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尊师重教是五千年华夏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我国教育史上，由于教师作用的重大，教师受到社会尊重，被提到极高的地位。战国时期大教育家荀子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他写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他认为没有“天地”哪有生物；没有“先祖”哪有族类；没有“君”和“师”又怎能治理人和事？这三者缺其一，人们就不得安宁。“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同上）。“天地君亲师”的理论对中国的尊师传统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荀子认为尊师与否关系着法度的存亡和国家的兴衰，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放肆，纵逸）；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这段教育名言深刻揭示了教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作用。验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处于“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的状态。为维持人类生活，人们必须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共同生活，教育活动只是结合生产劳动、社会共同活动由长者、能者把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宗教礼仪、道德风俗传授给年轻一代。教育活动蕴涵于共同的社会活动之中，还没有产生专门的教师职业的物质条件与需要。

当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生产工具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手工工具进入金属手工工具时代，人类社会就开始了第一次大分化。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和阶级，又由于文字的产生，人类创造了初期的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学、算学和诗歌等精神文化的发展，于是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产生了古代知识分子，教育活动也从共同的社会活动中分离，产生了古代学校和职业教师。

据文献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1世纪夏代起就产生了庠、序、校三种名称的学校，教师主要由奴隶主贵族、巫和吏担任。《礼记·明堂位》说：“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庠”是舜帝时代的学校名称。“庠”的意思是“养”，即把有经验的老人供养在那里，让他们从事教育学生的工作。这里被供养的老人，有的学者认为就是我国最早的老师。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尚未分化、社会职业分工也不发达的情况下，显然教师也就不可能成为独立职业，他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仍然是与他所从事的具体生产劳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存在着“学在官府”、“政教合一”、“以吏为师”的情况。

我国自公元前7世纪进入了封建社会，经过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教师职业是随着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兴衰而起落的。春秋末期，鲁国开始出现了私人办学。杰出的教育家孔子是私学的创始人和著名代表，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论，认为教育应为大多数人服务，不应受到贫富、贵贱、年龄、地区的限制，从而使文化下移，教育对象扩大。孔子十分注重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师德思想，积累了丰富的师德教育和修养经验，并身体力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私塾、官学并行，朝廷太学中有达官显贵讲学，社会上也有名流硕儒授业，讲学授业者即为教师。汉、唐两朝，生产力发展，社会安定，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城赋》），教师职业也处于兴盛时期。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成为我国研究学术、传授知识、培养专门人才的第一所大学，早于西方中世纪大学一千年。太学的教授称博士。首席博士称仆射。博士挑选严格，他们必须学识广博、精通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道德高尚，他们的地位、待遇也很高。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需要专业教师从事专门的教育。东汉末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建立了专科学校，如鸿都门学，教授绘画、辞赋、书写鸟篆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学校。唐玄宗建立梨园，是培养歌舞、戏剧专门人才的学校。可见我国专门从事文艺专业教学的教师在1800年前就产生了。

唐朝经济、文化发展，国际交往频繁，需要开办各种不同性质的学校，于是实科学校、专门学校如算学、天文、历法、兽医、商业等学校发展很快，几乎遍及全国。各类专业教师有博士、学士、助教、直讲、典学等。

在教育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教师的地位一直是很高的，只是从元朝起教师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农、九儒、十丐之说。因此，清代著名学者郑板桥曾有诗云：“教官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饭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寇仇。”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教师辛勤悲凉的职业生活。

关于什么是教育？中国东汉时代的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一书中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之作善也。”这个定义简明地揭示出，教育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向下一代人传授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知识、经验、习俗、规范的社会现象，其目的是通过文化教养育人向善，维护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那么，何为教师？教师是指终身或较长时期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并以此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人们。他们的主要职责即如古人所讲的“传道、授业、解惑也”。

关于为师条件古人有许多明确的论断。《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十六》中谈到：“列士并学，能善终者为师”。意谓众人一起学习，能最后学习优异的人就可以做老师。士是指古代的年轻男子，他们先是集中于乡校学习，学成之后则各为其志而奔波。一开始学习时难分伯仲，等到学习终业时，就会显出优劣。犹如赛跑时站在起点，而到终点就分出了名次。其中学习最好的士就有资格做老师。学业优异是古人选拔老师的条件之一，也是基本条件。可见古人认为做老师必须才学出众。

关于教师在育人为善和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方面的作用，韩愈从社会教育的广泛意义给予论述。他指出：“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师终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尧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让之为美也。于是许由哀天下之愚且以争为能，乃脱屣其九州，高揖而辞尧。由是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天下犹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让之教行於天下，许由为之师也。自桀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龙逄哀天下之不仁，睹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进尽其言，退就割烹。故后之臣竦然而言曰：虽万死犹有忠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于天下，由龙逄为之师也。自周之前千万年浑浑然不知义之可以换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则服，食其蔷薇，逃山而死。故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饿死犹有义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义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为之师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师於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四《通释》）

韩愈认为五种礼教都伴随着天地的产生而产生，然而天下的人如果不求教于师是不能自然知道怎样去做的。所以千百年间，许多老师虽然过世了，但其教永存，功劳巨大。

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记载，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在举行新酋长就职仪式的会议上，有专人向就职者讲述部落以往发生的大事，历数历任酋长们为集体立功办事的情况，为教育后辈，此种仪式世代相传。这种在就职大会上教育新酋长的人，当是人类最初的教师。

古希腊在公元前21——前8世纪，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城邦制国家，其中最强大的有斯巴达和雅典。由于经济、政治的需要，它们的教育和教师职业不仅高度发展，且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斯巴达为了统治奴隶和镇压奴隶的反抗，以重视军事教育著称。设立军营、公育机构，对贵族子弟进行军事训练和道德灌输，由小队辅导员、军官、总监担任教师。

雅典，海上交通方便，工商业发达，文化发展较快，新的初等教育就有音乐学校、体操学校、文法学校，各专业教师多由自由民担任，成为固定的职业。

西欧自公元5世纪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至11世纪末封建制度确立，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发展。以后，由于手工业生产发展，新兴市民的兴起，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出现。城市之间广泛的贸易联系，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于是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建立了城市学校、行会学校，传授生产、经商本领和读、写、算的知识，初等教育的教师职业有了较大发展。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原来由基督教会把持的僧院学校、主教学校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和频繁国际交往的需要，因而12世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便产生了大学。从15世纪下半叶，西欧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潮后，又促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学教育内容增加了物理、化学、三角、几何、动植物等20多个学科，大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师职业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大机器的产生，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迎来了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化，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这次大分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科学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古代使用手工工具的小生产“……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而“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这使生产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大生产又要求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劳动，劳动知识化、管理科学化、生产机械化、电气化，需要培养大批科学家、发明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把科技运用于生产全过程的管理人员和懂技术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学校和不同层次的专业教师。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现代教育由低级向高级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高等专门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和发展文化业务素质好、具有不同科技专业的各级各类的教师职业，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需要。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职业成为科学的专业性职业。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报告中，确认了现代教师职业是科学的专业性职业，并强调教师职业的自主性和重服务、轻报酬、崇尚奉献的职业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公众教育意识中，人们视教师为社会的基石、支柱和拱顶石，以此比喻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因为，教师培养人的智慧和道德，不仅使个体成长并成熟起来，而且通过个人的发展，使得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得以绵延不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强调了教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号召“不仅学生应当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要尊师重教”，并为教师确立了自己的节日。教师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标志着社会教育意识的进一步加强。

