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药物院与回回医药学的传承

回回药物院与回回医药学的传承

元代是回回医药学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元朝先后设立了西域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今北京）与上都（元之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六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后来一度于延祐六年升为正二品官，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回回爱薛，他的家族对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的作用。在广惠司及两所回回药物院等机构中，聚集着爱薛、鲁合父子、答里麻等一批回回名医。其中的答里麻《元史》有传：“高昌人。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历史学家白寿彝指出，在广惠司任职的不一定都是穆斯林，所谓回回药物学也不仅是穆斯林医药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回回人的医药知识应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元成宗时，“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朝廷派遣回回医官到全国各地建立医疗机关，回回医药学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

回回医家以其高超的医术为人们解除病痛，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据元代文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的记载，元大都（今北京）“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惴止”。在阿拉伯语中，“蟹”（Saratān）又作“毒瘤”解。“取一小蟹”，实际是回回医官为这个小孩做了次切除肿瘤的手术。另据记载，《回回药方》的作者曾花三年时间治好了一位妇女的紫癜风痼疾，其救死扶伤之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著名穆斯林医学家伊本·西拿正在为病人实施诊疗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有许多回回人担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回回人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此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卖药。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奥斯曼的子孙就曾设立豪华的私人医院，聘有回回医生从职。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

《元秘书监志》卷7所列“回回书籍”中，有《忒必医经》13部。“忒必”是阿拉伯语“Tibb”（医学）的音译。这13部《忒必医经》无疑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医学名著，但现在已难以考证其究竟了。

《回回药方》是元代穆斯林编译的一部回回医药方剂汇集，未署编译者姓名，共36卷。现仅存明代红格抄本4卷（残卷）。全书以汉文写成，但杂有大量阿拉伯文书写的病症、药物、方剂及人名或其汉文音译。其内容涉及内、外、妇、儿、眼、神志、食疗、骨伤各科，现存的4卷录有数百种产自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南亚、北非、南欧诸地的海外药物，收集了580余付药方，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保罗、拉齐、伊本·西那等10余位古代外国医药学家的经验方。有学者认为《回回药方》的主要参考蓝本是伊本·西那的《医典》。《回回药方》的作者是中国元代回回医学家，他（或他们）既精于以《医典》为代表的阿拉伯医学，也有较深的汉学造诣及较高的中国传统医学水平，在全面研究和掌握这两种世界古代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一番“咀嚼”与“融合”的努力，才写出这样一部系统反映元代回回医学水平的大型综合性医药学著作。《回回药方》既保存了阿拉伯医学的基本特征，也接受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在医方和医论上加入许多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它的许多学术理论思想，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医药界的最高水平，表明元代回回医药学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理论。

《回回药方》残卷

另外，元代回回医学家萨谦斋潜心研究中医，写出了十五卷的中医名著《瑞竹堂验方》。回回医生忽思慧还将回回医药学与汉、蒙古、女真、维吾尔等民族的医药学和营养学结合起来，写出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集元朝以前中国营养学研究精华而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专著。

从元代官方设置专门的回回医药机构，到《回回药方》，再到为数不少的回回名医，都反映着元代回回医药学鼎盛的状况。尤其是，这种回回医药学还必须要借助于语言工具，即能够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回回医药学教育，它或者是在官方医药机构中师徒相授，或是在回回医药世家里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