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汉文化教育的勃兴

回回汉文化教育的勃兴

元代统治者重视中原的文教制度，并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大力实行“汉式”教育，尊崇儒教，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制度，使得元代的汉文化教育事业在各民族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元廷于蒙古、西域军士所在诸卫、司中，多设儒学教授，以敦促教化。如在回回军士集中的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中，就设有“儒学教授一员”。到元统一中国时，不少西域回回人及其后裔由于世代居住中原，“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接受儒家教育，从姓名、居室、立身处世及文学艺术创作等各个方面均效法汉俗，“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历史学家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唯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

至元六年（1269年），元廷设汉国子学，以学习四书五经及周敦颐、二程、朱熹理学为主。国子学生员选自随朝蒙、汉、色目官员及近侍子弟。数额起初限定为100人，伴读20人，其中蒙古人占一半，色目、汉人为一半。至大四年（1311年），生员增至200人，廷祐二年（1315年），再增100人。回回人就学于汉国子学者当不在少数。其中著名者有：玉元鼎，本名阿鲁丁，字元鼎，至大、皇庆间（1308—1311年）入国子学，师从教育家、国子监丞吴澄（后任祭酒），至治、天历间（1321—1328）为翰林学士，著有《古今历代启蒙》；札剌里丁，史载以国子生登进士第，得授翰林编修；马合谋，亦由国子生而荣登进士。

元朝科举制实行较晚。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实行以科举取士的制度。据《元史·选举制》记载，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开试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考。乡试、会试，蒙古人、色目人共考两场，比汉人、南人少考一场，殿试时，虽然四种人皆试策一道，但规定汉人、南人字数须1000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则仅限500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所考题目也较之汉人、南人容易。按例，全国于乡试中选取300人，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取75人。乡试取中后，再赴礼部会试，共取100人，也以四种人各取25人。殿试一般取56人，同样每种人取14人。殿试后，监视官和读卷官按考生成绩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左榜”。若“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且能“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即比汉人、南人加一等授官。这就为色目人中举、入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元朝对色目人的科举优待，激发了许多回回人积极投身于汉文化的学习。这时的考试命题主要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其他经史，考生答题要求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这促使了回回人去学习儒家思想。而色目人与其他民族同等的录取比例，又使元代产生了一大批的回回进士、回回举人，从而推动了回回汉文化教育的发展。元人马祖常《石田集》记载：

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橐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顾嗣立《元诗选》亦云：

自科举之兴，诸部（族）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

仅据《元统元年进士录》载，在元统元年（1333年）录取的100名进士中，回回人就占了12名之多。据元代登科录统计，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51年间，进行科举考试（会试）15次，共录取进士1081名，每科平均录取72人，数量并不多，但回回人一次科举考试中就产生出12名进士，其所占比例当不在少数。元代回回人中还产生了“一门数进士”的家庭。如穆鲁丁、海鲁丁、获独步丁“兄弟三人，皆忝进士”。这在当时汉人中亦属稀有。

翰林学士院是元朝文士、儒臣集中的中央官署，掌起草制造、诏令，纂修国史及备咨询，设立于至元元年（1264年）。至元四年（1267年）改为翰林监国史院，登科进士多被授职于此。天历二年（1329年），又置奎章阁学士院，聚集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南人文士，为皇帝进经史之书，考前朝统治得失，并为蒙古贵族子弟讲授经学。学士院还曾受命编纂《经世大典》。在这两处重要学术机构供职的回回学者亦不在少数，他们多为汉文化修养深厚的博学之士，如散曲家玉元鼎、阿里耀卿，学者赡思、伯颜、乌马儿，文士亦赫抵雅尔丁、恒泽都、迭里威失、谙都剌、伯都、拜住等，都曾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翰林编修官等。像亦福的哈鲁丁、伯帖木儿和买奴等还曾担任翰林院的最高长官——翰林承旨。大量回回文臣、儒士的涌现，说明元代回回人中通经重道、尊崇儒学的风气颇盛。

元代还出现了许多积极弘扬儒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时，修建了云南地区的第一座孔庙。后来他又在孔庙中置学舍，创建了云南地区第一所学校，使云南各族子弟接受教育，以敦教化。在赡思丁倡导下，大理、楚雄、曲靖等地也先后兴办了学校，使云南一时文风大兴。《元史纪事本末》就此评道：

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典赤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橔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典赤子忽辛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

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乌马儿，也大力倡导教育，先后在泉州、兴化两处兴建学校，并设置学田，以助学用。伯笃鲁丁任职浙东时，曾修复永嘉石门洞书院，他鼓励诸生“学贵自得”，“有学有政，需用于时”。

私人办学在元代已较普遍，而回回人在兴办私学、传播儒学方面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官至回回炮手总管的勖实载，在驻军河南伊川鸣皋镇时，奉儒家学说，好珍藏典籍，费时十年，以其家资建书院一座，仁宗亲赐为“伊川书院”。伯颜，名师圣，字宗道，曾受业于宋进士黄坦，潜心钻研朱子之学，后设家塾，从学者甚众。至正四年（1344年），授为翰林待制，编修《金史》。编修完毕后，因病回归故里，从学者随之涌来，“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其后来者日众，则各为小房环所居，百有余间，檐角相触，骈集如市”。此外，元代回回人中也多有任地方“儒学教授”之职者，如买闾，字兼善，曾先后任尹和靖书院山长、嘉兴路儒学教授；伯颜，字子中，至正年间中乡试，得授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后改建昌路儒学教授；哲马鲁丁，字师鲁，泰定三年为镇江路儒学教授。这些回回儒士长期研习儒学经典，广招各族子弟，以深厚的汉学造诣，为元代儒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代回回人兴办儒学教育、学习汉文化的热情，并未导致他们完全丧失自己的民族属性。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时，除了修孔庙、办儒学以外，也主持修建了云南最早的一批清真寺，他的后裔居住的云南通海县纳家营村和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虽然远隔千里，却都成功地保存着穆斯林身份，直到今天。元代明之际的著名回回诗人丁鹤年，《杭州府志》谓其“晚习天方法”，亦即伊斯兰教。他的墓地为穆斯林形制，至今仍保存在杭州西湖之畔。

西子湖畔的丁鹤年墓