面对新世纪、新变化，社会要求当代教师要自觉承担“教书育人”的时代任务，在国民素质教育的实践中，教师要成为人的素质潜能的开发者、创造性人格的培育者。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人的潜能与教育革命》等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中，要研究思维科学、脑科学和人体科学，开发人的身心素质潜能，提高民族素质。在当代，青少年身心疾病的蔓延已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激烈的升学竞争、过重的学业负担，已使不少青少年学生心理压力沉重，引发了焦虑、恐惧、厌倦等现代“精神”病，而影视的诱惑与户外活动的减少，又带来了视力降低、身体虚弱等现代学校病。这就需要教师要把科学地开发人的素质潜能，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教育的宗旨和目标。

由于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社会精神生活过程，所以，教师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人类个体活生生的精神生命之流，感受到人的童心、诗情、挑战和创造的潜能。这样，教师总是时时面对着历史与未来、社会与个人、文化与自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冲突与互动。这就要求现代教师自觉肩负协调社会发展和个性发展，贯通历史与未来的中介人的神圣职责，使教育事业在引导人类个体不断超越和完善自我的同时，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

中国古代的学校，按性质，可以分为官学、私学两大类。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叫书院。官学中的教师称为“官师”，私学中的教师称为“塾师”，书院主持人称为“山长”或“洞主”。中国近代学校中的教师称“教员”。

我国官学中的官师，不仅是我国职业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出现最早的一系。

据载，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庠”、“序”等学校名称。不过，这种学校很简陋，且兼具数用。例如，“虞庠”是养老的地方，也是藏米的仓库，“夏序”原是习射的场所，同时兼作养老、实施教育之用。它们与专门实施教育的学校还有区别，只是学校的萌芽。

据《尚书·舜典》记载，我国在虞舜时代就有了专司教育的学官：一为“司徒”，主持“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契为之长；一为“秩宗”，主持“三礼”（祭天神、地祗、人鬼），以伯夷为之长；一为“典乐”，专掌乐教之类，以夔为之长。这些“司徒”、“秩宗”、“典乐”既是管理行政的首领或长老，也是社会教育的承担者。由于原始社会的教育对象是氏族全体成员，教育具有平等性、普及性，因此那些专司教育的学官就带有“公共性”、“全民性”。

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形成了奴隶制国家。传说我国夏代就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商代除庠、序外，又有了学、瞽宗，并且已有大学、小学之分，学生基本上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成员及其子弟。到了西周，各级学校日趋完善，分为国学、乡学两大类。国学是专门为统治阶级贵族子弟设立的，又称中央官学，内分大学、小学两级。天子所设大学曰“辟雍”，因规模大，又分辟雍（太学）、成均（南学）、上庠（北学）、乐序（东学）、瞽宗（西学）五学。乡学为地方官学，因地方区域大小而不同，分别有塾、庠、序、校等。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产生了一种官办教育的公室养士制度。战国中晚期的稷下学官，是公室养士的著名地方，是齐国在稷下所立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官的师生“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但不任吏治，专门从事学术的研究与教授。教师择优聘请，首席教师不由官方任命，而由众人公推，称做“祭酒”，任期不定。荀子因其“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

秦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采取“统制思想”、“以吏为师”政策，对兼任教师的官吏进行严格控制。同时沿袭了六国之末的博士称谓，员额70多人。他们或议政事，或备咨询，或掌故籍。实行吏师制后，一部分博士充任吏师，担任教学工作，教育原则是“以法为教”。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吏师制就是以韩非的学说为基础的。

汉代有中央直接主办的大学性质的“太学”、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以及“四姓小侯学”，也有地方政府办的大学程度的“郡国学”和小学程度的“校”、“庠”、“序”等学校。东汉都城的太学，校舍规模宏大，学生最多时达3万人，可算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太学教师称博士，首席博士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直接由太宰掌管。对博士的任用，或通过征召、荐举、选试，或由诸科始进，他官迁升，但十分注重德才兼优，以“不与妖恶交通”、精通经学为标准条件。被任用者能以其所专一经或一经中的一家教授弟子。汉代博士不专传授弟子，还有奉使、议职的职事，即不仅要研究、讲授经学，还要兼及政务。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朝廷为他们提供住宿，常有劳赐，并为之制定统一的衣冠。公元178年，创设于东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专门招收有写作尺牍、辞赋能力以及善于书写鸟篆文字的学生，生员，均由州、郡三公推荐入学。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院校。

唐代官学也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官学又分直系、旁系两类，还建立了各种专门学校，如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几乎遍布全国，各专业内部已有详细的分科。由于学校规模扩大，学科门类增多，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

明代官学除国子监、太学（大学性质）外，还有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专门学校性质）以及府学、州学、县学、卫学（中等学校性质）。明初，在各府、州、县、卫之下，各乡镇还普遍开设了社学（小学性质），供民间15岁以下子弟学习。直至明中期以后，社学才衰废。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的官师，各层次的教师形成了阶梯状的配套结构，充实、发展了教师队伍。据明初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教官4200余人，教育发达时为5200余人，还不包括边疆卫学以及各司的儒学教员。

清代教育沿袭明制，京城设国学，各省设府、州、县学。到乾隆时期，学校相继为书院所代替。

官师既是学校教师，又是政府官员。当时是官即师，师即官，官师合一。其教职的大小，以在政府所任职位的高低为标准。例如国子学博士，必须有正五品以上的资格，等等。学校不同，教师的等级和待遇也不同。不同品级的官师，有不同的官俸，还可以接受学生的束脩。我国官学有着严于择师的传统。中央官学教师从汉代起就要经过考试，地方官学教师从南宋建炎初年开始，也要经过义理、诗赋考试。明初，地方官学教师有九年任满的规定。教师任满后进行两项考核：一是自身业务考核；二是学生“升学率”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实行“罚俸”或“罢黜”。

官学的官师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完全依靠官职俸禄生活，因而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官学和官师的存在，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有阶级性，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官学和官师有优越于私学、塾师的条件，古代的典章文物都由官府掌握；礼、乐、射、舞所用器具，一般藏于宗庙、专供祭祀之用，民间无书、无器而唯官有书、有器。

