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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新增建一批重点大学

时间:2023-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重点大学建设是教育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一项制度安排。无论是国家建设重点大学的初衷,还是建设过程中国家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等都能体现重点大学的“全国性”。首先,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委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省重点”“市重点”和“部重点”高校,形成一个“全国性”和“省、市、部”级重点高等学校的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

(二)努力新增建一批重点大学

重点大学建设是教育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一项制度安排。重点大学的指定或选拔是国家在资源紧缺的历史条件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成效显著,进而确立下来的一种制度安排。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还是“文革”结束后的恢复重整等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的紧缺性自不待言。因此,每个时期重点大学政策的出台或恢复都围绕着有限的教育资源而展开。无论是国家建设重点大学的初衷,还是建设过程中国家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等都能体现重点大学的“全国性”。在普遍提高全国各地区、各层次高校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应做到突出重点,加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扶持现有重点高校建设,同时应着手在西部地区新增建一批重点大学。

重点大学建设使高校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提升了学校的综合竞争力,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步伐。近些年来,一些重点高校在预见学科发展趋势、瞄准学科发展前沿和重大生产及社会实践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对学科方向进行凝练,使学科结构更加优化、定位更加准确、特色更加鲜明。重点高校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加大投入,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基地,有力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的紧密结合,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紧密结合;承担和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地区重大科研任务,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而且在高新技术领域产出了一批有显示度的重要成果;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促进了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拓展,提高了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学科建设所营造的学术环境,为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年轻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有效地推进了人才强校战略和创新人才计划的实施,吸引、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纵观高水平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历程,要在短期内实现我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实施重点建设之路,是我们必然的正确选择。然而现有东西部重点高校建设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重点高校入学机会不公平。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批全国重点高校开始实行“省部共建”,全国重点大学的地方化色彩日益明显,如近几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招生数占总数40%左右,武汉大学在湖北招生数占总数40%左右,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数占总数70%左右,而在生源大省河南、湖南等地和西部重点大学较少的地区,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却十分紧张。二是重点高校数量分布不均。从代表我国当前高校最高水平的“985工程”高校的分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多达24所,而西部地区只有7所,不到东部的三分之一;从关系我国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体系建设的“211工程”高校分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65所(包括一所军事系统大学),西部地区只有25所(包括一所军事系统大学),不到东部的一半。

为扭转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趋势,促进教育公平,建设一批重点大学是以我国国情为基础的必然选择。目前,要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缩小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国家应加大支持力度,集中力量,在西部地区新增建一批重点高校和学科,支持部分学校和学科首先进行重点建设。首先,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委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省重点”“市重点”和“部重点”高校,形成一个“全国性”和“省、市、部”级重点高等学校的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其次,参照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重点学校和学科的建设思路,在政策和经费投入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如继续深入实施“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等。最后,在西部每个省、市现有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上,扶持增建一至两所国家重点大学,支持每一个地级市共建一所高等院校,优先设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专业,如生态农业、水土保持、荒漠化治理、环境工程、灾害预测、制药、石油化工、矿产资源、水利水电、旅游等,培养西部地区发展所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缩短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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