薄的后起学院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当今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往往都是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想在局部领域做些尝试或突破会有相当大的难度。但也并非不可以做些自下而上的设想甚至哪怕是幻想。学校上下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初创学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学院”升格为“大学”，综合性是其基本前提之一。一些新办专业和二级学院往往是通向一所合格大学的必备桥梁和必经台阶。然而一些从单科性质的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学校，在办学理念上很容易陷入“过河拆桥”之类的误区。也就是说，只要“大学”的招牌挂起来了，那些为适应升格需要而新办的专业和学院似乎就可以暂且放在一边，只满足于“从无到有”，而不太考虑如何“从有到好”，不太重视如何将这些初创而又后进的专业和学院真正办得上规模上档次。因为从客观上说，某些专业既然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建设历史，当然会有比较扎实的积累和积淀，有比较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平台，去争取更高的平台，争取更多更强的项目，也当然会有更成熟的条件。以大家庭做比方，如果这些历史久、积累厚的专业和学院已经是一个大家族中可以独当一面，而且也都是自己能够养儿育女的长子长女，那么新办专业和学院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中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如果以果树做比方，历史久、基础厚的专业和学院是已经进入成年壮年的硕果累累的果树，那么新办专业和学院就是刚栽下不久的小树苗，如果对一个学校的所有专业、所有学院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标准和政策，那岂不是让未成年的儿女也提前去生儿育女，让刚栽下不久的树苗也果实满枝吗？果真如此，表面上的平等岂不是正隐含了真正的更大的不平等？那跟杀鸡取卵、揠苗助长又有何异？

因此，要使新专业、新学院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学校在宏观政策上实施分类指导、均衡发展策略，与学院内部苦练内功、实事求是都是缺一不可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先表达一点初步的观点和想法。就学校宏观决策层面而言，必须贯彻分类指导、协调发展的原则。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一个大家庭内各个子女出生时间相距太大，倘若只以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来衡量，那将势必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各种资源都向少数强势学院、强势学科集中的“马太效应”，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将使一个学校的各学院、各专业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那就成了俗话中所说的“跷脚”姿态，就像一个跷脚的人无法走远路一样，如果一个大学以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行走，那是很难在同一层次的综合性大学中去竞争的。更何况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如果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学科（如文史哲、数理化）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也势必会反过来制约和影响其他应用类学科的发展，那对整个学校的综合实力也势必带来很大影响。就新办的基础性学科学院内部层面而言，则有必要树立起面对现实、苦练内功、循序渐进、寻求突破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也就是说一方面既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另一方面又必须抓住机遇、奋力拼搏。既然就学院的整体实力而言，起步晚、起点低是谁也不能改变的现实，那么怨天尤人、长吁短叹都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要摸清家底，查清历史，总结经验，认清自己的方向和节奏。学院既然为学校的学科疆域拓展在扎扎实实地做贡献，那就没必要盲目攀比，自怜自叹。一个专业或一个学院既然建立了起来，其培养的人才无论处于怎样的层次，都值得尽全力去培养，去传授过硬的知识和技能，争取扎扎实实的教学质量。正如长江学者、我院名誉院长陈思和先生所指出，在当今全国各个大学都盲目升格、都一个劲儿把培养硕士博士作为自己主要目标时，你们如果探讨出一条培养一流本科生的道路来，那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也就是很大的特色和贡献。这话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注释】

[1]本文荣获浙江工商大学党委颁发的2012年度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优秀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