民间的私学是我国历时长久、影响较大的一种教育形式。私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生产力发展，土地私有，为私学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二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三是官学衰落，文士下移，学术繁荣，这是私学兴起的客观文化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官学荒废，新兴地主商人为了争取政治地位和从事经济活动，迫切要求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技能。于是，一些知识分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一方面创立私学，聚徒讲学。这是中国民间私学的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私学由儒墨两大学派创立。儒家私学以孔子为最盛。他开设的私学有讲学的“堂”，也有学生寄宿的“内”，弟子先后有3000人之多。孔子自20岁开始教师生涯，以后虽间断地做过官，但以执教为主，约有50年。他是中国私学的开创者，是教师的祖师爷。墨家私学以墨子为首。他有学生300，其中多数人出身于手工业者和小农、小商家庭。

东周时期，官学衰弱，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天子失官”是指官府失守学术，致使其不能世代相传；“学在四夷”是指文化学术下移，“礼”流散于四野。随着政治中心由天子向势力较强的诸侯国的转移，文化教育中心也向下转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也随之扩散到“四夷”。为了适应贵族和庶民子弟求学的需要，出现了更多的私学。

到了汉代，私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已大体形成启蒙、专经预备和专经三个阶段的教学。许多人为名位利禄所诱，纷纷投到社会政治地位或学术名望很高的塾师门下挂个空名，取得弟子身份，史称“著录弟子”。如东汉郑玄的门徒经常保持在千人左右，著录弟子一万六千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虽有衰落，但至唐宋时又兴盛起来。到了清代，社塾种类繁多。如，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教子弟的，称为教馆或坐馆；教师在家设馆教授生徒的，称为家塾或私塾；由地方上出钱聘请教师的，称为义学或义塾。

我国历代塾师一般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政治观点，并以此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流派。如孔子教导人们推仁、行礼、重信和重义轻利，主张有教无类，也强调身体力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些鲜明的观点，形成了他教学的个性特色。又如，墨子推崇“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观点，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教学重视感觉经验，认定客观世界是知识的源泉等等。在塾师教学中，他的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以后的各代塾师，他们也都各有自己明确的做人标准和治学原则。这与官学中官师的思想完全受统治阶级禁锢的状况大为不同。

塾师讲学的自由度较大，因此他们比较注意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研究。塾师一般都将自己所熟悉、擅长的方面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或诗文作对，或琴棋书画，或评古论今，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一般都亲自为学生挑选或编写教材。为了便于学生记忆、掌握，教材内容一开始大都比较通俗、生动、活泼。如流传近千年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教材音韵和谐，琅琅上口，内容既不违反封建社会道德，又不晦涩难懂，成为历代塾师选用的启蒙教材。再有，他们选择教学内容能注意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强调读、写训练。可见，塾师虽然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受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但较之当时官学中的官师，他们还是有自己个性特点的。

塾师在自成一体的教学实践中，往往有自己的教学原则。例如，孔子就总结出了知行联系与学思结合的原则、启发性原则、学生自学努力与兴趣相结合的原则、因材施教原则、以身作则的“身教”原则等。有些学问高、声望好的名师，由于生徒众多，难以亲自教授，还采取了以生教生的方式。西汉的董仲舒就采取“弟子传以文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的做法；东汉的马融也是“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门下弟子，三年不能见老师一面的更大有人在。

塾师以收徒讲学为业，其生活来源主要靠学生缴纳的学费或束脩、布匹等，经济收入总的来说，不够稳定。明清以后，塾生也有采用贽敬金或轮饭方法代替学费的。其中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名声威望较高的塾师，由于弟子众多，延年不绝，经济地位较高，有的人还受到当地统治者的信任和青睐；而一些贫苦知识分子则常在“野市茅檐”下设塾讲学，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

几千年来，我国塾师中的钟爱名声、自重律己的品德，尊重知识、严谨治学的态度，为后人传诵和继承。

在我国教育史上，除官学与私学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学校形式——书院。书院始于唐末五代，宋明时期发展尤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嵩阳（一说石鼓）书院、睢阳书院等。清末时，书院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气。萧一山说：“后则山长以瘦痤充数，士学以偎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率皆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此朱子所谓：‘科举不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其中，仅广东的广雅、湖广的两湖、江阴的南菁等书院办得较好，培养了一批人才。

书院有私办、官办、私办官助等形式。书院主持人通常称为“山长”或“洞主”，有副山长、副讲学协助工作。书院主持人或由官府委派，或由民间学术造诣较深的名流学者担任。讲学内容大都由教者自定，或聘请著名学者莅院传教。

书院讲学者是我国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朱熹是当时一位杰出的书院大师。他亲自制定了师生应该共同遵守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学规》要求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学规》还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言忠信，行笃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学规》实际上已成为封建社会教师职业道德的范例，它反映出社会对师德的严格要求。这表明封建社会的师德已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纷纷在中国开办各类学校。1844年美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开设了第一所女校。19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设了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其他如北京的贝满女学，上海的清心中学、清心女中、圣芳济学堂、西童公学、震旦学院，苏州的存养学院（东吴大学前身），武昌的文化学堂（华中大学前身）等，都相继创办。

国内早期的改良派和洋务派为吸取西方科学技术，在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武昌等地建立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福州马尾船政局也招收学生，学习西法。不少书院改为学堂，增开自然科学科目，如张之洞把湖北的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派了一批学生到英、美、日等国留学。

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8月，“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不久，此章程又重新修改，称为《癸卯学制》。后来，又废除科举，改书院为学堂。这一时期，自中央到地方，学校包括蒙养院（幼稚园）——初级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三年）——大学本科（三四年）——通儒院，已形成体系。此时学堂中的教师多被称为“先生”。后来，不管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还是中国人办的学校，教师都称“教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师职业和教师素质的提高。随着19世纪末我国师范教育的兴起，我国的教师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897年2月，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特设“师范院”，以培养上、中两院的教员。1902年，张謇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私人办的独立的师范学校。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官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1903年，晚清政府颁发了张百熙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设初级师范学堂。

此后，我国近代学校中的教员无论在文化素质方面，还是在能力素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学校中各门学科体系日臻完善，教员必须经过系统完整的学习、训练，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1933年，我国就有学者著文谈到，近代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学课堂内，绝不允许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科学家或艺术家当教师。在德国，“凡预备充当中学教师者，皆须大学毕业。虽不必一定得到学位，但必须经过很严格的国家考试。”在资本主义国家，教员必须具备当时最先进、最尖端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才能被聘用。在我国，由于竞争、生存所迫，广大教员也不得不勤奋进取，刻苦求知。其次，古代塾师传统的读、写、练的技能与教学方法已远远不适应近代教学的需要，教员必须培养自己掌握、使用先进教学仪器设备的能力，用理论知识去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的能力和革新、创造的能力。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中，我国的教师职业发展不快。尽管晚清时期有一批爱国之士提出教育救国，以期改变社会状况，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在改变和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方面做了一些实事，但终究未能改变教育落后的基本面貌。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教师数，1912年是2300多人，到1931年才不过7000多人。这与美国、俄国同期的同类教师数62800人相比，相差甚远。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教育者都统称为教师。教师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在三尺讲台上演绎着平凡而壮丽、单调而缤纷的五彩人生，为社会和人类培养着千百万栋梁之材。

目前，为培养大批高质量的教师，不少国家如德、美、日、英等国改革了师范教育，师资主要由综合大学培养，同时改变大学过去狭窄的专业训练，要求文理交叉，实行综合性教学，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术水平。

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人民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可靠接班人。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教育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可以说是几经曲折，但仍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就。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我国教师已发展到1033.2万人，其中普通中小学教师846.1万人，幼儿教师67万人，高等学校教师由1949年的1.6万人发展到39.3万人。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是一次多学科、跨领域的知识革命，实质上是要求人们充分掌握和运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失时机地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新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在结构上和进程中的普遍变革，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层出不穷的新兴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综合工艺上的应用，引起了生产和管理的综合自动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和内容。劳动性质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的转换和扩展，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扩大，第四产业——知识信息产业的兴起，要求从事各种产业的劳动者必须具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新科技革命不断把智力发展到新层次、新水平，改变着社会劳动力的性质和内容。这就要求周期性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在更高的质量水平上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于是对教育和训练提出了崭新的要求，要求改变知识的性质和结构，改变教育者提供知识的手段和传播知识的方法，要求教师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能精于现代教学技术，随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适应科技发展瞬息万变的能力。

当代教师在传授知识和推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成了联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纽带与桥梁。有了教师，人类才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聪慧，由黑暗走向光明。因此，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尚的职业。”

由于教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择师不可不慎也”，历代人们对为师者提出的标准和要求都很高。人们历来将师与道并重，《学记》有“师严道尊”，《中庸》有“修道之谓教”，王通《文中子》有“道之所存，惟师所存”，韩愈《师说》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等著名论断。这充分表明古人心目中的教师应是儒家的“道”的载体，其操守、修养、人格等均是“道”的精神的外化。因此，教师必须做到德行高尚、具有完善人格、深谙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掌握传道育人的规律和技巧。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师德与师资的总体要求。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无论在道德品质上，还是在学业才识上，教师本身的言行举止都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榜样示范作用，所谓“师者，人之模范也”。古人认为为师者必须做到：凡提倡的，自己首先做到；凡禁止的，自己带头不为。处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产生具体、形象而又强烈的感化教育力量。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言必信，行必果”；”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凡事都严以责己，以身作则，先“求诸己”，而薄责于人，因而深刻教育了他的弟子，并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例如，他要求学生“见利思义”，他自己便是一个“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君子；他教育弟子学思结合，他自己便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大学者；他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他自己则带头向在某一方面长于自己的人求教。从而为学生树立了极好的楷模。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教师在言行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会对学生产生无形的深刻影响，更利于学生尽早达到教师预定的培养目标。扬雄十分强调教师的以身作则：“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之”；“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而要达到“先”的阶段性目标，其要诀是为师者首先“立身”——“身立则政立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李轨注）。这与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为师者倘若要“令人顺己”，使学生按自己的教导去做，则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言不惭，行不耻”——“言不违理，故形不惭；行不邪避，故心不耻”（李轨注）。

朱熹甚为注重“反躬以践其行”。这种“躬行践履”既是对为学者的要求，也是对为师者的要求。他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而他更强调躬行践履的重要：“为学之实，固在践履”。“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种对知行的认识、对躬行践践的要求，既是所有求学问者所必须遵循的，也是所有教学问者的教育准则，因为身教重于言教。他认为，“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因为“力行而后知之真”，才能“讲习之非虚”。作为教师，“行不足以尽教之理，而教必著于行”。行动本身虽不能完全阐释教学内容，不能取代教学，但教学却必须通过实际行动的配合才能取得最优的效果，行动才有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领悟掌握。他指出，教师要“躬行”，这是教学最根本的原则；同时教师也应要求学生去“行”，“教者期于行”，因为“学者非躬行而不得之，则固不知其指归之所在”、“知必以行为功”，“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

重视教师道德修养，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李觏曾指出：“师者，虽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李觏集·安民策》）。黄宗羲指出：“苟无其德，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续师说》）。

上述所说，都是关于为人师的标准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吕氏春秋》也条分缕析地指出，坚持正确的理与义应是教师的第一素质：“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使尊矣”；否则，“遗理释义，……而教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该书还从反面指出师德不佳、不善为师的主要表现：一是“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喜怒无常”。二是“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即对自己的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文过饰非，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三是“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欧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即为人势利，对有钱有势者，不论其资质德行如何，都阿谀奉迎，趋之若鹜，唯恐不周。四是“弟子居处修洁，身壮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妒而恶之”，即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出类拔萃的学生，千方百计予以压制、刁难、嫉妒，使学生学业荒废难以成才。所以，为师者必须有高尚的师德、完善的人格，才能胜任教师之职。

孔子不仅是崇高师德的标举者，而且也是力行的典范，被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热爱学生，任劳任怨，忠于师职。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他认为作为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应不“隐其学”，无私地将自己的知识教给求学者，而孔子则向自己的学生由衷地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他认为自己是尽己所知、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学生；而且对待自己的儿子孔鲤与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不独厚其子，不额外教以“异闻”、充分表现了孔子宽广坦荡的胸怀。

孔子诲人不倦的师德受到许多后来者的尊崇。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完全继承了孔子的精神，认为为师者要乐教、忠诲、教不倦。他说：“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作为人师，要“事不厌，教不倦”。东汉经学大师和教育家郑玄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师善则善”，将教师自身的品德、学识等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他认为为师者要尽到职责、积极施教，主张凡具有进取精神并虚心前来求教的，为师者就应对其教育以使之进步，而不应将之拒之门外，即“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同时，郑玄继承孔子不“隐其学”的无私精神，认为教师应把自己的所有看家本领都教给学生，“师有所隐”是不应当的；“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及极说之”。这种“极说之”，自然不是指照本宣科、和盘托出的灌输式教学，而是将问题的内在实质或核心、要害的内容无隐瞒地教授给学生。

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非常强调教师的德行，因为他认为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任务是以“明人伦为本”，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他极其强调教师应有“德行道德之实”，反对“钓声名、干利禄”、只会为科举应试服务的教师。为了使学校教育具有“道德理政之实”、明确“政事之本”，“道德之归”的目标，他主张要认真挑选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朱熹同时也充分发扬“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他晚年被贬后，仍然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讲学不休，学生黄勉斋非常敬佩朱熹的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学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毕，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继承孔子“诲人不倦”的师德，王夫之认为教师要“恒其教事”：要像辛勤的园丁和农夫一样不断浇灌，而不要等待老天降下雨水，教师应永远不倦于“教事”。

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人才具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才能，从而“学会生存”。中国古代教育家对此有许多论述。荀子认为广博的学识是为师者最基本的素质条件，他论述四种“师术”时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敬，可以为师；耆艾（五六十岁）而信，可认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狂，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荀子反复宣称“博习”不列为“师术”，可见他认为这是为师者最基本、最起码的素质条件。《学记》提出的教师基本素质也是“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即要善于广博地使用比物联类的形象语言去开导、启发学生，用直观、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表现抽象玄奥的教学内容。而要能“博喻”，必然要以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因为要很好地以“喻”教学，只有准确地把把所教内容与所比事物两者的实质与内在联系，才能正确地以此达彼。而不致产生误导。

扬雄非常强调教师要具有广博知识，要“通天、地、人”。这是为师的最重要条件和教师所以受尊重的原因。他认为：“师之贵也，知大知也”。这一“大知”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道”。其“大”，既指“知”的广博，又指“知”的重要。而那些“少知之师”基础薄弱，知识面狭窄，其实难以胜任教职，故“亦贱矣”。可见扬雄对教师知识素质的要求是何等之高。

郑玄认为，真正的优秀教师应该精通学问。那些“自不晓经义，但吟诵所视简之文”的教师是不可能教好学生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而是对教学内容的消化理解问题，为师者“以其昏昏”自然不可能“使人昭昭”。

唐代经学家、史学家孔颖达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强调让学生真正掌握“经义”的内在精髓；而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求教师钻研和精通“经文”。他批评有的教师“不晓经义，但作短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仅仅叫学生“诵文而已”，并未将经典所蕴含的真谛教授给学生，这是不合格的教师。对于“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的教师，他更给予毫不客气的抨击。认为这样的教师是滥竽充数、欺世盗名。

韩愈《师说》认为教师必须“闻道在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韩愈指出，可以为师的根本条件不在于年龄大小，地位贵贱，而在于其对“道”的掌握比别人早或多。同时，为师者还必须“术业有专攻”，学有专长。因为，只有“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者，才能真正履行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职责。

韩愈的同道者柳宗元所以久避师名、不正式为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自认为“仆道不笃，业甚浅近”，不够为师的资格，当然，当后学之士向他求教时他仍“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甚（教）之”；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柳宗元对负有“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正式为师者的“道”和“业”的标准是很高的。

对于为师者的素质，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欲明人者先自明”。教师应当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精深，才能教学生，他说：“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贤者于此，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和，本末精粗晓然具著于心目，然后垂之为教，随人之深浅而使之率喻于道，所以遵其教，听其言，皆去所疑，而可以见于行”。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黄宗羲认为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精于道、业，方可为师。他指出：“道之未闻，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他认为这种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之辈，是“乘时朽木青黄，失势则田间粪土”的误人子弟的“罪人”。而这一切又都是科举制度使然。各类名目繁多而无真才实学的“举业之师”，围绕科举这个中心而应运而生，“有句读之师，有举业之师，有主考之师，有分房之师，有荐举之师，有投拜之师”，而这些人多是徒有虚名、无才无德、追逐利禄之徒。黄宗羲认为，教师之列应宁缺毋滥，将这些人清除出去：“苟无其德，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

孔子是深谙教学之道的教育大师。他虽未明确要求为师者对教学育人规律和教学方法的掌握与运用，但作为一位伟大的教师，他以自己的教学实践和自己对教学规律、教学方法的理性探求，向后人充分昭示只有掌握并遵循教学规律，熟练灵活地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例如：他通过实践，认为无贵无贱，无智无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提出“有教无类”的论断。他认为后生可以超过先生，学生可以超过老师，提出“后生可畏”之说。他总结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的方法。在教学实践中他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典范——“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郑玄将之概括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朱熹则由孔子的教学归纳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的教学规律。颜渊极为钦佩孔子循序渐进、不断诱导的教学方法，喟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在中外教育史上，孔子是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法的首创者：“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之三隅反，则不复也。”在他的启发下，学生可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在择师求教问题上，孔子的信条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教学实践过程是让学生学、思、习、行的完整过程，这一教学实践经验被后人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学规律。

《礼记·学记》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研究教育的专论，颇为重视教师对于教育教学规律和技巧的掌握，它明确指出：“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能为人师也。”只有熟知教育兴盛发展和停滞衰落的根本原因及基本规律，才具备为师的资格。

汉代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董仲舒对教师提出了“圣化”的全面要求。这种“圣化”即对多种教学技巧、教学艺术的综合掌握和运用。他指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要当好一名称职教师，必须全面把握教学方法与技巧并予以灵活运用。所谓“美其道”、“慎其行”，即为人师表、现身说法，给学生形象深刻和潜移默化的榜样影响；所谓“齐时早晚”，即不失时机、及时施教；所谓“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是指循序渐进和充分保护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进度要根据学生的情况量力而行，适度调节，恰到好处，宜快则快，宜慢且慢，不能过分督促和施加压力，以免学生过于劳苦而降低了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所谓“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是指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深入观察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着力培养其感兴趣和有特长的方面。

扬雄强调教育者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去教育人。他说：“断木为棋，綄革为鞠，亦皆有法焉。”李轨注解为：“大匠之诲人也，必以规距。”作为人师，必须熟谙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并按规律诲人；如果不懂教学规律，不按规律育人，则不可能成为称职优秀的教师。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王安石也认为教师须运用合理有效的教育方法，而不能完全依靠法令纪律的强制约束。他指出：“善教者浃（透彻）于民心”，而不应“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他曾指出“善教者”与“不善教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为人师者并不停留于口头的说教，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榜样去感化被教育者，使之自觉地诚意正心，修身洁己、恶恶同善，而并不感到这是外在的强制要求。而不善为师者，“不此之务，百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之鄙野”，“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间之师、族酂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渐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这种以强制手段进行的教育，其效果是不理想的。当然，“法令诰戒”对于教育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它与“求浃与心”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王安石所讲虽是一般的社会教化，但对学校教育和教师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同时，王安石认为教师要娴熟地掌握教育教学技巧，讲授要提纲挈领，使学生掌握精髓要义，而不能照本宣科、繁讲琐授，要做到“传以心，受以意”，“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同时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深化。因此，教师要胜任自己的职业，必须不断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学生学习，向一切在某一方面超过自己的人学习。古人强调教师应有渊博的知识，或者说，教师应是一个通人。汉王充认为，教师不仅要精通五经，而且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为谁，都应无所不晓，无所不知。“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不能知今达古，就不是好老师。

孔子在这方面更有许多著名论述和躬行实践。他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教师要不断地巩固已有的知识、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教育好学生，才能使学生“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同时反复强调要“学而不厌”。他一生虚怀若谷，勤奋好学，“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即使到了50岁还在孜孜不倦地学《易》。学生子贡称他：“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孔子提倡教师应随时随处拜师求学，做到“每事问”、“不耻下问”，还要虚心向学生学习，他坦率而欣慰地承认：“起予者，商也！”这些言行都充分地表明孔子极其重视为师者自身的不断学习提高。

郑玄认为，教师应该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不断提高自己，将之作为检查自己的鉴镜，“见己道之所未达”。教学不仅是教师教诲学生，也是教师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因此要能“自反”——“求诸己”，要能“自强”——“修业不敢倦”。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郑玄的这一论述与《学记》根据孔门教学经验所揭示的“教学相长”的规律是翕然一致的。

朱熹非常重视教师的“温故知新”。他辩证地论述了温故与知新的关系，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前提与基础，“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而得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但仅仅停留于“温故”而不能“知新”，则教学就显得陈旧肤浅，完不成教学任务。所以朱熹又指出：“温故又要知新。但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为人师”。朱熹的这些阐述可谓深得“温故”与“知新”关系之真谛。

王夫之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人明”，而要达此目标，首先必须自明——“欲明人者先自明”。对于当时的一些教师，他批评其系“大义不利右其纲，微言不知其隐”庸庸碌碌、照本宣科的传声筒。这种教师不仅不能使学生明，反而使之“学而愈惑”。他同时反对教师死搬书本上的空洞道理去“局格”学生的思维、束缚学生的自我思考。一个称职教师自明的途径是：“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博学详说”以自勉，尔后再“力行”以验其实，使其所教的内容皆“晓然具著于心目”，对教材的掌握领会“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从源流演变到内在的因果联系等，均达到融会贯通、了然在心的境地。同时，还要掌握多种教学技巧和学生的特点，“深知其心”，因为“教者因人才之不齐，而教之多术”，可“因人而施之教”。此外，王夫之认为教师的“自明”必然是有限度的而不可能无所不明，因而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将“持之有故”的知识而不是望文生义或食古不化的知识教给学生，以开启学生的心灵和智慧。

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多少年来，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这一良好的风气都没有衰败。人们一直把教育的兴衰作为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把教师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人才成长的智力源泉。

从古至今，关于尊师重教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传诵。

《礼记·学记》中指出：“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思是教师受到尊敬之后道才能得到尊奉，道得以尊奉之后人们才懂得好好学习。这三者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的。老师受到尊重意味着人们重视教育；教师又可以通过教学使人们明白道理，道由此得尊。明白道理之后，人们就会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为懂得更多的道理，就会敬学。而敬学又要尊师。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后者为前者的结果和目的。如此良性循环，古人对尊师、重道、敬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是相当深刻的。《礼记·学记》还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意思是说在所有做学问的道理中，尊敬老师可算是难事。尊敬老师是学生的本分，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然而尊师之难，难在持之以恒。在求师学习之初尊师不难，但随着时间推移，学有所成，甚至超过老师的时候，尊师则由易变难了，或者言不由衷，或者很勉强。尊师之难还体现在不容易掌握尊师的尺度分寸。尊师太过则有失真诚，尊师怠慢则为不恭。老师个人的好恶不同，也给尊师者造成困难。同时，社会政治力量对能否造成尊师的社会风尚关系很大。“严师之难”的现象是多方面、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古人仍主张尊师。可见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尊师的传统。

《礼记·曲礼上》谈道：“请业则起，请益则起”。意谓向老师请教问题时要起立，请老师进一步解释疑问时要起立。这两句话说明学生对老师要有礼貌。从教学本身看，学生起立向老师提问，一是便于老师清楚谁在提问，二是不致养成学生的惰性。因此，以起立提问为好。可见古人不仅治学有方，在尊师问题上也立有规矩。表现了我国教育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的传统。

宋代欧阳修在尊师重道方面也有很好的论述。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详细讲明了“尊师”与“重道”的辩证关系，不仅谈了“尊师”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重道”的特殊意义：“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就是说，能做到“笃敬”、“自守”、“不畏”、“不迁”，不受“利禄之诱”，不患“刑祸之惧”，都是建立在尊师重道的基础上的。重道是根本，而尊师是前提。这种认识可以说体现了古人尊师重教的基本观念。

古代还流行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忘师恩的俗语。语出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杂剧《玉镜台》二折。意谓对教过自己哪怕时间很短的老师，也应以父辈之礼终身对待。老师在教学中将自己的知识与道德传授给弟子，并引导弟子走向智慧和成功之路。那种甘愿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敬重吗？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常比家长传授的知识多，并使学生终生受用。因此，敬重老师要如同敬重父亲一样。可见，古人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

我国近现代尊师重教的好风气得到进一步发扬。其中许多尊师的事例是非常感人的。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是徐特立的学生。他最尊敬徐老。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为徐老的六十寿诞举行庆祝大会。他在前一天写信给徐老，怀着敬佩的感情，高度赞扬徐老。信中指出：“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信中赞扬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在信的最后表示“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在庆祝会上，毛泽东同志还讲了话。他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十年后徐老七十大寿，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送给徐老。

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对徐老是关怀备至的。他住在延安枣园时，徐老每次去，他总是在门前迎接；走的时候，总是叫警卫员护送，并且嘱咐路上要照顾老人慢慢走。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在撤离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来到杨家岭徐老住的窑洞，叫徐老早一点走，问徐老需要什么东西。徐老的秘书（儿媳）徐乾想着为照顾老人在路上喝点热水，就脱口而出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同志笑着点点头。他走后，徐老很生气，批评徐乾说：“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徐乾是头一次挨徐老这么严厉的批评，感到既后悔又有点委屈。不一会儿，毛泽东亲自捧着一个热水瓶来了。徐乾忙说：“我不要这个热水瓶了，我不懂事，老人家批评我了。”毛泽东同志一听，笑了，说“你对嘛，应该很好地照顾老人。”他怕徐老不接受，又进窑洞对徐老说：“你批评她，我还要表扬表扬她哩！”毛泽东同志知道在长征时，徐老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自己走路，还特别嘱咐徐老：“年纪大了，沿途要骑牲口，少走点路。”这是领袖对老干部的爱护，是革命同志间的互相关怀，也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情啊！

大画家齐白石对于栽培过他的恩师，饮水思源，爱戴倍至。

教他学画的老师中头一个叫胡沁园。胡先生家住在离白石家四十余里的湘潭县竹冲韶塘，是个读书人，能诗、能画工笔花鸟草虫，写得一手好字，家中收藏不少古人书画。齐白石还在乡里做雕花活的时候，胡沁园主动约他到韶塘去，说：“我看过你作的画，很可以造就，你愿不愿意读读书，学学画呢？”当时齐白石有顾虑，就是家境贫寒，怕读书画画误工。可是胡沁园老师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卖画养家。”这时在胡家教书的陈小蕃老夫子也说：“你如果愿意读书，我不收你的学俸钱。”齐白石的另一个顾虑是：只怕岁数大了，学不进。胡沁园老师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这些话使齐白石十分感动，当天就拜了胡、陈两位老师。不久，胡沁园还介绍了一位湘潭有名的画家谭荔生，教齐白石画山水画。于是齐白石就住在胡家了。从这时开始，齐白石由一位民间画工开始进入文人画家的行列。齐白石五十二岁那年，胡沁园逝世了。齐白石悲痛地说：“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于他老人家的栽培。”他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恩师生前赏识过的），自己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句十四首，做了篇祭文、一副挽联。挽联道：“衣钵信真传，三绝（指诗、书、画技能）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高度赞扬了恩师胡沁园的艺术造诣和不爱功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品德。

夏丏(miǎn)尊先生，是文化、教育界的前辈。他学识渊博，品格高尚，作风简朴，日常总是穿着一件粗布长衫。有一天课余，有几个学生来向先生借长衫，说是演戏用。先生欣然同意学生把长衫借走了。

几天以后，借衣服的几个学生又来了，打开包裹，有两件长衫，一件新的，一件旧的，都捧给先生，笑嘻嘻地说：“我们敬佩先生，不知如何表达，看见先生经常穿破旧长衫，全班同学都要为您添制新衣；但缝衣没有尺寸，便假说演戏要用。这新衣是全班同学缝制，每人都缝了几针。请您收下，还请原谅我们借衣时撒了个谎。”

先生听了，心潮汹涌，连忙受衣感谢，且立刻穿上，笑容满面地跑遍了各个教员休息室，让所有同事，看看他的新装。当时，许多师生围着夏先生，鼓掌、欢呼！

学生给老师送礼，本不应提倡；但夏先生这件饱含师生情谊的长衫，已成为“尊师爱生”的佳话流传着。

山东老教育家鞠思敏办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宽容的性格和感化的方法，他的言传身教的榜样力量，深深地留在学生们的记忆里。

1932年，当先生年满六旬时，因他拒绝开除进步学生，被山东国民党当局撤销了他的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校长职务。回家后，家徒四壁，清贫自守。因为素无积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原鞠老亲自创办的私立正谊学校校长闻讯，发起成立鞠思敏校长晚年生活乐捐委员会。以捐款所得，为先生在济南县东巷筹建四合院平房一所，并把余款千余元作为先生养老的费用。

1944年8月7日，先生病逝于济南寓所。那时虽然还是在敌伪统治下的战乱年代，但殡葬之日，赶来执拂送殡的济南市民、正谊中学等校友的队伍长达数里。

1983年，《正谊中学校史》定稿时，鞠思敏先生的学生孙思白同志为校史题诗，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北蔡南黄姓字香，育才还见鲁灵光。

广培桃李千株树，老守清操百炼钢。

施教不嫌天性钝，潜移敢化少年狂。

梦魂飞绕明湖路，遥拜门墙柳线长。

这诗，写出了鞠老师的良好教风，也表达了学生的一片尊师之情。

历史发展到今天，尊师重教不仅作为一种传统和美德被牢固地继承，而且在发扬光大中被党和政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确立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大力推进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们党曾有过沉痛的教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党内不少同志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广一大知识分子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把许多专家学者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郑重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之后，他再次提出：“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为了扭转社会不重视教育的状况，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使教师职业真正成为最受尊重、最值得羡慕的职业，推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一是设立教师节，推动尊师重教。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国务院关于设立教师节的议案，规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节的设立，为全社会集中开展尊师重教活动提供了机会，对广大教师是一种有力的激励。

二是奖励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地位。从1986年开始原国家教委开展了全国性的教师奖励活动，奖励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全国教育系统模范。各级政府各单位也开展了教师表彰奖励活动，大大激发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三是建立了新的工资制度，提高教师待遇。

小平同志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我国教师工资制度逐步完善，教师的待遇逐步提高。除了按着教师职务确定了工资级别外，还建立了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以及将中小学教师工资提高10％等体现教师职业性质和劳动特点的津贴制度。

教师住房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国家资金比较紧张、灾害重重的情况下，拿出40多个亿投入筒子楼改造工程。

四是实施教师职务制度，强化教师激励机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中指出：“大专院校也应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

五是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小平同志在提倡尊师重教的同时，十分关心和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他提出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小平同志指出：“教育战线越来越重，教育部门不能不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水平”。提高教师水平包括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建设；要强化教师管理中的政策导向，改进教师的工作作风；要增强教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使他们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为了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关键作用，党和政府，特别是小平同志一再要求全社会都要提高认识：第一，要从振兴民族、振兴教育的高度来认识教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深刻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从实现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关心和支持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重视教育工作的典范。江泽民同志强调，“有远见的、成熟的、合格的领导，必然是重视教育的领导”。他还明确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抓好教育工作，坚持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优先发展，保证教育经费的逐步增长。第二，要为教师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①小平强调要实实在在为教师做点实事，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②要充分信任和支持教师的工作，使教师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去。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为教师充分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教师，为教师排忧解难，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③ 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说：“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又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中心意思就是让老师专心致志的，认认真真的钻研业务，一丝不苟的研究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使全民教育有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小平强调说：“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为把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带入21世纪，1999年年初，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定，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我国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加快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部署，动员全党、全社会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一切充分显示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坚强决心，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教育意识，加深了全社会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认识。中央、国务院还决定从1998年起至2002年的五年中，提高中央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这一系列重大措施，必将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进一步使尊师重教的传统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深入人心。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都在研究和制定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有力措施，全党全社会空前尊师重教的局面正在形成，我国的教育事业将迎来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的又一个春天。

无数事实表明，古往今来，教师普遍受人尊敬。人们尊敬教师，因为他们的教育工作关系到民族的兴衰，他们的事业在社会的精神文明中发挥继往开来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教师，这个世界就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更没有将来！

在历史上，一切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无不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对教师的作用和品格给予高度的评价。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荀子十分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把天、地、君、亲、师并列在一起。他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天地君亲师为人类社会的根本。荀子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尊重教师，是国家兴亡的一个标志。汉代思想家扬雄把教师看做是人们的楷模，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古往今来，多少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赞美老师，赋予教师以崇高的荣誉。有人说，教师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把教师比喻为人类百花园中的辛勤园丁。

有人把教师喻为“春蚕”，说她们为了下一代的茁壮成长，像春蚕吐丝一样至死方休。

有人把教师比作“蜡烛”，因为她们用自己生命的火花，照亮了无数学子们成长前进的道路，却无私地燃烧了自己。

还有人说教师就象一支“粉笔”，散布着智慧的种子，将学生由懵懵引向奥妙的知识殿堂，而渐渐磨损着自己的肌体，最后无私地贡献出一切；又似“梅花”，培养人才不为个人名利，“报春”而“不争春”，等到山花烂漫、桃李竞放时，只在丛中笑。

世界上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自己的老师。如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周恩来对自己的老师张伯苓，钱三强对自己的老师吴有训，鲁迅对自己的老师藤野先生，魏巍对自己的老师蔡云芝……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尊敬、挚爱、缅怀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不少知名人士，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下对教师热情歌颂的赞语。

世上如果没有教师，也就没有知识，而一个没有知识的社会不过是一片荒漠。

教师是完美的象征，有谁能比教师更完美，更纯洁，更坚韧，更热心，更宽仁，更富有牺牲精神？有谁能比教师更善于把知识传授给别人。

知识为人类开辟了通向宇宙之路，而教师却为人民打开了知识之门。

……

教师劳动之艰辛，作用之重要，决定了“教师”是个极其光荣的称号。道理很清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广大教师的辛勤而有效的劳动，那么这个社会、国家、民族的文明进程必将中断，人类将永远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因此，一部人类文明史离开教师的劳动，是无法想象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赋予了教师职业以崭新的意义。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门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的职业无尚光荣，教师理应受到社会的崇敬和尊重。

教师职业之所以崇高，还在于它的无私奉献精神。教师的劳动是平凡的，同时又是十分艰苦的。人们常常形象地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粉笔和犁铧，这是因为教师的劳动在一点一点地磨损自己。他们的工作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又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有的只是勤勤恳恳的工作，默默无闻的奉献，琐琐碎碎的辛劳，年复一年的浇灌、耕耘。

教师职业虽然平凡艰辛，却充满人生乐趣。孟子把教育与人生理想结合起来，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当一个教师亲眼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有用之才，他就会感到欣慰，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

教师之所以崇高和神圣还在于它对社会的意义，对人类的巨大价值。

教师的劳动，从宏观上看，同社会全面进步，同国家的兴衰与人类文明紧密联系；从微观上看（或从个人的角度看），它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教师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的劳动推动着社会向现代精神文明方面迈进。

(1)教师是人类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贡献巨大。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要发展、进步，人类要走向更高文明，必须首先继承前人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要使人类长期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世代相传，光靠劳教合一、口耳相传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途径是通过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来实现。教师将前代遗留的精神财富传播给年轻一代，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接替老一辈的工作，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教育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教师则“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活动的环节”，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人类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如果没有教师，社会文明的传递和发展就会中断，就会停滞不前或退步。

现代教育已打破了传统社会相继出现的父传子、子传孙、传男不传女、传贵不传贱，师傅带徒弟等封闭式教学，克服了传统教学中的保守性弊端。这样，现代教师的教育活动对象就成为整个社会的新生一代。现代教师除了采取课堂教学形式外，还可以通过函授教学、广播教学以及电视教学等多种形式进行工作，使教育覆盖面急剧扩大，受教育人数迅速增加。进而使科学文化知识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由于教师都是先于学生受教育的人，不仅掌握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而且还懂得教育科学、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这使他们有条件、有能力把人类浩如烟海、包罗万象的知识加以选择和概括，并以最快的时间、最有效的方法直接传播给学生。这就使得新生代能在较短时间内吸收人类长期积累的大量间接经验，并迅速获得最新的科学知识，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传播人类文明的效率。实践证明，通过教师把前人积累的知识和人们的间接经验直接传授给年轻一代，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最佳捷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得多与少、快与慢，既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教师的劳动。教师在继承和传播人类文化成果方面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2)教师是人类智能的积极开发者，它推动着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向学生传播人类已获得的间接经验，固然是教师教学中的一个主要任务，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从现代教育观点来看，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主要的不是看一个教师教给了学生多少现成的知识，而主要是看其在教学中是否教会学生主动去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即认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已成为教师主要的、艰巨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新的科学技术日益激增，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科学技术不断得到更新，而且这种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期间只是学到了一点书本知识，间接经验，而没有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那么在将来的工作中就很难适应不断发展和迅速提高的新科学技术的需要。为此，当今世界普遍重视发展人的智力。要造就一大批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较高智力水平的人才，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就必须把开发学生智力放在重要地位。

所谓智力开发，就是指对人的智慧的挖掘，对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师在对人类智力开发上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职业人员都无法代替的。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基础。智力的核心因素是一个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则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之上的。其次，教师通过揭示新思想、新知识的科学性、真理性，来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和培养学生对科学与真理的炽热追求和钻研精神，这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和探求真理的热情，是学生各种潜力得到最大限度挖掘的重要条件。再次，教师在发展学生智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组织作用。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益活动，包括科技活动、社会调查、参观实际操作、专题讲座和演讲等，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尽快发展学生智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校里，这些活动主要是由教师来组织实施的。

(3)教师是一代新人的精心培育者，同时也承担着提高全体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的重任。教师在学校里既应是教书的老师，也应是育人的导师；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要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用人类崇高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去塑造学生的灵魂，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新的一代成为既有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能掌握一定的现代化劳动工作技能，又有高尚的理想、良好的品德、正直的人格的德才兼备的创造性人才。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达到并完成其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劳动目的。只有既教好书，又育好人的教师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教师的引导和教育，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因此，教师对提高一代新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新一代良好的道德面貌将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社会全体成员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小学教育是为全社会的未来合格公民打基础的教育。小学教师的劳动，对全社会的文明水准、道德风貌起着奠基的作用。可以说，教师不仅是学生道德品质的塑造者，也是全民族道德进步的促进者。同时，社会需要一大批直接从事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专门人才，以便在精神财富的生产中发挥作用，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不断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推动社会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这些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发明者、生产者的培养，同样不能离开教师的劳动。他们的素质与广大教师的工作息息相关。

(4）教师也从事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直接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为社会积累文化财富。在有些人眼里，教师的工作仿佛是最简单不过的重复性劳动。这是一种误解。教师的劳动并不是对人类已有认识成果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始终从事着重复性的劳动。一方面，他们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以及科学的发展，不断对所讲授的教材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处理，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另一方面，他们还有责任、义务去参与新知识、新技术的开发和创造。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高等院校，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许多教师集教学、科研于一身，是科研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被社会所应用，为人民谋利益，而且不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文化宝库。

第二，教师的劳动使社会逐步走向现代物质文明。

教育部门虽然不是物质生产部门，却同物质生产紧密相关。教师的劳动虽然不直接以生产物质产品的形式投入整个社会生产，但是却以培养生产力当中的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而有力地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教育事业和教师的劳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作用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中，生产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科技，就是后天的生产。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正比；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都与教师的劳动密不可分。

通过教师的劳动，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具有科学技术知识和创新意识的科技专家队伍，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各行各业的合格劳动者，为社会培养出一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和经济管理人员队伍。这几支队伍，都在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教师的劳动，提高了一代新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理想、纪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精神因素，能够转化为物质因素，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教师的劳动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教师的劳动开发了人力资源，使个体不断提高和完善。

影响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影响。教师在这些影响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按照预定的教育目的和严密的计划，遵循教育规律，通过一定的组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影响和引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对人的全面塑造，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所不能代替的。

教师的劳动能影响学生的一生，甚至可能决定或者改变他将来的发展方向。一个人从儿童时代开始，他的知识领域的开拓，智力的发展，人生观、道德观的建立，文明习惯的养成，总之，人的个性心理品质的形成，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作用是任何其它作用所不能代替的。因为儿童的心灵需要教师的心灵去塑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先进的教育技术，有的教育家就宣扬，技术将要代替教师，学校要逐渐消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技术教育永远代替不了教师的作用，不仅因为教学技术的设计和内容程序的编制需要懂得教育规律的教师，更重要的是儿童心灵的塑造是不能用教育技术加工的，只有用教师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智慧去感染和熏陶学生，才能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教师丰富的学识，高超的教艺，会成为吸引学生去攀登科学高峰的“磁石”；教师高尚的品德，不倦的教诲，往往能使误入迷途的“顽童”重新走上正路，成为有用之才；教师的辛勤劳动，顽强的意志，会给那些机体上有伤残的儿童带来信心和毅力。这些是任何先进的教学手段都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